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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宗教史概论
发布时间: 2019/1/24日    【字体:
作者:张化
关键词:  上海 宗教史  
 
 
上海宗教发展的历史,有以下特点:
 
一、近代以来,上海宗教逐渐取得重要地位,基本延续至今
 
上海佛、道教的历史很长,但近代以前,在中国佛、道教历史上并无地位。伊斯兰教在宋、元之交传入上海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的穆斯林家族将信仰延续到近代的已极少见。天主教在明末传入上海后,成为中国天主教的一个重要据点。但不久即受禁教政策限制,活动转入地下,自然难有作为。基督教在开埠后才传入上海。
 
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中,上海宗教地位逐渐上升。19世纪50年代起,天主教进入发展期,60年代起,基督教进入发展期。20世纪初至抗战前,天主教、基督教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佛教迅速崛起,伊斯兰教进入鼎盛时期,道教勉力发展。到1949年,基督教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中心。据1950年统计:中国各教派的26个主要教会团体,14个总办事处设在上海;12个合作团体,11个在上海;12个重要文字机关,9个在上海;8个救济福利事业机关全在上海;[1]各教派领袖人物也云集上海。天主教是实际上的全国中心。1949年,天主教全国性机构主要有两个,一是梵蒂冈驻华公使馆,一是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前者设于南京,而公使黎培里却常驻于上海,后者设于上海。近代,罗马教廷将中国不同的教区委托给不同国籍的修会负责,有12个修会在上海购置产业,设立“账房间”,筹集、管理该修会所负责教区的经济,有的还有人事调配权。这12个“账房间”联系着中国天主教140个教区中的近90个。20世纪以后,沉寂已久的中国佛教以一种新的姿态复兴,上海是重要基地。寺庙、僧尼、信徒大幅度增加;组织程度逐渐提高,先后建立过约10个全国和跨省市组织,20多个市级组织;文化事业勃兴,先后有10多个佛教专业出版机构,40种佛教报刊,22个[2]电台播讲佛学;中外佛学交流广泛展开,汉藏佛教得以沟通;全国知名僧人和居士都曾来上海进行传教活动。伊斯兰教主要在我国西北地区传播,但近代上海伊斯兰教宗教组织和学术团体的产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伊斯兰经典的翻译和出版,对侮教案的抗争,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重大影响。近代航海技术改进后,上海成为重要国际口岸,各地从海路赴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一般都从上海出入境。而朝觐者往往是有一定经济实力、信仰虔诚,在当地有一定地位的穆斯林。上海作为桥梁,将内地穆斯林接引到阿拉伯世界,与世界汇成一体,哈吉们又带来了阿拉伯世界的最新信息,并将之传播到全国各地。上海道士绝大多数属正一派。1912年,世居江西龙虎山的道教第62代张天师被江西都督摘去印信,革除天师称号;[3]1927年,第63代天师在江西一度被监禁;国民政府认为画符念咒的道教是不善的宗教,故应废除。正一派只能在半合法状态中谋求生存,难以形成全国中心。在此背景下,1912年起,正一派第62、63代天师都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与上海道士一起,寻求地方势力的保护,勉力建立组织、开展社会文化活动,使正一派得以生存并在民间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延续到建国后取得与其它宗教平等的地位。上海东正教会主要由俄侨组成。1924年,中国正教会成立,上海教区处于重要地位。1931至1949年,中国正教会大主教均由原上海教区主教接任,有的仍留住上海。上海还是犹太教、祆教等侨民教徒的重要集居地。
 
建国以后,通过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摆脱了外国势力的控制和利用,变成了中国信教群众自己办的宗教事业。这两个运动是中国宗教史重要转折点、新中国宗教史重大事件。两个运动的中心在上海。基督教全国领导机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至今仍在上海。至2000年,中国各教爱国团体历任主要领导人中,47%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上海,他们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3任主席吴耀宗、丁光训、罗冠宗,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团长张家树;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圆瑛、赵朴初;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陈樱宁。另外,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旸、真禅,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陈莲笙、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金鲁贤都是中国宗教界有影响的人物。
 
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老一代宗教界领袖人物的谢世,上海宗教在全国的代表性有所下降,除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不再出自上海。上海宗教界人士占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一到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有上海宗教界代表,1964年第三届有7人,其中2名常委。现在外省市仍有代表,上海没有。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上海有7名委员,1959年第三届有11名,[4]现在全国政协委员总数是1949年的3.32倍,上海宗教界仍只有7名。
 
二、上海宗教与上海社会同步发展
 
近代以前,上海只是江南二流城镇。近代100多年间,上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城市,全国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心、文化中心,跻身于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列,也是民族资本和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工人运动、和平民主运动的重要基地。如前所述,上海宗教也是在近代才逐渐取得重要地位。在宗教发展过程中,不少具体特征也与上海社会一致。
 
上海近代经济的发展,肇始于沙船业。世居青浦诸巷的沈、朱、周、秦等姓天主教徒沙船商为避战乱,约于1856年来到上海,泊船董家渡。他们的到来,为1853年刚建成的董家渡天主教堂,也为上海城带来一批富裕而虔诚的信徒。19世纪60年代,洋商的机器轮船替代了沙船,洋行需要一批买办,这些与“洋教”、洋人有交往的沙船商有的当了买办,有的开设船厂、铁厂,逐渐跻身上海工商界,少数人成为工商巨头,他们在经济上支持教会,成为上海天主教中坚、大族,朱志尧、陆伯鸿等成为中国天主教界头面人物。
 
