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德国的新教徒团体在思想观念上出现了分化。面对纳粹政府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德国的新教徒群体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以“认信教会”为代表的新教徒积极地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抗争，新教徒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则不予表态，保持沉默。本文所关注的则是第三类德国新教徒，他们积极地追随纳粹政府，力图将纳粹意识形态与基督教思想相结合，创生出种族主义基督教这一怪胎。这一群体自称为“德国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而他们所掀起的“宗教改革”则被称为“德国基督徒”运动（German Christian Movement）。“德国基督徒”运动将种族主义思想注入了基督教，反犹主义则是其种族观念的一大核心。本文借助于历史研究文本所考察的，正是“德国基督徒”运动中的反犹思想，这一考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德国基督教会历史、德国反犹主义乃至纳粹大屠杀的认识。

导言

种族主义与基督教在常人看来是一组极端对立的概念，前者强调人生而有血统上的贵贱之别，后者则提倡包容与博爱。在观念上水火不容的种族主义与基督教和以并存？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德国新教徒做到了。对于德国的新教徒而言，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是其教会历史上永恒的污点。在纳粹政府统治之下，德国新教徒将耶稣的十字架扭曲成了纳粹的万字符，有的对暴政置若罔闻，有的对杀戮熟视无睹，纵使在新教徒群体中有着以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和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öller）牧师为代表的抵抗英雄，德国新教教会的主体沦落为纳粹政权的附庸乃是不争的事实。

在德国战败后的1945年，德国神学家和牧师赫尔穆特·西埃里克（Helmut Thielicke）反思道：“这个民族应该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信仰上帝，而他们是魔鬼及其闪着光亮的肥皂泡的受害者”。德国新教徒首当其冲成为西埃里克的批判对象。在新教徒群体中，一部分自称为“德国基督徒”的人在观念上与纳粹意识形态最为接近，他们将基督教进行了种族主义改造，而这一激进的改造又以反犹思想为集中体现。换而言之，“德国基督徒”运动为反犹思想找到了来自基督教的解释，尽管这其中的基督教是一种狂热的伪宗教，有着反基督教的本质。

一、“德国基督徒”运动的起源、进程和主要思想

“德国基督徒”运动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其存在则一直持续到1945年德国战败之后。该运动的成员大都来自基督教新教的平信徒与神职人员，他们将纳粹党的发迹视作基督教发展的大好时机，因而积极主动地向新政权靠拢。这是一群“自认为是德国人又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想方设法要把国家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毫无痕迹地连结在一起”。根据晚近的研究，“德国基督徒”运动在德国的新教徒群体中曾显示出相当的影响力。“德国基督徒”运动

的成员总体数量约为60万，其中包括大约6000名左右的牧师。鉴于当时德国境内的新教平信徒和牧师数量，这是一支相当可观的队伍。

（一）“德国基督徒”运动的起源

在“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兴起过程中，有三股力量扮演了主要角色。第一股势力形成于1920年代末期。当时，两位来自图林根州的年轻牧师齐格弗里德·拉弗勒（Siegfried Leffler)和尤利乌斯·洛西欧泽(Julius Leutheuser)在新教徒群体中大力鼓吹在宗教领域中进行国家主义改革，二人后来均加入了纳粹党。他们将自己所组建的新教徒群体称作“德国基督徒”。

第二股势力诞生自1932年的夏天。在柏林，纳粹党勃兰登堡大区领袖兼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集团主席威廉·库伯（Wilhelm Kube）召集了一批政客、牧师以及平信徒，他们主张将国家社会主义指导思想注入德国新教教会，从而为教会带来新的活力。在库贝看来，“基督教与德国（Germanhood）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广泛结合，两者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无法分离”。他极力向教内人士表明，纳粹主义代表了德国新教组织的真正利益，这是这一主张奠定了他作为“德国基督徒”运动创始人之一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库贝原本打算将自己领导的团体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新教徒”（Protestant National Socialist），以示与“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纳粹党）的区别。后来，希特勒本人对此进行了干预，将其改名为“德国基督徒”。他认为这一名称能更精确地体现其主张。

