《安徽史学》(合肥)2015年第20156期第75-82页
内容提要：
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是基督教在华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晚清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世纪30—60年代，教会医院作为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从一开始即进行免费的慈善医疗，其经费依赖于外国，医学传教士是慈善医疗的主体。19世纪70—90年代，有的教会医院继续实行免费的慈善医疗，有的教会医院在收费制度下进行不同形式的慈善医疗，中国人对教会医院的资助开始增加，一些中国人在慈善医疗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0世纪初，实行收费制度是教会医院的通行办法，教会医院在此情况下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慈善医疗，来自中国的经费日益增加，中国人在慈善医疗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上述变化不仅是教会医院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人对其态度变化的结果。
教会慈善事业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教会慈善事业中，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因为如此，传教士纪好弼(R.H.Graves)说：“医学传教工作给中国人展示了基督教实用与慈善的一面，这是最吸引中国人的。”①关于教会医院的慈善性质及其活动，学术界在相关研究中有不同程度的论述②。但是，不少论著往往将教会医院视为纯粹的慈善机构，将其医疗活动也视为纯粹的外人在华慈善活动。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笼统，忽视了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而且，既有研究对于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运作实态关注不够。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晚清时期新教所办教会医院为中心，从其慈善医疗的缘起、方式、经费来源以及施医主体的变化等角度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以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
1835年，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创办眼科医局，揭开了近代中国教会医院的序幕。此后，英、美等国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一系列的教会医院和诊所。19世纪30—60年代，可以说是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发端与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教会医院由广州一隅，发展到东南五口，进而发展到沿海和长江沿岸各口岸，并开始向中国内地拓展。
这些教会医院、诊所与中国传统医疗机构明显不同。而且，它们从事慈善医疗的动机、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慈善医疗也有所不同。19世纪三四十年代，教会医院、诊所的产生与发展固然是受到了基督教教义及其医学传教传统的影响，但是更多地受到了中国特殊社会现实的影响。在清政府的宗教政策、文化政策、对外政策影响下，基督教在华传教面临着政治、文化、交往等方面的障碍；同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西方医学的发达则为医学传教提供了机会，更为利用医学传教打开在华传教的大门提供了机遇③。早在1833年，曾在广州从事过医疗活动的郭雷枢(Thomas R.Colledge)就说：“如果我有办法”，“我将派出一大群、一大队的从事慈善的医生到中华帝国，我对他们的成功完全有信心……我相信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我的愿望会实现；那就是现今存在的巨大的障碍、冷漠、偏见将会被一扫而光，一点痕迹也不保留。欧洲人将会与全中华帝国的人交换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尊重。”④事实上，医学传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打开中国大门的作用。有传教士在评价伯驾的行医传教时就说：“当欧洲的大炮不能拉开一个门闩时，伯驾却用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⑤
