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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民间信仰的土著性与北方宗教的传统性之比较
发布时间: 2019/4/4日    【字体:
作者:邱冬梅
关键词:  中国东南 民间信仰 土著性 北方宗教 传统性  
 
 
【摘要】在文化的沃土中,中国东南民间信仰与北方宗教信仰成为两大独特的信仰文化。长期以来,这两地区的文化差异导致的信仰文化的地域差异鲜为学者关注,多数学者从文化学视角将中原华夏、汉民族的宗教文化的迁移性扩大为宗教信仰的地域特征。事实上,这其中有包括地理因素、人文因素、历史因素在内的诸多方面的影响。对我国东南民间信仰的土著性与北方宗教的传统性作比较与分析,剖析我国信仰文化的一些特质、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区域差异性的由来,以期能为处理信仰、宗教、文化问题提供些许启发和借鉴。
 
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有着较紧密的关系,文化是连接人类与环境的中介,作为一种适应方式和调适机制,文化在人类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1]。“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2]。人类活动地域的变迁会带来文化的交融与渗透。在岁月的演变中由于地域差异、群体生活习惯差异、历史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会导致不同地域间的信仰差异。开放的视野能够带来深刻的思考,除了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导致的信仰文化不同,更需要从中剖析出信仰文化的地域特质,梳理其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借以更好地研究东南民间信仰和北方宗教独特的信仰文化。
 
一、东南民间信仰和北方宗教迥异的性格色彩
 
(一)东南民间信仰的“土著性”
 
民间信仰是东南地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国东南部地区有着与北方截然不同的生活生存环境。我国东南地理环境独特,多丘陵与河流,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较多,生存环境并不是十分理想,在这样稍显恶劣的环境下和当时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迫使东南土著民族对于自然界力量的原始崇拜与信赖,由此产生了一些区别于北方土著性的原始图腾崇拜。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历史的车轮不断地迈进,我国历朝历代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各个民族在朝代的交替中不断的融合。东南地区当地的土著居民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各个民族进行了不断地融合。我国的民族融合主要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五代十国两宋时期这两个阶段。由于北方多战乱,南方地区相对和平,人们为了生计都辗转到了南方各个地区,与当地土著逐渐融合。北方人的到来给当时南方带去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然而这些并没有给南方传统的民族信仰带去冲击,反而使后到来的北方居民逐步融入了当地的民间信仰。这是因为,在人类的童年,生态环境(包括自然与文化环境)对文化及其特征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在民族文化形成初期,其文化内涵的选择不可能超越自然环境的许可。在当地环境的作用下,人们逐渐融入其中,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过程,成为了一种习惯与传统。这就使得东南民族的民间信仰有着一个强大的稳定的发展空间与时间,成为了东南文化最具特色,也是最能表现东南民间信仰特色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北方宗教的“传统性”
 
北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自炎黄败蚩尤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根基,中国北方一直是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中心。自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王朝统治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儒家经典也是统治阶级必须掌握的。在北方地区,儒学曾带给统治阶级有效控制社会秩序的核心信仰理论,也将这种宗教因素发挥极致到政治伦理体系中。儒家学说通过文化渗透将文化意识导入到知识分子脑中,并由此推己及人,受到普通百姓的信赖,而且通过宗教强化了秩序的观念。宗教承认,任何细小的事物都处在某个神的保护之下并必须绝对地在这种秩序的范围内活动。秩序的思想是科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秩序的思想确实有可能使得那种出于科学的坚信不疑在信教者那里得到强化。宗教具有某种专门的、与实际相关的灵性。信教者在科学活动中将这种灵性变为实践并取得好的成果。宗教对信教者的科学活动有一种激发勇气的效果。如古代炼丹术士为求长生不老炼制仙丹的努力,明显地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
 
二、东南民间信仰的土著性和北方宗教的传统性的分析与比较
 
(一)宗教信仰的地理特征
 
1.东南地区在中国地域的划分中,从今日中国的行政省份上分,指今行政区划上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上海、台湾、海南及苏、皖等南部省份。
 
