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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
发布时间: 2019/6/20日    【字体:
作者:李隆国
内容提示: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在罗马加冕称帝,在欧洲西部复兴了罗马帝国。如何选择帝号、如何获得合法性,是时隔三百余年之后复兴的西部帝国所必须要面临的重大挑战。查理曼如此,他的后代们也是如此。因为分割继承的传统,帝国的疆域变动不居,总体趋势则是越来越小。至9世纪中叶,皇帝路易二世实际上仅仅控制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此后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控制罗马城的加洛林王室成员即可称帝。在这个过程中,对罗马教宗的控制与依赖,携手并进,使得加洛林帝国实际上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即依靠加洛林统治者在罗马被罗马教宗加冕,成为名副其实的正宗皇帝。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复兴的西罗马帝国还属于自4世纪末开始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漫长进程中一个独特的阶段。
关键词:  查理曼 神圣罗马帝国  
 
 
一、问题源起
 
   毫无疑问,神圣罗马帝国是曾经在中古欧洲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政治体。但是,关于这个重要政治体的兴起时间,学术界却并没有特别明确一致的意见。早在1964年李祖训先生出版《神圣罗马帝国》之时,便对此有所说明。他说:“在史学界中,对神圣罗马帝国开始的年代有公元800年和公元962年两说。”李祖训先生本人采取了后一种说法,“神圣罗马帝国从公元962年开始建立”。①其实,在民国时期,就以962年说最为流行,偶有800年说者。例如何炳松先生在最早的中文欧洲中古史教材中,采取的是962年说,②而1934年由胡涵真先生翻译的《神圣罗马帝国》则采取800年说。③采取962年说,是以奥托王朝的奥托一世(Otto the Great,936-973年在位)于962年在罗马加冕称帝为标志性事件,而800年说则是以查理曼于800年圣诞节在罗马称帝为帝国之开始。目前,962年说是国内学术界广为接受的说法。④
 
   奥托一世称帝之后,皇帝主要来自德意志地区,与此前皇帝出自加洛林家族不尽相同。从与德意志民族的关系来看,962年的称帝事件似乎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962年的奥托称帝不仅与德意志民族相关,而且与加洛林家族的联系也非常密切,奥托本人有意识地继承查理曼于800年建立的加洛林帝国。例如,936年他在查理曼营建的新都亚琛加冕称王,951年到意大利迎娶加洛林帝国的意大利王洛塔尔二世的遗孀阿德莱德为妻。但是也要看到,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帝权长期被德意志人出身的皇帝所掌控,这一事实影响到后来人们的历史认识。
 
   到12世纪初,便有人认为奥托一世开创了新的德意志王国,与此前的法兰克王国迥然有别。当时的著名史学家弗赖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约1114-1158年),在其名著《双城史》中提到了这一观点。据他说:“920年,康拉德去世,在他本人的建议之下,奥托公爵之子亨利(920-936年在位)被推举为王。有人据此推断德意志王国替代了法兰克王国。他们说,利奥教皇在敕令中将这位亨利的儿子奥托(即奥托一世)称为第一位德意志王。”对此观点,该作者并不赞成。他紧接着上文说:“但在我看来,今天控制着罗马的德意志王国只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奥托被称为第一位德意志王,与其说是因为他是第一位统治王国的德意志人,毋宁说是因为他来自另一个家族,是为德意志法兰克人将帝权(从意大利人那里)夺回的第一人。正如墨洛温家族衰败后加洛林家族继起,王国还是法兰克王国。同理,加洛林家族衰败后,来自另一个家族、操着不同语言的奥托家族掌控王位,但是王国还是原来的那个王国。”⑤史家奥托甚至认为,这些史家之所以看不到两个王国之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是由于王国分裂,史家各为其主,导致叙事相互歧异。⑥
 
   奥托的观点,颇近于一种折中的看法,在法兰克历史延续性基础之上,他将962年的历史事件视为不同家族代兴导致的王朝变革,而非不同王国之间的更替。到近代民族主义滥觞的时候,尤其是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的时候,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中,不同民族取代了不同的王国成为史家们关注的焦点,962年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之一,奥托被视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Das heilige rm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的真正缔造者。查理曼和奥托之间的历史延续性虽然仍得到承认,但是,奥托则被视为新的民族帝国的开创者。“德国是9世纪加洛林极其混乱时代之后的第一个帝国,这首先得感谢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时代的萨克森王室。奥托是跟查理曼一样伟大而富有理想的人物,在他的统治下有关新西部帝国的思想觉醒了。在他征服意大利和罗马之后,作为第二位奠基者,他赢得了帝国”。⑦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观察神圣罗马帝国的创建,当时的历史学家就不得不正视一对矛盾:德意志民族与帝国。“其名号(德意志民族的罗马皇帝)存在着自相矛盾——德意志人推选的德意志民族之王却应该是外国的、罗马帝国的继承者”。⑧
 