作为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教会医院正是通过慈善医疗逐渐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而且，在中国人对西医了解较少、存有疑虑甚至恐惧之际，教会医院也不可能进行收费的医疗活动。因此，早期教会医院从设立之初就进行免费的慈善医疗。免费的施诊送药是最常见的，有的教会医院还为贫病者免费提供食宿。鸦片战争前，伯驾的眼科医院不仅为人免费治病，而且给贫穷的病人“供给饮食，待病痊回家”；有中国人为此赋诗称赞伯驾“且出己资周孤贫，劳心博爱日不懈”⑥。事实上，伯驾的慈善医疗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到院求治的病人数量就是最好的证明。据伯驾的医院报告，该院第一季度(1835年11月4日—1836年2月4日)收治的病人有925人次⑦，开院以来第一年收治的病人达到2152人次⑧。到1837年春，每天来院治疗的病人有时多达二三百人⑨。同时，合信(Benjamin Hobson)、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等医学传教士在各地创办的医院或诊所都完全实行免费，在慈善医疗方面均取得较大成绩。王韬在《英医合信氏传》中就指出，合信在广州设立惠爱医馆(即惠爱医院)，“舍药施医，至者甚众，无不应手奏效，而去求医者几于其门如市，户限为穿，于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粤东人士之口。”⑩此外，合信、雒魏林还在战乱中收治伤者，二人先后在广州红兵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时积极治疗伤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医学传教士在各地新创立了一些教会医院，并在慈善医疗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以雒魏林1861年在北京创立的施医院为例，该院自1864年8月至1869年1月共诊治病人172350人次，病人来自北京、直隶、山东、山西等地(11)。
在早期教会医院中，慈善医疗的实施者往往是外国医学传教士。他们身兼行医与传教的双重职责，任务繁重，有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行医方面。伯驾等医学传教士虽然培训过少量的中国人充当助手，但是他们往往处于配角地位。在早期教会医院里，能与外国人享有同等地位的中国人可谓凤毛麟角，从英国学医归来的黄宽即为代表。不过，他仅为伦敦会作了短暂的服务。1857-1858年，他以医学传教士的身份在香港开办诊所，1858年又在广州金利埠开办医院(12)；1860年，辞去医学传教士的职务。到1866年，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创办南华医学校，开始正式培养中国近代西医，这预示着中国人将在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上发挥更多的作用。
众所周知，慈善医疗需要有相当的经费投入。早期教会医院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中国地方社会的支持，如伯驾的医院在租用房屋方面得到了中国行商的帮助。但是，大多数教会医院在开办之初，费用主要依靠西方教会、民众以及在华外国人(尤其是商人)的捐助。如雒魏林创办北京施医院的经费“皆英国众善官民商贾按时尽力捐输，并无间断贻误”(13)。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中西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中西隔阂、文化冲突的背景下，中国人对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抱有怀疑甚至是敌视的态度，所以当时中国人对教会医院的捐赠是很少的。除此之外，这还与中国人表达感谢的方式有关。当时，慈善医疗的受惠者为表达感激之情，往往是给教会医院、诊所赠送匾额或礼物，少有直接捐助金钱的。所以，德贞(John Hepburn Dudgeon)在1870年的《施医信录》中不无感慨地说：在他的京都施医院里，“病愈者赠匾额三十余方，并叙引跋以志其感。余思以后匾额已无地可悬，衣服、绸缎、古玉、时珍余无所用，何如以厚礼之资捐于院册，遇有贫乏病者为调息赡养之助。芳衔登简，盛德广传。当时为拯人之善事，后世为永著之鸿恩，余亦与有荣焉。”(14)其实，医学传教士不仅在1870年以前有与德贞类似的言论，甚至在以后也有类似言论。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新开口岸和内地，一些医学传教士难以像在上海、广州等地那样可及时、大量地获得经费，所以他们的慈善医疗面临着资金困难。面对这种困境，有的医学传教士在行医时不再实行完全的免费治疗。如19世纪60年代，医学传教士根特(James Gentle)在镇江行医的一年里，为了维持诊所的运转，开始向病人收取少量的费用。因此，根特成为第一位向病人收费的医学传教士(15)。这种情况的出现预示着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可见，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在最初30余年里基本上是以完全免费的方式进行的；同时，它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西方背景，中国人的参与很少。
19世纪70—90年代是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快速发展与转变时期。这种发展与转变有三个重要前提：一是传教事业在条约制度庇护下不断拓展，二是教会医疗事业日益受到各差会的重视，三是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不断增加。这种背景下，教会医院得到快速发展。1877年，新教在中国创办有教会医院16所、诊所24所(16)；1890年，教会医院达到61所，诊所达到44所(17)。
