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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与《圣经》之间架设桥梁
发布时间: 2019/1/18日    【字体:
作者:罗建平
关键词:  《论语》 《圣经》  
 
——评《中西元典对读》
 
新年,石衡潭博士赠我他的新著《中西元典对读》。记得大概九年前,他也曾赠我他刚出版的《〈东风破〉----论语的另类解读》。十余年来,石博士致力于在东西两大经典《论语》与《圣经》之间架起桥梁,尝试探索和营造出一种儒耶对话的良好氛围,进而破除偏见和误解,促进不同文化的融通与提升,无论他的初衷是否已经实现,于今都是一件有益的事。下面是我曾写过的一篇读后感,以此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吧。
 
按照哲学诠释学的观点,经典作为一种经过历史检验而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或“文本”,属于“历史流传物”的范畴。经典产生于特定的“视域”,体现了经典作家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对自然、社会、历史以及人生的认知和评判。同样,后世的读者(或解读者)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也离不开一定的“视域”,而这其中读者所处的历史阶段、生活环境,特别是读者本身的知识储备、生活阅历、认知评判能力以及对经典的熟悉程度,就显得非常重要。从目前对经典诠释与解读的途径以及解读者的构成来看,大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训诂学的路径。即着重于经典成书的年代、成书者的生平事迹、字词的解释等方面的“史料考证”,这类解读多是古文字专家所为;另一种则是历史哲学的路径。即解读者将自身的价值关切和意义探寻“置于”经典之中,寻找二者之间在哲学层面上的共鸣与升华。这类解读多是文化学者所为。二者的优劣,用王国维先生的话说就是,前者“可信”但不“可爱”,而后者“可爱”却不一定“可信”。石博士的这本书显然与这两种有所不同。他采取的是一种中间路线,即在重视“史料考证”的同时又适当加入了自己的哲学思考。特别是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他富有创意地将作为西方文化经典的《圣经》与作为中华文化(或儒家文化)经典的《论语》放在同一个文化层面上进行对读与思辩,互为比较,互为参照,相互融同,开辟了经典诠释的新路径。这种跨东西经典文化的比较不仅具有首创性而且更具现实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不同经典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开拓人们的眼界,构建更具包容、和谐、开放的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历史上看,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交流与交锋,其实从唐朝末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这种被称为“景教”的外来宗教虽然受到了李唐王朝的礼遇,但却并未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因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儒、释、道三家。在随后的1000多年里,基督教在中国缓慢发展,到了明朝才有了稍稍的转机。由于传教士利玛窦尊崇与亲近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态度,使他得到了明王朝万历帝的宽容,也使得基督教开始为一些上层士大夫所接受,可惜的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良性接触与交融却被后来的“礼仪之争”所中断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以武力叩开中国大门,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步天主教传教士后尘纷至沓来,广设教堂力传福音,教会的势力一下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壮大起来,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作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才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威胁,随后而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次对决。这场对决,虽然从政治军事层面来看,是西方列强的胜利,但从文化的层面上说却是儒家文化的胜利,因为至此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许多国人就将基督教与西方列强相提并论起来,而上帝的意图和基督的精义被误解为文化侵略的代名词。
 
基督教在中国的遭遇,虽然与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有关,但与西方列强的傲慢与无礼也是分不开的。正是这种傲慢和无礼,才导致了某些来华人士的肆意妄为,而个别传教士也沾染了这种作风与习气,如对教民的回护给地方官员施压等等。这样就损伤了中国人的情感,也损害了耶稣基督的形像。其实,耶稣给世人呈现的是公义、怜悯、谦卑与仁爱。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然,也有像戴德生这样的传教士,矢志效法耶稣,为中国人奉献一生。
 
石博士的这本书恰恰就是本着这种基督精神所开展的。作为一个研究宗教文化的学者,他清楚要在各个宗教文化之间进行比较与交流,如果总是带着一种宗教文化的优越感来评判和指点另一种宗教文化的优劣,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要么惟我独尊,自说自话;要么引起公愤,自取其辱。这既不符合一个学者的治学态度,也与这个地球同为一村的时代不相适应。当然这并非回避矛盾的中庸之道,而是表明一种研究态度和交流艺术。特别是在对宗教进行比较与评判时,更要有十分的智慧和十二分的耐心,这点在其《东风破——论语之另类解读》一书附录石博士与博友“新天下”的对话中可见一斑。
 
十二世纪的南宋宰相赵普在谈及自己的治国心得时,留下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而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则说:“今天的欧洲文明,全在当年上帝的使徒保罗所乘的船上。”由此看来,作为代表东西方文明经典之作的《论语》与《圣经》,它们分别所体现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将会长远地影响着各自的民族与传播地域。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有理由相信,儒家的关切与基督的关切在拯救和救赎人类灵魂上还是有着共同取向的,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相通相近就更多了。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的,世界上的水固然很多,但最终却都是相通的。其实宗教与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转自圣经论语对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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