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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门弟子到耶稣门徒——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徒成员及其宗教观考述
发布时间: 2019/2/28日    【字体:
作者:张乐
关键词:  孔门弟子 耶稣门徒 曾国藩家族  
 
 
张乐
 
以孔门弟子、宗圣曾子后裔自居的曾国藩家族,为秉持儒家学说的传统、塑造清廉家风而立下祖训:“不信僧道,也不许唱戏饮酒,赌钱打牌。”[1](P8)曾国藩也在家书中以曾玉屏“八字三不信”原则教育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早、考、扫、宝、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2]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其所作之《讨粤匪檄》更是广为人知:“粤匪窃外夷之续,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3]
 
吊诡的是,民国初年,曾国藩家族中却出现了一股背儒入耶的风潮,不少成员纷纷受洗入教,由孔门弟子转身成为耶稣门徒。因此,曾国藩家族成员接触基督教甚至受洗入教一事,堪称是近代中国儒耶对话的经典案例。然而,以往学界关于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徒成员多语焉不详,且不乏舛误之处,例如对曾纪芬、聂云台等人受洗时间的考证、误认为曾广钟而非曾宝荪为曾国藩家族的第一位基督徒、混淆聂云台与聂潞生的生平及其教会活动等。[4]有鉴于此,补正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徒成员人数及主要成员的归教过程,阐述曾国藩家族基督徒成员的宗教观,展现曾国藩家族基督徒成员与基督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显得至关重要。
 
一、 曾国藩家族基督徒成员谱系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社会纷繁复杂、人心陷溺,曾氏后裔或去职还乡、绝意仕途,转而研究基督教义;或在教会学校求学,深受基督教氛围的熏陶;或与传教士和基督徒相交,得以窥见圣经奥义。同时,辛亥革命的爆发,也使得社会风气大变,儒家士绅及其子嗣入教阻力大减。于是曾国藩家族内部出现了一股受洗入教的风潮,不少成员弃儒从耶,实现由孔门弟子向耶稣门徒的转变。整个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徒成员谱系如下图所示:
 
在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徒成员中,辈分最高者当属曾纪芬(1852-1942),她幼年深受儒教教育,60岁之后则笃信基督教。[5](P16)曾纪芬曾先后担任基督教协赞会名誉干事、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总会董事、基督教救国会女会长等职。曾氏接触基督教,主要是受侄儿曾广钟和儿子聂云台的影响。曾广钟多次自杭州到上海聂家宣传基督教义,所以曾纪芬晚年回忆道:“渠常来为余说基督教真理,余深为开悟,遂有服膺之志。”[6](P49)因此,曾纪芬受洗之前,“读经尤为恳挚,规定日课无有间断,卒能豁悟真道”。[7]
 
1915年2月14日,曾纪芬与儿子聂云台、儿媳萧敏春同时受洗,施洗牧师是袁恕庵。由于他们身份特殊,有人感慨道:“从此教会多一柱石,天国得一栋梁,不禁为吾道庆得人也。”[7](P146)受洗之后的曾纪芬,“通道弥笃,每日读经,祈祷不辍。主日必赴堂礼拜,晚间则集子婿诸孙于一堂,亲为讲道,娓娓不倦”。[8](P243)曾纪芬还严格遵照十一奉献,并在1918年析分家产时特意强调:“爰将昔年亦峰公所遗田产及中丞公历年储积家资房地股票现金作为十成处分……余近奉基督教,稔知博爱之道,首重济困扶危,谨遵《圣经》逢十献一规律,提出一成,作为慈善经费,日后永远不得处分,每年收入子金提作教会以及各公益水旱灾疫捐款,母金非不得已不可提用,庶几先人好善懿德可以垂诸久远。”[6](P50)
 
