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通过考察1957年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成立大会上中国政府领导人和天主教中国神职界有关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圣座关系的正式讲话和会议期间与会牧者的讨论言论，可以发现，与会者把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圣座的关系理解、表述为政治、经济、宗教三种关系，决议中国教会割断与梵蒂冈的政治、经济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罗马教宗”。与会者一致表示，教区选举产生主教候选人后，名单要先行上报圣座，由教宗委任后再举行祝圣。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历史学栏目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之初，名为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不仅爱国会名称今昔不同，而且该会成立时呈现出的一些特点，如今在理论上和部分实践中均消失殆尽，这是显而易见的。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一片喧嚣、嘈杂和歌颂中，这一现象被各方面所忽视。而且，以往的中文学术研究对此几乎未加关注。在研究天主教在当代中国的历史、现状和中国与圣座关系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对此做了初步研究。
本文意在使用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成立之初的文本，重点考察爱国会成立大会上中国政府领导人和天主教中国神职界有关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圣座关系的正式讲话和会议期间与会牧者的讨论言论，从而发现1957年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成立大会是如何认识、理解、表述和界定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圣座关系的。
一、大会的文化、政治、宗教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执政之初，按照自己的执政理念对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结构和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与重构，以便巩固政权，全面迅速地掌控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和国防架构，以及科研、文化、教育、医疗的控制权，让社会各个阶层、各领域的人民接纳和顺服新政权。这一时期，中国的宗教组织开展的革新活动，就是宗教组织在新政权的引导下进行重构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被中国共产党接纳的过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的成立，既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宗教政策和思路的实施以及对中国宗教格局重新布局、调整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对外关系的一种明确表达。它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对50年代冷战时期的西方世界的理解，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自我代表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定位与认识。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个自豪的民族，拥有儒释道深厚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及丰富普遍的民间信仰。许多世纪以来，华夏民族以中国自居，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视周边国家为朝贡国。19世纪中叶以前，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一直享有万邦来朝的美誉。然而，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打破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帝国理念，国家陷入四分五裂。西方列强通过条约促使大清帝国开放国门和商贸活动，割地、赔款，在许多沿海城市出现了不少享有治外法权的国中之国——租界，国家由此蒙羞，给中华民族留下的伤痛至今难忘。清朝灭亡后，战乱绵延不绝。直至1949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充分表达了中国人基本实现国家统一、独立、自主的自豪感。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旨在向西方宣告即将成立的新政权对西方世界的立场，中华民族摆脱了西方的控制，将永不再受西方势力包括外国传教势力的制约和影响，要做自己的主人。在20世纪50年代，东西方冷战格局形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权看来，毫无疑问，梵蒂冈圣座属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与中国政府势不两立，由此中梵对抗之势已不可逆转。
在对待外国传教士及其带来的基督宗教方面，新兴的中国政府断定他们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及其先锋。于是，开始驱逐外国传教士，圣座驻“中华民国”大使黎培理因从事反共活动，被以摩纳哥侨民的身份驱逐出大陆，后经香港转至台北。至50年代末，只有美国玛利诺会的华理柱主教（James E. Walsh）因被判刑而留在大陆，其余外国传教士皆离开中国大陆，或返回本国，或转至其他地方。