上海是移民城市,近代有3次国内移民高潮:太平天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为避战乱,各地的穷人和富人一起涌入上海,尤其是租界,连华界的人也涌向租界。国际移民持续增长,人数以1942年为最多。这几个高潮也是上海宗教信徒增加高潮。1850年太平天国义军逼近南京时,一些穆斯林家庭迁居上海,居住于南市小南门、草鞋湾一带,逐渐形成一条街,这条街至今仍叫南京街。他们成为近代上海第一批穆斯林,1852年建立了近代第一座清真寺——草鞋湾清真寺。1860-1862年,约2万难民滞留在董家渡、洋泾浜、徐家汇等天主教堂周围,[5]其中大多数是教徒,战后不少信徒留居上海。对非教徒,传教士在从事救济的同时,抓紧传教。2年中,洋泾浜、董家渡和徐家汇的神父给2442名成年人付了洗,[6]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各地道士也在此时来沪开设道院谋生,1869年,苏州道士曹瑞长从上海县道会司领得“外方流道执照”,取得在沪传教资格,在今南京路、福建路附近设听钟山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涌入租界谋生的僧人、道士或建房、或租屋,设立了众多规模不大却颇兴旺的佛、道教庙观。孤岛时期,原居住在董家渡、虹口的富裕天主教徒纷纷迁往法租界伯多禄堂附近。该堂成为上层信徒和知识分子集中的重要堂口。1942年国际移民高潮中,到沪者多为受希特勒迫害的犹太教徒,他们的到来,使上海犹太教空前绝后地繁盛。
 
20世纪初至30年代,上海工厂和商业机构与日俱增,贸易和民族工业产值成倍增长,这也是各教全面发展时期。从各教新建、重建教堂寺庙和兴办大学两个侧面可以略窥一斑。如天主教的徐家汇大堂、佘山山顶大堂,基督教的沐恩堂、国际礼拜堂、清心堂、景林堂,佛教的玉佛寺、法藏寺、圆明讲堂,道教的城隍庙,伊斯兰教的小桃园清真寺等。以上所举罗列了至今为止上海绝大多数主要教堂和寺庙。在这段时期内,天主教创办了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基督教创办了浸会学院(后改为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圣约翰书院正式改为圣约翰大学,佛教办了华严大学。这些大学就是近代上海各教所办的主要大学。
 
在上海不同区域中,宗教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也保持着一致。沙船业兴盛时期,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小南门外沿黄浦江弧形圈(即今南码头到十六铺一带)是上海最繁华地带,避战乱的沙船商泊于此,来沪谋生的穆斯林多在此做码头小工。近代最早的宗教活动场所也多建在这一带,如董家渡天主教堂,草鞋湾清真寺。19世纪60年代以后,城北租界渐盛,老城厢商业重心北移,以后来沪者大多舍南就北。穆斯林在九亩地(今大境路、露香园路一带)形成新的聚居区,1869年购屋改建成穿心街礼拜堂(今福佑路清真寺),该寺建成后,在教内称作北寺,北寺遂成穆斯林活动中心,延续到1949年。董家渡天主教堂建成后至1960年一直是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一度是教会中心,随着租界的兴盛,教会中心事实上转移到租界。1857年,天主教江南宗座代牧区经济中枢——账房间为避战事,从董家渡主教府迁入位于法租界的洋泾浜小堂,1861年后,好几任主教以该堂为主教府。基督教也是这样,1844年上海第一个布道所设于南门租来的民房中。1847年4月,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教堂——圣三一堂建成,教堂选址于英租界(今江西路、九江路口)。19世纪60年代起,基督教堂大多选址英、美租界,直到1949年,基督教重要教堂和所办事业大多在原英、美租界。1862年,工部局越界修筑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至静安寺。在此之前不久,静安寺受太平天国战事影响,仅剩下一座大殿。1880年,有商业远见的浙江商人胡雪岩和绅士姚曦出资修复静安寺,次年工程落成之日,适逢释迦牟尼佛诞辰,于是举行了隆重的浴佛典礼。附近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前来出售土产、农具,城乡四众云集,一来礼佛,二来赶集。以后每年静安寺都要举行三天浴佛节庙会,渐成上海风俗中一道风景。静安寺地区逐渐成为上海重要商业区,静安寺也在诸多历史古庙中脱颖而出,在近、现代成为上海最受关注的寺庙,全国及市级重要组织大多设于该寺。而一批原来和静安寺齐名而地处租界边缘或界外的历史古庙却在近代湮没了。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取得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各国在沪投资猛增,尤以日本纺织厂为多。1913年至1925年,日本八大纺织系统先后打入上海,在沪办厂29家。他们到上海时,杨树浦沿江一带早已被英、美势力占据,他们转至1899年新扩充的公共租界沿苏州河岸一带设厂,形成沪西工业区。大批安徽、河南、湖北、山东等省贫困穆斯林来厂就业,形成沪西穆斯林聚居点。1920年起,在小沙渡(今西康路、长寿路一带)先后设立了规模不大的药水弄、鸿寿坊、江宁路等清真寺。
 
