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2日，中国外交部与梵蒂冈先后公布消息，宣布双方共同签署了涉及中国大陆地区天主教主教任命方式的临时协议。自1981年若望保禄二世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向中国天主教会致以问候开始，中梵双方经历近40年的接触、谈判、拉锯和冲突，几经沉浮，终于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很显然，一份“临时协议”不会是中梵关系问题的终极解决。本文将基于中梵双方各自的考虑，以及教廷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前例，试图探析双方关系未来的基本走向。
一、 临时协议签订对中方的意义
对于中国大陆官方而言，中梵关系问题有着内政、外交，以及横跨这两个层面的台湾问题三个层面的意义。从外交来看，尽管梵蒂冈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实力在国际上微乎其微。但是作为世界最大宗教的中心，教廷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及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在1980年代早期，中国需要让外部世界，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相信自己扭转过去的政治经济主张，贯彻改革开放的决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通过发展中梵关系获得教廷的支持，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从内政上来看，中梵关系与国内天主教管理有着直接关系。虽然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教廷允许各国教会组建本国主教团，自主管理本地教会事务，但教廷通过对任免主教的最终决定权，以及要求主教定期赴罗马述职等方式，依然保有对地方教会的巨大影响力。天主教的这种体制，与中国大陆“不受外部势力干预”的宗教管理底线，以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天主教管理原则有着根本性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中方处理中梵关系的目标，是不断限制和缩小教廷对中国教会内部事务的干预能力。
从台湾问题上来看，教廷自1947年与当时的中华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一直保持在法理上的承认台湾当局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获得别国外交承认是大陆与台湾两岸争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权”的重要斗争目标。时至今日,台湾当局已经不再明确谋求中国代表权,与包括梵蒂冈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的“邦交”,成为台湾当局证明自己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手段。而在这十几个国家中，梵蒂冈不仅是唯一一个欧洲国家，更是唯一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台湾当局自陈水扁时代起，就多次借口参加罗马的宗教活动，实现官方高层人士“访问”欧洲。通过切实改善中梵关系,若能最终与梵蒂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则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台湾作为中国一省并无与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所谓“独立主权”的事实,破除台独势力“争取国际空间”的图谋。
从以上整理可以看出，中方从外交、内部宗教管理和处理台湾问题三个角度出发，对中梵关系发展的目标并不一致，甚至有冲突的部分存在。这就决定了中方在推动中梵关系发展的目标与行动必须是不同部门之间协调甚至互相妥协的结果。此次签订临时协议，可视为综合协调三个层面需求后，以最小代价换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首先，在主教任命权问题上，中方以制度化方式巩固了自身的主动权。虽然协议内容没有明确公布，但梵蒂冈问题专家吉拉·奥康奈尔在耶稣会评论杂志《美国》上详细介绍此份协议，称临时协议涉及的核心问题为中国大陆地区主教任命的方式，应该是确认了在过去两年来双方基于默契而已经多次执行的实践方式，即由中国地方的教区“民主产生”候任主教人选，经天主教“一会一团”批准确认后交由教宗任命，教宗将由几个月的时间对候选人能加以了解并最终决定批准或否决。