   也正是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的刺激之下,英国政治家詹姆斯·布赖斯发表了成名作《神圣罗马帝国》。布赖斯调低了奥托称帝的历史转折意义。尽管他承认神圣帝国是以奥托的统治为开始标志的一种新政治现象,但他更加明确地承认这个帝国是由查理曼建立的、由奥托加以复兴的。⑨对于布赖斯的观点,著名的德裔英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劳夫曾做了尖锐的批评:“布赖斯认为,查理曼加冕称帝乃神圣罗马帝国之开始。正确答案是,这一称帝活动确实开启了这一进程,但仍属于‘前史’,而非其自身之史。其帝国也随着查理曼本人进入了坟墓,他既没有奠基帝国,他的帝国也不是由奥托一世复兴的。”⑩
 
   近年来,随着民族主义史观的退潮,帝国史研究重新走红,从查理曼到奥托之间的历史延续性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重视。德国学者马提亚斯·贝歇尔认为:“800年圣诞节发生的历史事件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力。中古帝国由此奠基,它以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1806年。”(11)在英语世界,新著《欧洲的中心:神圣罗马帝国史》也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变化。作者彼得·威尔逊主张:“法兰克王查理曼在800年圣诞节被加冕为第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源自于教宗授予查理曼帝号。”(12)上述两位史家都强调了法兰克人与罗马教宗之间的联合,以及塑造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普世政治体的意义,从而将查理曼与奥托的统治贯穿起来。而《新编剑桥中古史》的相关作者,却也找到了联络二者的另外一条通道。通过使用“帝权式王权”(Imperial Kingship),填补加洛林帝国末期的帝权空缺时期,从而将加洛林帝权与奥托帝国的帝权一以贯之。(13)
 
   上述两种视角或偏重于帝国的草创或偏重于帝国的第二次奠基,但相对忽略了从查理曼加冕为帝到奥托在罗马得到皇冠之间160余年的历史进程。已有的研究聚焦于两位雄才大略的“实力型”帝王,不仅忽略了查理曼和奥托的合法性诉求,更没有重视处在他们之间的普通皇帝们针对现实需要所进行的各种合法性建设。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基于合法性诉求,加洛林帝国才逐渐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因此,颇有必要从获得合法性的角度来观察中古早期西部帝国之创建过程,说明神圣罗马帝国之诸项特征在此期间如何逐步得到形塑。
 
   18世纪的大学者伏尔泰曾在《风俗论》中非常经典地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了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状态:“这个国家过去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现在还是这样称呼,但它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什么帝国。”(14)本文也将从这三个特征展开论述。首先说明帝国的创建者查理曼的合法性焦虑,然后依次从“罗马的”“神圣的”两个方面来分析神圣罗马帝国建立的历程。旨在说明查理曼及其后继者们如何为了获得合法之帝名,在百余年间使得帝权逐渐演变为“罗马的”和“神圣的”,从而顺利地消解新帝国的合法性困境,获得帝权的正统性和普世性,使帝国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
 
二、“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与查理曼的合法性焦虑
 
   公元800年圣诞节(按照当时的历法,圣诞节为岁首,故为801年),在罗马城西郊的圣彼得墓前,当跪着的法兰克王查理在祈祷后站起来的时候,教宗利奥三世(Leo III,795-815年在位)将一顶皇冠放在查理的头上。这个时候,在场的罗马人齐声高呼:“上帝所加冕的、伟大而和平的罗马皇帝,吾皇查理万岁,战无不胜!”(15)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查理曼加冕称帝事件。
 
   这一段描述来自于《法兰克王国编年史》,该编年史是在查理曼授意之下于他的宫廷中编纂的历史作品,被兰克认为是“代表官方的史书”。对于如此著名的称帝事件,《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竟然会以如此简单的方式加以处理。没有特别的称帝仪式,它留给读者的印象似乎是,查理曼较为被动地接受了皇冠。这种印象因为查理曼宠信的廷臣艾因哈德的证言而得到了极大的强化。艾因哈德在创作于查理曼死后约十余年的《查理大帝传》中说:“他最初非常不喜欢这种(皇帝和奥古斯都——引者注)称号,他肯定地说,假如他当初能够预见到教皇的意图,他那天是不会进教堂的,尽管那天是教堂的重要节日。”(16)
 
   基于这些证言,史学界一度流行“不愿意称帝”的观点,(17)认为查理曼并不愿意称帝。但是,现存最早的历史记载却证明查理曼是愿意称帝的。于称帝4年之后编订的《洛尔施修道院编年史》明确提到公元800年圣诞节前,查理曼在罗马召集大会,商讨称帝事宜。而且该史料称,当大家劝进的时候,查理曼不愿意拒绝。(18)以此类史料为基础,与“不愿意称帝派”争鸣的“愿意派”观点也颇有支持者。
 
