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9日至20日，第三届两岸四地佛教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除了耿世民、方立天、叶小文、释永东、杨曾文、班班多杰、陈庆英、李向平等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和重点发言外，还设有两个分会场讨论当代佛教和佛教与民族的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的佛教现状及其未来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认为，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历史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全球进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一种适应当前时代要求的文化价值观。佛教的缘起论是佛教世界观的理论基石，也是区别于其他宗教哲学派别的思想标志。佛教缘起论适应世界相互依存时代的要求，为世界相互依存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根据和理论支撑，经济全球化时代更加凸显了它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经济全球化为佛教带来了阐扬缘起论学说的历史性契机，也是佛教思想文化精华释放异彩的时机。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先生也认为，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虽然它表现为现实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等层面的运动，但是它背后所遭遇的则是更深层次的文化理念、生活价值、思想方式等层面的碰撞、冲突、互动和对话。已经成功举办的两届世界佛教论坛，更多的讨论也是对全球化下佛教文化的思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契理契机地弘扬优秀的佛教文化，阐发佛教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当然就是围绕着以缘起为基础的佛教文化核心思想，以和平理念，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台湾佛光大学释永东教授结合台湾社区大学的起源与发展、佛光山社区大学的特点及其作用等，介绍了台湾地区基于佛教理念开展社区教育，让不少台湾成年人重新找回学习的意义，甚至进而转变成一种追寻正确价值观的探索历程。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教授则从中国佛教信仰的私人性和社会性入手，着重探讨了佛教怎样从寺庙走到社会，用一种公民的社会组织形式使信仰者以佛教信仰为纽带而组织起来的佛教运作方式。中国人民大学魏德东教授着重分析了当代中国佛教的保守性与开放性。他认为从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在宗教方面，得到社会大众认可，并呈稳定上升态势的教会，在教义和实践方面一般都表现得较为保守。而所有开放性的，与世俗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的教会，则大多处于衰退的态势。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展，这一“信仰的法则”也正在中国佛教的实践中得到验证。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杨曾文研究员则提出了加强对邻国佛教研究的建议，特别提出要加强对日本、韩国、蒙古国、越南、俄罗斯等国佛教的研究，吸收邻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的探索经验。香港中文大学学愚教授从佛教模式的转换这一角度来探讨佛教的整体发展，他认为，如何以佛法为根本、借用佛教模式转换的理论确立新思想，开创佛法在当今社会的弘法新模式，这是人间佛教在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澳门大学贾晋华教授通过对古典禅教育的分析，探讨了人间佛教与古典禅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禅的最大特色是具有强烈的生活意味，这在很多方面和入世的现代人间佛教密切关联。香港浸会大学吴有能教授从佛教的缘起论与全球化基础的互联性两者理论的同构性出发，分析了人间佛教介入全球化的姿态及契机，说明了人间佛教，特别是星云大师面对全球化议题的智慧资源。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提出了健康佛教的理念。他认为贪欲最小化就是智慧，爱心最大化就是慈悲。这在当代社会中是佛教发挥积极作用切实可行的入手之处。中央民族大学刘成有教授从印顺法师“中国人”和“现代人”的双重身份入手，分析了人间佛教思想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特征。他认为，人间佛教思想强烈的入世特征与儒家的社会关怀具有一定的思维关联，而人本思想与人间净土则体现着一定的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通过分析印顺法师1947年出版的《中国佛教史略》，发现这本书同日后印顺法师的名著《中国禅宗史》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他认为应该从印顺法师对佛教、对中国佛教的整体理解和高下判摄，重新解读《中国禅宗史》，这将会加深理解他的人间佛教思想。佛光大学释妙日教授认为，禅宗各祖师的修行方法，虽有差异，但皆是强调自心本是清净，都是顿悟思想。现代人不妨融合南顿北渐的修行禅法，扫除妄执，回归真性，在禅修的实践方法上可于每日忙碌及闲暇之余，以禅坐息妄渐修，见性成佛。澳门大学郑庆云教授着重分析了宗教（佛教）教育在解决全球文明冲突问题中所可扮演的角色，突出强调了西方佛教界所提出的理念——共同责任的重要性。此外，香港中文大学窦亚平博士从宗教概念的引进以及佛教的制度化两方面详细考察了全球化对太虚法师佛教改革的影响和他对全球化作出的回应。傅晓博士则从业力、基因的角度入手，分析了佛教与遗传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梁容博士从人间佛教的全球化与地域化出发，讨论了人间佛教的生态实践。刘泳斯博士以广西梧州西竺国寺为例，分析了近代佛教的多元发展路径。中央民族大学王亚欣教授则以佛教为例，总结、归纳了台湾佛教文化在与旅游的互动中，传播宗教文化、发挥宗教积极社会功能方面的经验，提出值得大陆借鉴的方式和模式。