各地教会医院和诊所继续进行慈善医疗。伴随着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教会医院的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接受慈善医疗的病人数量也大为增加。以上海仁济医院为例，该院在19世纪70年代每年门诊治疗的病例均在万例以上，且不断攀升；1882年达到18885例，1883年达到21279例，1887-1895年维持在年2.3万余例(18)。不仅建立较早的著名教会医院如此，19世纪80年代新设立的教会医院在治疗病人方面也取得显著的成绩。以1883年建立的盛京施医院为例，该院在开诊后病人数量不断增多，每年治疗的病人由起初的几千人次发展到万人次以上，具体情况是：1883年(7个月)3792人次，1884年(9个月)5096人次，1885年7322人次，1886年11857人次，1887年12845人次，1888年12413人次，1889年13005人次，1890年12263人次，1891年10669人次，1892年上升到17156人次，1893年达到20992人次(19)。同时，来华医学传教士将西方最新的医疗技术和设备带到中国，保证了慈善医疗的技术水平，特别是其外科治疗日益赢得中国人的信任。教会医院长期进行慈善医疗为自己赢得了较好的声誉。19世纪70年代初，时人称赞上海仁济医院说，该院治病“莫不竭尽心力，施医送药不惜工本，具见西医之仁心可嘉”(20)，其医生“艺术之精，存心之厚，不愧仁济之名”(21)。诸如此类的赞许之词，在相关文献中是比较常见的。
伴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范围和形式不断扩大。由于女子医学传教士的陆续来华，各地相继设立了一些妇孺医院，如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天津妇孺医院、苏州天赐庄妇孺医院、广州夏葛妇孺医院等。这些专门的妇孺医院在为妇女、儿童提供慈善医疗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有的医学传教士还设立了麻风病院、疯人病院，专门收治特殊病人。如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设立近代中国第一所疯人院；1890年，霍德(E.G.Horder)在北海建立近代中国第一所麻风病院；1893年，梅滕更(David Duncan Main)在杭州设立麻风病院；1895年，伦敦会在孝感设立麻风病院。这些专门医院均提供相应的慈善医疗。以杭州麻风病院为例，该院由梅滕更利用在英国募捐的资金建立，麻风病人“无分新病、久病，均可赴院就医，其一应衣食药物皆由院中备送，不烦病人自带。即使愈后出院，亦不受谢仪分文。”(22)
除以上常态性质的慈善医疗外，有的教会医院还在发生战争或疫病时积极进行医疗救治。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医学传教士就开始以红十字会的名义进行战时救护。1894年，中日正式宣战后不久，烟台守将邀请内地会医学传教士稻惟德(A.W.Douthwaite)准备为其治疗伤兵。稻惟德乘机向该将军解释“红十字会”的一些原则，并提出：若这位将军愿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设备，他愿意为此承担一切工作。烟台守将对此非常感兴趣，经与道台商量后，由官方出资在烟台建立起一座医院，“不几天红十字旗飘扬在该建筑的上空”。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红十字会性质的医院。随后，上海西门妇孺医院等教会医院都给它以支持，提供了绷带等必需的医疗用品(23)。据稻维德所称，当时到达烟台的清军伤兵大约有200人，他所开设的红十字医院先后收治了163名伤兵(24)。司督阁(Dugald Christie)主持的盛京施医院在东北也有红十字救助活动。1895年，当中日双方在东北激战之际，司督阁带领盛京施医院的医务人员来到牛庄，在当地很快建立起一座红十字医院(25)。
在这一时期，更多的医学传教士利用行医之暇培养助手，有的还开办了正式学校。据统计，到1896年，医学传教士已在39个地方进行医学教育，共培养男、女西医生268名，当时正在接受教育的有男、女学生194人，其中男生有161人，女生有33人(26)。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是在教会医疗机构服务。因此，教会医院里受过近代西医训练的中国人不断增多，中国人在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80、90年代，金韵梅、石美玉、康爱德、何金英等留学美国的中国女性先后回国。她们均为教会医院所聘用，在慈善医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教会医院因为经费问题而出现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教会医院收费制度的出现，即教会医院由完全免费发展到了收费。这就决定了教会医院的医疗并非完全是慈善医疗。这种制度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而且，起初医学传教士对此也有不同看法，这在1877年新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有所反映。当时嘉约翰在讨论教会医院是否应该收费时，主张向贫病者之外的病人适当地收取一些费用。他认为：收费不仅可以弥补资金不足，而且“向得益于治疗的病人收取一些费用，他们会更加珍惜自己花钱所得到的结果。”嘉约翰还主张向某些病人收取特别的费用，如：私人病房的病人、吸食鸦片者、因不道德的行为而患病的人等(27)。嘉约翰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医学传教士的赞同。有的传教士就认为，收取一定的费用是让中国人知道这是为他们所获得的必要帮助而付费(28)。但是，有的医学传教士持不同看法。如高德(Wm.Gauld)就不主张收费，因为到他的医院求治的人主要是穷人；同时，他主张能够支付医药费用的病人可以自由地向医院基金捐赠(29)。