与此同时，针对留在大陆的天主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各级党和政府机构主要是统战部开始组织他们开展政治学习，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接受改造和教育，学习周恩来等人与国内基督教、天主教人士的谈话，了解共产党对天主教、基督教的立场和政策。从基层县、市、省三级，逐步动员基督教、天主教人士，与西方帝国主义宗教势力割断联系，全面开展三自革新运动，宣布天主教会要在中国大陆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于是天主教爱国会在各地纷纷成立。
这一时期，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批判庇护十二世谴责中国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的通谕文件。1956年，全国各地的天主教爱国团体已多达200余个。同年初，参加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的天主教代表，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的座谈会上，提出成立中国天主教全国性爱国组织的建议。1956年7月19日至25日，“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发表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发起书》说明：“热爱祖国、服从政府原是天主的诫命，吾主耶稣说‘恺撒的归恺撒，天主的归天主’，分明指示我们有爱祖国爱教会的神圣职责。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徒以及历代诸圣也曾教诲我们该如何服从政府。自古为祖国为正义牺牲的圣人们，如圣女贞德等，都得到了圣教会的崇高崇敬。这都确切证明，爱护祖国为每一个神长教友的本分，爱国爱教是分不开的。”该文件提出，“为了更进一步团结全国神长教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祖国建设与各项爱国运动，保卫世界和平，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们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爱国组织。”显而易见，这个文件为中国教友在未来处理爱国与爱教的关系问题，确定了基调，并且表明政府认为成立全国性爱国组织的条件业已成熟。在全国自下而上酝酿成立天主教爱国会的同时，一些神职人员和教徒则因为对信仰和政治的不同认识而选择不参与、不卷入政治运动的不合作立场，在家里自行举行弥撒或念经。这些活动成为后来出现的地下教会的萌芽。
二、大会的基本概况
自1949年至今，中国天主教会举行过多次全国性代表大会，但1957年在北京举行的爱国会成立大会持续时间之长，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其中预备会议从6月17日至7月14日；正式会议从7月15日延续至8月2日。正如皮漱石总主教（圣名依纳爵，沈阳教区）在闭幕词谈及会议的内容时所言，“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经过27天预备会议，和19天的正式会议，学习了毛主席‘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习仲勋秘书长的讲话，总结了几年来中国天主教友爱国运动的成绩和经验，热烈讨论了两条道路的问题，反帝爱国问题，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的关系问题，宗教政策问题，以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推选了委员会委员，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会议期间，代表们充分发扬了民主，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对许多错误思想和错误言论，进行了揭露和驳斥，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基本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当然，会议期间，除开会外，他们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如举祭弥撒、去天坛公园等地参观、接受国家领导人接见等。由此可见，与会者们被给予充裕的时间就有关问题和分歧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辩论。
出席成立大会的天主教代表总人数为241人（请假4人，实到237人），其中主教11人、宗座总理4人、代理主教及副主教58人、神父84人、修士1人、修女9人、教友74人，他们代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个教区、300多万教友。
在这次持续近20天的成立大会上，最重要的内容是7月16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讲话和《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决议》。其次是李伯渔主教（圣名类思，周至教区）作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运动情况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再则是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的简短讲话和王文成主教（圣名保禄，南充教区）宣读的开幕词、皮漱石总主教宣读的闭幕词。除此之外，是代表们的分组讨论和就有关问题举行的大会发言。会后次月发行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专辑》，其中日志部分刊登了每日的主要活动内容。从专辑内容和篇幅长度来看，分组讨论是非常热烈的。
1957年7月24日，朱德委员长接见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值得补充的是，除习仲勋发表讲话、朱德副主席接见全体代表外，会议期间衣着漂亮裙子的北京教友女童还被安排向大会献花。会场上还设有中外记者席（照片显示有四位记者就坐，其中之一是西方男记者）。这些安排都是后来的天主教代表大会所没有的。
三、会上关于中国教会与梵蒂冈关系的议论
1. 习仲勋谈中国教会与梵蒂冈的关系
