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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佛教与西藏佛教
发布时间: 2019/1/4日    【字体:
作者:王尧
关键词:  长安佛教 西藏佛教  
 
 
此次佛教论坛以“净心慈恩,盛世长安”为主题,这无疑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口号,是对长安佛教历史地位和现世作用的精彩概括。关于长安佛教的历史,关于长安佛教的当代意义,关于长安佛教的学术研究,关于鸠摩罗什,关于玄奘……长安佛教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魅力,为我们展示了广阔的文化空间,留下了太多的研究课题!
 
  据说近年西安搞了一个“长安佛教祖庭调研”,佛教8个宗派,6个宗派的祖庭在西安,再加上法门寺这一佛教圣地,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佛教界同仁称其为“1 + 6”。仅仅这组数字本身,就足以彰显长安佛教无与伦比的地位和影响。长安是中国十三朝的古都,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佛教重镇。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后,在弘传过程中实现了中国化。佛教的中国化不是一天完成的,也不是一个地方完成的。整个的中国文化,从思想上来讲包括儒、释、道三家。而中国化的佛教,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是兼容并蓄的,对佛教的接受和阐扬经过了长时间的磨合,可以说佛教到了长安也就成了形——印度佛教正式成为中国佛教,是在长安;中国佛教走向盛世,仍然还是在长安。譬如翻译大师鸠摩罗什,最后的重要工作是在长安完成的,具体地说是主要在长安的大寺和逍遥园。再如远行西域、舍身求法的玄奘法师,同样在长安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不朽业绩。如今,这慈恩寺内巍峨屹立的大雁塔,仍在昭示着长安佛教所拥有的过去与未来!若以长安佛教的发展线索为纲,整个中国佛教的历史脉络,也就在总体上清晰起来了。
 
  我于上世纪50年代投身藏学,从事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研究,弹指一挥,转眼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这些80多岁的人,亲眼看到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昌盛,看到中国佛教和长安佛教的兴盛,看到中国佛教研究和长安佛教研究的兴盛,这是极好的因缘!赵朴老生前曾说,佛教的三大门派中国都有:一个是汉地的大乘佛教,一个是云南傣族地区的小乘佛教,再一个就是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确是用自己的方式接受了佛教。而以长安佛教为代表的汉地佛教,以及西藏全民信仰的藏传佛教,还有其他各种宗教信仰,共生于中华文化的大家庭之中,并且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此,不妨从“长安佛教与西藏佛教”的关系谈起。
 
关于西藏佛教的长安渊源,可以说始于文成公主嫁到吐蕃而带去的汉地佛教。文成公主本身是个佛教徒,她从长安将释迦牟尼12岁身量铜像带到拉萨。此像又称觉阿(Jo bo,至尊)佛像,现在是拉萨大昭寺的主像,成为藏族人民心目当中最珍贵、最重要的佛陀形象。一生之中能够朝拜一次大昭寺,再到觉阿佛像面前参拜、顶礼,这在藏人看来是一种功德,是心愿的完成。这尊佛像原来供奉于小昭寺,到了金城公主入藏之后,方才移供于大昭寺之内。据传当年由于路途遥远,觉阿佛像的莲花宝座,未能随同文成公主进藏;清康熙帝于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敕建西安广仁寺,专门供奉这尊莲座至今。2006年,一尊精心仿刻的觉阿佛像和一尊文成公主像,在西藏大昭寺开光之后,沿着绵延的唐蕃古道回到西安,也供奉于广仁寺之内。言及此处,我们不得不感慨历史所具有的惊人力量!拉萨小昭寺的建立,最初除了供奉觉阿佛像之外,替公主供佛的汉僧也住在寺内。义净《求法高僧传》记载,前后曾有汉僧8人,来往长安与印度之间,有的路径拉萨、作过停留,还曾由文成公主资助旅费。事实上,自文成公主入藏以来,就有不少汉僧常驻拉萨。敦煌P.2139号《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记载,汉地公主入藏之时,带有“六百侍从”,其中应该就有僧人。按P.2139号题作“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与著名的《于阗授记》(Li yul lung bstan)、《于阗教法史》(Li yul chos kyi lo rgyus)二书首尾相接,是研究汉藏佛教关系的重要文献。吐蕃赞普墀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755—797在位)亲政之后,曾派巴•塞囊(sBa gsal snang)等人赴长安求取佛经、迎请汉僧。在西藏山南的昌珠寺内,还存有一口墀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798—815年在位)时期的古钟,藏文铭文铸成阳文,环绕钟身两圈。钟上明确记载,此钟系“汉比丘大宝监铸”(rGyavi dge slong rin chen gyis blugs so//),信实地证明了汉地僧人在西藏的佛教活动。此外,吐蕃时期许多贵族子弟留学长安,也势必受到儒学及长安佛教的影响。
 