这种模式固然将教宗对主教任命的最终决定权以制度化形式确认下来，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将由中国地方教会自主推选产生主教候选人的做法制度化“合法化”了。换句话说，是使教廷默认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在主教任命中的实现。更何况，这一做法实践层面早已行之有年，从谈判角度看中方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第二，将会加强现有正式的天主教管理体制的作用。随着协议的签署，教廷方面也接纳了过去一直不承认的7位由大陆教会“自选自圣”产生的主教，以及已经离世的涂世华主教。这一举动不仅使受到官方认可的所谓“公开教会”获得了教会法层面的完全合法性，更使得不受官方认可不接受天主教爱国会的“地下团体” 丧失了存在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地下团体”存在的最主要理由就在公开团体教会法层面存在“非法”主教，以及不被教廷认可的“爱国会”团体。教廷的这一举措，解决了“非法主教”的问题。虽然“地下团体”不可能因此立即消失，但无疑也是沉重打击。对游离于正式宗教管理体系外的“地下团体”的打击，对于宗教管理工作的贯彻和开展无疑是有利的。
第三，给台湾民进党当局施加更大压力。对于台湾目前执政的民进党当局而言，虽然“外交”上节节败退早已是难以逆转的现实，但若失去教廷这一唯一具有世界影响力，且地处欧洲的“邦交国”，对其业已不稳的执政地位和风雨飘摇的支持度仍将会是沉重一击。台方“外交部”第一时间即“澄清”“此临时性协议无涉及政治外交，更不会影响台梵即将迈入76年的邦交关系”，10月又由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建仁（陈本人拥有梵蒂冈耶路撒冷圣墓骑士团骑士头衔）率团赴罗马参加教宗保禄六世等圣人的封圣典礼，借此“巩固邦谊”，并邀请教宗访问台湾，急迫心态可见一斑。结果教廷立即回复“教宗并无此计划”，“打脸意味”溢于言表。嘉义区主教钟安住在大陆主教能够顺利受邀参会这一中国教会的重大喜事面前仅仅表示曾与大陆主教杨晓亭、郭金才握手寒暄，“与他们的互动没有特别感觉，差别只在于双方交谈不必用英文，可以直接说中文”，恐怕对支持目前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台湾教会亦是一次打击。
二、 临时协议对梵方意义
相比中国官方内部对中梵关系发展复杂的需求，对于教廷而已，推动中梵关系的发展目的明确单一，即为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获得更大空间。进一步分析，这一目标又可分为扩大教会在中国本地福传的空间、推动圣统制在中国教会彻底贯彻、落实教宗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权威，以及促进中国教会的合一等多个层面。此次临时协议的签署，对教廷所期望达成的目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推动。
首先，教宗在主教任命的决定权获得了中方正式承认。根据天主教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般做法，主教人选的产生过程或多或少都要有圣座代表的介入，这一点教廷在中国教会做出了妥协，但换来的是中国官方对教宗权威的承认，可说是一种双赢结果。特别是考虑到中方向来极度重视宗教事务“不受外部势力支配”，梵蒂冈方面可说取得一个重要进展。9月25日教宗在结束爱沙尼亚的访问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主教任命的最终决定权在教廷手上，“罗马会作出提名，教宗会作出任命”。在9月26日发布的《教宗方济各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中，教宗亦强调了“圣座有意彻底做到属于自己的部分”。就在协议签署消息公布第二天，教廷在宣布重新接纳8位“自选自圣”主教的同时，亦宣布成立承德教区，并由刚刚“回到教会”的郭金才出任教区正权主教，显示了圣统制在中国的恢复与圣座对教会的权威。汉诺威学院的中国基督教问题专家陈立邦教授认为这在中国这样极为重视国家主权的宗教管理体制之下是非常“独特”的，甚至有可能改变中国整个宗教管理的格局。
第二，实现了公开团体与圣座彻底的共融。帮助中国教会和信徒与圣座的合一共融，是天主教牧灵的重要目标。使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信徒能够过上“与圣座共融的信仰生活”就曾是过去在苏东实施“的东方政策”中的一条重要目标。另一方面，对梵方而言，这可能也是使圣座对公开团体的影响从仅仅是“精神上的领袖”迈入实质影响的第一步。事实上，10月初，来自中国教会公开团体的延安教区的杨晓亭主教及承德教区的郭金才主教应邀正式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世界主教大会，成为近几十年来第一次正式获邀并成功参会的中国大陆代表。固然，这次参会的人选仍然需要先受到大陆宗教管理系统的批准，但从结果来看，毕竟是公开团体领袖与教廷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况且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双方能否建立更密切的连接，是很值得期待的。