第三股势力的历史亦可以追溯至1920年代。在魏玛时期，为数众多的新教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兴起，他们试图反复强调德意志文化和民族的优越性，以此来复兴教会生活。这些新教小团体的命运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各不相同，不少团体直接并入了“德国基督徒”运动，还有一部分团体在具体的事项上与“德国基督徒”合作，其余团体则逐渐消亡。

通过对“德国基督徒”运动起源的简要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将这一运动简单地理解为德国新教徒群体为了实现自身发展而依附纳粹政权是有失偏颇的。“德国基督徒”运动的萌芽因素在1920年代便已出现，换而言之，该运动的发展与纳粹党的壮大是平行的。“德国基督徒”们在知晓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后，惊喜地发现自己长久以来所持有的民族观点与之不谋而合，从而产生了与纳粹政权相合作的强烈意愿。第一以及第三股势力代表了普通德国新教徒中的民族主义支持者，而第二股势力则代表纳粹党高层将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与基督教相结合的一种尝试。一批激进的的德国新教徒鼓吹民族主义，纳粹党内高层人士则积极推动教会的意识形态改造，两者结合，由此诞生了“德国基督徒”运动。事实上，“德国基督徒”运动与纳粹运动一样，是“一战”后的德国文化及其社会环境的产物，两者对宗教、种族、性别等问题的认识具有相似之处，这两者的出现反映了一种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趋势。

（二）“德国基督徒”运动的进程

前文述及，“德国基督徒”运动于1930年代形成规模，并一直延续至1945年德国战败之后。根据历史学界的观点，1932年至1945年这段时期涵盖了“德国基督徒”运动的所有重大进程。在这13年的时间里充斥着运动外部的政治变化和运动内部的神学争端，可划分为“上升期”、“分裂期”、“重组期”、“战时”和“战后”五个阶段,下面予以概述。

1.上升期（1932--1933.11）

1932年至1933年11月这段时期是“德国基督徒”运动的上升期。在这一阶段，运动得到了纳粹党和一些国家机构的支持，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1933年夏，“德国基督徒”联合了全德境内29个新教教会共同组成“帝国新教教会”（Protestant Reich church），并推举其成员路德维希·缪勒（Ludwig Müller）担任帝国主教（Reich bishop）。除巴伐利亚、汉诺威和符腾堡三个州以外，“德国基督徒”在各地均取得了主导地位。为了展现其亲纳粹姿态，“德国基督徒”中的神职人员为纳粹党的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成员举办教堂婚礼，还积极地参与到纳粹政府主持的各类政治活动中。

2.分裂期（1933.11--1935.7）

对于“德国基督徒”运动而言，1933年11月13日是其历史上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天发生了著名的“柏林体育场集会”（Sports Palace rally），该集会的举行对舆论造成了巨大冲击。经此震荡，原先隐藏在“大好形势”的光环之下的内部矛盾暴露出来，加之不久以前刚失去纳粹党的支持，“德国基督徒”运动陷入了分裂。1933年11月13日，大约两万名“德国基督徒”成员在柏林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整个大厅都装饰着纳粹的旗帜以及写着‘一个帝国、一个种族、一个教会’的标语”。“德国基督徒”柏林地区的领袖莱因霍尔德·克劳泽（Reinhold Krause）在大会上公然嘲笑《旧约》和保罗的著作，并提出用纳粹旗帜取代十字架成为教堂的主要装饰。他反复强调要去除基督教中所有的“犹太影响”。克劳斯的激进言论经媒体报道之后，舆论一片哗然，在深受传统基督教教育的德国民众间引起了愤怒。“德国基督徒”运动因此而备受指责，内部陷入了分裂。