 
  公元779年(大历十四年),吐蕃在桑耶地方建成大寺,佛教在西藏开始迅速发展。桑耶寺的主殿,是一座三层建筑,下层是西藏式样,中层是汉地式样,上层是印度式样。按所谓“桑耶”(bSam yas),乃是汉语“三样”的另一种译法。值得一提的是,西藏档案局保存的《喇协》(Bla bzhad)一书,把“三样”(Lugs gsum)写成了Lug gsum,并解释为“三羊”,取“三羊开泰”的吉语;还指责“三样”是“三羊”的误书,后人不解其意而妄解为梵、藏、汉三样而已。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西藏佛教所具有的汉地渊源。著名《登迦目录》(lDan dkar ma),是吐蕃时期三大佛典目录之一,堪称藏文大藏经最初的一种编纂尝试,其中就有34种经书明标是由汉文译为藏文。这种情形,想必与汉僧在西藏的活动有极大关系。当然,吐蕃接受佛教以后,也从印度聘请一些法师过来。当时的印度佛教,处于一种受到排挤的境遇,一批法师从尼泊尔等地流亡到西藏。这就是西藏佛教的另一个渊源,即印度渊源。至于汉地禅宗的传入吐蕃,以及佛教史上著名的“吐蕃僧诤”,在学术界曾引发研究的高潮,同样反映了长安佛教与西藏佛教的深刻关系。《佛祖统记》卷41记载,公元781年(建中二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赐沙门善讲佛理者,帝令良绣、文素往赴说法、教化,岁一更云”。这与藏文一侧的记载完全呼应,无疑是汉地长安禅宗传入吐蕃的直接证据。1942年,吕澂先生曾出版一部《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重要佐证。
 
  若从文化发展的眼光观察,吐蕃时期社会思想活跃,文化有了很大提高,文字也得到推广,藏人的眼界大大地开阔了。佛经故事把人世间的苦难,以形象的语言与诗的形式,加以比譬言传,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思维和灵感。汉地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通过敦煌等地作为枢纽,大大丰富了藏人的精神世界。这一时期,经书的翻译、文学的创作、艺术的生发,可谓是空前的繁荣。《解深密经疏》的撰写与翻译,便是一个极为显著的例证。《解深密经》5卷,玄奘于647年(贞观二十一年)译于长安,共分8品。藏文本译者不详,收在《甘珠尔》(bKav vgyur)众经部。此经解释大乘境、行、果的深义,乃慈恩宗唯识法相学说所据的重要经典。新罗王孙圆测,是玄奘的弟子、西明寺唯识派的巨匠。玄奘译出《解深密经》之后,圆测便造了此《疏》,举凡40卷。陈寅恪先生当年考证,《解深密经疏》的藏译者为管•法成(vGos Chos grub),感慨“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按《解深密经疏》藏文本题名vPhags pa dgongs pa zab mo nges par vgrel pavi mdo rgya cher vgrel pa,可译作“圣解深密经大疏”,收于北京版方册本《丹珠尔》(bsTan vgyur)第106函,明言管•法成自汉本译出并校勘。此《疏》的汉本已经遗失,辛有法成的藏译保存完整,其后6卷由观空法师由藏文还译为汉文,使千年古籍得以复其原貌。完全可以说,管•法成与观空法师的业绩,并为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两段佳话,表明长安佛教与西藏佛教深刻联系。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人迹罕至,藏文化的神秘感以及原生态都与此有关。但藏文化决不是封闭的文化。关于汉地佛教文明向西藏的传播,以上例证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此外,特别是公元11 世纪以来,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藏文化,不断地向内地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靠拢,这是一个长期不断的历史过程。正是这种持续近千年的靠拢,使藏文化牢固地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形,从长安地区的相关藏传佛教遗迹便可得到证明。西安荐福寺内的小雁塔旁,存有一通明代正统年间的圣旨碑,一侧镌有明代重修荐福寺的图形,另一侧则刻有正统十四年(1449年)颁发给藏僧“勺思吉坚参”(Chos kyi rgyal mtshan,法幢)的圣旨。碑文记载,勺思吉坚参为陕西西宁卫弘觉寺“番僧”,于宣德元年(1426年)领受“钦赐度牒,回还到陕西西安府荐福寺住坐”,见古刹丛林破损严重,遂于宣德七年(1432年)发心,化缘修缮。又据王辅仁先生说,小雁塔的上部还有藏文题记。总之,《正统圣旨碑》及其反映的历史信息,可以说是藏传佛教东传过程之中在长安的“惊鸿一瞥”。
 