但寻本求源,跳跃于历史中的“三苗”、商周时的“七闽”和“八蛮”、东周与秦汉时的“百越”民族、汉末“山越”、“溪恫”等民族便织就了东南地域的文化地貌。并且,概而言之的东南地区也有着语言学上的文化差异和表现,比如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等,方言的受众群体则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舍族、黎族、壮族、水族、侗族、布依族、松佬族、讫佬族、傣族、瑶族、苗族、高山族民族群体息息相关。
 
因地理位置面朝大海,因此这种优越的海洋文化气息滋养了东南地区的百姓,并造就了远古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的优势地位。除去海洋的拥抱,内部多为山地丘陵和冲积平原的多层次的地理环境,催生了渔猎、稻作并重的多样经济形态。湿热、疫病多发等自然灾害生态,磨砺了东南民众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情感。尽管历史上,来自中原北方的长期军事征服从未停止,并且在历史中分分合合地渗透到东南地区,但东南地区的土著后裔少数民族的族群文化并未肢解,反而其生命力越发顽强,并始终在强势文化面前保持了自身或明或隐的文化边界。
 
从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而论,在宏观地势上,东南的自然环境整体上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处于我国三级地势结构的第三阶梯,由于西部、北部的山地、丘陵与东部大海,东南地区与周边地区被相对隔离开来。这种多重的地理隔绝给北方华夏、汉民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在本地的传播带来了困难;但也使得东南早期的土著文化得到积淀和传承。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塑造了东南民族信仰典型的土著特性。
 
2.中国北方历史上一直是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中心,中国统一的历朝历代基本都是建都于北方。
 
中国东南临海,西北多是沙漠和高山,西南则是雨林与山脉,只有北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草原。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有矛盾,有战争,使得各个民族进一步融合,同样使一些中原人为逃避战乱而到南方避祸,带去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南方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自世界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列强不断拓展自己的生活、生存空间,把自己工业革命的成果推广到世界各地,作为西方国家首先登录的东南沿海地区无疑成为西方技术扩展的受益者,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发展格局,形成了由海洋到内陆的发展方向,即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发展趋势。
 
北方先天的地理优势不如南方优越,加之历代的战乱多发北方,客观上使得宗教信仰成为百姓救赎心声的诉求通道。
 
(二)文化渊源
 
1.东南民间信仰在其形成过程中,文化渊源受到地域环境的深刻影响。
 
其独特的地貌、气候及动植物种群等生态因素塑造出土著民族“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内容以及“好巫尚鬼”的巫鬼崇拜形式;强大的民族自溶性使得汉化的民俗和信仰在碰撞中激荡着,虽然有融合但始终规范在东南“汉民”信仰的主体形态中。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均表明,东南土著民族原始宗教中崇拜虎、水生动物、天、太阳等,这体现了土著民族后裔各族群对生态环境影响下的早期文化映像。地缘造就文化秉性不同,文化的性格色彩迥异,因此,来自历史早期的文化碎片积淀成的民族信仰文化的原始特征也独具特色。由于许多自然物对维持土著人群的存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使人产生了畏惧、依赖或希望感。在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念下,东南土著民族原始宗教发展出与其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丰富多样的自然崇拜[4]。
 
2.儒家学说通常也被称为儒学,其核心内容就是“礼”,周礼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各地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即为当时的民间信仰),原始时代的人们认为某种动物或植物是保护本部落的神明而加以崇拜,认为他们可以给族人以勇气和力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儒家礼制出现之前,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地方特色的民间信仰。国家对宗教的推崇一直与文明、礼节息息相关,一直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他面对现实,企图改变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试图在儒家兴盛时期到来之前,恢复礼制,恢复周代的法律和机构,建立整个儒家的思想体系。
 