第三，为中国教会的合一共融创造契机。中国天主教会分为公开和地下两个团体的状况不改变，对教会的长远发展始终有害无利。自本笃十六世教宗在2007年发表《致中国大陆天主教徒的牧函》，撤销地下团体可以先行祝圣主教事后再报告教廷的特权起，教廷对于地下团体的态度就从过去的全力支持转向更为暧昧和模棱两可的状态，背后的原因自然就是2007年牧函中所提及的促进中国教会的合一与共融。临时协议签订后，如上文所述，地下团体存在的“合法性”依据被进一步削弱，可说与07年特权撤销的做法一脉相承。换句话说，教廷正在进一步放弃自若望保禄二世开始执行的与中国官方对话的同时支持地下团体的“双线策略”。 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神父田英杰撰文指出，梵方旨在通过协议签署阻止“自选自圣”在中国教会的再次出现，避免教会的再度分裂。教宗在《教宗方济各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中亦重申了“在牧灵层面，在中国的教会团体被召合而为一，以克服过去的分裂在众多牧者和教友们心中所造成的和正在造成的许多痛苦”。作为一种回应，在地下团体中颇有名望的齐齐哈尔教区主教魏景仪公开表达了支持与拥护，称“中梵协议有助于战胜教友之间的分裂”。当然，由于两个团体分立已然旷日持久，最终的合一需要解决人事、利益、价值、观念等诸多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协议签署、主教任命问题的厘清，仍可谓是为合一道路扫除了一个障碍，创造了新的契机。
第四，为教宗方济各响应来自教内保守派的压力提供帮助。教廷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自古存在。目前的斗争焦点多起源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梵二会议作为改革派至关重要的胜利，几乎重塑了天主教团体，使之能够适应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日臻成型、新兴独立国家纷纷涌现、民权运动在全世界范围方兴未艾等一系列国际新形式，但同时也因为一改过去殖民地时代的教会体制与对抗性的神学思路，提倡教会内职务上的分工与地位上的平等，推动天主教与基督新教、东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对话与和解等一系列做法，引发了坚持教会拉丁传统和“教会以外无救恩”思想的人士的不满和反对。虽然总体而言，教会走在改革大方向上，但保守势力常常能够做出一些反扑。
作为一位力主改革的教宗，方济各一直以来饱受教会内部保守派的非议或间接的攻击。2016年，教宗颁布《爱的喜乐》通瑜，提出对于离婚教友在教会中应该给予更宽容的应对。此后，有四位意大利以外的枢机主教就公开向教宗发难，有十几位保守派主教紧接着陆续公开表示支持。2017年，知名保守派人物，原教廷信理部部长缪勒枢机在媒体上再次提及此事，并使用非常严厉的措辞，称教宗的通瑜是由于受到一些“间谍”和“坏朋友”环绕，亲近一些妄用教宗权威发言的神学家而做出，并称这封通瑜导致了教会内的混乱。
除了神学问题外，天主教会的经济、人事任免等方面的改革议题也从未断绝。但由于千年官僚化运作形成即为坚强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反对势力，改革实际举步维艰。举例来说，前任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主教与贝尔托内枢机主教在若望保禄二世与本笃十六世上位伊始，都曾经被授命推动教廷改革，但最终却都仅仅成为其所在派系的维护者。二人的派系曾经在教廷争斗不休，被认为是最终使本笃十六世心灰意懒决心成为600年来首位在任上辞职的教宗的主要原因。
就在今年8月，在美国教会被爆出有近300名神父曾经性侵儿童的丑闻后，保守派代表人物魏嘉诺总主教公开指控教宗方济各早在5年前就知道了涉案的美国荣休枢机主教麦卡瑞克犯案累累，却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原因之一就在于麦卡瑞克在中梵谈判中扮演特殊角色，在过去二十年代表教廷访问中国，并曾经会见过当时还未被教廷接纳的上海教区主教金鲁贤。截止到10月19日，这位总主教已经就相关议题写了三封公开信，指控若望保禄二世、本笃十六世和本届教宗方济各在任时，教廷最高层均明知这一丑恶行径而无动于衷。特别是在第二封信中，他指出本笃十六世期间曾经对麦卡瑞克枢机施加了“惩罚”，停止公开的牧灵工作并开始祈祷与忏悔生活。但这项限制在教宗方济各时代被收回。与中国方面关系取得重大进展，无疑对以教宗为代表的改革派而言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就在19日的第三封公开信中魏嘉诺总主教承认了本笃十六世做出的处理并非惩罚，而仅仅是某种“限制”。这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退让。
