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文化是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逐渐形成、发展的，它孕育于西方人文主义的沃土中，以人道主义为宗旨。19世纪末，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红十字文化开始走近中国。这一时期，社会各阶层、各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对红十字组织表达了好感与认同，但对红十字文化的认识还存在不少偏颇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红十字标志的认知抵牾
红十字符号是集体约定俗成的结果，入会各成员国必须遵守。红十字之标记，本无宗教上之意义，诚如法国著名国际法学家鲁努尔氏所说，“只因第一次会议开于瑞士，特以表敬意于瑞士，且瑞士为永久中立国，乃与红十字条约目的相合之国，故用瑞士之国旗而反其色，易红地白十字为白地红十字，成为红十字会之标记。此标记制作既易且极明白，故为红十字条约所采用。”[1]
然而由于红十字标志与基督教十字架之间的“形似”，国人始终对之心存芥蒂。杨儒对红十字旗式字样的认知就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作为第一个提出设立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员，杨儒虽倡导设立红十字会，但又认为“中国文教不同，未便沿用十字”，建议“另拟字样”。他提出以“中”或“万”字来代替“红十字”的主张，“拟加两画写成中华之中字或加四画写成万年之卍字以示区别”。[2] 这种认识在国人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在早期倡设红十字会之时，中国社会中就曾有因红十字标志而对创办红十字会发出争议的声音：
或曰“十字为西教中标志，我中国既不入其教，则创兴斯会，不妨另立一名，何必即以其名名之，致与彼教相混乎？”[3]
“世人不察，每谓既用十字，类于耶稣教中之所为，殊不知土耳其亦用十字旗。观此则一个疑团不可打破乎？”[4]
这种将红十字标志与基督教相联系的看法贯穿于红十字文化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始终，颇耐人寻味。
二、对红十字性质的认知偏差
起初，对于红十字会这个全新的组织，国人并不清楚它的性质。这从甲午战争中伤病兵和难民对红十字的认知中可略窥一二。首先是在战争中受伤的伤病兵，他们对红十字医院起初是排斥和抗拒的。参战的许多中国士兵不知红十字会为何物，不明白“两国用兵，红十字会行乎期间，例不得有所伤害”的国际惯例，但见外国人，便误为敌方，以致“华兵有伤害红十字会人者，西人咸讪笑之”。[5] 资料显示，当红十字旗帜飘扬在旅顺的西人医院中时，中国军队曾威胁说，除非“这个外国信号”被拆除，否则会引发骚乱。甚至当红十字旗已经降下来后，军队仍攻击和洗劫医院。[6]
随着战火的蔓延和红十字医院救伤实践的开展，华兵对红十字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们意识到一个事实，即“飘扬在他们头顶的旗帜表示一个可以为伤员提供庇护和援助的地方，并提供免受敌人伤害的保护”[7] ，从而对红十字医院充满感激之情。与此同时，交战区的难民也意识到红十字标志的护身符作用。在日军进攻营口时，为避免日本人骚扰，许多人将红十字刷在板子上，或者缝在旗子上，甚至有人将红十字旗竖在鸦片烟馆上以求保护。尽管并不清楚红十字代表什么，但却很肯定“你要有这个（按：红十字），外国人就不惹你了。”[8] 这种种举动无不折射出国人红十字意识的淡薄。
伴随《申报》对红十字医院战地救伤活动的大举宣传报道，红十字会以“善会”的形象映入国人的视野。在将红十字会与传统善会相比附的同时，一批绅商有意将红十字宗旨与中国本土的义赈组织进行嫁接，产生了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等借用红十字名义和理念的组织，积极开展救济活动。这种实践表明国人最初对红十字会性质的认知还停留在传统善会的层面。
三、对红十字原则的认知误区
尽管甲午战时国人踊跃捐助红十字医院，但红十字“不分畛域救治”的中立立场对国人而言显然是陌生的。当时《申报》对这种现象曾有描述，“会中人当两国交兵，不论何国之人凡有伤者，一律舁回医治，今劝华人捐助而倭人亦蒙其恩，在捐者恐心有所不愿。”为激发国人对红十字医院的捐助热情，《申报》采取了有策略性的宣传，称“倭人自设慈善会……西人以为倭国既自有行善之医生广疗兵士，故营口所设医院不复疗及倭人，即或舁来，亦必挥之门外”，则“华人及西人所捐之款祗以疗治华兵，人何乐而不各解腰總以纾兵士之痛楚乎？”[9]
据此，甲午战争期间在华西人所创办的红十字医院在救助对象上并没有保持中立的立场，专门医治“华兵之被药弹所伤者”，“至于日本兵士之伤者，院中概不敷疗”[10] ，“即有送来者，亦必麾之门外”[11]。不仅如此，国人对日本赤十字社不分畛域的救护活动也感到不解甚至反感。旅顺一役，“负伤者为数益多，既无官医前往施医，致劳西国红十字会诸君附图南轮船往救，及至，则倭奴已代为敷疗。”对此，不少有识之士感到羞辱，认为“以食毛践土之人，而反受敌人之恩惠”，不免“恧然”！[12] 这种看法无疑折射了中国传统伦理对外来红十字文化的道德挑战。