   两派相争的结果,是折中派的流行,即认为查理曼是愿意称帝的,但是他不喜欢称帝的仪式,甚至不甘心由教宗来为自己加冕。这种观点以奥地利裔英国学者瓦尔特·乌尔曼的总结最为经典。他认为9世纪的教宗在摆脱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的控制并寻求独立性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伸张教权的政治理论。该理论以基督教共同体为基础,主张作为一切教会之母,罗马宗座享有对该共同体的最高统治权;王权也是上帝赋予各位国王的,旨在保护基督教社会;认为使徒之首的继承人,罗马教宗可以合法地拥立国王和皇帝,并通过膏立礼将他们的权力合法化并神圣化。乌尔曼还认为整个9世纪的政治史几乎就是教宗用这套方案去迫使政治事实低头(用理论指导现实之意——引者注)的过程。(19)
 
   乌尔曼的分析在一些重要方面犯下了时代颠倒的错误。在论述东西部关系的时候,乌尔曼将罗马教宗与拜占庭方面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为教宗的独立运动,将君士坦丁堡、罗马和亚琛之间的多元互动单面化,仅仅看作是由教宗主导以实现教宗至上的目标。从教权与帝权的关系来说,乌尔曼将这个时期的教俗关系仅仅视为几个世纪后趋于激烈的教权与帝权之争的渊源,忽略了罗马教宗与法兰克帝王之间合作的时局,乃至忽略利奥三世与查理曼结好共赢的意图。
 
   教宗利奥三世在799年4月底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手下人发动“政变”,其几乎被杀。据说是眼睛被弄瞎,舌头被割掉。随后发生奇迹,眼睛复明、舌头重生,并依靠罗马城内及附近法兰克人的力量逃出监狱,北上越过阿尔卑斯山与查理曼在帕德博恩会面。发动政变者业已提前觐见查理曼告御状。但查理曼还是隆重款待了教宗,并派军队护送利奥三世返回罗马。次年冬,查理曼亲自统帅大军南下,进抵罗马城。利奥三世为了表示感恩,拥戴查理曼称帝。《教宗列传·利奥三世传》中如是讲述称帝的缘由:“我主耶稣基督的圣诞日,所有人再次云集上述圣彼得大教堂,可敬的、大方的教士(即教宗利奥三世)亲手用珍贵的皇冠加冕他。其时,在上帝和天国钥匙的持有者圣彼得的默许下,全体罗马的忠臣们发现他如此地偏爱、保护神圣的罗马教会及其代表,就齐声高呼:‘为上帝所加冕的虔诚皇帝,伟大而和平的皇帝查理万岁,战无不胜!’在举行礼拜使徒圣彼得的神圣法事之前,还奉了诸多圣徒之名,他被所有人立为罗马皇帝。同一天,神圣的教士和教宗用油膏立了已故的查理——他杰出的教子和国王。”(20)
 
   教宗的这一合法性主张,在拜占庭方面也得到了部分人的认可。创作于813年左右的著名编年史《提奥法尼编年史》对查理曼的膏立仪式不无讥讽,但对合法性则没有表达任何异议。“这一年,12月25日,第9小纪,法兰克王查理,被教宗利奥加冕称帝”。而在三年前的记载中,利奥开始担任教宗时,提奥法尼斯说起这件事情的根由:“为了报答查理,12月25日,第9小纪,利奥在圣彼得教堂将他加冕为罗马皇帝,从头膏到脚,穿上帝袍,戴上皇冠。”(21)当然,提奥法尼号称忏悔者,因为反抗拜占庭皇帝推行的破坏圣像运动而殉道,罗马教宗则支持他的主张,他重视罗马教宗的权威。
 
   但诚如乌尔曼所承认的那样,教宗的说辞并不能让查理曼满足,教宗提供的合法性辩护中没有彰显查理曼的赫赫战功。正是在这一点上,《洛尔施修道院编年史》的说法颇为不同。这部编年史基于“实力论”提供了一套称帝理由,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因为东部的皇太后海伦娜废黜儿子君士坦丁五世的帝位,自己称帝导致女性坐上帝位,但实际上使得东部的帝位出现空缺;第二是由于查理曼控制了帝国昔年的各个首都;第三便是全体基督教臣民的请求。“因为那时希腊方面让出了帝王的名号,他们让女性统治帝国。出席会议的使徒宗座利奥和全体神圣的教父们,以及其他基督教徒们认为,他们应该提请法兰克王查理为皇帝。因为他控制了罗马、这座皇帝们曾经的驻跸之所,以及位于意大利、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其他皇帝驻跸之所。既然万能的上帝将这些驻跸之所赐予他,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在上帝的庇佑之下,在全体基督教人民的请求之下,他应该拥有这个名分”。(22)随后,该编年史提到了查理曼不忍拒绝全体基督徒的请求,答应称帝。看来这种劝进在当时确实发生了作用。而且从查理曼使用的帝号来看,查理曼确实从骨子里是认可这种实力论的。
 
