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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教是中国宗教历史形成的优良传统——纪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
发布时间: 2019/5/22日    【字体:
作者:徐玉成
内容提示:在中国抗战斗争最艰难时期的1939年4月,以巨赞法师和演文法师为首发起组织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获得了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支持和赞许。这是中国佛教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缩影。早在1931年“9.18”事变爆发,中国佛教会圆瑛法师就通告全国佛教界修建护国法会。1937年“7.7”事变爆发,圆瑛法师召开常务理事会议,决议成立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自任团长上海、南京和湖北汉口的各大丛林积极参加收容难民工作。上海赵朴初为首的佛教人士救护收容难民50万人,许多青壮年难民经过训练后被送往苏北新四军总部。抗战期间,中国各民族穆斯林群众为祖国解放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抗日前线,有英勇的回民支队。抗战期间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历史证明:中国宗教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为民族独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湖南省佛教协会、湖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进会主办、南岳佛教协会承办,湖南省佛教协会船山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纪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很有意义。我有幸参加这一盛会,深切缅怀老一辈佛教高僧大德们为抗日救亡运动所作出重大贡献深表敬意。
关键词:  宗教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 爱国主义 抗日救亡  
 
 
一、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后的抗日救亡活动及其意义
 
 
1939年4月23日,以巨赞法师和演文法师为首发起组织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获得了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支持和赞许,周恩来为其题写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叶剑英同志应邀参加了成立大会,并作了讲演,唤起南岳宗教徒和进步人士抗日救难的热情。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后,首先在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上封寺、大善寺等寺召集青壮年僧侣和少数道士约70多人,举办军事训练班。集训结束后,选出部分佛道青年组成两个宣传队: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分赴长沙、湘潭两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第一路“佛教青年服务团”由巨赞法师和演文法师率领,从南岳奔赴长沙,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他们召开各种会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接触,动员和组织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在《阵亡日报》出《佛青》特刊(7月13日出第1期),宣传抗日主张和佛教徒的抗日活动。还在街头上刷标语,出佛青壁报,作通俗演讲,人民群众称呼他们为“和尚兵”。这期间,徐特立同志曾在八路军驻长沙通讯处接待了巨赞法师。取得很大影响。
 
第二路“佛教流动工作团”由暮笳法师和绍贤法师率领,由南岳到湘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们沿途贴标语、发传单,标语中有“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一类结合佛教教义宣传民族气节的口号。每一张标语,都是事先由明真法师亲自草拟的。这些宣传活动,轰动一时,湘潭街头老幼妇孺,人人皆知。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和深入前线开展宣传活动,得到各方的支持。远在桂林、重庆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郭沫若、田汉、邹韬奋、夏衍等,都给予了热烈的支持。田汉写诗热情祝贺协会的成立。诗的头两句是:“僧衣脱却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写出了僧众们的活跃状态。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报导了协会成立大会实况,并全文刊载了叶剑英同志的报告,制版刊出周恩来同志写给暮笳法师“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邹韬奋在他主编的《全民抗战》刊物上,刊登了田汉的贺诗和暮笳法师为服务团救亡活动的报导:《炮火下的一群新青年》。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了救难协会的章程和宣言。香港一家世界语杂志将这份章程译成世界语全文刊登出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声音,传播到了国内外各地。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抗日救亡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这一活动不是孤立的,它是全国佛教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缩影,深刻表达了中国佛教道教界爱国爱教的伟大情怀。是佛教道教界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
 
二、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
 
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伟大光辉旗帜,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历史形成的热爱和忠诚自己祖国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是一种团结凝聚人民、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调节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规范。
 
爱国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从爱国者的角度来考察,爱国主义包含着情感、思想和行为。
 
佛教界的爱国情感是佛教人士对祖国这个社会共同体的一种直接感受和情绪体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激发力。它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虽然开始都是自发的、朴素的,但却是树立爱国主义精神最初的心理发展阶段。佛教界的爱国情感的表现极其丰富,对养育自己的家园乡土的衷心赞美和深深依恋之情;对祖国辽阔富饶的国土、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灿烂的文明,以及各种闻名于世的辉煌成就的钦佩感和自豪感;对祖国各族人民和骨肉同胞的亲和感、归属感和尊崇感;对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强大生存、发展能力及其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和价值的确信而产生的民族自信心;对维护祖国的荣誉、国格和民族的尊严及民族成员的人格的强烈要求而产生的民族自尊心;对祖国无限忠诚,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无比关心并引为己任,愿意为祖国的独立统一和繁荣昌盛、为各族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幸福生活而奉献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佛教的爱国思想是爱国主义精神的理性基础。佛教爱国思想是佛教界人士对祖国的历史、现状、国际关系以及个人与祖国关系的一种理性认识,它常常以某种思想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作为群体意识,佛教爱国思想凝聚着佛教徒对祖国的整体认识、对祖国前途命运的理性审视、对建设祖国的筹划,具体表现为佛教的民族自尊意识、民族自强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等。作为个体意识,爱国思想潜藏于佛教徒的内心深处,包括对祖国的亲身体认和间接认识、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对祖国利益的认同和服从等。无疑,佛教界的爱国情感只有在爱国思想的引领下,才能不断得以巩固深化。
 