对于曾纪芬而言,宗教信仰乃属个人私事,故而不应强迫家人信教受洗。1944年,聂云台写道:“母亲自民国四年奉教,至殁凡廿八年。常称天父上帝之恩,然从未对人一言耶稣,亦从未以耶稣事教人,又从未劝一人入教。故余撰母亲行述,谓吾母所重于宗教者,在其敬天爱人之精神,而不拘其仪文。”[7](P12-13)同样,外国记者也曾报道:“尽管她(曾纪芬)贵为一家之主,可却展现出了少有的宽容与体贴,她并不将其信仰强加给其他成员。她认为对于他们而言,信仰应该由自己决定。”[9](P10)
 
在曾国藩的孙辈中,其基督徒成员明显比子辈多。由于曾纪鸿和曾纪芬的子嗣繁多,故而曾国藩后裔中的基督徒大都出自上述两脉。
 
曾广钟(1875-1924),字君融,号季融。他曾用五言韵语将四福音书及使徒行传的要义编撰成《圣经提要偈子》一书。[9](P79)曾广钟任职杭州时,其子女在教会学校求学并常携带《圣经》回家,曾广钟翻阅之后,甚觉有理,不到半年便决志信主。[10](P288)其后不久,他便与家人、亲友在家研读圣经。他还曾赠送给杭州青年会数千卷的中国政治和历史方面的书籍,甚至宣布自己是基督徒,并决计献身于中国的福音事业。[11]辛亥革命爆发之时,曾广钟以基督教义印刷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单张,散发单张于苏州、南京和上海一带。适逢此时基督徒会邀请曾广钟叙餐,他得以认识俞宗周、丁立美、陈金镛诸人,他们都劝说曾广钟受洗入教。但曾广钟并不想加入任何宗派,且平时多读主张教会自立的书籍,亦不想加入著名教会。后曾广钟于1912年3月3日(民国元年阴历元宵)与妻子萧氏(1872-1945) 同时受洗礼于长安里之小教堂。[12](P2-3)
 
此外,曾纪鸿之女曾广珊(1871-1949) 也是基督徒。她早年嫁给俞明颐,子嗣繁多且皆有名望。晚年自号心杏老人、辉远老人,有《鬘华仙馆诗钞》等书传世。曾广珊何时受洗,暂不可考,但仍能确定其基督徒的身份。1949年6月21日,曾广珊因心脏病久治无效病逝于香港,葬在香港薄扶林道华人基督教永久坟场戊段五级A3706号。[13](P241)
 
曾国藩的外孙辈中则有聂云台弟兄及其妻子为基督徒。聂云台(1880-1953),名其杰。1915年受洗入教,1924年改宗佛教。聂云台曾担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等职。起初,聂云台信道甚笃,在妻子萧敏春丧礼结束之后言道:“上帝未允余之祈求,盖有深意寓其中也。彼既导余妻返归天国,度必有事须余办理。盖余妻在世,余不能专心为主。故余今后之惟一目的,惟在寻求彼欲余所为何事,与夫竭诚负此责任耳。”[14](P19-20)聂云台之妻萧敏春(1881-1917),字新云,江西泰和县人。祖父萧芸浦、父亲萧惠农,皆为孝廉。萧家以盐业起家,席丰履厚。萧敏春“习礼通经,兼长簿记,治家相夫,雍雍如也。且天性敦厚,事亲尽孝,训子有方”。[15](P6)1915年2月,萧敏春与婆婆曾纪芬、丈夫聂云台一同受洗,她平时颇为敬虔,“无所愧怍,通道纯笃”,于1917年4月7日离世,享年37岁。[16](P228-229)
 
聂其焜(1888-1980),字潞生,曾任恒丰纱厂董事长、总经理、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主席等职。义和团运动期间,聂其焜基于仇教的心理,认为基督教是中国之祸阶,并以孔孟学说驳斥《圣经》。1905年,聂其焜返回长沙,经由李提摩太之介绍,认识雅礼会胡美夫妇。武昌起义之后不久,聂其焜与颜福庆组织红十字会分会,前往作战区域救治伤员,可是无端被捕,且生命堪忧。其间聂其焜向上帝祷告,最终获救后信道之心日渐笃深。[8](P245-247)1913年12月25日,聂其焜在西长街循道会受洗入教。在聂其焜的影响下,1914年4月,其妻黄蕴仁(1886-1940) 也领洗于循道会。
 