建国后,上海宗教因社会政治运动经历了一段曲折。1979年后,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宗教界人士在政治上重新得到信任,100多人当选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信徒们在本职岗位上心情愉快地工作,数以千计的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宗教活动场所陆续收回开放,截止2000年已达338所。参加基督教、佛教、道教活动的人数持续增加。基督教徒1980年约3.6万,2000年15.85万。春节进佛教寺庙人次,1981年1.2万,2000年近60万。春节进道观人次,1984年近0.1万,2000年10万。[7]宗教界人士普遍反映:现在是心情最愉快、局面最好的时期。
 
三、近代以来,上海地方政府宗教政策比较宽容;建国后,尤其近20年来,上海宗教政策落实得比较好
 
从总体上看,开埠后,上海地方政府宗教政策比外埠宽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各国、各地、各教力量汇集上海,促进上海宗教发展、地位提高。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上海地方政府对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宽容程度不一。
 
上海是通商五口之一,是殖民势力着意经营之地,经营内容包括“传教事业”,他们动辄以外交、军事手段对上海乃至中国政府施压,以确保天主教会、基督教会传教特权。上海地方政府和教会的关系不再是中国、更不是上海的内政问题,而是受不平等条约制约的外交问题。战场上的失败使清政府不惜一再牺牲局部利益,曲意迁就外国势力,只求不“激成事端”,危及政权。上海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因牵涉或可能牵涉“外交”而非地方官所能裁定,他们无奈地采用容忍外来宗教的政策。1848年,英国领事阿礼国借基督教青浦教案大做文章:最后,以赔款、惩办中国“肇事者”、撤咸龄和青浦知县之职了结。青浦教案给地方官立下了对待教会的无形“规矩”。19世纪70年代后,外埠教案此起彼伏,震惊朝野,而上海却再没有能载入中国教案史的教案。因为地方官在处理民教纠纷时无不对“民”防范在先、果断弹压,对“教”小心“保护”、格外“宽容”。1875年后,邱家湾、南钱等地发生过多起小教案,地方官都竭力弹压,对士绅的惩处越来越重,赔偿以教会满意为限。有此环境,各国传教机构当然更愿意把在华传教领导机构和重要传教事业设在上海,并注入大量经费和人力,直接促进了上海天主教、基督教的发展。
 
大清律规定回民地位低于汉民。上海地方政府却给予穆斯林一定保护。民国期间,上海地方政府仍以相对平等和宽容的态度对待伊斯兰教。南华文艺、北新书局等数起“侮教案”,经穆斯林抗争,都以政府出面调停,肇事者道歉平息。上海穆斯林人数不多,大部分经济、社会地位不高,但一批信仰虔诚的穆斯林竭力提高自身素质,扩大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争取平等地位。
 
近代上海地方政府对佛、道教沿用清政府限制和安抚并用的态度,19世纪限制多于安抚,对佛、道教传统活动,制定并施行了一些令今人费解的政策。1879年,上海知县奉命让尼僧蓄发还俗,变卖房屋以作生产。[8]1888年,每逢朔望派兵在邑庙(城隍庙)、沉香阁等处把守,阻止妇女入庙烧香。1900年,上海知县以谕禁烧香,龙华寺未予遵守,烧香者男女混杂、“有伤风化”为由,一度封闭龙华寺。迎神赛会是上海道教传统大型活动,上海知县屡出告示禁止。
 