   查理曼称帝之后,并没有急于使用新的帝号。流传下来的一份由查理曼于801年3月4日签发的文书,里面并没有提到查理曼的新头衔。这份文书是在圣彼得墓前签发的,在教宗利奥三世的建议下,查理曼确认由阿雷佐(Arezzo)教堂控制被锡耶纳(Siena)主教夺取的修道院(圣阿姆萨努斯修道院)及其教堂。在这份文书中,查理曼仍然自称:“蒙上帝恩典,法兰克王和伦巴第王、罗马权贵查理。”(23)第一份使用新称号的文书,出现在2个多月后,即5月29日。此时查理曼离开了罗马启程返回法兰克尼亚。在途经博洛尼亚的时候,他签发了这份文书。在这份处理教产争议的文书中,查理曼自称:“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为上帝所膏立的、尊贵的奥古斯都、统治罗马帝国的、伟大和平的皇帝查理,在上帝的仁慈恩典下也是法兰克王和伦巴第王。”(24)
 
   这个酝酿达半年之久的名号,颇值得推敲。“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显然是以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为参照而提出来的一个称号。这个名号不仅表达了查理曼统治罗马帝国的实力和既成事实,更极其恰当地反映了查理曼在面对东部帝号之时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很谦卑,并没有完全采纳上面讨论过的合法性建议,像东部皇帝那样径直自称皇帝,而是自称为“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另一方面这个称号也隐隐透露出面对拜占庭皇帝的存在之时,查理曼充满了傲慢之情。这个称号暗示,查理曼才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拥有帝国的实际权力,而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只是空有名号而已。查理曼的态度大抵折中于名实之间,在推崇自己的实力的同时,又承认了称号的临时状态。它预示着此后的历史发展,将是取消这种临时性的帝号,获得实至名归的帝号。
 
   这个时候在查理曼的宫廷中编修的官方史书《法兰克王国编年史》,曾运用过类似的“名实理论”(Nomentheorie),来处理查理曼的父亲矮子丕平(Pippin Ⅲ,751-768年在位)的称王活动。据这部编年史的叙述,公元749年,时任墨洛温王朝宫相的矮子丕平派遣使者前往罗马,面见教宗,请示“法兰克王国的诸王事宜”,并向教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由空有王名而无王权的人担任国王,或者由拥有王权的人担任国王,哪个更好一些?教宗的回答颇有理论水平。他主张,应该让拥有王权的人担任国王,以免秩序颠倒,天下大乱。因此,由教宗授权,丕平称王。(25)
 
   称帝与称王的程序又有所不同。称王可以依赖于教宗的权威,通过废黜墨洛温王室的“伪王”来实现。但是称帝之后,有帝权实力的查理曼与有帝王之名的君士坦丁堡罗马皇帝,却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彼此替代关系。因此,如何使得自己名副其实、理所当然地成为皇帝,获得满意的合法性,还是一件令查理曼头疼的事情。这就是查理曼皇帝的合法性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名不副实,帝王的实力、教宗的感恩、全体基督徒的推举,都不能让查理曼消除心中的这种焦虑。在治国理政的时候,这种名实不副的焦虑感一直伴随着查理曼。
 
   当查理曼考虑帝位传承的时候,这种焦虑感体现得最为明显。公元806年,在最终发布分国诏书、安排帝国和王国的传承规划之时,一方面查理曼并没有公开提到帝号的处置,但另一方面,他实际上完全是以皇帝的身份来处理帝国和王国的传承(a deo conservatum regnum atque imperium),让儿子们继承帝国和王国(a deo conservati imperii vel regni nostril heredes),他也要求儿子们和忠臣们像效忠皇帝和国王那样效忠于他(patri a filiis et imperatori et regi a populis suis)。(26)
 
   这份分国诏书流传下来两类凡5份抄本,这两类抄本提到的查理曼的称号并不相同。其中一类使用的名号一如他在称帝之后的诏书中所使用的新名号,为“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另一类抄本,则用了另外的称号:“皇帝、凯撒查理、战无不胜的法兰克王和罗马帝国的领导者、虔诚快乐的征服者和胜利者、永远的奥古斯都,致神圣教会的全体忠臣们、现在和将来的全体天主教民众以及帝国之内和他统治之下诸族群。”(27)第一类的中古抄本(British library Egerton Manuscripts 269)为孤本,来自9世纪晚期10世纪初,第二类的中古抄本有两份(Gothano 11和Vaticano 3922),比较晚出,有残缺。一份如此重要的文献留下两种不同的称谓,一份自称为“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一份则包含“皇帝”和“罗马帝国的领导者、征服者和胜利者”,充分体现了查理曼皇帝对待自己帝号的矛盾心态。
 
   实际上,查理曼是在等待君士坦丁堡方面的承认,才能消除自己的合法性焦虑。为此,查理曼坚持不懈地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与那里的皇帝谈判,执着地寻求对方的承认。艾因哈德说:“在他接受了尊号以后,却能平心静气地容忍着由此引起的敌视和罗马皇帝的愤怒。他以他的豁达大度克服了他们的敌意,论起胸襟开阔来,他无疑是远远超过他们的,他常常派使臣到他们那里去,称他们为他的弟兄。”(28)不管查理曼是否真如艾因哈德所言的那样胸襟开阔,但为了能够成为东部皇帝的“弟兄”,获得他们的认可,他确实经常派遣使节前往并不承认自己的“弟兄”那里去。
 