习仲勋的讲话包括5个部分：（1）关于两条道路的问题；（2）关于反帝爱国问题；（3）关于宗教界肃反问题；（4）关于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5）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问题。其中（1）至（3）主要谈政治问题以及与宗教有关的政治问题，强调中国天主教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中国的天主教人士必须爱国，“爱国爱教是统一的”，宗教不能超政治、超国界，“爱国与爱教应该同时并重，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爱国应先于爱教”；批判信仰通讯社反对中国教徒加入爱国会，断定梵蒂冈“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你们跟着梵蒂冈走是危险的”。“中国天主教的事情，要由中国教徒自己来办”。“宗教界不仅有反革命，而且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是十分严重的”，肃反已经达到了“纯洁宗教组织的目的”。
习仲勋在谈到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划清政治关系，可以保持纯宗教关系。他说，“到底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呢？一方面固然是宗教问题，但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关系到两个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问题。这是由于梵蒂冈不仅在解放前就利用中国天主教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而且在解放后对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采取敌视态度，以圣谕、神权煽动天主教会反对新中国，并力图继续利用它的影响把中国天主教会作为帝国主义反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工具。因此我国天主教会对梵蒂冈的态度，仅从宗教关系出发是不对的。这个问题，过去很多人分不清是非。必须坚决站稳中国人民的立场，划清政治上的敌我界限，打破梵蒂冈假借宗教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与梵蒂冈彻底割断政治上的一切联系。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不失掉立场，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而且有利于教会本身的纯宗教联系。我们早已表示过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有宗教方面的联系是可以允许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这种联系的正常运行呢？主要原因是梵蒂冈对新中国一向采取敌视态度，他们破坏了这种联系”。“在国际上，梵蒂冈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梵蒂冈，梵蒂冈为美国侵略集团服务。”针对台湾问题，习仲勋在讲话中澄清，“由于在政治上梵蒂冈没有改变敌视新中国的态度，仍旧支持蒋介石集团，派黎培理继续驻在台湾，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新中国与梵蒂冈建立所谓‘邦交’，发生宗教联系，这不是承认两个中国吗？这能说是建立了一种合理的友好平等的宗教关系吗？这是何等严重的错误。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容许有两个中国。因此，中国天主教会派代表团赴梵蒂冈和向梵蒂冈所谓‘致敬’电等想法，都是不对的。不这样做就是爱国，也正是爱教。”
习仲勋进一步说明，“必须指出，我们不能容许梵蒂冈利用中国天主教来进行其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同样，我们也不能容许教会借口宗教上的联系，为梵蒂冈的政治阴谋服务。”“中国天主教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处在帝国主义、外国修会控制下的半殖民地状态，坚决走反帝爱国的道路。”
习仲勋清晰地要求中国教会，“你们不但要反对梵蒂冈企图利用中国天主教作为破坏新中国的一切政治阴谋，而且要梵蒂冈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在宗教上应有的权利，不得任意干涉中国天主教的教务，对中国天主教主教的选择、任免，也必须尊重中国天主教会的意见。”
在中国教会与梵蒂冈以及其他国家天主教会的经济关系方面，习仲勋要求“中国教会在经济上必须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拒绝接受外资津贴。因为不管来自梵蒂冈的‘教务经费’，或是所谓捐献，都不能保证帝国主义不会通过它来达到政治上控制中国天主教会的目的。这样，我们才能使中国天主教真正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实现中国天主教真正由中国教徒自办的目的。”
他说，“总之，中国天主教会与教徒必须从六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出发，保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站在爱国的立场上来考虑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在不违反中国人民利益、不侵害中国主权和梵蒂冈改变了敌视新中国政策的前提下，天主教才可以和梵蒂冈发生宗教事务上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宗教关系，而不是梵蒂冈利用宗教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宗教关系。”中国天主教徒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要解决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它的任务是要使中国天主教由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变为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所谓自办，就是要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划清界限。”