3.重组期（1935.7——1939.9）

虽然“德国基督徒”运动在30年代中期饱受分崩离析之苦，但其影响力始终存在。一些参与该运动的地区主教与领导者在分裂时期暗中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随后不久，纳粹政府开始对宗教领域进行权力渗透，从而给予“德国基督徒”运动以重组的机会。1935年7月，希特勒下令创建全新的“教会事务部”（Ministry for Church Affairs）并任命汉斯·凯尔（Hanns Kerrl）为部长。这是“德国基督徒”运动进入重组期的重要标志。随着纳粹政府开始为战争做准备，“德国基督徒”的内部联合也更为紧密。1939年4月，针对坎特伯雷大主教指责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基督徒”的代表们联合发布《哥德斯堡宣言》（Godesberg Declaration），极力攻击普世教会和犹太教。至此，整个“德国基督徒”群体再度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迎来了“二战”的正式爆发。

4.战时（1939.9——1945.4）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启了“德国基督徒”运动的第四个阶段。在历史学者伯根·多莉斯（Bergen Doris)看来，这一阶段可称为“矛盾的胜利”。理由是：一方面，当战争开始后，纳粹政府开始系统地驱逐乃至屠杀犹太人，“德国基督徒”的反犹理想借着纳粹血腥残暴的种族灭绝政策得以完全实现；在另一方面，纳粹政府对“德国基督徒”的敌意也与日俱增，其打压力度不断增强。当纳粹党内以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为代表的激进反基督教势力崛起后，对“德国基督徒”的种种限制与攻击更为严厉。总而言之，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基督徒”们既是纳粹战时种族灭绝政策的受益者，又是纳粹政权的打击对象。

5.战后（1945.4——）

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声望也随之一落千丈。其成员不得不面对盟国占领军当局以及去纳粹化部门的质疑，在新政权的夹缝之下艰难求生。不少成员在面对他人的指控时，往往会搬出“人民教会”这一概念，证明“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动机完全是属灵层面的。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基督徒

”成员在纳粹统治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这些经验促成了战后新教教会的重组进程。

（三）“德国基督徒”运动的核心思想

在简要考察了“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历史之后，下面对该运动的思想主张予以概述。“德国基督徒”运动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基督教传统与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相协调，而这一目标又以建立“人民教会”为集中体现。换而言之，“德国基督徒”们渴望建立一个“人民教会”，从而实现基督教与纳粹主义的融合，创生出一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新的基督教”。

“人民教会”的概念并非“德国基督徒”运动成员所首创，其历史可以追溯至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但是，“德国基督徒”运动对于“人民教会”的理解是全新的。在他们看来，“人民”是属于种族范畴的概念，而种族则是人类生活中最为根本的组织原则，教会组织也不例外。“德国基督徒”们认为，教会是一个以种族而非圣灵为核心的团体，这一主张与《新约》的描述可谓截然相反。对此，“德国基督徒”们有着自己的神学理解。根据他们的观点，上帝不仅借由《圣经》和耶稣向人们显现他自己，在自然与历史中同样有上帝的自我展现。因此，在自然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同种族是上帝神圣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普世的教会是不可见的教会，而可见的教会必须以种族来划分。“德国基督徒”成员将建立一个由“纯种雅利安人”组成的人民教会视作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

围绕着建立“人民教会”这一核心目标，“德国基督徒”运动又将其进一步细化，提出了三大子目标，分别为：反犹、反教义、男性主导。这三大子目标同时也是“人民教会”的主体特征。

1.反犹

反犹思想是“人民教会”最重要的特征。“德国基督徒”们反复强调，“人民教会”的本质乃是一个“血统”和“种族”上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是否受过洗已经不再是参与德国基督教会的唯一标准，“种族”才是唯一关键的标准。这样一来，“人民教会”作为一个封闭的实体同时具备了包容性和排他性两个维度：将第三帝国境内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德国人”吸纳为教会成员，同时将所有的“非雅利安人”即种族上的不纯洁者逐出教会。在德国基督徒看来，“非雅利安人”主要是指犹太人，原因在于，犹太人长久以来是德国人所能接触到的主要异族群体。在德国境内，犹太人是数量最多的外族人，其寄居历史和影响力也是最大的。最为关键的是，自18世纪以摩西▪门德尔松为始作俑者的犹太人启蒙运动开展以来，相当数量的犹太人选择受洗成为基督徒，教会中的犹太裔基督徒是“德国基督徒”成员首要的排斥对象。对于“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反犹思想，后文将予以具体分析。