   这一持续不懈的努力在称帝之后的第11个年头终于迎来了转机。811年,君士坦丁堡方面派遣使者到意大利,求见查理曼的儿子、意大利王丕平(Pippin of Italy,781-811年在位),请求和平。丕平将使节送往亚琛,面见查理曼。
 
   这个使团至关重要,因为它最终使查理曼的帝号获得了君士坦丁堡方面的承认。可能这一结局并非君士坦丁堡方面的原意,因为使臣只是被派遣到意大利王丕平那里去的。诚如查理曼在致东部皇帝的国书中所言:“尽管他并不是被派到我这里来的,但就如同派到我这里来的一样,我非常高兴地听取他的来意,非常慎重地加以关注,与他进行了交谈。”(29)换言之,君士坦丁堡方面只准备与意大利王丕平协商和平事宜,并不准备承认查理曼的帝位。但是,加洛林方面刻意将和平与帝位认可捆绑在一起。
 
   为了达成协议,查理曼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回访君士坦丁堡,成员包括巴塞尔主教海铎(Haido)、都尔伯爵胡格(Hug)、斯巴达人利奥、出生于西西里的伦巴第人艾奥(Aio),以及威尼斯公爵维勒里(Willeri)。812年君士坦丁堡的尼塞弗鲁斯皇帝(Nicephorus I,802-812年在位)战死,米哈伊尔(Michael I,812-813年在位)继位,他也派遣了高级代表团回访查理曼,确认和平条约。君士坦丁堡方面正式认可了查理曼的帝号,“在教堂里面,他们从他手中接过和平条约,用他们的方式,即希腊语,向他致敬,称他为‘皇帝’和‘国王’(imperatorem et basileum)”。(30)
 
   813年年初,在致君士坦丁堡皇帝米哈伊尔的国书中,查理曼改变了自己的称号。“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查理,蒙上帝仁慈之恩典,皇帝和奥古斯都、法兰克王和伦巴第王,奉我主永恒的耶稣基督之名问候尊贵的兄弟,荣耀的皇帝和奥古斯都米哈伊尔”。(31)查理曼仅仅保留了“奥古斯都和皇帝”,去掉了“统治罗马帝国”,与东部皇帝平起平坐,从而为多年的合法性追求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年,查理曼将唯一在世的儿子阿奎丹王路易(即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813-840年在位)招到亚琛,为他举行帝王加冕仪式,亲手将皇冠放到儿子的头上,立他为共治皇帝。
 
   因此,查理曼在称帝之后使自己名副其实的关键性环节,还是在于君士坦丁堡方面的认可,即那个古代罗马帝国的直接继承者的承认。这个获得认可的过程相当漫长,直到12年之后才最终修成正果。傲慢的、有实力的查理曼在谦卑地苦苦等待空有帝名的君士坦丁堡方面的承认之时,难免会时有不耐之感。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才可以理解查理曼称帝事件中最难以解释的那句重要话语,即艾因哈德转述的查理曼不愿意称帝的说法。(32)看来,即使是政治军事强人查理曼,也有他独特而强烈的合法性焦虑和诉求,以及为此忍受漫长的苦苦等待。
 
三、分而治之与帝国的罗马性
 
   解决名号的合法性,只是巩固帝权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便是如何维持帝国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并不是依靠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来解决的,而是通过分国。从地理来讲,阿尔卑斯山的阻隔对帝国的统一性构成了最大的障碍。这也是查理曼在806年《分国诏书》中考虑的焦点问题。在这份诏书的第3条,他说明了对帝国进行三分的缘故:“如此安排,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查理和路易能够拥有进入意大利的道路以便为他的兄弟提供帮助,查理通过属于他的王国的奥格斯堡(Augustanam)山谷,路易通过弗尔(Feurs)山谷,而丕平则有了通过诺里克(Noricas)和库尔(Cu-条主要的通过阿尔卑斯山的通道,以便互相援助,确保军力的统一性,从而保障了帝国的统一性。这一机制在查理曼称帝之后经常得到实践,小查理(Charles the younger,800-811年在位)与弟弟路易(即虔诚者路易)和小丕平(即意大利王丕平)三兄弟多次各自率军,前往前线,然后兵合一处,一起投入战斗。
 
   为了维持三兄弟之间的和平统一,查理曼设计的关系准则是防止各个王国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以免引起争端,导致内乱。《分国诏书》第7条规定:“他们也不得出于任何理由或者过失接纳他兄弟的手下作为难民,也不得为他求情,因为我们希望任何罪人和上诉者到他的主人的王国之内的圣地或者名人(honoratos homines)那里寻求庇护,并从那里进行公正的上诉。”并在随后的第8、9、10、11、12、13、14款做了进一步的规定,确保各个王国之内人员只能效忠于本国的国王。(33)
 
   查理曼虽然成为皇帝,获得了帝权,建立起帝国,但是他的治国原则还是分而治之。当查理曼得到君士坦丁堡方面正式承认的时候,上述三个儿子只剩下虔诚者路易还在世。813年他将路易加冕为共治皇帝,未来的接班人,但也在同一年,他又将孙子、意大利王丕平之子贝纳尔德(Bernald,810-817年在位)立为意大利王,使得帝国还是沿着阿尔卑斯山被一分为二。作为皇帝的虔诚者路易并不控制罗马城和意大利,看来此时查理曼并不想让帝位与罗马城发生必然的联系。
 