他断言，梵蒂冈不让中国教徒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就是为了使你们与政府对立，反对社会主义，这实际上也是干涉我国内政。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受人欺侮，也不欺侮人，新中国的宗教也应该如此。中国天主教就是在中国，梵蒂冈没有权利干涉，梵蒂冈对新中国是恨透了，中国天主教会到底怎么办，要从长计议，请你们自己商量。将来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是双方谈判，只要中国天主教能坚持真理，把教会办好，再谈判也就好办了，……你们作为新中国的公民，要有民族自尊心，作为中国天主教的教徒，要有办好中国天主教的自信心。……如果天主教徒离开了反帝爱国和社会主义，而去执行梵蒂冈反对新中国的政策，这是没有前途的。”
综上所述，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在讲话中，把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圣座的关系划分为政治、经济和宗教三种关系，提出中国教会必须结束过去由梵蒂冈和外国修会控制的状态，由中国教会人士独立自办；必须割断与梵蒂冈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在中国神职人员独立自办的前提下，中国教会可以与梵蒂冈保持纯宗教关系，同时，梵蒂冈要尊重中国教会关于主教人事的任免和选择。习仲勋代表中央政府向与会代表发出的信息是清晰明确、不可辩驳和拒绝的，否则就“把天主教变成了中国人民前进中的累赘”，是“没有前途的”。放在50年代政治运动的背景下来看，这个警告是十分严厉的，结果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2. 天主教神职界论中国教会与梵蒂冈圣座的关系
鉴于中国教会人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分为体现集体意见的大会报告、决议和体现个人看法的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以下分两部分展开讨论：（1）主要的致辞、报告和大会决议关于中国教会与圣座关系的陈述；（2）分组讨论部分。
（1）如前文所述，大会上表达集体意见的教会文件主要有《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决议》、李伯渔主教作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运动情况及今后任务》的报告、王文成主教宣读的开幕词和皮漱石总主教宣读的闭幕词。
王文成主教在开幕词里表明，经过预备会议期间的学习和讨论，与会者对于爱国爱教几个基本问题达成共识。首先，在政治上，大家热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其次，明确爱国爱教方向，反帝爱国天经地义。对于来自任何方面的以宗教形式出现而实质上是打击爱国运动的政治命令和措施，必须坚决反对。
李伯渔主教在《中国天主教友爱国运动情况和今后任务》报告中阐明，“爱国是公民的神圣职责。”“我们天主教友是人民一分子，爱国当然也义不容辞。况且，我们爱国，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因为国家是从天主来的，爱国又是天主诫命。……我们应当爱什么样的国家呢？根据我国宪法和圣教会精神，我们应当肯定地说，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教会虽是专务荣主救灵的超性组织，也是社会性的有形团体，要与社会各方面和好相处，有利于教务和其他工作的开展。
关于爱国会的性质这一敏感话题，李伯渔在报告中明确说明，“爱国会是我们天主教友爱国爱教的群众团体，不是教会组织。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是神长和教友，所以我们在宗教上应当保持圣而公教会的精神，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领导。但是，梵蒂冈在政治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追随美帝国主义，一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梵蒂冈利用宗教形式而进行的政治干涉和破坏阴谋，划清政治和宗教的界限，坚决割断与梵蒂冈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关系。”由此可见，该报告把政治、经济和教义教规区分得泾渭分明，这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强调了爱国会是“群众组织”，“不是教会组织”，中国的天主教友“在宗教上应当保持圣而公教会的精神，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领导”。
皮漱石总主教在闭幕词里指出，通过代表会议，大家的收获之一，就是“明确了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大家认识到我们中国天主教应该保持圣而公教会精神，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罗马教宗，这是毋庸怀疑的。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罗马教廷一贯敌视新中国，利用中国天主教替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服务，利用宗教权力煽动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来反对自己的祖国，这是每一个爱国的神长教友所不能容忍的。……如果罗马教廷对参加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的神长教友加以无理‘绝罚’，我们认为这种‘绝罚’是反动的，非法的，无效的，坚决不能接受。”