曾国藩曾孙辈中的基督徒成员较之于同道长辈而言,人数得到了进一步增长。究其缘由,首先,由于曾国藩孙辈基督徒成员的信道归主及其持守,曾国藩家族内部的基督信仰得到了较好的延续与发展;其次,少数曾国藩的孙辈基督徒成员在自身受洗之时,亦率领子嗣一同受洗,进而也使得部分曾孙辈基督徒成员在年幼之时即已受洗入教。
 
曾宝荪(1893-1978),字平芳,号浩如,曾国藩长曾孙女。曾宝荪早年求学于上海晏摩氏女校、浙江冯氏高等女学校,并于1911年圣诞节在杭州圣公会受洗入教,是曾国藩家族第一位基督徒成员。1912年春,曾宝荪留学英伦,并于1916年获伦敦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18年,曾宝荪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前后长达30余年,成绩斐然。赖德烈曾评价道:“(长沙艺芳女校)特别激励着寻求中国基督教独立的人们。它有明显的基督教特征,但是与任何国内外布道组织都没有正式的联系……这个学校因其明显的基督宗教特色和成功的学生管理而为人所注意。”[17](P807-808)办校期间,曾宝荪先后出席耶路撒冷基督教世界大会、太平洋国际学会、马德拉斯基督教世界大会、世界和平大会等国际大会。曾宝荪去台之后,应宋美龄的邀请,担任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并加入中华妇女祈祷会。1978年7月27日,曾宝荪因心脏病而病逝于台北,享年86岁。
 
曾约农(1893-1986),名昭檆,字约农,曾广铨之子。曾约农在英国留学时,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受贵格会反战思潮的影响一度加入了贵格会。[1](P77)1921年8月,曾宝荪去函英国时指出:“多年以来,舍弟曾约农一直与基督教有所接触,但由于他的科学和哲学训练,使得他未能明白基督对于个人道德约束方面的必要性。但在艺芳女校的三年,及其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使他逐渐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需要耶稣基督……他将会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因此,当他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开自身的信仰时,我们是极其喜乐。”[18]1923年10月,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全国大会,曾约农还与张伯苓、赵紫宸、余日章等人一同担任演讲员。[17]林景渊也曾指出,晚年寓居台湾的曾约农多次参加教会的证道活动。[19](P173)蒋介石夫妇曾派曾约农向张学良传讲福音,后因身体欠佳而被迫中辍。张学良还以“曾显华”的笔名翻译基督教名著《相遇于骷髅地》(They Met at Calvary),其中“曾”字就取自于曾约农。
 
在曾广钟的影响下,子女也相继成了基督徒。曾昭权(1894-1952),字威谋,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广钟去世之后,曾昭权成了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负责人。[20](P755)曾宝菡(1896-1979),号咸芳,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获杭州广济医院医学博士,先后任上海骨科医院主任医师、杭州广济医院儿童骨科部主任。曾宝菡深受父亲曾广钟和堂姐曾宝荪的影响,终生未婚,并自小就信奉基督教,且使养女周富生(曾宝荷女)也成了基督徒。[21](P230)
 
在曾纪泽的直系后裔中,目前仅考证出曾宝苏是基督徒。她是曾广銮(袭侯爵)之女,早年求学于长沙艺芳女校,在姐姐曾宝荪的影响下,逐渐归主。后入华中大学求学,常常参加武昌女青年会活动。她向母校艺芳女校介绍在武汉三镇的校友时指出:“华中是五个基督教的组合体组成的,宗教的空气,自然是很浓厚。当我们在母校的时候,对于基督也稍微有一点认识,所以我们在这里对灵性上的修养,并没有一时懈怠,每天的早祷必到,至于关于宗教上的事仪,只要是我们能力所能做到的,同时有机会给我们服务,我们决不推辞,因为我们觉得这似乎是人生必不可少的工作。”她于1936年获理科学士,并任教于该校生物系,[22]晚年寓居台湾、美国等地。
 