  中国56个民族之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有10个民族。他们的信仰不是一家两家、一户两户,这个信仰属于全民的信仰。而藏传佛教,也同样是全民信仰的宗教。我们投身藏学工作、研究西藏佛教,从一开始就必须学好藏文。要和藏族进行语言沟通、文化交流,才能懂得血浓于水,认识许多深刻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甫建。季羡林、于道泉二位先生向国家建议,专门培养涉及边疆民族的研究人才,提倡从民族语言开始。于教授在海外16年,深感中国藏学研究应加强语言训练,培养专门人才。他是最早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之一,当时只有孤零零的几个人而已。因此,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系”。从各个大学抽调学生,专门加以培养。一度达到400多人学习各个民族语言,我学的是藏语。我从南京大学来北京时,没有别的课程,就是一门语言。北长街的班禅办事处,那是一个藏语环境,后院有一片房子,我们就在那里学习。贡噶活佛,是我们到藏区投奔的第一位高僧。我们在贡噶山上拜师的时候,上师高兴地说:“你们这批汉人都是青年,我很乐意教!”通过语言学习、庙里生活,有了很好的直观训练的机会,对西藏佛教和藏族人民的关系、西藏佛教与汉地佛教的异同,都有了切身的体察。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说:“雄鸡一唱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后一句的意思,是说边疆各个民族都聚会于首都。当时,十四辈达赖喇嘛、十辈班禅喇嘛都来了,而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我们作为大会服务人员,有机会跟他们多次接触。1954年底、1955年初,恰是藏历木羊新年。新年前夕,毛泽东主席亲自到西藏代表团驻地,给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拜年。这个场面被拍成彩色照片,后来在藏区发行很广,许多百姓都在家里都供养了起来。正是“万方乐奏有于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上面差之毫厘,下面失之千里。好比在耍龙灯,龙头举在那儿,手一转,龙尾巴就不知甩到哪里去了。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中国现在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恰恰是整合了这些事情。胡耀邦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第一次活动就是领代表团到西藏去。我是一个纯粹的教书人,当时他亲自点名让我随同,可以看出国家对西藏的重视。从那时到现在,西藏发展多快!以前进藏步行、骑马,到拉萨得两三个月。到了现在,可以乘坐青藏火车。在雪域高原上修建一条天路,那是容易的事吗!国家对西藏的事情,还应继续努力。还有我们新疆的事情,也是如此。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什么才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注意民族、边疆的和谐发展。回想过去一些往事,我觉得国家要建设和谐社会,宗教界、民族界以及各层、各界,都应提倡一个“和谐”。目前,国家很突出民族、宗教问题,其实重要一方面就是佛教问题。佛教界无疑是一个努力的渠道,可以为国家的总体建设服务。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倡4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和谐”怎么做到?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应该“从心做起”!记得2004年,韩金科先生随团护送佛指舍利到香港瞻礼,我参加了。尽管我在法门寺也瞻仰过佛指舍利,可是到了香港则别有一番特殊的意义。此前的2002年,台湾同胞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入台瞻礼,“佛手牵两岸,一月映三江,雷音震五洲,”在世界引起巨大的震动,这是一件极好的功德,能够有力地团结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华人当中,佛教事业起着一种维系的作用,不是别的力量所能达到和取代的。1998年,为了纪念佛教入华2000年,韩金科先生和法门寺博物馆在西安发起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我也参加了。印度、尼泊尔两国的驻华大使都去了,好像中国驻印度大使陈瑞声,还在会上担任了翻译。陈大使当时说:“我20多年没有做翻译了!”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很有纪念意义。
 
最后,祝愿长安佛教继续发展繁荣,长安佛教研究继续发展繁荣!
 
转自佛教文库网
http://lib.zgfxy.cn/article_detail.aspx?id=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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