以上交锋和碰撞，究其原因，在于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的红十字文化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近代，已有时人认识到这一点：尽管“人道名词，我国产生最早，义经四子等书，见诸记载”，但“排斥异己，黜落百家。其所见者小而人道卒未发明。然如上所说，皆人道之由来，非人道之主义。”[13] 具体而言，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从行善动机而言，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在于理性的世界观和功利的人生观。[14] 在这种人生观的指引下，中国民众的行善带着强烈的功利色彩，积功德即是深刻的动机之一。“中国之为慈善者，皆先以祸福之酬报为心，而慈善之事业实为此祸福之刍狗者也。”[15] 与之相较，红十字文化秉承人道主义，以救人为天职为义务，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努力保障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
其二，就人际关系而言，传统慈善文化虽提倡仁爱，然而这种仁爱却根植于深厚的血缘背景，是一种有差等、分亲疏、推己及人的爱。这种人际关系诚如费孝通所指出的差序格局，即“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6] 这也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内敛性，从而使得所谓的德行外推泽及他人的时候，“脱不去己身中心主义的性格”。“从施与者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恩赐；从被施与者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卑恭屈膝的乞讨”。[17] 这使得传统慈善带着居高临下的色彩。而红十字文化建基于人格和权利平等基础之上，提倡无等级无差别的爱，“对于被救者温辞巽色，曾无自矜之意”，是一种充分的人道主义。
由于这种本质的差异，加之文化的维模功能[18] ，传统慈善文化本能地会对外来文化进行筛选，并开启自我保护机制。为化解冲突，红十字文化逐渐开始适应本土的文化土壤，在与传统文化的求同存异中获得立足之地，最终促成二者的融会。这一过程既是红十字文化主动选择和适应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在红十字文化影响下悄然转型和更生的过程。
备注：
[1]棫材东蒙：《考据：红十字会考(二续)》，《圣教杂志》1919年第8卷第3期，第99页。
[2]《使俄杨儒奏遵赴和兰画押请补签日来弗原议并筹办救生善会摺》，见王弢夫：《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第2327页。
[3]《创兴红十字会说》，《申报》1898年5月9日。
[4]《红十字会历史节译》，《申报》1898年5月30日。
[5]《论保鸟会》，《中外日报》1899年8月20日。转引自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82页。
[6]《字林西报》1894年12月7日。转引自[美] Caroline Beth Reeves, The Power of Mercy：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1900—1937，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8.
[7]《字林西报》1895年3月22日。转引自[美] Caroline Beth Reeves, The Power of Mercy：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1900—1937，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8.
[8]戚其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0页。
[9]《劝助行营医院经费说》，《申报》1895年2月10日。
[10]《敬募营口烟台军士医伤费》，《申报》1895年3月5日。
[11]《善会募捐》，《申报》1895年2月7日。
[12]《行军以医生为要说》，《申报》1894年12月19日。
[13]朱瑞五：《人道说》，《中国红十字会杂志》第2号（1914年6月），第2页。
[14]参见姚传德：《林语堂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唐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5]《论慈善事业中外之不同》，《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11期，第266页。
[16]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17]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基本主题的再反省与再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20-321页。
[18]文化维模是指一种文化对自己文化模式维护的功能。这种功能使一种文化在与其他文化接触中能够对异文化进行自我保护性的选择。当异文化有利于本文化的发展、稳定时，予以接受，从而发展和丰富本民族文化；当异文化损害甚至破坏本文化，或者文化主体认为威胁到本民族文化时，对异文化予以斥拒。参见李岗：《跨文化传播引论——语言•符号•文化》，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189页。
转自大风号
http://wemedia.ifeng.com/89706341/wemedi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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