全球化背景下佛教与民族的关系
中央民族大学耿世民教授强调指出，中国的佛教来自于西域，主要是来自于古代西域的于阗（和田）、库车、吐鲁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前，这里主要是佛教信仰。古代西域的和阗还出了很多高僧，《华严经》的作者就是和阗僧人。西域佛教的民族性研究，大有可为。冯巧英女士认为，净土宗既是佛教民众化的产物，也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净土宗吸收了当时各民族和外来宗教的思想、信仰、行法，又将独特的思想理念融化到各民族和各教派中去，形成独特的教派，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中央民族大学班班多杰教授认为，在考虑藏传佛教和印度佛教普遍性的时候，也要注意到藏传佛教自身特别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规律，也就是既要研究藏传佛教的贡献，也要研究藏传佛教的特殊性。比如藏传佛教的神祇系统，好多派别都把自己宗派的创始人以及自己宗派的高僧大德摆放在和印度佛同样的位置，还吸收了汉地道教的神灵如文昌帝君、关公、二郎神等，从而形成了藏传佛教非常独特的神祇系统。归根到底，这是佛教藏族化的重要表现。才让太教授从公元7世纪佛教大规模传入吐蕃以后和苯教相处1300年的历史入手，讨论了佛教和苯教之间从排斥、较量到携手的进程，突出强调了佛教和苯教之间贯穿着的对话态势。罗桑开珠教授认为，佛教对藏族吐蕃的社会思想意识、王室成员教育、社会语言文化、造像艺术、建筑、音乐舞蹈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庆英研究员从藏传佛教独特的活佛转世传承方式入手，分析了活佛转世制度在藏族地区形成的思想原因和社会控制原因，并用大量具体的史料予以剖析。苏发祥教授就乃囊寺及其活佛转世系统进行了说明，并探讨了如何通过传统的教法史和教派史研究认识当时西藏社会的面貌和全貌。达哇才让探讨了当代藏族活佛的多元角色，如活佛大师、活佛领导、活佛代表、活佛委员、活佛教授、活佛学者、活佛医生、活佛建筑师、活佛慈善家、活佛教育家等等，并分析了这个特殊群体对藏族聚居区现代化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杨士宏着重探讨了新时期藏传佛教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分析了藏传佛教积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具体内容。他认为，解决好宗教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重中之重。此外，萨尔吉教授主要探讨了西藏所传的梵文贝叶经意义所在。扎西才让教授主要讨论了敦煌文献里有关藏族信仰的重要文献。台湾华梵大学黄英杰教授重点梳理了民国初期佛教的一个悬案：诺那活佛的死因，他经过详细的考证，得出的结论是：70多岁的诺那活佛属于自然死亡，纠正了历史上的一些错误说法。先巴教授讨论了汉地僧人心道法师入藏学密的缘起、西行学法的过程，介绍了心道法师创立法幢宗的具体情况及其历史影响。他认为，法幢宗是民国时期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沟通交流的历史产物，对我们今天研究汉藏交流仍具有现实的文化意义。
蒙古族、傣族等民族的佛教信仰问题
唐吉思教授认为，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体现在多方面，如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的根本理论和现代生活实践之间的碰撞、僧侣人数比较少、僧人生活世俗化等，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宝贵贞教授认为，如果结合蒙古民族近代史进行考察，可以说，内蒙古宗教改革是一场自我教育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的价值追求从彼岸回到现实，为内蒙古民族走向现代化奠定了现实基础。当然，不能否认这场宗教改革有其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人们往往夸大了它的统治力量，忽略了宗教的文化功能，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郑筱筠研究员认为，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在加强各大宗教之间的联系和了解的同时，人们的文化意识和文明差异意识也明显加深了，促使各民族开始更加重视自己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民族传统文化，彰显自我特色。当代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也正是呈现出了外显和内敛两种表现形式。在积极面向世界、面向社会、面向现实、面向人生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世俗化、本色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姚珏教授结合《维生达腊》本生经与西双版纳傣族社会“赕”思想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布施的思想和仪式在西双版纳社会如此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温金玉教授从契丹人与佛教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入手，分析了辽代佛教的民族性特点，以及辽代佛教在唐代华严信仰到宋代以后禅宗信仰之间转型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令人耳目一新。李海涛博士基于中日韩三国的佛教交流，梳理了韩国佛教发展脉络中的最前期历史，对佛教在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传播足迹，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历史资料。
转自中国佛教学术论文库
http://lib.zgfxy.cn/article_detail.aspx?id=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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