2.反教义

“德国基督徒”运动强调血缘与种族，就势必会与强调信仰的基督教教义相矛盾。“德国基督徒”运动的成员否认传统基督教教义，他们认为，教义只会在教会内部引发不必要的争端，不利于“人民教会”的最终建立。事实上，“德国基督徒”所设想的“人民教会”将内部团结视作第一要务，教会应当本着集体的利益超越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局限”。一位“德国基督徒”运动的领导人在柏林的一次集会中曾声称“在教义和信仰告白形式上的争吵只会让人们害怕从而疏远教会”。这一表述道出了“德国基督徒”运动对待基督教传统教义的态度。对“德国基督徒”成员而言，反教义的理念引发了对《圣经》文本权威性的否定，从而使得纳粹意识形态与基督教的结合成为可能。换而言之，“德国基督徒”运动通过全面否定以《圣经》神圣性为保障的基督教传统教义来调和纳粹主义和基督教，“民族”、“国家”、“战争”取代了教义，成为新的神圣信条。

3.男性化

在“德国基督徒”运动鼓吹的“人民教会”中，并非每一位成员都具有相同的地位。根据该运动的设想，“人民教会”应当由男性主导，体现出男子阳刚的气概。“德国基督徒”成员所倡导的男性特质大都以士兵精神为来源，如“无情地斗争”、“展现英雄主义”、“坚决果断地服从命令”均为他们强调的品质。为了加强教会的男性化特征，“德国基督徒”运动在宣传上大量借用军事用语，如“前进突破”、“前线”等等，在集会活动上则利用旗帜、制服、军靴、队列等元素加强其阳刚的外在形象。

需要强调的是，“德国基督徒”运动对性别差异的注重与该运动的反犹思想有着密切关联，前者对后者起到了强化作用。第一，在“德国基督徒”们看来，教会唯有摒弃所有诸如“柔弱”、“慈爱”一类的女性化特质之后，才能与种族上的不纯洁做坚决斗争。也就是说，一个男性化的教会更利于反犹目标的开展。第二，“德国基督徒”成员通过强调性别差异来捍卫种族差异的合理性。他们认为，既然基督教信仰本身没有消除男性和女性间的生理差异，那么种族间的“生物差异”也不会因为信仰而消失。因此，基督教信仰与反犹思想两者是完全不冲突的。

在梳理了“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历史与核心思想之后，本文将对运动中的反犹思想予以具体阐述。该运动的反犹思想是属于种族层面的，这点与纳粹的意识形态类似。但是，“德国基督徒”的反犹思想并非德国新教徒追随纳粹主义的产物，而是有着相对独立的起源和特殊的表现形式，对于该运动本身有着多重意义。不可否认的是，“德国基督徒”运动宣扬的反犹思想对纳粹大屠杀产生了促进作用。

（一）“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反犹思想之起源

“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反犹思想有着多种起源，大体上可以分为传统根源与晚近根源。传统根源是指历史上的基督教反犹主义，晚近根源则是指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德国新教群体内部兴起的种族主义思想。

1.历史上的基督教反犹主义

大多数“德国基督徒”运动的成员都熟知基督教传统，其中自然也包括基督教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排斥。传统的基督教反犹思想为这些德国新教徒的反犹主张奠定了基础。基督教的反犹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圣保罗时期。虽然圣保罗自己也是一位犹太人，但他否定犹太教，认定犹太人导致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开启了基督教反犹思想的先河。坚决不肯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和他们所信仰的否认耶稣为救世主的犹太教由此成为了基督徒排斥的对象。