虽然医学传教界在收费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更多的教会医院出于不同的考虑实行了收费制度。在这些教会医院中，既有从免费发展到收费的，也有建立之始就实行收费的。英国循道会创办的汉口普爱医院就属于前一种情况。普爱医院作出这种改变实出于无奈，因为当时有人仿制看病用的竹号牌，好利的人甚至变卖竹号牌给其他病人，或出卖他们从医院免费获得的药品。为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该院只好实行收费，但是对于贫穷的病人依旧免费(30)；后来，该院也考虑向富人收费。该会在佛山创办的教会医院也是由完全免费发展到收费的，而且收费主要是针对富人。该院转而实行收费制度的原因是：富人愿意为自己接受的治疗付费，并且他们为治疗已经向本国的中医支付过大量的金钱，因此为他们而花费来自外国的捐款是“不正当的”(31)。美国监理会创办的苏州博习医院属于后一情况。该院创立于1882年，创立之初就考虑到了自养问题，并“采用向病人治病收费的方式来实现自养”。博习医院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它“地处内地城市，没有外国商人捐助，这使它必须采取一些方式，以减轻国内差会每年资助上的负担。”(32)此外，还有医学传教士通过向自己的某些病人收费，将之用于慈善医疗。杭州的医学传教士梅滕更就是这样做的。他对那些乐意向自己付费的“私人病人”表示欢迎，因为他可以将这些诊金用于“扩展自己的工作”(33)。
可见，通过收费以弥补经费不足是一些教会医院实行收费制度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例如对富人、吸食鸦片者等收费就表明教会医院作出改变是出于对施惠对象的考虑。从整体上看，大多数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经费仍然依赖于本国教会的资助或其他捐助。许多医学传教士还通过撰写论著或在回国休假时进行宣传等方式，引起各界对中国医学传教事业的关注，从而获得捐助。因此，这一时期的收费在教会医院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以福州圣教医馆为例，从1895年到1896年3月31日的一年里，该院的全年经费1433.65元；在这些经费的来源中，收费仅有54.55元，外国捐款有443.40元，本地人的捐款有376.80元(34)，捐款显然占了多数。
在实行收费制度后，各教会医院依然进行慈善医疗，只是在采取的方式上存在差异而已。福州圣教医馆在经费支出中就有专门的慈善支出统计。1886年1月1日至1887年4月30日，该院共支出经费1362.86元，其中对贫穷病人的慈善医疗支出是36.60元(35)。事实上，许多教会医院的收费并非针对所有病人，而是对富有的病人收费，对贫穷者完全免费，从而体现出了慈善医疗。值得注意的是，汉口普爱医院很早就认识到设立专门救济基金的必要性。1890年，该院就设立了救济基金，除用作免费收治病人外，还为他们买旧衣服、买船票，为死去的病人买棺材以便安葬(36)。
二是教会医院经费来源的变化。与19世纪70年代以前不同的是，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经费并非完全依赖于外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向教会医院捐款。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原因之一是许多中国人受到外国人长期进行慈善医疗的影响，原因之二是西医疗效的展现使更多的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下，一些教会医院的捐助来源发生重要变化，即不再单独依赖于本国教徒或民众的捐助，而是得到当地中国官民不断增多的捐助。如福州圣教医馆1871-1872年的捐款者虽然是以外国人为主，但是在洋行、海关工作的中国人为之捐款的就有10多人(37)；据1884年该院的第12次报告所载，闽浙总督、福州将军、福建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道台、知府、知县在内的大小10余名官员都捐银给圣教医馆，另有36名中国人捐银给该院(38)；在同年的第13次医院报告中，这10余名官员仍然名列捐银者行列(39)。而且，地方官员对圣教医馆的捐助一直持续了下去。在其他地方，教会医院也逐渐赢得了地方官绅或民众的捐助，如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美以美会的女医学传教士郝维德在天津行医传教，就分别得到了李鸿章及其夫人的捐助。上海同仁医院就得到过李秋坪的“巨资”捐助，他除了购地赠给该院外，还资助该院建造房屋，同时影响了其他中国人捐助该院(40)。蓝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在苏州创设博习医院也得到了李秋坪的资助(41)。不过，相比之下，教会医院经费所得主要还是来自外国人。上海仁济医院募捐修造新院即体现了这一点。1873年，该院因为求治者日益增多，“而馆内各院颇狭，拟在旧基重盖一新院，俾足以容众人”，于是募捐经费，共募得资金3108两，“此内大宗则西人摊凑”，华人捐助的情况是“昔道宪曾捐一百两钱，钱庄公业五百两，茶叶公所三百两，洋布公所二百两，又一隐名者因其戚之病为馆中治愈捐得洋二百五十元”(42)。