最后，临时协议同时也是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处理中梵关系问题上的一份重要成就。因为在与中方谈判中展现灵活态度与柔软身段，这位枢机饱受以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为代表的反对妥协派人士的攻击。陈枢机曾公开宣称帕卿是“欺上瞒下”和“蒙蔽教宗”。但实际上，帕洛林在本笃十六世时期，因与立场保守的教宗意见不合，被从国务院调往委内瑞拉任主教，是本届教宗方济各上任后将其重新调回并委以重任，并连续攅升司铎与主教级枢机主教。不仅如此，为了替帕洛林扫清障碍，本届教宗还将对中梵关系一贯采取强硬立场的原教廷万民福传部秘书长韩大辉总主教先调往关岛，后调去希腊，并直属到帕卿主导的国务院麾下。万福部大众传播委员会的的克劳迪奥‧玛利亚‧切利总主教在2018年亲自赴中国，与汕头地下团体庄建坚主教会面协调接纳汕头原自选自圣主教黄炳章“合法化”的事宜，可见万福部已然完成“整编”，保守派影响力被剔除。如此大力支持之下，如果不能交出成绩单，不仅帕卿本人压力巨大，背后的教宗方济各同样难辞其咎。因而本次临时协议的签署，可谓是教宗与其亲自委任的外交团队望眼欲穿的结果。
三、中梵关系发展并不会进入“快车道”
临时协议的签署，对中梵关系的进展可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双方关系就会进入快速改善的“快车道”。
从历史上来看，教廷与“共产主义国家”从直接对抗转向缓和与对话，源于1956年苏联武装干预匈牙利事件，使教廷认识到苏联控制东欧将会是长期现实，教廷若想继续对东欧天主教会保有影响力，必须改变策略。梵二会议前后，教廷即与前苏联境内的东正教会的和解与对话，邀请东正教派代表参与梵二会议，解除双方千年以来的绝罚与仇视。紧接着的教廷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国家高层领导之间开展对话，如1961年赫鲁晓夫就在当时佛罗伦萨市长乔尔焦·拉皮拉的穿针引线下向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生日派发祝福电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通过国内的天主教学者与教宗若望二十三取得联系，邀请教廷参与同苏联的斡旋，而教廷也确实不辱使命完成了协调工作。1965年，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与女婿阿列克谢·阿祖别耶赴教廷拜会教宗若望二十三等。这些行动逐步扭转了教廷自庇护十二世开始的积极反共的对外政策。
在此之后，教廷采取的一系列延续这些和缓政行动的政策被灌之以“东方政策”之名。这个政策最早来自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发起的旨在推动东西德对话和解的政策，而教廷基本因循了这一路线，因而有了相同的名称。这项政策肇始于若望二十三世教宗时期。继任者保禄六世教宗在其第一封通瑜《耶稣的教会》中亦明确表达继承这一政策。在其后的梵二会议中，保禄六世力排众议，在冷战环境下顶住压力否定了谴责共产主义的提案。
东方政策最卓有成效的诠释与执行者即卡萨罗利枢机。1963年，他即以蒙席的身份被委派前往布达佩斯与布拉格，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建立联系。1967年7月4日，他被任命为宗教特别事务部的秘书长。1967年，已擢升为主教的卡萨罗利第一次访问莫斯科。东方政策的赞成者们认为在卡萨罗利枢机20多年的努力下，教廷与共产阵营中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苏东国家，均建立互动，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而卡萨罗利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成就莫过于在1975年促成包括苏联在内35个欧洲国家同美国及加拿大达成《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实现了核战争阴影下美苏两大阵营的一次重要和解。而从具体的国别对话来看，东方政策首先实现了教廷与苏联的持续互动和解，为教会在整个东方阵营的恢复打开机会之门。随着苏联与梵蒂冈关系缓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也与教廷纷纷和解。在东方阵营最大的天主教国家波兰，卡萨罗利枢机1962年开始主持双方谈判，很快就使波兰政府同意教廷在波兰委任神职。1967年卡萨罗利访问波兰，促使波兰政府接受了卡罗尔·若瑟·沃伊蒂瓦主教擢升为枢机主教，这位主教即后来具有普世卓越影响力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77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历史性地访问了梵蒂冈并与教宗会面。捷克斯洛伐克与梵蒂冈的和解更为迅速，1970年双方开始谈判，1972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即同意教廷任命四位新主教了。