曾国藩的曾外孙辈中,则有聂潞生的五个子女是基督徒,分别是聂光地(1907-1977)、聂光堉(1909-1999)、聂光增(1911-1949)、聂光琛(1912-?)、聂光坡(1913-1992)。他们是1914年4月与母亲黄蕴仁一同受洗入教的,但是,受洗之时年龄尚幼,成年之后是否仍坚持自身的宗教信仰,至今暂不得而知。
 
二、 基督教救国论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救国问题一直是备受基督徒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尽管不同背景的信徒,对什么才是基督的特别理想与精神,有着迥异的诠释,但归根究底,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终极关怀,即认定基督教乃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和唯一根本。”[23](P19)自然,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徒成员们也不例外。
 
在相当大程度上而言,曾纪芬一直将自身的基督信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她曾经发文直陈,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危机重重,传教士放弃了安乐清洁的城市生活,而远赴野蛮瘴疠、危险污秽的乡村,遭侮受辱,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曾氏不禁反问:“初非有利于己,何道而使之然耶?”随后,她进一步指出,反观我国的公共事业,由乡村以至国家,无论大小,皆散漫不张,废膇不举,刚好与西人相反,且程度相去甚远。
 
为此,曾纪芬特意去考察圣经,探究其中缘由,其得出结论如下:“吾国教化、风俗、习惯,百事以个人利害为前提,实为致弱之总因。而西国今日之繁荣,则如葡萄之结实。虽牵枝长蔓,而实恃于有根。此根为何?即基督耶稣之教是已。迹其教义,于吾国社会恶习,如自私、好利、懦弱、怕死、嫉妒、不仁等,实为绝对针砭。”而且,关于自身受洗入教的缘由,曾纪芬直言道:“余年已六十有六,复何所求?惟欲国家之盛昌,垂暮而不能自已。用是躬受洗礼,诚归大道,非以个人之永生为归宿,实欲为全国之悔改作先河。积诚格天,藉水国命。”[24](P348)
 
1918年2月1日,曾纪芬以《基督教救国论》为题征文,后又资助刊印出版《基督教救国论》。她在该书缘起部分中明确地指出:“今天下忧时之彦,莫不言救国矣。二十年来,国中亦竞言改革矣,而政府之不良如故,国势之贫弱如故,于是抱悲观者,多持厌世主义,谓我国直无可挽救之方,虽然,国岂果不可救乎?夫政治之腐败,社会之黑暗,皆人心之陷溺为之也,而实由于无宗教信仰之故,宗教之完美者,自推基督教为最,而又与中国现时社会情势,最为相宜,故居今日而言救国,政治法律,则显嫌于空谈;经济实业,则缓不济急。一言以蔽之曰:惟宗教可以救国而已,曰惟基督教可以救国而已。余尝欲本此言旨为文以发明之。顾以年老事冗,笔未能达其所见,乃以此题征文于新申报……俾吾国上流社会,集合信徒,使能自立教会,不徒恃友邦之资助,庶几布道之团,愈推愈广,信仰之士,遍乎国中,则人心必能默化潜移,而国势自然剥极必复,爱国之士,或不河汉斯言。”[25](P1)
 
正是基于对基督教救国论的倡导,曾纪芬还加入了徐谦所组织的基督教救国会,并一度担任女会长一职。[26]
 