皮漱石表示，大会的另一个收获是，“认识到中国天主教必须走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办的道路。通过讨论，与会代表一致认识到，目前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独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旧中国带给我们中国天主教会的被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殖民地的状态，是与我们国家的独立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因此，大家批判了那些认为‘应无条件服从罗马教廷’和听命于被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谬论。代表们一致指出：中国天主教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拒绝罗马教廷的无理干涉，结束教会的殖民地状态，在保持圣而公教会精神的原则下，独立自主地办好教会。……中国圣教会，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罗马教宗，在宗教事务上，完全应该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这并不失去至一、至圣、至公的精神”。
1957年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是天主教会在当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一个划时代事件。《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决议》（1957年8月2日通过）是此次会议与会者举手表决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会者的想法，也如实地体现了政府领导人对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的要求。《决议》在中国教会要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这些表述上，和其他文件并无二致。《决议》也驳斥了梵蒂冈破坏爱国会的言行。以下引用该文件的这段话最集中地表达了此次大会对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罗马教廷关系的立场和主张：“会议一致认为，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带给我们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彻底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破坏我们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圣座关系问题上，以上提及的报告、决议、开幕词和闭幕词所表达的想法，是一致的。
（2）分组讨论有关中国教会与梵蒂冈的关系
参加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成立大会的天主教与会者的讨论发言主要分为4个主题：（a）关于两条道路问题；（b）关于反帝爱国和肃反问题；（c）关于罗马教廷无理剥夺上海教区合法权利和破坏我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问题；（d）关于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关系及独立自办问题。通过阅读可以发现，参加讨论的神长们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
一种比较温和的意见主张，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在政治上、经济上要和梵蒂冈割断关系。在人事方面，要独立自主，要求梵蒂冈尊重中国教会的意见，但主教的选举要按照教会法典办事，选举爱国爱教的中国神职人员做主教。
举例来说，皮漱石总主教在讨论中指出，“以往，由于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我们中国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也就处在被统治的地位，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权利，不用说当主教，就连个本堂，也必须是帝国主义分子允许才能当上，他们在中国做了多少不合理的事情！全国一百多个教区，而中国的主教仅有二十几位。现在我们中国站起来了，我们中国天主教会也应当站起来，不能再容忍帝国主义分子统治和压迫我们中国神职人员及教友们啦！我们要求梵蒂冈尊重我国的主权和中国天主教会的意见，关于主教的选举任免问题必须遵照法典和通过协商的方法解决。也就是说，要由爱国爱教的中国人领导中国教会，我认为这是应当的，也是合理的”。
又比如，天津李德培神父（后来自选自圣成为天津主教）在表述独立自办时认为，教宗是圣教会的元首，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果中国天主教会仍然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是与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不对称的，也是全国三百万教友和六亿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教会的半殖民地状态，就是说，今后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的天主教会改变为中国人自办的教会”。他继续阐明，“所谓自办，绝不意味着脱离教宗，成为裂教。我们所要求的，只是由中国神职人员管理中国的教会；在纯属宗教方面的事务上，我们依然要服从教宗的领导。”“今后我们要循着独立国家的例子，由地方神职人员内推选又爱国、又爱教、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候选人，呈报教宗，由教宗加委。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再派来帝国主义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给我们来当主教，我们绝对不接受。”
他也同样坚持与教廷割断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只能在纯宗教性的事情上服从教廷和教宗的领导。他认为，纯宗教的事情包括，“第一，教宗以其在规定当信的道理时所有的不能错的权力所宣布的信条，我们必须遵守。这是圣教会的根本，是我们必须接受，也该当接受的。如1950年教宗宣布圣母连肉身升天为当信的道理，不信这一端道理就不是天主教了。第二，教宗或教廷颁布的有关圣事、礼仪方面的规定以及当守的规矩，我们必须接受。如近年来两次关于圣体空心斋的规定，重订圣主日礼仪，及其他属纯宗教性的事项等。”