上述情况表明，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在规模、方式、经费等方面都发生了与此前不同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伴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迁还处于进一步的演化之中。
清末十年不仅是教会医疗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是教会慈善医疗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时期。1907年，基督教在华传教百年大会召开，最终通过了16条有关教会医疗事业的决议。关于医学传教的地位，决议第一条指出：“大会认为医学传教不仅是基督教传教工作的附属部分，而且是其完整的、同等的组成部分。”这无疑正式确认了医学传教在传教中的地位，其不再被置于附属的地位(43)。同时，各差会日益重视教会医疗事业。
在上述背景下，教会医院得到广泛发展，不仅在沿海得到加强，而且日益深入内地。到1907年，新教在华教会医院达到166所，诊所达到241所(44)。到1915年，中国有教会医院330所，诊所223所(45)。这足以证明教会医院和诊所在20世纪初年增长之快。这些教会医疗机构遍及中国各地，尤其是内地得到加强，如湖南在1900年没有一所正式教会医院，但在20世纪初的10年里先后有14个地方设立了10多所教会医院和诊所。而且，一些专门医院也在各地先后建立。如惠更生(James R.Wilkson)继嘉约翰之后，于1906年在苏州福音医院创办疯癫病院。
在空间拓展的同时，教会医院的设备、医疗水平等都得到提高。北京、南京、汉口、广州等传教中心的教会医院在建筑样式上趋于现代化，“大的、建筑优良的、新式的卫生建筑代替了过去采光不足、供水不便、位置不好的中国式建筑。”(46)在内地的四川，美以美会的甘莱德(H.L.Canright)也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大最好的医院建筑之一(47)。这些教会医院和诊所均进行慈善医疗，其数量的增加、空间分布的进一步扩大、医疗水平的提高，都表明教会慈善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与服务范围的扩大。
与此同时，行医受到更多重视，与传教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以至于许多教会医院将专职布道制度化。1910年，苏州博习医院在监理会年会上提出设置专职的布道人员，这一提议于次年通过(48)，使得教会医院里的医生可以专门从事医疗服务，减轻了医学传教士的负担。
在这一时期，教会医院里的医生依然是以外国籍医学传教士为主。据统计，1902年中国有医学传教士106人，1905年达到301人(49)。这些医学传教士在各地的慈善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先后建立，加之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回国，中国的新式西医不断增加，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服务于教会医疗机构，数量远超1900年以前。但是，除少数人之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如1910年雅礼会聘用耶鲁大学毕业的颜福庆为长沙雅礼医院医生，并给予他与美籍职员同等的地位和待遇。当时，有的医学传教士对此表示不能理解，并对雅礼医院的院长胡美(Edward Hicks Hume)说：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当然，某一天我们要聘用华人医生。但是，把他们当作同事依然为时尚早。我们必须培养和管理他们。你要注意，你将会为这种不成熟的行为而遗憾的。”(50)虽然如此，许多中国西医在教会医院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以前，奠定了民国时期教会医院本土化的重要基础。
医学传教士与中国医护人员在从事常态的慈善医疗外，还积极从事战时救护和疫病防治。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红十字会的成立得到传教士的支持，其在东北的活动也得到了医学传教士的支持。当时该会决定在牛庄设立分会，借爱尔兰教会医院为该会的总医院，由该院院长白兰德(William Chalmers Burns)“主其事”(51)。战争期间，司督阁还在盛京施医院里实际收容和救治了约10000名难民(52)。辛亥革命期间，医学传教士积极赴战地从事救护工作，并参与组建地方的红十字会。因此，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的战时救济“借重各国教会西医及该处原有之教会医院”(53)，教会医院在各地设立的红十字医院中占了大多数(54)；许多地方的红十字会医院都由医学传教士经理，医学传教士在红十字医院的医生中占有较大比例，如“自皖北以迄津浦路线，遍设临时医院，医生半属教士”(55)。因此，这奠定了教会医院在中国红十字会中的地位与作用。1912年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沈敦和作为会长，在会上“极赞耶稣教各医士之热心公益，盖各省分会教会医院实居多数，皆能不受津贴，而甘为红十字善工力尽义务，诚令人感愧无已”(56)。而且，这种地位与作用在民国时期得到延续与发展。