在德国方面，1970年，卡萨罗利主教在受邀参加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期间，同时与东西两德政府谈判，并在会期内获得了教廷在整个德国境内教区主教的任命权。美国外交学专家Brenda Shaffer则认为教廷的东方政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一政策，而是对不同国家采取各不相同的策略，但目的确实一致的，即提升各国地方教会的生存能力。从结果来看她认为不同国家的成效也不尽相同。有四个国家最能体现东方政策的成果，在波兰和东德教廷为天主教会争取到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立陶宛，教会在1988年之前始终没能摆脱苏联的直接控制。在匈牙利，教会很大程度上始终被控制在政府手中。此外，Shaffer认为东方政策在1980年代初开始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如在波兰巧妙地利用社会主义政党威信下降的形式，一方面持续与官方改善关系，另一方面推动教会与反对力量隐秘的合作。在东德，教廷则介入到两德的统一。
东方政策在执行不久，就出现了争议。作为重要执行者的圣座东方教会部的荣休部长阿希尔·西尔韦斯特里尼枢机主教评论东方政策时候就明确指出教廷内部一直对东方政策存在争议，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是否让教会在共产主义面前摆出你死我活的抗拒，或者，让这种抗拒在原则坚定的同时，也承认在一些可能和诚实的事情上的有限协议。我们讨论的是，谈判能否让宗教生活获得空间和呼吸，或者是坚持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只是有助于保持那些政权的威望，却对教会没有任何持久的成果。” 耶稣会神父阿莱西奥·弗洛里迪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专门出版《莫斯科与梵蒂冈》批评教廷对莫斯科的妥协。 巴西“捍衞傳統、家庭和財產協會”创办人普利尼奧．科雷亞．德．奧里維拉在1975年公开发表《梵蒂冈采取跟共产政权改善关系的政策》一文指责教廷对古巴和苏联的策略是“投降”，是对“公然的迫害默不作声”。梵蒂冈外交政策分析专家Andrea Gagliarducci在其著作《笔是天主的》中更激进地批判东方政策一无是处，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使教会完全被政府控制，在东德和波兰也没有起到任何证明效果。相反，华沙公约组织成员国的情报机关却借着东方政策的缓和局面大规模的渗透进入梵蒂冈。罗马宗座东方学院教授Stefano Caprio在近期的文章中同样提及教廷的东方政策并没能阻止前苏联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对天主教会的限制与打压。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过去梵蒂冈东方政策的主要实施对象也消失，东方政策的目的自然而然地实现。尽管教廷在苏东剧变过程中，特别是在天主教信徒占多数的立陶宛、波兰等国扮演这一定角色，但能否就此将这种结果称为东方政策的胜利是需要甄别讨论的。若没有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政策下东方阵营整体的松动，东方政策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这从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几个国家与教廷关系中可以有所推测。
古巴作为一个拉美国家，革命胜利后继续维持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但双方关系在最初阶段一直处于恶化状态，1959——1961年双方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到了代办级。1970年代，卡萨罗利枢机访问古巴，开启了双方关系修复之路。一直到1990年代，历时二十余年，双方最高领导人方才实现互访。最终教廷以在做出“不采取变革古巴社会的激进措施”以及“不任命异见人士”的保证后，卡斯特罗同意罗马天主教会在古巴国内开展有限传教活动，教廷也逐渐恢复了对古巴各教区主教任免等一系列教会事务上的权威。从与越南关系来看，双方1990年就已经达成和解并签订框架协议，越南方面原则上同意由教廷任免越南国内的主教，但是人选问题需要双方协商。此后，双方每年都会开展部长级以上级别的会议，磋商包括主教任命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但是双方的关系一直处于曲折波动状态，至今仍有不少教区主教位置由于人选无法协商一致而空缺，双方也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目前越南政府对教廷的妥协仍然停留在十几年前已经达成的允许驻点在新加坡的“教廷非常驻越南代表”不定期的巡视越南各教区，考察地方教会教务，并从地方神职人员中物色可能的主教人选。