对德国的新教徒而言，改教家马丁▪路德的反犹宣传影响最大。1543年，马丁▪路德写了三篇反犹文章，对犹太人予以恶毒的攻击，“斥责他们是‘危险的寄生虫’”，提醒人们犹太人“和撒旦狼狈为奸、杀害耶稣的罪行”。马丁▪路德对于犹太人的攻击甚至博得了希特勒的赞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称赞马丁▪路德是一位伟大的改教家，足以和腓特烈大帝与瓦格纳相媲美。由此可见路德的反犹思想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德国基督徒”成员常常引用路德的反犹言论来支持该运动的反犹主张。

2.晚近根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基督教反犹思想是属于宗教层面的，即便是用恶毒言论攻击犹太人的马丁▪路德也以宗教为基本出发点。而“德国基督徒”运动致力于创造一种种族主义的基督教，以“人民教会”为最高表现，其实质是反基督教的。“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反犹思想同纳粹意识形态一样，属于种族层面的排斥，这与历史上的基督教反犹有着本质区别。

种族层面的反犹思想源自19世纪末期，与同时代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联。1879年，德国作家威廉▪马尔首次使用“反犹主义”一词，用以说明犹太人之所以危险，不仅是因为其信仰传统，而且与其种族特征有关。德国新教徒群体素来具有反犹传统，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的社会氛围中也逐渐形成了种族反犹的思想，而且这一思想还随着海外传教活动的开展不断增强。

自19世纪晚期以来，德国的新教传教士们积极地向海外传教，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种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上帝的福音对于不同的民族而言有着截然不同的显现方式，因此在传教过程中应当加以变通，使得传教内容与不同种族的文化习俗相适应。针对黑人有专门的福音，针对黄种人也是如此。“德国基督徒”运动的成员中有不少人具有海外传教的经历，因此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他们宣称，在纳粹政府统治下的第三帝国中，新教徒们应当传扬全新的基督福音，这一福音只适用于血统纯正的德国人。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德国基督徒”成员与同时代的德国人一样，对有色人种接触很少。因此，对他们而言，海外传教的经历构成了他们对于其他民族的全部认知。在对待“德国基督教会中的犹太人”这一问题上，“德国基督徒”运动成员套用在海外传教期间所形成的种族主义思维模式，将犹太人与非洲人和亚洲人相类比，将自身的种族优越感和对异族的憎恶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由此强化了该运动的种族性反犹观念。

此外，魏玛共和国时期兴起的众多新教徒团体也是“德国基督徒”运动反犹思想的一大源泉，其中以1921年建立的“德国教会联盟”（German Church League）影响最大。这些新教团体主张去除宗教活动中的犹太因素，如删除《旧约》经文、去掉赞美诗集中的希伯来语词汇等等。这些新教团体还大力提倡基督徒的种族意识。这些小团体的成员中有不少在后来加入了“德国基督徒”运动，因而推动了该运动的反犹理念的形成。

（二）“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反犹思想的具体表现

在分析了运动的反犹思想的来源之后，本文将考察反犹思想在“德国基督徒”运动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在这些形态中，有的旨在拒绝犹太人进入“人民教会”，有的旨在去除宗教活动中的犹太因素。

1.否认洗礼对于犹太人的有效性

排除教会中的犹太人并且防止新的犹太人进入教会是“德国基督徒”运动成员的当务之急，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基督教的洗礼做出新的规定。“德国基督徒”运动在其宣传中声称，洗礼永远无法使得犹太人变成基督徒，真正的“人民教会”只能由纯正的德国人组成，决定进入教会资格的是血统而非洗礼。通过限制洗礼的适用性，“德国基督徒”们否认了受洗犹太人及其后代的基督徒身份，同时也拒绝了新的犹太人加入新教教会。

尽管新教教会法以及纳粹德国国内的法律并未规定犹太人不得接受洗礼，但“德国基督徒”成员采取了种种措施阻碍犹太人受洗。1935年10月，柏林的一个由“德国基督徒”成员主导的教区委员会明令禁止在教区内施洗犹太人。委员会还进一步规定，在私底下进行的洗礼不会被记录在洗礼簿上，因此是无效的。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其目的都是相同的，就是否认洗礼对于犹太人的有效性，从而将犹太人完全排除在基督教会之外。