儒教、道教、佛教在北方民间信仰中功能性趋同,但结构性上处于分野状态。换言之,作为宗教信仰的模式,三者对于信仰文化的意义是相同的,但表现形式和具体的理论不同。三者伴随政权的认同性,地位略有变化,但大多不影响其发挥政治宗教性的功能。在北方,儒学构成了中原传统王朝政治伦理秩序的核心,其作为带有某种宗教因素的纪念性信仰,通过文化渗透将文化意识导入到了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并由此推己及人地受到普通百姓的信赖。作为思想的载体,儒家学说使人在生与死的终极意义上思索,强调道德责任感受,而不关心任何超自然神力。但儒家也信仰天命,把控制社会的手段紧密地与阴阳五行理论联系起来,强调祭祀和祖先崇拜的道德性。因此,人们遵循着儒学的指导性功能,这个功能是帝国王朝政治伦理秩序在民间教化方面指导人们的行为模式,给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秩序的参考准则。对于民间信仰,儒教放大了信仰的性质塑造,并不追求纯粹的崇拜,这从民间社会在塑造标准化神灵时,往往强调其生前具有儒家学说所要求的各种道德品质,便可明显看出。如尊奉孔夫子为神,但却只注重其文教功能,并不引导民众期盼其神力庇护。
 
总之,最具本土化的儒教,它在中国各地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规范,通过信仰模式指导人们的行为。但儒教祭礼行为的道德性,明显是人为的、观念的,因而只有信仰根深蒂固才能支持其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儒教较其他民间信仰并不显著具有沿袭性。历史上,儒家学者哀叹祭祀之仪混乱或失传的记载比比皆是,但北方宗教一直根深蒂固流传至今。
 
(三)追随群体
 
1.东南地区民间信仰的传承者,现今已经融合于东南汉民社会中,早期的土著民族及其后裔各族群,已经在历史中成为缺乏自身历史的“史前”民族。
 
现今分散居住在东南沿海、岛屿及西南两广、云南、贵州等地的东南土著后裔,它们在故土中代代相传的习俗形成了更稳定的民间信仰,也更多、更完整地保留了信仰文化的内涵,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土著文化特质。具体表现为:
 
首先,现今当地土著后裔族群中,仍保存了最基层、最纯净的文化因子,如族群始祖创生神话与传统宗教信仰作为“文化遗留”瑰宝,成为土著先民原始宗教文化的基层内涵。
 
其次,东南土著后裔的各个族群虽然都不同程度地经受着汉文化的影响,但在宗教信仰上,却存在着三个层次,即建基于灵魂崇拜的原始图腾信仰初期阶段,天人分立的中级阶段,及天人合一的自然神、始祖神、巫鬼神较高级发展阶段。这三个层次的信仰内涵交错存在。
 
再次,从黎、壮、舍及台湾高山族各民族、族群来看,东南土著先民沿袭文化传统而来的巫与巫术活动渗透于各民族村寨、部落的日常生活中,对原始图腾表征的文化经过巫师的演绎,成为当地民众精神“灵魂”的归宿[5]。
 
2.根据某些宗教社会学家的观点,人们可以总结性地对关于宗教的一般性注说做出断言,即宗教毫无疑问是贯穿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并且任何民族的生活、历史、文化都无一例外地会受到宗教形态的影响。
 
文化信仰的传统受到宗教变迁历史主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在北方地区宗教信仰文化中,汉化使得汉文明长期浸透南下,民族差距日益缩小,文化边界越来越模糊,但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感却越来越强。信仰和统治阶级的政治意愿达到某种默契时,汉式儒道佛宗教文化逐渐形成北方宗教的上层文化。信众对于宗教的认同恰好能映射出对于统治文化的趋同附和,因此不难看到汉式儒道佛宗教成为北方地区民众强大的精神支持,认同者日众,宗教形态趋向更高级状态。从理论上看,汉式儒道佛宗教文化在促进民族融合、民族对话、宗教信仰的平等性方面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历史背景
 
1.东南史前土著原始宗教的内涵在东南民族的迁移和衍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这种文化环境的积淀氛围,虽然时易事移,但并未时过境迁地发生太多改变,东南土著民族的大多数和汉民族融合过程中,很多土著民族习俗至今保留。两种习俗文化融汇在宗教信仰的变迁历史中,具体体现为:
 
首先,在汉代时候,土著百越王国灭亡了,但作为被汉化的越人并未放弃其独具特色的民族信仰或称民族土著性。例如,仍然保留了其“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与“好巫尚鬼”的巫鬼信仰,并且汉化也是个相互的过程,汉人南迁过程中,东南“汉”民社会的民间信仰包括越人“汉”化后的信仰,统统构成了东南“汉民”民间信仰文化的内涵和框架。
 