与曾纪芬相似,曾广钟也多次尝试以基督教信仰促进中国社会的复兴,他以“敬”和“信”两字入手,论证“以敬立教”和“以信立教”二者之间的差异,认为我国的政治家、教育家脑力、眼力所注重之修身之起点乃在一“敬”字,中国自古就倡导师古之说,以至于“后世守旧者流,遂以今不如古,古而又必以最古者,为万弩齐射之正鹄”。因此,曾广钟指出:“夫敬者,形式上之事也。信者,精神上之事也。敬为道德之抽象的,信为道德之具体的。质言之,信可以赅敬,敬不可以赅信。升降拜跪之际,中规中矩,外容似敬矣,而其内容实不大敬。观人者何由而知之?敬之流弊,至于相朦相欺,是以本领愈大,诈伪愈多……今日我国朝野上下,不知以失信为耻。至于末节细故,辄拘以不敬绳之,重形式而不重精神,国之不振,有由来矣。若泰西各国,自耶稣以诚信陶铸门徒,历二千年,愈接愈厉。而西人今日之强,其精神全在于此……国民乎,国民乎,而欲与文明各国竞争存立于地球乎,请自立信始。”[27](P257-258)
 
为此,曾广钟在旅沪期间,也多次参加基督教救国会会议。[28]在基督教救国会成立大会上,与范弼、周亮亭、蔡式之等人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基督教救国主义即是基督教一种新文化在此文化之中,基督教之世界观、人生观,基督教之伦理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皆有独特不同之原理……故基督教救国会之天职,即在实行基督教文化运动,贯彻其救国之主义。其目的即在改造全社会之人心,整理现时代新旧思想之学说,而谋一切社会问题之基督的解决方法。”[29]
 
虽然聂云台决定研究基督教的部分原因是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他曾坦承:“昔年之决意深研基督教,纯受托氏之影响。”[30](P94)但最终受洗入教的缘由,也是以基督救国论为根本出发点。在其精神世界中,基督教是实现救国的有效途径。因此,聂云台曾言:“吾亦夙有爱于耶教者,为其组织宏大,植基深固,苟善用之,有足辅政教之不及者。”[31](P17)其又言:“予也夙有志于学道,成童时,尝求之于宋儒之学,而未所获。旋浸淫于科学工业者二十年,继有感于教会所办教育慈善事业之多,与夫一二传教士之热心服务,从之研求耶教。颇喜其基础大可用,欲藉其组织以辅我教育及社会事业之不足,则于救国家之衰弱,不为无助。”[32](P19)
 
同样,在聂其焜看来,基督教亦为救国良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基督教渐渐为世界所讥讽。国人认为文化进化的英德法诸国,“同色同种,一旦决裂,则屠戮陷害,无所不至。则斯教之价值,原不过尔尔。”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关系到地理、历史、种族和政治诸多方面,并非因基督教而发生。
 
聂其焜坚信:“今日欲求世界之大同,万国之辑睦,更非斯教末由矣。”[32](P153-156)聂潞生认为,基督教就是救世教。不过,世人不应问基督教能不能救世,而应先问如此世界应不应该救?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二次革命,反袁斗争,南北混战,“在上者则门户水火,入主出奴;在下者则狗苟蝇营,贪诈奢靡”。所以,面对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家,没有人认为不应该救世。因此,聂潞生视基督教为拯救孱弱中国的惟一良药,凡属中国之国民,皆应当成为耶稣的信徒,因其可以医治国人的诸多病端:“基督耶稣敬上帝,守法律,顺从天意,悯念同胞,足以医国人无神犯上、凌乱法纪之病。基督耶稣尚公理,崇正义,不畏强暴,不恃权力,足以医国人结党凌人,排斥异己之病。基督耶稣悯贫弱,治病伤,博爱人类,一视同仁,足以医国人利己营私之病。基督耶稣无悲观,勇猛之前,行道不息,足以医国人靡怯怠堕之病。”[10](P288)
 
关于曾宝荪是如何认识和调适爱国热情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简·亨特(Jane Hunter)曾经强调:“要讨论教会学校的学习经历与民族意识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曾宝荪是个典型的例子……虽然没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但她也承认,要挽救萎靡不振的中国,必须依靠基督教的力行精神。和很多人一样,她发觉爱国热情和基督教信仰居然能够融合在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推动自己前进。”[33](P283)刚至上海教会女校求学时,曾宝荪认为:“《圣经》的人伦哲学,远不及儒教的详细。虚玄理想,又远不及佛教的奥妙。至于文字的美,又更在二者之下。加之我那时感觉一般中国基督徒都是不爱国的。所以我根本轻看这个宗教,因为它理论既然不深,而所得的结果又是令人失望的。”[34](P60)
 