民国时期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国策。但中央政府及其政策都缺少连续性和权威性,1913-1929年,国民政府至少7次制定、修订或重新认定管理佛、道教寺庙的条例,政策往往尚未贯彻已被修改,各地军政当局自行其是,不贯彻中央政府政策或自定“政策”的情况屡见不鲜。政府与教会的矛盾主要由庙产引起。从晚清到1949年,历届政府始终觊觎佛、道教庙产,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至少在1898年、1904年、1928年、1935年、1943年作过5次以庙产兴办学校、慈善事业或地方自治事业的决定。佛教界在一次次恐慌中求助于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地方势力,向主管部门官员说情或施加压力,影响、甚至逼迫中央政府修订政策。他们联合起来,一次次成立佛教团体,以信仰自由为武器进行抗争。民国初,抗争多由江、浙僧人领头;20年代以后,多由上海居士和僧人出面。在抗争中,上海佛教较早地、更多地、不断地维护自身利益,争得较为宽容的政策。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号召兴办新式学校。新式学校和众多的地方自治机构、分支机构都需要房舍,那些香火不太旺盛、遍布城乡的佛、道教寺观成为最佳选择。为“保守宗教”的产业,1906年11月18日,上海僧众成立新型佛教组织--上海佛教公会,[9]受地方官委托,同上海县地方公款公产经理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事经董办事处一起处置县境内的庙产纠纷。此后,学界、各团体谋占庙产时,公会往往居间调停,甚至诉诸法庭,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佛教利益。该会至少活动到1923年。上海佛教公会曾“禀由巡道准予立案”。[10]其合法成立时间之早、作用之大、活动时间之长全国罕见。1912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静安寺成立后,会长寄禅赴京呈请立案受阻。寄禅因受辱,心脏病突发亡故,引起社会的反响,袁世凯政府不得不核准施行其章程。次年,成立上海分会。1915年,总会遭取缔,上海分会却至少活动到1927年。1922年,上海县款产处解释《管理寺庙条令》称:庙观“列入祀典向为地方公有;有地方集资建筑,载在碑志者,均属于地方公有性质。其住守之僧道,等于祠墓之雇庸,不得为管理庙产之主体。”[11]据此,上海佛、道教绝大多数庙观将划为公产由款产处收管,只有少部分家庙另当别论。1923年,款产处又拟将寺庙赢余部分的60%充作教育经费。[12]事实上,未见这些“政策”在佛教中施行的记载。1923年,曾任江苏巡抚、江苏都督的程德全,在晚清或民国时期政府曾担任要职的王一亭、施省之等居士在沪组织佛教维持会,先后致电孙中山、冯玉祥、或通过李济深、陈铭枢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制止各地逐僧卖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各地佛教,尤其是上海佛教。1928年11月,江苏省民政厅颁布神祠存废标准,古神、淫祠都属应废之类。省内捣毁佛、道教神像之风甚炽,宝山县寺庙无一幸免。[13]12月,圆瑛等即联合江、浙佛教界,致电国民政府请求保护,得允复。他们随即将之登报,其它寺庙得保。1929年,圆瑛、太虚等费尽周折,终获国民政府批准,在上海成立“中国佛教会”,该会后来数次成功维护全国、尤其是上海佛教利益。1946年,市参议会通过议案,拨用或借用寺庙作自治机构办公用房。次日,“中国佛教会”的分支机构上海市佛教会在上海主要报刊首要位置刊登中央军事委员会、行政院新颁布的有关保护庙产的训令,质疑市参议会议案的合法性,[14]数百僧人游行到市政府请愿,此议案只得作罢。民国时期,各地军警、社团、学校强行占夺寺庙、捣毁佛像、驱逐僧人是普遍现象。上海除宝山外,基本没有毁佛逐僧现象。战乱中有在寺庙中驻兵、设难民所的情况,但大多是短期借用;地方机构或绅商团体有以寺庙作办公和学校用房的现象,但多是商借或租借。这种社会环境是上海成为中国佛教复兴基地的重要原因。
 
对道教而言,政府的神祠存废标准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标准,道教日常进行的画符念咒等宗教活动及部分神祉应废除,另一部分被保留,故各地贯彻情况不一。上海地方政府只承认出家道士,以破除迷信名义多次禁止堪舆、卜筮、迎神赛会等正一道士经常举行的活动,上海道教处境尴尬。道士们数次筹建道教团体,希望像佛教那样联合起来维护自身利益,但缺少能依靠的社会力量和合适领袖,很难获政府核准。政府对道教简直是无阻碍地实施《管理寺庙条令》及解释。早在1915年,款产处已收管了城隍庙。1927年,因款产处离城隍庙较远,管理不便,上海县知事批准另组董事会管理。董事会由款产处、上海市公所、上海慈善团、整理邑庙豫园委员会、上海医院、上海乞丐教养院共同组成,由董事会雇用道士举行宗教活动,各殿招人投标,以盈余补助上海医院和乞丐教养院。城隍庙对外还是道观,实际上已成为地方政府经营的赢利机构。1930年,国民党浦东第五区党部组织破除迷信会数十人捣毁了重修后准备开放的钦赐仰殿。[15]1932年,钦赐仰殿步城隍庙后尘招人投标,1933年经市政府批准,将其盈余补助浦东医院和洋泾初中,此后才平安无事。城隍庙、钦赐仰殿是上海2座最大的正一道观,政府尚且如此对待,中小道观更不在话下。据不完全统计,改为学校的道观有74座,被地方机构全部占用或部分借用的45座。[16]包括张天师在内的道士们只能拜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门下,寻求庇护。和其它宗教相比,上海政府对正一道比较严厉,但和江西等地相比,还算宽容。
 
建国后,各教取得平等地位,获得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界人士普遍有政治翻身感。正一道取得合法地位,城隍庙等道观归道士管理;政府不时出台保护穆斯林信仰和生活习俗的具体政策。支持教会开展爱国运动,摆脱外国势力、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方势力的控制和利用。1957年后,宗教政策的执行经历了曲折。但在1979年后,尤其是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后,各地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海市政府下决心搬迁占用宗教活动场所的企、事业单位,将场所归还教会,各教又新建了部分场所。目前,开放场所基本能满足信徒过宗教生活的需要。在经济方面,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护宗教房地产的地方政策,教会房地产产权渐被确认,基本归还教会。不断完善清真食品供应网点,建立了占地95亩的回民公墓。《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使宗教事务管理趋向法制化,宗教界维护权益有法可依。宗教活动场所和团体登记后,获得法人资格。
 