相较而言，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较上述两国更为复杂，发展的阻碍也更多，最终的和解需要经历的时间恐怕也只会更长。
首先，中国在外交方面对梵蒂冈的需求，要远低于越南和古巴。即使在80年代相对困难的时期，面对若望保禄二世采取的“双线策略”，即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击，明确宣示了中国自主管理天主教事务的决心，而没有选择向梵蒂冈妥协以换取其在西方世界的背书。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这种需求只会更低而不是更高。
第二，古巴与越南相对而言国家力量和经济实力的弱小，天主教会在两国的影响力却远高于在中国的影响力。越南是东南亚天主教徒人口比例第二高的国家，教会在国内拥有大量土地、学校和医院；古巴整个国家更与天主教有着极为深刻的渊源，以至于作为开国革命领袖的卡斯特罗兄弟都曾经在天主教会领过洗。这导致两国需要得到天主教会在教育、医疗卫生和慈善领域的协助和在基层统治上的支持。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没有选择在这方面寻求教会的支持。时至今日，尽管政府鼓励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宗教团体参与养老、扶贫等事业，但远没有越南、古巴政府那样的急迫性。
第三，在台湾问题上，尽管梵蒂冈在台湾现有的十几个“邦交国”中地位特殊，但归根到底，“邦交国”只是台湾当局的“面子”而已。对台湾而言，固然这些所谓的“邦交国”会在一些国际议题上为台湾“发声”，但台湾最为仰赖的外部势力始终是美国而非其他任何一个“邦交国”。梵蒂冈最近几十年来鲜少有在政治上为台湾当局“站台”的记录，对台湾的实质帮助甚至不及德国、瑞士这样的“非邦交国”。另一方面，即使从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气焰角度看，“拔除”台湾的其余“邦交国”仅仅只需支付金钱成本，恐怕也较选择梵蒂冈更为“划算”。
最后，从教会事务本身来看，中国教会中存在的公开与地下团体的对立、天主教爱国会的定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性的创伤与痛苦记忆等等诸多问题，都是越南与古巴教会所没有的。这也导致了中国在与梵蒂冈谈判中要处理的问题，较古巴和越南更为复杂棘手。
基于上述四点原因，中方在中梵谈判中的积极性要更低，愿意妥协的空间也相应要远小于越南与古巴，而中梵关系中要解决的问题又原较古巴、越南复杂。因此，中梵关系发展决不会如越梵、古梵关系一样在冷战结束后迅速进入“快车道“。
四、中梵关系发展仍将面临诸多挑战
无论如何，临时协议的签署在中梵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双方在建构富有积极意义的关系和深度信任的曙光出现了。但这远不是中梵问题的最终答案。
对于中方而言，如上文所述，中国官方内部对改善中梵关系的需求和目标不尽相同。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教廷方面在公布协议签署时强调此协议为“牧灵”性质而非“政治”性的，但事实上与其谈判和签约的部门却是中国外交部这个同宗教事务毫无直接和正式关联的部门。而作为宗教主管部门的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协议签署前夕的8月在《求是》杂志上具名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不存在隶属关系，中国宗教团体不应受外国势力支配”，着重宣誓了国家宗教管理部门贯彻宗教管理原则的底线。在协议签署后，天主一会一团发表的声明除了拥护协议签署以外，也再次重申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坚持中国化方向”。中梵关系的不断发展，不可避免地就会走向与其他国家发展外交关系一样互派代表的阶段。但与一般国家不同，教廷驻外大使除了外交身份，还具备重要的宗教身份。这样一位代表在中国存在，或者至少如在越南那样“不定期地出现“，是否会是中国官方乐意见到的呢？答案不言自明。因而，中方是否有进一步加深中梵关系，提高双方关系层级的意图，其实尚待进一步观察。
对于梵方而言，正如持保守观点的教内人士和学者们所说的，这份协议在主教任命问题上对教宗权威的确认更多停留在了形式上，中国官方的影响力恐怕仍然要多过教廷。法国巴黎的梵蒂冈与中梵问题专家沙百里神父甚至认为对8名“自选自圣”主教的接纳本身即证明在目前的协议框架下，教宗的否决权恐怕并无法真正落实。中梵问题专家，台湾文藻外语大学客座研究教授梁洁芬修女甚至认为协议的签署将会导致 “教会的主权恐被统战手法所牺牲”，担心教宗在主教任命权最终会沦为“教宗没有什么权”，并称梵蒂冈在中梵谈判中缺乏“中国问题专家”，暗指以帕洛林枢机为首的谈判团队“无知”。如何争取教廷在中国天主教教会事务上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又不会触及中方宗教事务管理的底线，将始终成为梵方所面对的一项棘手难题。