其后,曾宝荪的人生发生重大改变,且对基督教渐有兴趣。适逢丁立美在杭州传道,曾宝荪多次前往聆听福音,久而久之渐渐有了慕道之心,[1](P34)便签名表示愿做基督徒。曾宝荪做此决定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耶稣为人,使我得了人生的真谛,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二)是我感觉儒教的精神哀颓固守,不能救中国。我需要新的灵感,才能为中国和人群服务。”[34](P62)因此,曾宝荪认为儒教已经不能救中国,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这是基督教救国论的核心理念。
 
曾宝荪对于基督教由完全无知、排斥的态度转变成信服、最终受洗入教的思想变化的轨迹,反映出了晚清民初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过渡型现代女性对于基督教认知的现代转型。粗概而论,其对于基督徒的态度大抵经过了三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就是校长巴路义的个人品德对曾宝荪所产生的影响,并使她逐渐抛弃了之前对基督教的误解。[34](P61)第二个转折点是曾宝荪与基督教的接触引发了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变。某日,曾宝荪感到人世间的不公平;人生的短促,人生在世有何意义?
因此,对国家的新陈代谢、人类的生老病死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想法。回校之后,她将自身的感想告知巴路义,巴氏遂常与曾宝荪查经、祷告,读《马可福音》和《约伯记》。曾宝荪已经开始认为中国需要基督徒的力行精神了,而其受洗归道的意愿就愈来愈强烈。[1](P34-35)第三个转折点发生在半年之后,曾宝荪开始深深佩服耶稣的人格,并认为耶稣的社会观念、博爱精神等都在儒教精神之上。耶稣伟大的人格使得曾宝荪想到了人类伟大的可能性。[34](P62)
 
三、 儒释耶之间的互补与合流
 
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等曾国藩家族的早期成员,尽管已经开始与传教士频繁接触,但他们对于儒教士绅的身份认同从未发生过动摇,始终站在基督教的对立面,并视基督教为儒教的一大劲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曾国藩曾写信告诫曾国荃等人:“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多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35](P737)
 
虽然曾纪泽年轻之时即已醉心西学,曾在守制期间依靠英文词典和英文《耶稣书》等材料自学英语;[36](P245)其后又频频与传教士交往,亦曾阅读基督教义书籍,如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 所赠送的《福音书图说》一书。[37](P1295)但他并不认同基督教,甚至认为《旧约全书》“可笑之至”。[37](P1462)而曾国藩长孙曾广钧,在阅读中国传统基督宗教典籍的同时兼习《圣经》,对于《圣经》经文颇为熟悉。因此,曾广钧曾作《奥斯马家国和吉长公主来沪游历二首》,并在序言中不无得意地强调:“所运僻典,半出景教经藏。缘公主信教甚笃,有窦后黄老之风,故益以波澜投其嗜好。昔人言内典半出六朝,缘饰天主书,义趣甚卑,藻采尤略。缘饰之功,良非易易。深通彼法者,必能知之。”[38](P5-6)
 
全诗内容如下:“是法无深浅,窥原见性真。长年礼神女,今日谒天人。自领玄言妙,方知蓝石身。海州潮退早,七鸽证前因。飞鸟巢何处,群羊念已差。玉颜终土壤,宝血染尘沙。休毁葡萄树,长吟百合花。定随书拉女,歌舞上天家。”[38](P6)尽管曾广钧诗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汇通中西文化的一种努力和尝试,但是,在真正意义上践行儒释耶三教之间的互补与合流的,却是民初前后受洗入教的这批基督徒成员们。
 
