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在规范意义上仍然算为宪政民主的印度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政策。通过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取得独立后，1950年代初，费边主义者、对内政策主张四大原则“民主、社会主义、团结和现世主义”的国大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执政，印度倾向社会主义，并仿照苏联制定了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
尼赫鲁认为印度这个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必须走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模式，在“公有生产计划工业”中建立劳力密集的工作站（大工业基地），阻止农村人口流入大城市。正如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哈耶克所指出的，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必然造成大量的浪费、低效率和腐败。相反，作为民主国家，印度在宪法里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根据相关规定，无论是贫民窟居民还是外来白领工作人员，只要18岁以上且在当地居住年满5年，就可申请一张新的选民证。
1947年东巴基斯坦（如今的孟加拉国）脱离印度独立，加尔各答涌入了数以万计担心被回教徒迫害的印度教难民，霍乱和麻风病等传染病流行。1948年，教宗庇护十二世许可德蕾莎修女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并拨给她一个社区和居住所。1950年10月，德蕾莎修女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将修女服改为印度传统服饰。1971年，在获得“Pope John XXIII”和平奖（教宗颁布）等一系列奖项之后，1979年，特蕾莎修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一国只有诺贝尔和平奖而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常常是令人同情的；印度有幸不是这样的国家。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对印度等国进行考察和研究之后指出，必须重视穷人中的贫困指数。“阿玛蒂亚·森的贫困指数”提供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模型。此外，森还在社会选择、福利分配和贫困研究等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视角提供了理论奠基。由于在福利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森被授予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荣誉。
森的作品中最为中国自由派改革派学者熟悉的是《以自由看待发展》。类似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状况决定了两个国家的经济学家都非常酷爱经济自由，而民意总体上倾向呼吁建立一种能够让底层民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然而，国家治理，常常陷入悬殊的贫富差距，政府介入的时候害怕“政府失灵”，一旦政府拒绝介入又害怕“市场失灵”引起各种经济与社会发展危机。这是公共决策的“二难困境”。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辩论了一个多世纪。这些“主义”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欧美国家周期性的大选及其后的政策调解能缓解二者矛盾。宗教传统中发育起来的小共同体的公益慈善功能，也能结构性地缓解冲突。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再也没有陷入战乱冲突。建立了西式法律体系的印度，俨然能够日益美好和谐 。
然而，印度如此令人失望，特蕾莎修女几近绝望。1979年9月，在致其亲密的伙伴迈克尔·皮特神父的一封信中，特蕾莎修女如此痛苦地说：
“耶稣给你特别的爱。而对于我，沉默和空虚如此之大，以至于我看却看不见，听也听不到。舌头移动，却哑然无声——我需要你为我祷告；这样我让他自己决定。”
教内太多的回应是于事无补的。例如，修女的长辈级挚交毕雷大主教忽视了特蕾莎修女信笺中透露出的抑郁症状，给出了一个明显区别于神恩独作论式的福音确认的、也即天主教式的回应：
“愿上帝引导你，亲爱的嬷嬷……你并不处于像你所说的黑暗里？你可以从外在的事实里看到上帝有多祝福你的工作。感觉不是必要的，况且还常常误导呢。”
对特蕾莎修女来说，这太不正常了，甚至会超出中国儒生的想象：要知道，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年，单纯从“立德立功立言”之角度来说，因公益慈善事业得到世人的认同，本应是特蕾莎修女最有成就、也会是最开心的一年。