   公元814年查理曼去世,虔诚者路易继位。即位之初,虔诚者路易首先处理的就是各国派来的使节。其中包括东部皇帝利奥五世(Leo V,813-820年在位)派来的使者。前任皇帝米哈伊尔因为战败被废,利奥也是新近登基。利奥的使者克里斯托弗和格雷戈里“带着和平盟约的确认函件来了。在接待他们之后,路易老爷派遣自己的使者,包括赫吉奥主教诺贝尔特、帕多瓦伯爵李科伊,去见利奥皇帝,重订友谊,确认上述条约”。(34)次年利奥的使者再次来访,带来了签过字的盟约文书。东部皇帝正式承认了虔诚者路易的帝号。从此虔诚者路易与东部的皇帝基本上维持着和平关系,互相尊重,约为兄弟。
 
   这一年的罗马却爆发了动乱。就在教宗利奥三世去世前夕,在罗马教宗所辖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烧杀抢劫行为。公元816年,罗马教宗斯蒂芬四世(Stephen IV,816-817年在位)接任,为了得到虔诚者路易的支持,表示自己的忠诚,他先派遣使者报讯,请求允许他亲自北上面见虔诚者路易。“皇帝听说之后,遣使迎接,并命令他前往兰斯城,在那里与他会面”。受到隆重接待之后,斯蒂芬模仿自己的前任利奥三世,“在主持隆重的弥撒仪式的时候,给路易戴上皇冠”,加冕膏立他为帝。(35)虔诚者路易邀请教宗北上兰斯为自己加冕,而不是自己到罗马去,是由于这个时候罗马并没有处在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而是由侄子贝纳尔德统治。帝位与罗马城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着分离,但与罗马教宗的关联却一直得到了延续和维护。
 
   817年4月9日,在参加宗教仪式之后离开教堂的时候,虔诚者路易被倒塌的拱门砸伤。这促使他在这一年仿效乃父,颁布分国诏书。一如他的父亲当年为自己加冕那样,虔诚者路易在亚琛召集全民大会,“为自己的长子洛塔尔(Lothar I,817-855年在位)加冕,立他为共治皇帝。并立其他的儿子为王,将其中一位派遣到阿奎丹,另一位到巴伐利亚”。(36)为了慎重其事,虔诚者路易发布《帝国御制》(Ordinatio Imperii),用文书的形式将这一次分国安排确定下来,这是继806年查理曼的《分国诏书》之后又一份重要的继承安排文书。《帝国御制》的基本精神秉承806年的《分国诏书》,维持帝国的统一性。只是维持这种统一性的方式略有不同。查理曼更加重视军事上的统一,重点考虑如何克服阿尔卑斯山脉的障碍,使得帝国的三个组成部分能彼此在军事上联络畅通、行动一致。而虔诚者路易则重点发展了由兄长主导的“兄弟之爱”原则。在土地分配上,赋予老大洛塔尔以一家独大的特权,通过他来照顾两位年幼的、获得较小份额的弟弟,并维系诸子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帝国的统一。(37)
 
   在《帝国御制》的序言中,虔诚者路易强调了自己亲手加冕立洛塔尔为帝,“因此神意施展,我和我的全体人民很高兴,如果我主愿意,按照惯常的方式由我将洛塔尔用帝王冠冕膏立,并接受大家的宣誓拥戴,成为帝国的共治者和继承人”。与父亲不同的是,虔诚者路易从自己的侄子贝纳尔德控制的意大利王国中强行分割了一部分,即巴伐利亚,组成一个单独的部分,分配给自己的儿子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817-877年在位)。由于贝纳尔德继承父亲统治意大利王国,乃是查理曼临终之前的亲自安排,所以虔诚者路易并没有取缔这一王国。
 
   虽然如此,817年的分国安排还是给贝纳尔德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同年签署的《路易条约》(Pactum Ludovicianum)更让他感受到威胁。关于这份文书之真伪,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主流的看法是这份文书中有后来添加的内容。(38)在这份文书中,虔诚者路易极其慷慨大方地将意大利一大批城市及其所属领土赠予教宗帕斯卡尔(Paschal I,817-824年在位),严重损害了意大利王的利益。面对这份文书的挑战,贝纳尔德试图采取反制措施,让那些城市重新对自己宣誓效忠。而在虔诚者路易看来,这就是叛国之举。“他的侄子、意大利王贝纳尔德,在某些邪恶之人的怂恿之下,试图控制通往意大利的一切山口,安排守军,并让所有意大利城市对他宣誓效忠,其中有真有假”。(39)得此消息之后,虔诚者路易立即集合大军南征意大利。见此情形,贝纳尔德被迫北上投降,被虔诚者路易囚禁、刺瞎双眼,因此致死。此后的几年,意大利并不平静,教廷内部反法兰克势力骚动,潘诺尼亚叛乱,撒丁岛失陷于阿拉伯人之手。虔诚者路易派大军平叛也不是很成功。821年,皇帝宽恕参与贝纳尔德叛乱之臣。822年,虔诚者路易举行大型悔罪仪式,整个帝国实现大和解。意大利的平叛行动也接近尾声,洛塔尔被父亲派往意大利。
 