作为基督徒的曾纪芬不仅没有背弃儒家思想、摒弃佛教元素,甚至还有佛化的倾向,她曾经辩解道:“先大人曾文正公为有清大儒,先夫子聂仲芳中丞亦服习儒书,道义自守之士。余涵濡听受吾国古先圣哲教义者数十年,信佩至深。今之投身耶稣,非见异思迁。惟理求真实,庶几朝闻夕死之义,与先大人先夫子之所学,固不相背也。”曾纪芬还曾对儒释耶三教进行比较,认为耶稣言爱与孔子言仁、佛家言慈悲,本为同物。不过,耶稣阐发天人相与之宗旨,尤其让人感到亲切,而且范围广大(无国别种族)、功夫简单(不识字之人只要信主便可立刻得救)、不尚空言只求实际(以舍己救人为范),因此,此法足够救儒家矫伪与佛家空虚的弊端。[24](P348-349)
 
此外,曾广钟的基督信仰背后也夹杂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他曾认为:“永生之说,非佛教之觉性,非道家之丹诀,即儒家之三不朽。夫人之立德立功立言,有光于社会,有光于国家,有光于世界者,是之谓永生。”甚至进一步指出:“急难则呼天,疾痛则呼父母。我国人情大抵相同,亦孰不知视天如父母乎?人人具有性灵,具有能力。不因其固有而浇灌之,培植之。无怪乎人格愈下,风俗愈偷,进行愈劣也。铸儒耶于一炉,以开辟我国民之知识,以鼓舞我国民之精神,以增进我国民之幸福。”
 
此外,为证明耶稣上帝永生,曾广钟也采用了中西混通的论证方式,其言:“耶稣之言上帝言永生,我国之人多非笑之,而不知其精神即在于此,而不知西人自强之精神即在于此。尝考之我国,河图出而八卦画;洛书出而九畴叙。孔子于斯文兴丧,皆推之于天;孟子言尧舜受禅,皆归之于天。在昔圣人,何尝不克见天心?何尝不得闻天道?周子论志学曰圣希天;程子读书言天秩天叙、曰圣人本天,此见道之言也。然惟圣希天,惟圣本天。下是虽贤,不得直接于天,又非见道之言也。”[39](P193-194)
 
作为一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士子,曾广钟在阐述基督教思想和如何应对国人批驳基督教时,懂得如何使用中国传统话语为基督教辩护。针对有人认为“景教乃墨子教之化身,亦谓耶稣无父”。曾广钟反驳道:“我读圣经十诫,言虔诚上帝后,即首先注重于孝事双亲。观耶稣钉十字架时,谆谆以吾母即如母之词,嘱托其母于所爱之门徒约翰。孝养之思,临难无间。诵约翰福音至此,未有不为之潸然涕下者也。”曾氏还认为耶稣的兼爱宗旨与墨子爱无差等之说也有区别,并以《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证明之:“人若不愿念亲戚,便是遗弃真道,较不信主更恶,不愿念自己家里的人更甚。”当然,曾广钟也认为兼与爱有主客之别:“兼者专之对也,专为主位,兼为客位。如讌饮然,同是筵席,同是酒菜,同是杯箸,同是朵颐。而主位自主,必须照拂夫客;客位自客,不能攘夺夫主也……爱有主位,而兼为客位。天经地义,颠扑不破。耶稣其至矣。”[40](P230)
 
曾宝荪一生持守自身的基督信仰,并试图使中西(儒耶)两种文化相调和,她认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相接触,可比两条河流相汇合。当其汇合之际,当然有波涛奔湍,互相冲突的情形。然而毕竟合而为一,产出一个更新的文化。两边所含的杂质和糟粕,因这种奔腾冲突而淘汰了。这不是文化的损失,乃正是文化的陶冶。”[41](P8-9)因此,曾宝荪特别强调中西文化之间交流,试图通过中国事例来印证基督宗教所揭示的道理。例如,她认为天人合一即为道。至于何为天人合一?她以尧、舜、文王、孔、孟等为例,指出他们的诗文、言行合乎天道、与天合德。然后又引用程明道之语:“尽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则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万物。其次则欲存心养性以事天。”
 