2.否认《旧约》的权威性

在“德国基督徒”运动成员看来，记载了犹太民族历史的《旧约》没有任何价值，《旧约》中的犹太人道德败坏，应该加以完全否定。在1933年纳粹党掌权之后，“德国基督徒”成员率先宣称《旧约》是“犹太的”，应当废除其本来的权威地位。1933年11月，由“德国基督徒”成员控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教会管理机构明令禁止在学校的宗教教育中使用《旧约》。随着纳粹中政府开始公开排犹，“德国基督徒”成员对《旧约》的攻击也越来越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基督徒”运动内部，对待《旧约》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虽然大部分的成员都倾向于全面否定《旧约》，但也有成员认为《旧约》对于德国的基督徒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因为《旧约》记载的是一部“犹太人背离上帝后不断堕落”的历史，可以用作反犹的参考文献。通过对《旧约》的全面否定和曲解，“德国基督徒”运动完全消解了《旧约》的权威地位。

3.对《新约》的重新解读

在“德国基督徒”们看来，和《旧约》相比，《新约》的犹太色彩较少，但仍旧需要彻底的“去犹太化”。于是，“德国基督徒”运动将自身的种族观点加诸《新约》，对其予以重新解读。在“德国基督徒”们对《新约》的全新诠释中，有两大重点：第一，耶稣本人是一位雅利安人；第二，福音的信息在本质上是对犹太人的仇恨。

“德国基督徒”运动以外的德国新教徒和德国国内的无神论者都认定耶稣是犹太人这一历史事实，然而“德国基督徒”成员却极力否认这一点，他们坚称耶稣的雅利安人身份。针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上所记载的耶稣宗谱，他们认定那只是约瑟的血统历史，但约瑟绝非耶稣的生父，所以这两部福音书并不能证明耶稣在种族上属于犹太人。有的“德国基督徒”成员还通过塑造耶稣的反犹斗士形象来证明耶稣绝非犹太人。他们宣称，正是因为耶稣坚持不懈地与犹太人作斗争才最终导致了他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绝无可能是犹太人。除了将耶稣认定为雅利安人，部分“德国基督徒”成员还采取另一种策略以回避对耶稣所属种族的探讨，他们直接对耶稣的人性加以否定，从而得出“耶稣的存在超越种族界限”的结论。

对于《新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福音书，“德国基督徒”运动成员坚持认为它们体现了种族斗争。他们还对《新约》中所强调的人的原罪予以攻击，认定那是犹太人对真福音的附会和扭曲。“‘德国基督徒’们声称，‘人民教会’的建立有赖于对《新约》予以‘积极的’解读”。根据“德国基督徒”运动的观点，教会的首要职责是团结并鼓舞德国人民，因此《新约》中涉及原罪和救赎的内容必须被剔除。为了更好地在反犹思想指导下解释福音书，“德国基督徒”成员甚至改写了《圣经》文本。不莱梅地区主教魏德曼（Weidemann）出版了第一部“反犹版”《圣经》，标题为《德国版约翰福音》（The German Gospel of John）。在序言中，魏德曼声明“真正的”基督教是反犹主义的，而“反犹的基督教是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终极的力量源泉”。

4.去除教堂音乐中的“犹太因素”

教堂音乐作为基督教会外在形式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德国基督徒”成员的重视，为了贯彻反犹思想，他们认为有必要去除教堂音乐中的“犹太因素”。