与此同时，教会医院在经济领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慈善医疗的进行。20世纪初，仍有教会医院免费施诊送药，一方面由于教会医院的经费来源；另一方面取决于医学传教士的态度。如在东北行医传教的司督阁仍然认为，医学传教士不应该对病人收费，否则“他就不应该接受中国人的慷慨捐赠”(57)；在山东即墨，传教士卢威廉于1901年开设“医所”，“乐于施医舍药，以济群黎，数年来声名远播，教泽旁流，投门求医者，既络绎不绝，而受洗进教者，亦实繁有徒。”(58)
但是，实行收费制度成为更多教会医院的通行作法。如长期不收费的上海仁济医院从1905年起在经费来源上有了医院收费一项，而且数量不断增加，1905年仅有1848元，1912年则高达12313元(59)。甚至许多新建教会医院在开院之初就实行收费制度。究其原因，一是西医日益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到医院就诊者不断增加，教会医院和差会面临经费上的压力。二是有的教会并不认为教会医院是单纯的慈善事业，应当通过收费的方式实现自养。三是许多教会医院认为应该向有支付能力的富人收取治疗费用。因此，有传教士在20世纪初说：“中国可能没有一所这样的教会医院，即那里的一些富有病人不需要支付某些花费。”(60)除以上主要原因外，教会医院实行收费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值得注意，即：通过收费减少中国人对教会医院工作的怀疑；使富有的中国人更看重西医治疗(61)。因此，实行收费制度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这也就决定了教会医院的医疗活动不能简单地完全归结为纯粹的慈善医疗。
在收费制度下，教会医院依然进行慈善医疗活动，只是各自的方式不同而已。上海仁济医院在实行收费制度后，“常诊挂号钱十文，不另取资，出诊银十两，贫病不计，上等病房每日取资洋五角，中等免费，惟日收饭金一百五十文。”因此，上海民众愿往该院就医，时人也认为仁济医院的做法“诚善举也”(62)。上海西门妇孺医院的治疗“不取医药各费，只收挂号钱三十文。病房钱四等，上等日取资洋四元，中等二元，下等一元，最下等五角，极贫者不取资。”(63)有的教会医院实行全面收费只是象征性的，并非完全出于赢利的考虑，因此体现出了慈善性质。贵格会在安徽六合创办教会医院之初，“诊病仅收号金，住院只加饭食，诚为全境之福。”(64)云南昭通的福滇医院“每看一病症，不分教内教外，不论贫富轻重，只需药费三十二文，有人酬送以多仪者，虽一毫而莫取。”(65)有的教会医院专门对贫穷的病人施以慈善。衡阳仁济医院医师贝实德(Ernest C.Peake)“遇有贫苦不堪者来院就诊，格外克己矜恤。”(66)汉口普爱医院设立专门基金的做法继续进行，也有其他教会医院采取了这种形式。
可见，教会医院无论收费与否，都要进行方式不同的慈善医疗，这就需要有相应的经费。20世纪初，教会医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有教会资助、外国捐赠、中国人的捐赠、医药费等。教会资助一般变化不大。医药费等收费在有的教会医院收入中的比重虽有上升趋势，但这并不是其经费的主要来源。因此，中外捐助在教会医院的慈善经费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医院在20世纪初日益得到中国官民的信赖，加之其慈善医疗的影响，中国人对教会医院的捐赠不断增加。在山东即墨，卢威廉在既有“医所”的基础上筹款买地以建医院时，“官吏庶民，闻风而起，人人献诚，个个争捐，计得二千四五百元之谱，以助美举。”(67)在1905-1906年度苏州博习医院的捐款中，中国人的捐款总数达到了4566元，而外国人的捐款只有120.75元(68)。杭州的广济医院在1906年应一位“中国女慈善家的请求”，创建了一所新的产科医院和产科学校，并由她与自己的几位绅士朋友负责相关费用(69)。诸如此类的官绅、普通民众捐助教会医院的现象在各地变得日见寻常；无论是捐助款项的数量，还是捐助者的人数都超过1900年以前。
中国人对教会医院的捐助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在很多教会医院里，中国人的捐款大都少于外国人的捐赠。以福州圣教医馆为例，该院1901年外国人捐款1149.37元，中国人捐款446.50元(70)；1903年外国人捐款3941.58元，中国人捐款345元(71)；1904年外国人捐款580.60元，中国人捐款374元(72)。特别是新建教会医院所需经费较多，往往依赖于医学传教士向外国募捐。如贵格会传教士棣法(Geo.F.De Vol)在安徽六合首先“租赁房屋，设立医局，后经返回重来，特捐巨赀建造医院，大费经营，教友亦微有佽助”(73)。因此，教会医院的慈善捐助仍然依赖于西方。这就决定了20世纪初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仍然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因此，许多颇有影响的教会医院都希望获得中国地方社会的更多捐助。杭州广济医院就是一例，当时的报道称：“由于该院已经在杭州地区为自己建立起了良好声誉，期待从中国人那里获得的捐赠有大的增加是很自然的，而且我们高兴地看到几位中国绅士和女士在1907年慷慨地进行了捐赠。但是，当外国捐赠者将会仍然慷慨地满足该教会的需求时，杭州的绅士和商人就应当意识到他们对梅滕更医生及其助手们所应有的义务，并努力尽能使该院不受外来的资助。”(74)