   次年,洛塔尔在“按照父亲的旨意整顿意大利之后,准备返回法兰克尼亚。他到罗马咨询教宗帕斯卡尔,受到教宗的隆重接待,于神圣的复活节在圣彼得大教堂被教宗加冕为王(regni coronam),接受奥古斯都和皇帝之名”。(40)罗马城再次与帝位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但是要通过罗马教宗作为中介。
 
   831年之后,虔诚者路易试图改变帝国的继承分配格局,废除817年的《帝国御制》,照顾后妻所生的婴儿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843-877年在位),分配原则从长子独大改变为诸子均分。为了争夺地盘,洛塔尔不惜与父亲和众位兄弟兵戎相见。此后两次内战表明,817年通过的以洛塔尔为核心的帝国统一局面无法得到维持,而帝国分裂为势均力敌的独立王国的趋势无法阻挡。在父亲虔诚者路易去世之后,兄弟阋墙也没有停止。843年几个兄弟最终达成《凡尔登条约》,三分帝国。洛塔尔承认现状,尊重兄弟们与自己在地盘上几乎不相上下的局面,与兄弟们重叙兄弟之好。根据条约,洛塔尔得到莱茵河和谢德尔河之间的地区(即包括首都亚琛在内的加洛林家族龙兴之所)和意大利。
 
   在父亲死后内战正酣的三年期间,洛塔尔主要驻扎在意大利。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844年他将长子路易二世(Louis II,844-875年在位)“和梅斯主教德罗戈派往罗马,调查新教宗被祝圣是否符合规定,即必须在接到洛塔尔的命令和在他的代表出席的前提下,新教宗才能被祝圣。他们抵达罗马之后,受到教宗塞尔吉乌斯的隆重接待。在处理完事务之后,教宗将路易膏立为王,并授予他一柄宝剑”。这柄剑即所谓“圣彼得之剑”,表明这位新任意大利王是罗马教会的保护者。(41)
 
   此后有路易二世驻扎在意大利,洛塔尔基本上待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主要是亚琛。但作为皇帝,他控制着罗马城和意大利。850年洛塔尔让教宗利奥四世(Leo IV,847-855年在位)将路易二世加冕为帝。855年洛塔尔在临终前夕,将自己的帝国正式分割。路易二世得到意大利,洛塔尔二世得到莱茵河和谢德尔河之间的地区,幼子查理得到勃艮第王国。分割完毕之后,洛塔尔在亚琛附近的普吕姆修道院出家,随后去世。尽管路易二世总是向两位叔叔抱怨分配不公,但是,他还是只能满足于在意大利活动。皇帝同时也是意大利王,帝位与加洛林的传统帝都亚琛之间发生分离,与罗马城和意大利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洛塔尔的分国策略使得意大利王成为称帝的最为重要的中间环节之一,换言之,必须先称意大利王,然后再通过教宗加冕膏立成为皇帝。帝号与意大利和罗马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875年,路易二世在意大利首府帕维亚去世,没有留下男性合法继承人。尽管他指定自己的堂兄弟、日耳曼路易的长子、巴伐利亚王卡洛曼(Carlomann of Bavaria,876-879年在位)为继承人,但他们的小叔叔秃头查理此时率兵进入意大利,在帕维亚被拥立为意大利王和皇帝,随后在罗马由教宗约翰八世加冕膏立。秃头查理让自己的妻兄波索(Boso of Provence,850-887年)娶路易二世的独生女埃尔曼加尔德为妻,并留下来保卫意大利,自己返回高卢。到意大利称帝,在罗马城加冕膏立在这一次变动之中显示其作为惯例的约束力。
 
   877年卡洛曼进军意大利。得知这一消息后,秃头查理再次前往意大利。抵达帕维亚之后,由于国内发生叛乱,秃头查理的忠臣们不愿出兵意大利,拒不前来,他只能撤退,并在归国途中去世。880年,日耳曼路易之子胖子查理进军意大利,抵达罗马之后,被教宗约翰八世加冕为帝。887年,胖子查理被侄子阿努尔夫(Arnulf of Carinthia,887-899年在位)废黜。当时有人认为加洛林家族的嫡系绝嗣,进入后加洛林时代。各地诸侯互不相让,纷争不已。在意大利一些拥有加洛林家族血统者如斯波莱托伯爵盖伊(Guy of Spoleto,889-894年在位),弗留利公爵贝伦阁(Berenger,887-924年在位)开始争相进军罗马,控制教宗,加冕称帝。在这一政治纷争中,得罗马者得帝号,成为新的政治惯例。西部帝国事实上转化为“罗马(城)的”帝国。
 