四、传统宗教组织形式改变,组织程度和民主程度不断提高
  
中国伊斯兰教传统的组织形式是教坊制。单一的教坊制以清真寺为中心,穆斯林围寺而居,各教坊独立,互不隶属。1909年,南京籍穆斯林将穿心街清真务本堂改组为上海清真董事会。董事会选出总董、协董,延聘多位董事分管各部门工作。教长由董事会聘任。这是中国伊斯兰教第一个新型管理机构。1942年,董事会改组为福佑路回教堂纳捐人代表会。不久,又改组成上海市回教堂理事会。从务本堂、上海清真董事会到上海市回教堂理事会,民主程度、监督机制不断完善,纳捐人的作用和地位不断提高,团结面、管理权限不断扩大。这种由穆斯林组成权力机构,委托常务执行机构执行,并受监督机构监督的组织体系是对租界政治体制的模仿,也只有深受西风熏染的上海穆斯林才可能接受和付诸实践。
 
佛、道教传统的组织形式是以师授为系统,以宫观、名山或宗派为单位,受地方政府委任的、半官方的僧录司、道录司、僧会司、道会司管理。上海佛教界1906年成立上海佛教公会后,虽几经变迁,在不同时期都有一个得官方核准、对外基本能代表佛教,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佛教利益,对内基本能协调关系的团体。道教也努力建立新型组织,然颇多周折。1912年,第62代天师张元旭在沪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道教总会,拟在沪设立“上海总机关部”。10天后,上海正一派道士另组上海道教公会,代理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上海总机关部事务。中华民国道教总会未得内务部核准,但上海道教公会却得到上海知县核准。尽管1914年即被后任知县按章取消核准,当时还是合法成立并开展了一些活动,至少存在到1923年。此后,上海道教先后成立过10个全国或地方管理机构,虽大多未得官府允准,权威性不够,经济力量有限,“存活期”不长或活力不强,事实上就是整个中国道教建立新型组织有限而有效的尝试。
 
1949年前,各教虽然都建有新型组织,但各有缺陷,造成组织模式不尽合理,组织程度不高。天主教实行等级森严的教阶制,由外国主教操纵,广大中国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极少有发言权和参与权。基督教教派众多,各教派由不同国家的差会传入并控制,各差会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仔细考察众多的佛教组织,没有一个能真正领导全国或全市佛教,就是影响最大的中国佛教会,也因内部意见分歧而数次分裂,圆瑛4次要求辞职。道教真正有活力的组织形式呈初始状态:各帮派道士、本帮道士中各道士家族各占一块地盘,互不侵犯。伊斯兰教清真董事会的权限主要在以南京籍穆斯林为主体的清真寺范围里,未能对全市所有清真寺进行统一管理。
 
50年代中期开始,各教先后建立了爱国宗教组织,他们是: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上海市佛教协会、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上海市道教协会。除了天主教教区,均实行代表会议制,代表在信徒中协商产生。各团体都采用办公会议制度,集体商定各项教会事务,教会组织程度和民主程度空前提高。
 
五、各教经济实力总体上较强;具体看,各教经济实力不同,来源各异,影响了各教的政治面貌和发展程度
 
进入20世纪,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中心,至1931年,上海的外国投资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46%;1933年,民族资本占全国40%;1948年,工厂数占全国54.95%。与外埠相比,上海各教经济实力较强,为各教的发展提供了经济保证。天主教不少修会为了便于投资和筹资,将“账房间”设在上海。基督教多数差会也将司库设在上海,后为便于管理,成立总司库,也称联合会计处。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各教经济实力不同,不同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教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影响力不同;各教有不同的经济来源,不同来源决定了各教依靠的政治力量不同,政治面貌各异。
 
建国前,天主教、基督教经济实力雄厚,除直接传教外,办了不少科技、教育、卫生、出版、慈善事业,发展最快,社会影响较大。开埠之初,天主教主要依仗法国势力的“眷顾”,依靠法国政府、慈善机构和教徒的捐款、“哀矜”。1863年,法国外交大臣德吕伊斯从中国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中拨出30万法郎(合银近5万两)给江南代牧区,[17]教会用这笔款项,依仗特权在租界廉价、滚动式购置房地产,随着租界的繁荣,房地产逐渐升值,至1949年,成为教会主要收入。1951年,教会有地产3191亩,其中1915亩出租;房屋7518幢,其中6952幢出租,1951年房地产收入约100亿元(旧币)。[18]教会经济支出中,造教堂属大宗支出。上海部分造堂经费直接来自地方政府对侵略者或相关教案的赔偿,如奉贤南桥圣母无原罪始胎堂、浦东钱家圣母圣心堂、松江邱家湾耶稣圣心堂。少数天主教徒工商业者在发展过程中得到教会支持,他们发达后也资助教会事业。基督教主要靠英、美差会提供津贴。开埠之初以英国津贴为主,19世纪70年代后,美国津贴渐增,20世纪后,以美国为主。北美浸礼会差会华东支差会1948年度收到总差会4021万美元,津贴中华基督教浙沪浸礼议会、沪江大学、华西浸礼议会;安息日会驻华机构1950年度收到3.2亿美元。[19]差会以中断津贴的方式惩罚不按其意图办理的机构,1930年,世界主日学合会因此中断中国主日学合会的津贴。所以,天主教和基督教只能依附于、听命于殖民势力。
 