佛教界的爱国行为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实践。佛教的爱国行为是指佛教人士的身体力行,以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的爱国情感和爱国思想。形成坚定正确、始终不渝的爱国行为,这是佛教人士包括一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的落脚点和归宿。只有将爱国情感和爱国思想化作报国之行,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及其相关抗日救亡宣传,就是这种爱国情感、爱国思想和爱国具体实践的完美统一和突出表现。
 
众所周知,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汉地以后,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和互相吸收,到唐朝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也就真正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宗教。在长期的奋勉发展中,中国佛教文化孕育广大佛教人士爱国主义精神的感性基础、理性基础和具体实践。佛教界具有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是构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教义要求人们“止恶行善”,“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包含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佛教在其产生、传入、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是灿烂中华文明总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佛教文化不仅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科学技术等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且留下了星罗棋布、蔚为壮观的文物古迹和博大精深的经典论著。佛教文化精华是构成我国一些兄弟民族文化的主体,佛教是中华各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和互相交流的精神载体。同时,佛教文化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和渠道。在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孕育了许多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旅行家,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爱国仁人志士都曾经从佛教思想文化精华中吸取过营养。被鲁迅先生称为“民族脊梁”的西行求法的玄奘;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鉴真;在佛学和科技领域都卓有成就的一行;他们都是杰出的代表。近代一些著名的爱国仁人志士,例如章太炎、魏炎、林则徐、梁启超、谭嗣同等大政治家和大思想家;现代有梁漱溟、瞿秋白、圆瑛、虚云、太虚、赵朴初、巨赞等,都从佛教思想精华中吸取过营养,从而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的各民族佛教界人士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在新中国成立时,有赵朴初、巨赞代表佛教界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参与了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
 
三、全国佛教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南岳佛教救难协会成立及其开展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就是佛教界爱教救国的突出事例,是中国佛教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个缩影。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的全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通告全国佛教徒修建护国法会,并且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作联云:“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表达了出家人赤胆忠心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爱国情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全国人民积极响应。
 
圆瑛理事长召开常务理事会议决议成立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自任团长,下设三个队: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虚大师在庐山通电全国佛教同仁,拟具三项办法相勉:1、恳切修持法会,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世界和平;2、在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3、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维持秩序、灌输民众、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地通电响应。
在此时,全国佛教界行动起来,上海、南京和湖北汉口的各大丛林积极参加收容难民,施茶饭、衣物、避难场所对失散家庭、家破人亡的幸存者,用佛法布施给予精神安慰。光湖北就有二十一家大丛林参加。南京有栖霞寺等救济、收容难民十几万人,上海以赵朴初为首的佛教人士救护收容难民50万人,许多青壮年难民经过训练、培养,掌握一定的技术后被送往苏北新四军总部,为抗日军队增添了新生力量,许多人成长为国家和军队的领导骨干。
 
弘一法师号召佛教徒“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
 
在抗战期间,佛教界发扬宗教国际性的优势,许多著名法师到国外宣传抗战,筹集抗战资金,例如圆瑛法师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筹集十余万美元资金支援抗战。1939年8月,国际反侵略运动会中国分会成立,推举中国太虚大师为第二届名誉主席。同年10月国际宣传委员会聘请太虚大师组织佛教访问团,由重庆经昆明至香港,到仰光会齐缅甸,前往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历时一年,经马来西亚、越南回国,出色完成了宣传抗战争取国际朋友同情和支持,有利于中国的抗战胜利。
 
同时,全国各地方佛教界抗日救亡活动风起云涌:有文献可考的有:广州佛教救护队、僧侣抗敌慰劳队、佛教青年服务团,云南佛教救护队、成都佛教僧侣救护队,镇江佛学院僧众宣传队、西安僧众战地服务团等。北平广化寺、柏林寺等组织了战地医院收容伤兵数千人,拈花寺组织妇孺收容所,收容难民上千人,广济寺组织救护队奔赴前线,三时学会,华北佛教居士林创立医院,救济难民,护理伤员。五台山部分僧人为了保护国家,直接脱下僧装穿起军装,参加了八路军,留守的僧人组建了“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可以说,佛教界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牺牲,除此还动员鼓励信众捐款捐物,支援前线。甘肃酒泉安西敦煌等发起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获得广大后方佛教人士的热烈响应。类似的英雄事例不胜枚举。
 