另一方面，地下团体方面对协议签署的结果褒贬不一。如何应对来自地下团体的反对声浪，特别是来自那些主教职权与公开团体主教重叠的教区的抗议，将会是教廷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在这些教区，地下的主教们因几十年来对“忠贞”于圣座的美誉，获得众多教友的拥护，甚至拥有来自海外的认可，贸然对这些教区或主教采取行动，将会使以帕洛林枢机为首的外交团队，甚至是教宗方济各本人，直接陷入争议的风口浪尖。
进一步来看，由于协议的全文与细节并未公布，中梵问题究竟多大程度上获得制度性解决，又有多少部分尚待进一步磋商，仍然还是未知数。
首先，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究竟如何决定未来新任主教的人选并未公开,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一问题上双方仍然会存在着分歧,或至少有一方对将目前双方默认的做法以制度化形式固定下来心存疑虑呢?中方固然需要在这一问题上贯彻宗教管理的一贯原则，教廷方面恐怕不会接受自己仅仅具有名义上或者象征性的“决定权”的方案作为最终结果。按照教廷以往的外交经验，下一步的目标将会是扩大教廷方面对候任主教进行事前考察了解的空间。一旦教廷方面在这方面的空间被压缩到极小，是否会通过否决中方提供的人选的方式来表达不满，最终导致双方谈判破局，将会是值得观察的一个点。
第二，如果先假定主教任免方式已经确定,那么下一步就要解决过去因为地上与公开团体分立而产生的一系列遗留问题。其一是如何处理这次获宽免的七位主教与他们所在教区已经存在的地下团体“合法”主教之间的关系就将是迫在眉睫的问题。目前来看，汕头教区的“地下”莊建坚主教年事较高，荣休的安排将会顺理成章。闽东教区的郭希錦主教的最终去向将会成为焦点。今年1月传出消息，教廷方面已经派出代表与其见面希望他“让位”，但这个让位究竟是降格为助理或辅理主教，还是转到其他主教空缺教区任正权主教，仍待观察。其二是如何协调中国现有教区划分与教廷对中国教区划分的不一问题。这次郭金才主教就任的承德教区之前一直未被教廷认可，此番任命可视为教廷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妥协。应该说，教廷旧有的教区划分成型年代与今天相距较远，各地行政区划、人口规模、教友数量等情况业已变化，教廷在这一问题上妥协的几率较大。岳福生主教所在的黑龙江教区和刘新红主教所在的安徽教区是否接下来会比照办理，将成为重要观察点。其三是如何安排地下团体的三十多名未公开履职的主教的问题。按照这两年的经验来看，只要双方能够协商一致，秘密祝圣的主教公开就任问题并不大，关键还在于双方的信任和默契是否能够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
第三，教廷是否愿意彻底放弃“双线策略”，正面应对天主教爱国会的问题。这一问题，恐成为未来双方谈判走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目前形势来看，中国在宗教事务管理的原则绝不会动摇，“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仍然是中国天主教会的指导原则。作为这一原则最重要执行者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亦将会长期存在。如果教廷不在这一问题上有明确回答，地下团体就是种保有存在的依据，相应的，教廷实际上也就始终保有了实施“双线策略”的底牌。教宗方济各上任以后，淡化了本笃十六世教宗在任期间公开指责爱国会的做法，但却并没有正面回应究竟该如何解决爱国会的问题。在过去两年，教廷中国问题专家韩德力神父在不同场合提出是否可以修改爱国会的一些章程提法，甚至去掉“独立自主”，以使其“符合天主教教义”。香港荣休枢机主教汤汉在去年则撰文表达希望爱国会成为“由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爱国爱教的群众团体”，专注于“鼓励神长教友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这些提法与目前中方的期望和中国教会的实践均还有着较大差距，这一问题恐成为双方谈判的又一大难点。
教廷发言人柏克在声明中形容这次临时协议的签署“并非结束，而是开端”，显示教廷深知未来仍然任重道远。事实上，去年帕洛林枢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自己再中梵关系中的努力成为“争取一个比较大的鸟笼”，可见作为教廷方面的主事者亦对艰难的未来心知肚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双方最后可能进一步达成的共识恐怕会停留在建立正式的、定期的、具有一定层级的磋商会谈机制上。要想取得像在越南或者古巴实现的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建立外交关系，需要等待更为漫长的时间。
转自天瓯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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