部分寄寓沪上、来沪谋生信徒带来资本或逐步积累资本,成为教会经济台柱,他们接引、资助更多的教职人员到上海进行传教活动,这是近代上海佛教、伊斯兰教发展的重要原因。月霞应罗迦陵(哈同之妻)、康有为之请创办华严大学;太虚应陈元白、蒋作宾之邀到沪,与章太炎、王一亭等组织觉社;九世班禅由段祺瑞、许世英、戴季陶、张汉卿、吴铁城、杜月笙、王一亭等资助和接引到沪创办菩提学会。民国时期中国四大阿訇中的哈德成、达浦生受马晋卿、刘彬如等人集资创办协兴公司资助赴各伊斯兰国家考察,使上海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世界接轨;著名阿訇买俊三受小桃园清真寺之聘到沪掌教。大寺庙、大清真寺、重要团体和文化事业往往有官僚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大宗捐款。玉佛寺数次搬迁得盛宣怀资助,法藏寺的创建得王一亭等人资助,圆明讲堂的创建得顾姓资本家资助,佛教重要活动场所觉园由民族资本家简氏兄弟捐献;小桃园清真寺初由民族资本家金子云独资捐助,高墩路女学初由杨三太太(杨锦富夫人)独资捐助;中国首部铅印大藏经《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校刊、出版经费由罗迦陵承担;上海佛教公墓开办资金由曾任山东省长的屈映光等10人平摊;伊斯兰师范学校和敦化小学得民族资本家哈少夫资助。近代以后,地处租界或城区的寺庙,随着城市扩展、地产升值,房地产租金渐成重要收入,静安寺最为典型。少部分大寺庙在农村置有土地,有的农村寺庙有香火田,以地租为部分或主要收入。中小寺庙各显神通,有的靠信徒布施,有的靠经忏法务或经营素斋。中小清真寺主要靠小商小贩等穆斯林聚沙成塔式的捐献。牛羊屠宰业穆斯林一度规定每宰一头牛捐一元钱,逐步集资兴建、扩建了斜桥清真寺。道教和马路和尚主要靠做经忏道场谋生,为防众地痞敲诈,他们拜到地方黑势力门下。不同经济来源决定了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只能依附于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势力。相对而言,佛教经济实力最强,伊斯兰教次之,道教最弱。与此相应,佛教所办文化事业较多,社会影响也大,道教则远远不及。
 
1950年底,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津贴突然断绝;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再提供经费,土改后各教不再有地租;经忏佛事和道场顿减;各教经济都陷入困境。天主教欠下相当数量的房地产税;基督教圣公会一度困难到付不起邮资;佛、道教不少教职人员转业或回原籍务农,留下的人组织了搓绳组、摇袜厂等开展生产自救。国家在建国初百废待兴、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拨款修理了一批有影响的宗教活动场所。50年代后期,伊斯兰教也组织了生产。政府施行保护教会房地产政策后,房地产成为各教自养经费主要来源。
1979年后,特别是对外开放、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上海国民经济总值连续8年以2位数增长。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间接地改善了各教经济状况。80年代,各教主要举办宗教特色旅游、餐饮以及主要为教徒服务的养老院、墓地等公益事业,既解决自养问题,又为社会提供服务;90年代以后,随着中心城区扩大,地产升值,各教都与出资单位合作重新开发房地产,取得较好收益。海外人士也向上海教会提供了一些无条件捐助。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公经济人士信徒增加,佛、道教经忏等宗教活动收入和信徒捐献逐步增加。
 
六、具有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性
 
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处的移民城市,在文化方面,“兼容”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形成海派文化。上海宗教是构成海派文化的要素,西方文化最初的传播者是传教士。本来,进行天文等自然科学研究、成立出版机构、出版报刊书籍、开办学校、医院、慈善事业等是西方传统的文化传教手段,而这些手段正是近代中国所称西方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传教士们传入西方文化的本意是传教,传教的过程中客观上传播了西方文化。徐家汇天文台总台长法国耶稣会士蔡尚质说:“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来愈显天主的光荣,拯救人们的灵魂,为宗教事业服务,这是创办科学机构的真正目的。”[20]为了更好地传教,一些传教士在西方受过良好教育和专门培训,有的受过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栽培,带来了先进的仪器设备和技术,来沪后办了一大批事业。在19世纪,教会文化事业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均占社会文化事业主导地位。徐汇公学是上海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圣约翰大学是上海第一所大学;徐家汇自然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建国前,其收藏在上海首屈一指;徐家汇天文台开创了上海近代天文事业,一度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上海第一份中文报纸和中文杂志都由传教士编辑、出版;近代铅锑活字印刷技术由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传入上海,石印和照相技术由天主教土山湾书间首先使用,从技术上保证了上海成为全国出版印刷中心;土山湾工艺院绘画馆是上海最早的西洋画室,被徐悲鸿称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最早引进石膏像制作工艺、彩绘玻璃工艺和幻灯片着色技术。传教士们还传入了西医、西药,西洋音乐、体育、幼教,聋哑和盲童教育……虽然传教士中不乏虔诚的传教者和文化交流者。但从总体上说,传教是殖民势力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扩张、经济掠夺、文化渗透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有意或无意地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传播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在思想上直接影响信徒,间接影响中国社会。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Pott,Francis Lister Hawks)说:“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21]将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程度高的一方战胜、取代程度低的一方;由于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客观上开了风气之先,给无缘涉足西方的人提供了一个观察、效仿的模范,促进了海派文化的形成。20世纪以后,来沪外国人增多,人员分工逐渐专业化,一些专职教师、医生、编辑、学者等文化人来到上海,传教士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逐渐下降。
 