此外,曾宝荪对于佛家学说也甚是了解,认为“佛教唯识的说法,更为博大精深,超过我国周秦汉宋诸哲之上,不独我们都是道的化身,而万有也都由一心所造。所以说万象唯心,万法唯识。天人合德尤其当然的了”。不过,她仍然认为,“耶稣的话,最为平易切实”。并引《圣经》之语:“你们因我讲给你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约15:2) 约翰也说过:“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即是上帝。”(约1:1) 证明基督教里面天人合一的意思。[42](P75-78)
 
曾宝荪还从中西文明与宗教比较的角度出发,阐述儒教、基督教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她指出:世界各国诸多宗教,除了基督教之外,“大都视女子为不洁不利,不能胜识之人”。凡在典礼与祭祀之时,女子都饱受歧视与摒弃。甚至在中国,还以“阴人鸡犬”并称。女子也自惭形秽,甘受压迫,与一般男子相比,其自信力和进取心有天壤之别。[43](P2-3)1928年,曾宝荪撰文指出,孔子只有两次提及女性,因此,她怀疑,可能正是因为孔子几乎从来没有讲论过女子的地位问题,致使后世儒家学者在其传道授业的过程之中存在一种反女性的源流(anti-feminine strain),此种风气延续到宋朝时臻于鼎盛。
 
至此,儒家学说对于中国女性而言,不仅毫无积极作用可言,还在诸多方面抑制了她们的发展。因此,她认为,中国形成贫困积弱局面的一大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忽视了中国女性。但是,没有任何国家是不受其女性影响的。当我们的一半人口处于落后状况时,我们不可能造就一个富强的国家。[44](P443)正是由于曾宝荪毕生致力于融通中西宗教与文化,因而有人曾撰文批评道:“曾氏一族已入耶教,受洗礼。而宝荪女士留学英伦,得力于西学,其作事之成绩与毅力,乃由于西洋德教之熏陶。譬犹栽花艺谷者,接慕借种,乃见繁荣,未尽出于世泽。”[45]
 
四、 结语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纷繁复杂、人心陷溺。同时,社会风气大变,儒家士绅及其子嗣入教阻力大减。正如高伯雨所言:“在前清,入教还有些体制上的不便,到了民国,没有拘束,号称典型的名门宦裔,也就首先信起教来了。”[46](P122)受此影响,维系家族情感与认同的儒家思想信仰开始为少数思想日渐新潮的家族成员所撕裂,基督教信仰适时地填充了撕裂地带,造就了曾氏家族的第一批基督徒,导致曾国藩家族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学家族开始“变色”。经过半个世纪基督化的浸淫,曾国藩家族最终实现了由独宗孔孟的单一信仰型家族向儒耶并峙的双重信仰型家族的转变。
 
辛亥革命前后,不少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徒成员选择由儒入耶。他们受洗入教的缘由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传统儒教士绅的宗教观,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民初的儒家士绅文化和信仰上的自我转型。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基督教也因应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以“救世教”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自晚清以迄民初,经由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极力宣传,使得不少上层基督徒信服和推崇基督教救国主义。受此影响,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徒成员们也秉承基督教救国论,试图以基督教作为变法图强和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促使近代中国彻底摆脱悲惨的命运,并进而改造社会人心。
 
清末民初时期的曾国藩家族经历了由儒入耶的社会转型,即出现了基督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也正好展现了当时的部分士绅家族背离传统的儒教信仰转而信奉基督教的社会现状。但是,他们受教于传统的中国教育,根植于此种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可能完全悖离儒教传统和剔除自身的文化基因。因此,他们在一方面强调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文明和信仰的先进性或优越性的同时,一方面又极力去调适二者之间的差异,试图实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互补与合流。
 
质而言之,在中西文化对视的时代背景下,曾国藩家族与基督教的关系,恰好反映了传统儒家家族在西潮的冲击下,出现了从孔门弟子到耶稣门徒的跨时代转变,而此种文化的转型也正是以曾国藩家族为代表的传统士绅家族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所做出的一种自我调适与文化抉择。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转自圣经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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