其次,当中原的政治文化随政权势力范围的南下,波及东南海疆边缘地带时,在激烈的政权更迭过程中,信仰文化在满溢着其自身巫与其所奉祀的神灵体系特点,祭祀、占卜文化也随着“越人汉化”、“汉人越化”的互动融合变迁中,挤进了东南“汉民”信仰文化的视野。
 
再次,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是夸张了人类的想象力,并且把对自然的无知作为丰富智慧的来源。虽然东南民间信仰文化的基础受到了汉化的影响,但其独特的信仰文化积淀并没被抽离拨空。因此,二者虽有文化传统的差异,但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上的共同的哲学基础。如“万物有灵观”便构成了“蒙昧人”的哲学基础。从东南地区民间信仰与土著民族原始宗教的同根、同体本性来看,土著文化基础决定了东南汉民的民间信仰文化使得其本身性格游离、并不归属其他,也不特异独行,而是处于中间状态的。这种状态也正是其区别于中原北方汉民信仰文化的主要特征。
 
2.明王朝时期对僧侣的尊敬和敬仰,使得统治阶级对佛教和道教基本上持庇护的立场。
 
在此期间,虽然实施多种措施来控制僧侣人口和寺庙的数量,其要旨首先是保护国家的社会人口和税收控制,维持儒家的正统地位,不是敌视佛教、道教,与北朝和唐朝排除异教的做法不同。同时,太监在历代王室对佛教和道教寺庙的捐助上,贡献颇多,特别是在明太祖、成祖、孝宗、武宗、世宗、神宗等统治的朝代。上行下效的做法鼓励了百姓阶层接触宗教、信仰宗教的兴趣。明代虽曾严厉打击宗教,但未能持久,且主要打击的是煽动暴乱的倾向和巫术欺诈,其重点是社会的控制,而不是抑制宗教。
 
简而言之,中国北方的社会宗教呈现出非常突出的多样化特点。此特点首先在于同一时期往往有许多宗教信仰并存,但并不会造成宗教冲突。其次,兼容的信仰体系给予信仰者更多的内心自由,追随者可以认同习俗和习惯的差异性,但并不因此造成信仰的冲突。
 
由官方倡导的儒家信仰体系,因为其精英主义和无神论的特点,主要影响的是文化精英阶层,对社会下层的影响要逊色于民间宗教。不过,知识分子与下层阶级的人会共享其基本价值取向。然而,儒家正统的知识分子意识的存在,是与其他信仰体系形成内部分工兼容。下层主要是儒家的信念,但同时还有许多其他的信念,它们都是精神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儒学对其他信仰体系的核心信念,采取了包容性的态度,从而形成了上下之间的协调。然而,包容性的宗教意识和思维取向也容易渗入私人情感。这意味着较低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的功能和宗教团体的行为往往会被自动产生。在17世纪,这样的宗教团体导致且参加了社会动荡。
 
对于社会控制的舆论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儒家异端的批评;二是国家的强烈干预。主要原因是国家制度(包括其规模和行政职能),一直未能实现完全控制和扩大社会、国家的意识形态,反映在17世纪的宗教演变阶段,就是中国北方下层兼收并蓄,展现出了中国文化新的特点和习俗,西方宗教在引进过程中经过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过程。在这样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基础上,外国信仰体系很容易立足中国,但它的信念要在中国传播,就显得非常困难。毕竟从世界宗教或信仰体系上来说,他们无法同质化。
 
 
 
 
参考文献:
 
[1]袁同凯.人类、文化与环境——生态人类学的视角[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2]凯·米尔顿.多种生态学:人类学、文化与环境[A].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人类学的趋势[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96.
 
[3]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俗研究,2007,(1):5-15.
 
[4]陈泽汉.广东历代祀典及其对民间信仰的影响[J].广东史志,2002,(3):53-58.
 
[5]陈名实.台湾关帝信仰的渊源与内涵[A].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论坛论文集[C].福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关公文化专业委员会出版,2007,83.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
http://www.ccrs.org.cn/List/Details.aspx?tid=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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