传统宗教受海派文化影响,也形成兼容并蓄的品性。海派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什么文化都有,什么文化都不纯。近代上海佛教,既可称宗派齐全,又可称没有宗派。所谓宗派齐全,是指近代中国比较活跃的几大宗派,都先后由各派名僧予以宏扬,并且有道场、教学或研究出版机构,因此得以广泛传播。所谓没有宗派,是指不少名僧、不少道场并非专宗一派,而是融通各宗;圆瑛既是禅宗临济宗的第四十世传人,又是曹洞宗第四十六世传人,后来他深信净土念佛,主张天台、贤首并弘,禅宗、净土宗双修;应慈法师自号华严座主,一生以专弘华严为已任,却又为禅宗临济法派第四十二世传人,称“教宏华严,行在禅宗”;月霞法师致力宏扬华严,创办华严大学,但根本却在禅宗,称“无一日不坐香参禅,无一年不打禅七,四十年未敢一日离开”;[22]持松法师早年学天台教义,接着传禅宗临济法系,后来才学真言宗,得五十一世阿阇黎位;印光法师被奉为净土第十三祖,但他禅、教(天台)俱通;谛闲、兴慈、如三法师教演天台、行在净土,谛闲还兼弘法相。一些知名居士更是不拘一宗一派,对各宗学说全面加以研究,对各派教义全面加以弘扬。各宗派融通,也就没有宗派可言。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传统传教方式都是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宗教活动,佛教偶尔在场所内举办一些讲经活动。近代,各教均借鉴了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教方式:办报刊、出经籍、办学校、医院、慈善事业,向社会广泛传教。只是各教限于自身人力、物力,模仿的数量和质量有所不同。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传统培养教职人员方式基本上是以师带徒。20世纪后,各教均借鉴天主教、基督教培养教职人员的方式,办了各自的宗教院校。在这些院校中,不仅学教义、教规,还学中西语言、历史、地理、数学、声光化电。佛教、伊斯兰教都曾外派留学生,以期造就顺应世界潮流、兼容并蓄各种文化的人才。
 
七、教会观念有新变化
 
20世纪以来,平信徒在教会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渐上升。传统佛教以僧人为中心,贬抑居士,认为白衣不当说法,在家无师范,在家不可阅戒,规定比丘不可就居士学,比丘不可与居士叙次弟。民国时期,上海居士群体不仅从旁“护法”,转而成为佛教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他们信仰虔诚,经济实力雄厚;有较高文化和佛学素养,著书立说,出版书刊,普及佛教,至少有35个居士直接讲经说法;与政界、工商等界别联系广泛,活动能力强,20年代,政府不容僧侣团体时,组织居士团体,30年代与僧人共组团体,维护佛教。上海这些独特的现象被史家称为“居士佛教”。章太炎总结说:“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间。”[23]建国后的大部分时间内,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由平信徒担任,佛教、伊斯兰教团体主要负责人都曾由平信徒担任。即使是教职人员任主要负责人,平信徒的作用也逐渐增大。近年来,天主教金鲁贤主教根据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精神为教友“正名”,并说:“正了名教友们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尊贵身份,从而尽好其应尽的职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4]
 
20世纪以来,各教会管理制度渐趋民主化。中国佛教寺院传承制度有两种,一为剃度派的子孙庙,即寺庙住持由师徒剃度世袭相承;一为十方丛林制,即由十方诸山长老推选贤能担任住持。无疑,后者更民主。上海一些子孙庙逐渐改变或恢复为十方丛林,如三昧寺、静安寺、龙华寺、云居庵,新建寺庙实行十方丛林制的有法藏寺、海会寺、五台山碧山寺下院上海普济寺等。
 
20世纪30年代起,妇女在教会中的地位缓慢提高,建国后显著提高。1936年,女穆斯林成立上海伊斯兰妇女协会,这是中国伊斯兰教第一个妇女组织。其宗旨“在予回教妇女以一种新的认识,并打破历来妇女所受一切缚束。”[25]她们单独使用的礼拜场所名称经过80年演变,从清真女子义学、经书女学校、清真女学、至1994年终于定名为清真女寺;女性教职人员由“师娘”改称女阿訇。1949年,上海基督教有中国牧师231人,只有1位女性;1999年49名牧师,女性15名;现任教务委员会主席为女性。
 
八、上海宗教界有爱国传统
 
近代100多年间,上海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连绵不断,慷慨悲壮。上海宗教界也投入了斗争,形成光荣的爱国传统。
 
19世纪下半叶,教案频繁发生,在教案刺激下,中国基督教人士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20世纪初,教会由中国人“自治、自立”成为普遍要求,天津、广州等地有不少人尝试自立教会。这些教会或维持不久,或未得发展,不成气候。而1906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却蓬勃发展,在全国21个省和南洋建立了300多个教堂,拥有2万多信徒。成为中国自立教会中成立组织最早、规模和声势最大的全国性组织,在建国前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中奏出了最强音,带动了基督教自立潮流的形成和发展。
 