所谓教堂音乐中的“犹太因素”主要是指赞美诗等音乐形式中的犹太语词汇和犹太音乐旋律，在“德国基督徒”运动成员看来，这些外在的“犹太因素”必须由德国的民族文化意象来取代。“德国基督徒”们出版全新的赞美诗集，里面的赞美诗大都经过修改，去除了众多源自《旧约》的词汇，如“Abraham”(亚伯拉罕）、“Elijah”（以利亚）乃至广为使用的“Hallelujah”（赞美上帝）等等。此外，经过修改的赞美诗加入了歌颂德国民族和文化传统的内容，在旋律上也借鉴了德国传统音乐，力求彻底摆脱“犹太色彩”。

（三）反犹思想对于“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功能意义

反犹思想在“德国基督徒”意欲开创的“种族主义基督教”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反犹思想不仅构成了“德国基督徒”运动的一大理论基础，而且对整个运动的开展和维持具有功能上的多重意义。

1.反犹思想作为运动的组织原则

反犹思想作为“德国基督徒”运动种族观念的核心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是首要的组织原则。各类“德国基督徒”发言人的观点在细微处千差万别，但他们均围绕“反犹”来建构其思想主张。在1932年的运动“上升期”，“德国基督徒”运动颁布了“十条纲领”，提出种族乃上帝显现的标志，为了维护种族纯洁必须禁止犹太人的血液流入德国的民族共同体，因而德国人和犹太人严禁通婚。“十条纲领”作为该运动最初的组织原则明确地将“反犹”作为重点，可见“反犹”对于“德国基督徒”运动的组织运作具有重要意义。

自1933年11月的“柏林体育场集会”至1939年9月“二战”爆发前夕是运动的“分裂期”和“重组期”。为了将分崩离析的运动成员再度聚拢，“德国基督徒”的领导人利用种族主义观念来消除内部纷争，团结各派人士，声称德国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团结一致与犹太教做坚决斗争。1935年，纳粹政府颁布《纽伦堡法案》，“宣布德国人不能同犹太人结婚或者与他们发生性关系”，同时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德国基督徒”成员发现法案内容与自身早期的宣传内容如出一辙，纷纷利用反犹思想号召运动成员再度团结，组成“德国人自己的教会”以反对犹太人组成的犹太教会。反犹思想在“德国基督徒”运动的重组过程中作为广大成员的“思想共识”再度发挥了组织原则的重要作用。至“二战”爆发前夕，“德国基督徒”运动内部已是高度团结，反犹思想以及成为所有成员的种族观念的基础。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基督徒”运动作为一个高度统一的集体为纳粹屠犹辩护，将战争责任推置犹太人身上，使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灭绝合理化。在此期间，反犹思想始终是该运动的组织原则。

2.反犹思想作为促进身份认同的工具

对“德国基督徒”运动而言，反犹思想具有加强身份认同的功能。对于何为“犹太性”，“德国基督徒”运动成员予以大量的分析和探讨，形成了较为明晰的概念。但对于何为“德国性”或“雅利安性”，“德国基督徒”们却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所以，在“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宣传中，“犹太性”大都作为“德国性”的反题而出现，通过反对“犹太性”来加强德国新教徒们对于“德国性”的认同，虽然“德国性”只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因此，反犹思想是“德国基督徒”运动明确自身身份并加集体强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

3.反犹思想作为攻击对手的武器

“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敌对势力的抨击，为了回击敌对势力，“德国基督徒”成员常常将对手冠以“犹太”之名，借助反犹思想加以攻击。换而言之，反犹思想在运动中常常被用作攻击敌对方的武器。1934年，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颁布了《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详细阐述了其神学信念”，以“反击德国基督徒派运动中的异端邪说对基督教的曲解”，由此成为“德国基督徒”运动的主要对手。“德国基督徒”成员将认信教会的神学主张称作“犹太神学”，利用反犹宣传攻击认信教会。

在“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宣传中，“犹太性”是一个标签，不仅用于种族意义上的犹太人，也用于他们所反对的意识形态群体，如世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等等。他们通过扩大“犹太性”这一概念的外延来打击对手，因而反犹思想也充当了“德国基督徒”运动的进攻武器。