总之,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表现了大无畏、大慈悲、大无我的精神,谱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史诗,表现了中国佛教优良传统和佛教界人士爱国利民的光辉形象。
 
四、中华文化是孕育各民族各宗教爱国主义者的文化源泉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爱国主义从来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不仅具有把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祖国大家庭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还是中华民族历代优秀人物壮丽人生的巨大原动力。佛教道教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
 
爱国主义又是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坚韧精神纽带。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幅员宽广的多民族国家,需要统一;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需要团结。国家只有统一和团结,才是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才能实现各族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繁荣昌盛。
 
而在56个民族中,有近40个民族信仰三大语系佛教和道教,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民族性就是增进民族团结重要载体,是联系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坚强的精神纽带。  
  
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各族人民、各宗教信仰者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我国的各民族各宗教界人士,自强不息,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在我国古代的文化发展中,各个宗教都留下了许多传世名作,如道教的《道德经》、佛教的《大藏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基督教的《圣经》等;孕育了佛教的玄奘、怀素、八思巴,道教的葛洪,伊斯兰教的优素福·哈斯·哈吉布、刘智,天主教的徐光启等,为弘扬祖国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爱国爱教也是我国各大宗教共同的优良传统。中国各教教义中都有热爱祖国、服务社会、弃恶扬善、造福人群等内容。佛教倡导“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道教倡导“慈爱和同、济世渡人”,伊斯兰教倡导“两世吉庆”,天主教倡导“爱国是天主的诫命”,基督教倡导“荣神益人”等,所有这些都在各自信徒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抗战期间,各个民族,各个宗教也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穆斯林群众为祖国解放作出过重要贡献。在反抗沙俄和八国联军入侵中,有中国的各族穆斯林;在抗日前线,有英勇的回民支队。为抗战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就连被中国人民称为洋教的基督教,对中国革命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50年,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基督教里面有进步分子,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是同情中国革命的。比如大革命时期,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中的进步民主人士,曾掩护过一些从事职工运动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很多基督教进步人士同情并参加了反蒋、反美斗争,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解放战争获得基本胜利以后,在北京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宗教界的进步民主人士也有代表出席。”事实证明,各宗教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和忠实同盟者。
 
五、各宗教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
 
我们在纪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的时候,重新缅怀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历史;缅怀抗战期间全国佛教界同仇敌忾,积极参加全民抗战的历史功绩;缅怀中国各大宗教在抗战救亡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在当前建设新时期有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中国宗教都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都能以各宗教教义、思想作为动员和团结民众的精神旗帜和精神纽带,与侵略者展开了气壮山河的殊死斗争。事实证明,中国宗教界是一支可以信赖的反对侵略,保卫祖国安全的重要力量。
 
第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我国宗教遭遇到各种冲击和不公正待遇,但是宗教界始终没有动摇热爱祖国,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宗教界不仅是党和政府团结教育的对象,同时更是一支参政议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
 
第三、我国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和属性。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习近平),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各宗教是团结联系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纽带,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资源。各个宗教还是开展国际友好往来的重要渠道,对于促进对外开放,促进“一带一路”事业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大宗教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指引下,充分发挥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国宗教都追求善、宣扬爱,把“做好事”、“积善”作为进入理想世界的必要条件,要求信徒“爱人如己”、“乐善好施”;在社会伦理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符合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要求。近年来,一些爱国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开展了诸如开办养老院、福利院、医疗诊所、文化补习班以及助残助学、赈灾济困以及反对邪教等活动,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促进改革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保卫世界和平,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佛教界在赵朴初倡议下开展的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和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从1995年至去年已经召开了21次友好交流会议,对于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由中国佛教界本焕法师、一诚法师和圣辉法师等八位高僧发起的“世界佛教论坛”,于2005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为世界佛教徒搭建一个交流、合作、对话的高层次平台,至2018年已经召开了五届会议,对于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与联系,促进海峡两岸之间的和平,维护世界和平与和谐起了重大作用;佛教界积极开展慈善救济救灾事业,对于国内外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都能发扬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积极捐款捐物,为灾区重建家园尽了宗教界的心力;同时,还为希望工作、安老养老、环境保护、植树造林等捐款捐物,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六、结尾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宗教界不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各项事业中都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在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仍然需要全国宗教界发挥团结信徒群众,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为建设富强、文明、民主、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祝福《纪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2019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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