许多与会者在发言中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中国教会要与教廷保持纯宗教关系，要坚持按照法典选举爱国爱教的中国神父担任主教，选举后要向教宗申报，请求“加委”。有些人还提出，要求“教廷撤销被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主教名衔”，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友要下定决心，独立自主地办好教会。
一种比较激进的意见，在中国教会切断与梵蒂冈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保持纯宗教关系上与温和意见是一致的。二者的区别是，激进主张坚持强调，中国教会人事上要独立。中国教会选出主教候选人要“上报教宗，力求批准”。如果教宗不批准，那就是“别有用心”，“我们就应与他进行合理斗争，迫使他接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贵阳陈原才神父（1958年当选贵阳主教）在讨论发言中说明，“一个独立自主的教区，不仅在政治上不受梵蒂冈指使，在经济上不接受梵蒂冈的津贴，就是在教务管理上，也不受梵蒂冈任意摆布。”他坚持，独立自主教会的管理人应由中国神父选举，“后报梵蒂冈加委”，梵蒂冈应该批准。但“梵蒂冈一向都在利用宗教形式来实现它打击新中国的政治阴谋。因此，批与不批就是政治问题，就超越了它应有的权限，我们应把它当作政治问题对待，自求解决，不要理它。这样我们对得起天主和教友的灵魂。”认为教宗在不可错的特权外，也是可能错的，我们不必盲从，要放开脚步，办好教会。
内蒙古庞世宏神父表示，要把半殖民地的中国天主教会改为中国人自办的独立自主的教会，要求教廷在主教任免上尊重中国天主教会的意见。但这是一场复杂艰巨长期的斗争，主教候选人要报梵蒂冈批准，不批准就据理力争，若只剩下一位主教，梵蒂冈还不批准，我们就自谋解决，就是一定要独立自主把中国教会办好。
湖南省杨高坚、李震林、屈天赐等七位代表的联合发言也表示，若梵蒂冈无理拒绝中国教会选出的主教候选人，“我们必须寻求自己解决主教的办法”。烟台宗怀谟主教大胆地表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要尽快祝圣中国主教，“为争取圣中国主教而斗争！”显而易见，这种激进观点成为翌年中国教会未经罗马教宗委任，开启自选自圣中国主教历史的支持力量。
此外还有一种保守的观点，以王文成、赵振声、尉宝山、王克谦为代表。在筹备会议期间，他们提出，中国教会应无条件地服从罗马教宗，爱教就是爱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自愿，成立爱国会要经梵蒂冈批准。很明显，这种观点是不能被接受的，在筹备会议期间就受到与会者的批评，这些人的看法后来发生改变，做了检查。这种主张在正式会议期间就消失了。
结束语
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年年不断，人们处在紧跟形势和唯恐跟不上形势的紧张气氛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不知所措，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而不得要领。全国性的镇压天主教“反动组织圣母军”之后，国内天主教受到巨大震撼，人们开始逐步体会和认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普通信徒，面对历史的巨大变革和新的政权，无论是否做好准备，都必须做出抉择。起初，神职人员必须改变不参加生产劳动的旧习惯，要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做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后来是必须参加地方统战部组织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如抗美援朝游行、三自革新反帝爱国运动的学习和思想检讨等。1955年，全国各地天主教会在肃反运动中都揭发出一些反革命集团，如上海天主教会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和太原天主教会以郝乃[鼐]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批判和肃清天主教会内部反革命集团流毒的活动，此起彼伏。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国内天主教会内部也揪出一些右派分子。与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是，全国各地成立天主教爱国组织以及天主教礼仪的简化和改革运动。比如，不得在教堂里为婴儿进行洗礼；成年教徒不得在教堂举行婚礼；农业生产旺季，教会不得组织农民集体朝圣，以免耽误生产。这些政治运动和爱国主义教育、教会礼仪改革，使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徒意识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必须公开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道路，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走出一条爱国爱教、独立自办教会的道路，才是唯一出路。
有鉴于此，在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成立大会上，天主教的与会者们纷纷表达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决心；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与社会主义新政权相适应的路线和立场，割断了与梵蒂冈的关系。在宗教问题上，力争提出“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提出按照法典选举中国教会的主教候选人，并且报教宗批准加以委任；提出仿效其他主权独立并且已宣布建立圣统制的国家，在中国结束半殖民地的教会历史，实现由中国神职人员选出爱国爱教的主教管理中国教会的希望和权利。这些是大会的与会者们努力坚持和坚守的底线。然而，鉴于教宗是教会领袖和梵蒂冈元首的双重身份，其通谕和教内处罚带来的宗教与政治的难解难分，一直是与会者顾虑和讨论的问题。他们力主分离其政治角色和宗教角色，但实际处理中依然困惑重重。比较激进的观点，似乎已经基本断定罗马不可能批准未来选出的主教候选人，表达了自行解决产生新主教的强烈愿望，暗示出翌年自选自圣中国主教的可能性。
转自汇智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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