在20世纪初的短短十年间，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无论是发展速度、空间拓展，还是服务方式和服务水平都远远超过了此前的60余年；而且，教会医院已完全进入收费制度下的慈善医疗，其经费来源也发生了与此前不同的变化。这最终会影响其进一步的发展与演变。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它由普遍的完全免费发展到实行收费，从而改变了教会医院完全慈善的性质，转而在收费的前提下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慈善医疗。它由起初单一的常态医疗，发展到同时参与中国的战时救护和疫病防治，尤其是在中国红十字救济事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就慈善医疗的行使者来说，医学传教士一直扮演了主导角色，中国职员在教会医院的早期即已出现，并且数量不断增多，发挥的作用日渐突显。就慈善医疗的经费来源讲，它由单一地来自外国，发展到了中外兼有，而且中国人的捐助不断增多，但是其在整个晚清主要依赖外国人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就其目的与效果而言，它有着救体、救灵的双重目的，不过随着教会医院的世俗化进程，其宗教性日趋减弱；教会医院在长期的慈善医疗活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救治了大批病人，在直接和间接上有利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总之，教会医院长期奉行慈善医疗为自身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它在晚清时期形成的演变态势构成了其在民国时期的演变基础和发展方向。
① R.H.Graves,Forty Years in China or China in Transition,Baltimore:R.H.Woodward Company,1895,p.249.
②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李传斌：《教会医院与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③参见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5页。
④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III.,p.366.
⑤The Chinese Recorder,Vol.XIX,1888,p.232.;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At the Point of A Lancet:One Hundred Years of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Shanghai:1935,p.100.
⑥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05页。
⑦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IV.,pp.462—463.
⑧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V.,p.323.
⑨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At the Point of A Lancet:One Hundred Years of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Shanghai:1935,p.47.
⑩《英医合信氏传》，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9页。
(11)(13)(14)大英国医士德贞著校：《施医信录》，北京灯市口美华活字书馆印刷1870年版，第1、1、1—2页。
(12)The Chinese Recorder,Vol.VII.,1876,pp.179—180.
(15)K.Chimin Wong and Wu Lien-Teh,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Second Edition,Shanghai: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1936,p.389.
(16)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9,1932(reissued),p.452.
(17)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735.
(18)E.S.Elliston,Ninety-five Years:a Shanghai Hospital(1844-1938),p.34.
(19)Dugald Christie,Ten Years in Manchuria:A Story of Medical Mission Work in Moukden(1883-1893),J.and R.Parlane,Paisley,1895,p.90.
(20)《体仁医馆施诊》，《申报》1872年12月2日。
(21)《仁济医馆移居改造》，《申报》1873年8月1日。
(22)《书杭垣大方伯新设大麻风医局事》，《申报》1893年1月5日。
(23)A.W.Douthwaite,"Red Cross" Work in Chefoo,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Vol.IX.,No.1.,1895,pp.10—13.