4.反犹思想作为展现政治忠诚的工具

作为一场存在于第三帝国时期的宗教运动，“德国基督徒”成员很清楚维系和纳粹政府的良好关系对运动的生存而言至关重要。事实上，“纳粹党对基督教和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不相容不抱有任何幻想”，如马丁▪鲍曼就说过“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是不可调和的”。从本质上来说，“纳粹党人对基督教有一种形而上的仇恨，因为他们认为它是来自犹太人的信仰，这种信仰被守财奴式的传教士所强化”。为了向纳粹政权展示其政治忠诚同时极力摆脱与犹太信仰的关联，“德国基督徒”运动加大反犹思想的宣传，极力强调作为该运动核心思想的反犹主义与作为纳粹国家政策的反犹主义的一致性，从而应对纳粹党内反基督教者的攻击。纳粹党对“德国基督徒”运动的攻击越是猛烈，该运动对于犹太人的攻击也会随之加强。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反犹思想与纳粹党的反犹主义存在着根本区别。前者的主要动机在于否定洗礼带给犹太人的身份上的转变，攻击对象主要是教会内部的犹太裔基督徒。而后者的反犹则是从生物学层面上对犹太人予以肉体消灭，“从日耳曼种族的基因里彻底地除掉由病毒携带者注入的有害基因，这些携带者有着病态的心智、遗传的疾病，是同性恋及外来劣等种族”。根据纳粹的种族政治逻辑，针对德国人的优生学和安乐死等计划是纳粹将其“生物种族”理论加以实践的必然结果。“德国基督徒”成员在得知这些针对“血统纯正的”德国人的残酷计划后，认定其与“人民教会”的设想无法相容，纷纷保持沉默。“德国基督徒”运动所设想的“种族主义的基督教”以驱逐教会中的犹太人为打击手段，而纳粹政府则是意图彻底灭绝犹太人乃至所有被认为“没有生存价值”的人。“德国基督徒”运动的反犹思想极大促进了纳粹反犹政策的合理化，但在程度和表现形式上远不能与纳粹政权相提并论。

三小结

综上所述，“德国基督徒”运动试图将种族主义引入基督教，建立一个反犹、反教义、男性化的“人民教会”。其中，“反犹”是“人民教会”最主要的特质。反犹思想作为种族主义思想的核心在该运动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承担着多种功能，客观上促成了纳粹反犹大屠杀的合理化，使得官方反犹政策获得了更大的接受度。细究“德国基督徒”运动的观点主张便不难看出，该运动的成员否定了基督教传统精神中的平等、博爱、奉献、慈善等品质就相当于否定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所以，“德国基督徒”运动自始至终都处于一个极为矛盾的境遇：身为德国的新教徒，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因为其犹太教根源受到了纳粹政权的敌视；身为种族主义者，他们又难以招架无神论者、世俗主义者以及各类反基督教者的攻击。事实上，基督教信仰与种族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是不可调和的。“德国基督徒”成员接受种族主义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向极端的世俗主义和反基督教势力的妥协，而这种妥协构成了对基督教理念的消解。

参考文献

1. Matthew D.Hockenas：A Church Divided: 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Doris Bergen: Twisted Cross: The German Christian Movement in the Third Reic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3.Richard 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 Nazi Conception Of Christia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美）欧文·路茨尔 著 张大军 译：《希特勒的十字架——解密耶稣的十字架如何被扭曲成了纳粹的万字饰》［M］团结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5.（美）埃里克·梅塔苏斯 著 顾华德 译 《朋霍费尔——牧师、殉道者、先知、间谍》［M］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0月第1版。

6.（美）查尔斯·马什 著 徐震宇 译: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

7.（美）克劳斯▪费舍尔 著 佘江涛 译：《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M］译林出版社2012年9月第2版。

8.（美）戴维▪M▪克罗 著 张旭 译：《大屠杀：根源、历史与余波》［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

9.（美）克劳斯·费舍尔 著 钱坤 译：《德国反犹史》［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10.（美）布鲁斯▪L▪雪莱 著 刘平 译：《基督教会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本文首发于《福音与当代中国》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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