如此又盼望又惧怕的状态，正是被律法所控告而辖制却找不到得救确据的典范心灵秩序，也是改教家马丁路德所曾经面对、后来在十字架救恩的福音里找到了正确的回应的。
这些沮丧异常的书信，后来被特蕾莎修女生前的同伴汇总并编写、由Wheeler Pub Inc这个机构在2008年出版成Mother Teresa: Come Be My Light一书。作为The Private Writings of the Saint of Calcutta，成为Wheeler Large Print Book Series。在汉语世界，这种形式就是所谓私人见证丛书。以此书为重要论据，David Van Biema于2007年8月23日发表于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文章Mother Teresa's Crisis of Faith一文指出了特蕾莎修女极其昏暗的心灵世界，这位在天主教世界被封为“圣人”的宗教慈善家，在无数不堪痛苦之时刻，竟然怀疑天国的存在、甚至怀疑上帝的真实性。
1950年10月7日，教宗批准了特蕾莎修女与12位修女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称博济会），且将修女制服改为白布镶上朴素的蓝边的、印度最底层的“吠舍”传统的白棉粗布沙丽。
这有印度独特的背景。强调通过个体道德行为来拯救他人于苦难的特蕾莎修女面临着一个悖论。她献身慈善事工的印度是个迥然有别于欧美世界的东方国家。作为众多宗教的发源地，印度被称为“宗教博物馆”。全印度约有80.5%的人口信仰印度教，还有伊斯兰教（13.4%）、锡克教（1.9%）、基督教（2.3%）。印度教主张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这些等级又可分成很多次等级（Jatis）。因此印度一共有2000到3000个等级。外来宗教纷纷“本土化”。
根据天主教背景的美籍古巴裔学者冈萨雷斯（Justo L.Gonzlez）在其著作《基督教史》（上海三联书店 2016年版）所介绍，在特雷萨修女工作的20世纪50年代，
“新的灵恩派出现在印度各地，一些只是简单地复制了它们从西方学到的东西，而另一些自成一体，它们将印度的传统文化重申为基督教信仰实践的中心。在印度社会中，另一个极端是‘无教会的基督徒’（churchless Christians），主要来自社会上层，他们试图在不加入教会的情况下将印度教的传统默想与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他们经常被指责为宗教调和主义者”。
拒绝福音所导致的问题，也就是“罪”和“死”，幻想用人手去解决。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太多的人寄希望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贫苦，能够通过外在的宪政、自发的良心而来的公益慈善等机制来促使城市化良性发展。然而，正是因此福音的严重缺失，印度采取过的各种人本主义机制却不能帮助特蕾莎修女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得到他们这个信仰本来就要求他们具备的“平安”、“喜乐”的信心。
根本原因在于，特蕾莎修女等教士的回应，是非圣经的。换言之，基督教在印度文化改造的某种挫败，根本原因在于教会远离了十字架的古旧福音。甚至在欧美素称公义与博爱的基督教教堂，一旦到了印度，也根据高低贵贱来排列主日敬拜座位，仅仅是个现象而已。
这样，进一步的结论，可想而知：西方普世价值及其制度化了的宪政体系，也就是整体的西方价值观及其制度文明体系，到了一个印度教国家，在功能发挥方面严重水土不服。
而在圣经里，基督教进入异教社会，特别需要堤防各种异化之罪。哥林多公元1世纪时期希腊的学术中心、亚该亚行省的首府。这个人口多达40万的城市，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大陆之间的狭窄地峡，东临爱琴海，西濒科林斯湾与伊奥尼亚海。因所在地行政地理双重因素的重要性，哥林多教会必然面临所谓“多元文化”抉择困境。
使徒保罗写作《哥林多前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福音来回应教会内部分门别类、结党营私及其各种淫乱腐败之事。在圣经作者看来，在一个堕落的异教社会中，唯有面对终极性的审判与称义，所谓教会中属灵的与道德的诸多难处，基督徒才能做到“凡事为荣耀神而作”（10:31）。
《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圣餐、第15章的复活之真理，其间十三章的“爱之歌”，正显明了与基督联合之奥秘所在。尤其是林前11：17-34关于十字架圣餐之于弟兄姊妹情义的劝勉，更是值得我们这些身在中国的基督徒深深反思：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舍有古卷作掰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死原文作睡）。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全文完）
书院三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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