(24)Dr.and Mrs.Howard Taylor,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the Growth of a Work of God,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1946,pp.549—550.
(25)"The Red Cross Hospital",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Vol.IX.,No.4,1895 pp.282—284.
(26)James Boyd Neal,"Medical Teaching in China",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Vol.XI.,No.2,1897,p.91.
(27)(28)(29)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ary Press,1877 p.118; p.128; p.125.
(30)(31)(36)W.Arthur Tatchell,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in Connexion with the 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London:1909 pp.85—87; pp.294—295; pp.128—129,133.
(32)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1884,p.149.
(33)Kingston De Gruche,Doctor Apricot of "Heaven-Below":The Story of Hangchow Medical Mission,London & Edinburgh:Marshall Brothers,LTD,p.14.
(34)The Twenty-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onasang Missionary Hospital,Foochow,China,1896,p.41.
(35)The Fifteenth Report of the Foochow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B.C.F.M.Mission,Foochow Printing Press,1886,p.11.
(37)Report of the Foochow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B.C.F.M.Mission,1872,pp.16—17.
(38)The Twelfth Report of the Foochow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and the Fifth Report of the Opium Asylu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B.C.F.M.Mission,Foochow Printing Press,1884,pp.14—15.
(39)The Thirteenth Report of the Foochow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B.C.F.M.Mission,Foochow Printing Press,1884,p.8.
(40)《书李秋坪太守事略》，《申报》1888年3月24日；《善士李秋坪太守传》，《申报》1888年3月31日。
(41)"A Chinese Philanthropist",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Mar 30,1888,p.366.
(42)《论仁济医馆会议》，《申报》1873年6月5日。
(43)(44)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Shanghai:Centenary Conference Committee,1907,pp.656—659; p.783.
(45)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9,1932(reissued)p.652.
(46)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1st issue,1910,p.211.
(47)D.MacGilliv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446.
(48)Minutes of the Twenty-sixth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1911 p.46.
(49)K.Chimin Wong and Wu Lien-Teh,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Second Edition,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1936,p.842.
(50)Edward H.Hume,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46,pp.143—144.
(51)(53)(5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8、276页。
(52)The Chinese Recorder,Vol.XXXVII.,1906,p.53; Dugald Christie's Wife ed.,Thirty Years in Moukden,1883-1913:being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llections of Dugald Christie,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1914,p.186.
(54)参见《中国红十字会战地写真》，中国红十字会事务所刊印，辛亥冬月第二次印。
(56)王完白：《红十字会与基督教(本埠)》，《通问报》1912年第527期。
(57)The Chinese Recorder,Vol.XL.,1909,p.49.
(58)《即墨施医院近况(山东)》，《通问报》1907年第249期。
(59)E.S.Elliston,Ninety-five Years:a Shanghai Hospital(1844-1938),p.37.
(60)(61)W.Arthur Tatchell,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in Connexion with the 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London:1909 p.294.
(62)《上海之建筑·仁济医院》，《图画日报》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146页。
(63)《上海之建筑·妇孺医院》，《图画日报》第2册，第182页。
(64)《医院告成(六合)》，《通问报》1906年第230期。
(65)《纪福滇医院(云南)》，《通问报》1907年第241期。
(66)《衡州教会近述·有名有实》，《通问报》1909年第376期。
(67)《即墨施医院近况(山东)》，《通问报》1907年第249期。
(68)Minutes of the Twenty-first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1906 pp.30—32.
(69)Eugene Stock,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Supplementary Volume(the Fourth),London: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916,p.321.
(70)The Thir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onasang Missionary Hospital,Foochow,China,Romanized Press,Foochow College,1901,p.32.
(71)The Thir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Ponasang Missionary Hospital,Foochow,China,Romanized Press,Foochow College,1903,pp.20—24,26.
(72)The Thir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Ponasang Missionary Hospital,Foochow,China,Romanized Press,Foochow College,1904,pp.26,28.
(73)《医院告成(六合)》，《通问报》1906年第230期。
(74)"Hangchow Medical Mission",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May 8,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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