各教投身辛亥革命者众多。在中国僧界最引人注目的是宗仰法师。1902年,他与蔡元培等在沪成立中国教育会,翌年当选为会长。又成立爱国学社、主编《苏报》,倡言革命。因出资刊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革命军》,被清廷列入“密拿严办”名单,《苏报》案后出走日本。在日本与孙中山结为莫逆之交,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在宣传和经济方面出力甚多。上海光复时,上海伊斯兰教组织了清真商团,接受都督陈其美的指挥,参加光复上海和南京的战斗。
五卅惨案后,基督教徒同情和支持罢工工人,圣约翰大学学生因传教士阻挠爱国行动愤而离校另组光华大学,内地会传教士在法庭上作伪证的行为直接引发该派部分信徒抗议,他们脱离内地会,组织了“上海基督徒团契”。
 
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爱国力量积极开展救护、救济等抗日救亡活动,涌现出一批知名人士,如天主教马相伯,基督教刘湛恩、刘良模,伊斯兰教哈德成、买俊三和实业家穆斯林杨叔平;佛教圆瑛法师,他们在日寇淫威下,表现了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民族气节。中国佛教会先后组织僧侣救护队、掩埋队。很多教堂、寺庙、教会学校、医院辟为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以屈映光、黄涵之、赵朴初为核心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难民数占全市收容总数近一半,是全市收容时间最长、办理最好的收容机构。
 
一向受严格控制的天主教徒对教会内部的殖民势力也进行过反抗。1940年底,土山湾孤儿工艺院600多名孤儿和500多名职工为改良生活待遇罢工,[26]罢工职工组设临时会所,发表宣言争取社会援助。几乎与此同时,天主教管理的广慈医院150多名职工也因物价飞涨,要求改善待遇而罢工。教会当局迫于形势,只好允准职工所提要求。但不久就开除大批罢工首领和积极分子。再度引发罢工,土山湾职工攀墙进入工场,捣毁了部分机器。这次,教会当局勾结捕房,逮捕罢工领袖,将工潮镇压下去。
 
上海各教的爱国主义斗争是受上海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和激励,酝酿形成和发展的,是上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成部分,丰富了上海斗争史。
 
综上所述,上海宗教从近代以来,和上海城市一起发展、变化。各方面的新变化构成了上海宗教史的特点。这些新变化或者说是新特点往往在形成规模和气势后影响全国,直接或间接地带动全国宗教发生变化。在这一历史发展变化进程中,上海宗教在中国宗教史中取得了重要地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在即,中国将更多地融入世界,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所特有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多元化。上海宗教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上海宗教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界在新世纪面临的新问题。
 
注释:
1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印:《订正中国基督教团体调查录》,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调查录编订委员会,1950年。
2 笔者编发此微信公众号时纠正,至少有23个电台。据傅教石:《从近代上海佛教的复兴看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内明》第207期[1989年6月]第7页)记载,有17个电台播送佛教节目,笔者获知另有大来电台、大中国新声电台、大中华大陆电台、新声电台、建成电台、亚美电台也播送过佛教节目。
3 作者不详:《张天师有法无施处》,《圣报》1912年5月,第6版。
4 笔者编发此微信公众号时纠正,有12名。
5 [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72页。
6 [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79页。
7 1978年后数据系作者历年从教会搜集而来。
8 作者不详:《饬尼僧还俗示》,《申报》1879年1月30日,第3版。
9 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623页。
10 姚明辉:《上海佛教公会》,《沪滨掠影》,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08页。
11 作者不详:《解释寺庙条例之省令》,《申报》1922年8月12日,第8版。
12 作者不详:《保护寺庙财产之呈文》,《申报》1923年6月18日,第15版。
13 作者不详:《内政部维护各地寺庙佛像》,《申报》1929年1月4日,第14版。
14 作者不详:《上海市佛教会敬问张处长》,《申报》1946年9月19日,第1版。
15 作者不详:《钦赐仰殿捣毁记》,《申报》1930年5月20日,第15版。
16 根据作者自编《上海地区道观一览表》统计。
17 [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70页。
18 根据上海市宗教事务局档案。
19 根据上海市宗教事务局档案。
20 蔡尚质:《天文台台史》,转引自[法]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09页。
21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mference of the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of Shanghai,May7-20,1890,p.497.转引自王小丁:《中美教育关系研究1840-1927》,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22 转引自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0页。
23 章太炎:《支那内学院缘起》,《中国哲学》第六辑,三联书店,1981年,第311页。
24 金鲁贤:《引玉集》,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出版,1997年,第241页。
25 《上海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
26 作者不详:《土山湾孤儿院全体职工罢工》,《申报》1941年1月5日,第13版。
 
本文是2000年为《上海宗教志》写的部分总述。入志书时删改较多;受志体约束,无注。后以《上海宗教史特点》为名发表于上海市宗教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宗教问题探索·2001年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83-106页。收入张化:《社会中的宗教·观察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25-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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