   学者们往往认为从路易二世开始,称帝的主动性就被罗马教宗所掌控。(42)其实路易二世之后的帝位争夺反过来恰恰表明,查理曼对帝位传承安排的巨大影响力。不仅所有的这些帝位争夺者都可以从血缘上追溯到查理曼,而且查理曼的称帝原则也一直在被遵守,即“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换言之,加洛林家族成员控制了罗马城,就有资格称帝。即使924年之后帝位空缺了40多年,奥托一世也是因为在名义上具备了这两种条件,才能于962年在罗马城加冕称帝,恢复帝统。
 
   虽然说“罗马城是古代罗马帝国的中心,是使徒之首彼得和保罗的埋骨之所,是教宗的驻地,是罗马人民的城市。这一切都给西方新的帝国赋予了古老的合法性基础”,(43)但只有从8世纪中期开始,在罗马教宗与加洛林王朝互相帮助的过程中,教宗逐渐从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的代表转变为罗马帝国的代表,使得教宗驻跸之所罗马城重新代表了罗马帝国;又只有在查理曼复兴帝国之后,经过加洛林家族百余年间的帝位传承、罗马城与帝位之间分分合合之后,罗马城代表罗马帝国的合法性才在实践中落实,成为中古神圣罗马帝国的立国原则。
 
   罗马城代表帝国,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在5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西部皇帝的消失,这个概念也就逐渐被人几乎遗忘了。当8世纪查理曼复兴帝国的时候,罗马城业已为教宗所牢牢地掌控,在西部欧洲代表罗马帝国的不再是皇帝,而是罗马教宗及其直辖的罗马人民。正是借助于与加洛林王国的合作,尤其是通过“丕平献土”,建立“教宗国”,罗马教宗不仅从宗教上代表罗马帝国,而且也从法理上代表罗马帝国。从而使得帝国的“罗马性”与“神圣性”得以合而为一。
 
   公元753年作为越过阿尔卑斯山的第一位罗马教宗斯蒂芬二世(Stephen II)亲自邀请刚刚登基的加洛林王矮子丕平伸出援助之手,劝喻伦巴第王艾斯图尔夫与教宗和帝国方面缔结和约,进而归还新近占领的拉文纳等城。后来丕平经过精心策划,发动大军出征意大利,迫使伦巴第王满足教宗的要求,归还拉文纳等城市,史称“丕平献土”。
 
   正是在接受“丕平献土”的过程中,出于利益之争,本来代表帝国出使的教宗,要求丕平将那些城市归还给罗马宗座而非帝国。为此,有必要在术语上动手脚,将使徒宗座与帝国两个并列的词语当作一个单独的词组来使用,从而使得罗马教宗取代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成为帝国的合法代表。据《罗马教宗列传·斯蒂芬二世传》讲述:帝国派来的特使们前去面见丕平,请求他将拉文纳及该都督府辖地归还给帝国。但是教宗的使者对此做了斩钉截铁地回答:“根本就不可能将这些城市从圣彼得和罗马宗座、教宗的手中夺走,他(丕平王)已经发誓了,他如此频繁地战斗可不是为了讨好什么凡人,而是出于对圣彼得的爱和宽恕他的罪。他还说,没有什么财宝能够诱使他偷窃业已赠给圣彼得的东西。”(44)
 
   加洛林王朝早期的编年史《伪弗里德伽编年史续编》记载755年丕平王率领法兰克人出师时说:伦巴第王是在“保卫他非法攻击帝国和罗马使徒宗座的权力”。而战斗的结果是使艾斯图尔夫许诺:“绝不脱离法兰克人的统治,不再敌意地侵略罗马使徒宗座和帝国。”(45)教皇格雷戈里三世于726-735年间分别写给威尼斯公爵乌尔苏斯(Ursus,726-737年在位)和格拉多(Gradensem)大主教安东尼(Antonius)的两封信中也使用了这一术语。“凭借我们的儿子、老爷利奥和君士坦丁皇帝的服务恢复神圣帝国从前的状态(statum sanctae rei publicae et imperiali servicio 和statu rei publicae et imperiali servicio)”。(46)但在教宗的巧妙处理之下,这一表达在教宗致丕平王的书信中变成:“圣彼得和罗马帝国的上帝的神圣教会”(beati Petri sanctaeque Dei ecclesiae rei publice)和“上帝和圣使徒托付给我们加以保护的上帝的神圣教会和我们罗马帝国的人民”(sanctam Dei ecclesiam et nostrum Romanorum rei publice populum)。(47)
 
   在早期罗马教宗的文书和法兰克史书中原本为两个并列单位的词汇:圣彼得的教会和罗马帝国合而为一,成为“圣彼得的国”、“圣彼得的教会”或者“圣彼得的人民”。通过这样一种转化,地处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拜占庭罗马帝国边陲的罗马城,重新成为由教宗主导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首府,罗马城再次华丽转身,代表了一种普世性的统治,在中古政治话语中,就是罗马帝国。由于以罗马教宗为代表,帝国的罗马性与神圣性就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了。
 
四、罗马教宗与帝国之神圣性
 
   查理曼重视教会的作用,他沿袭和发展了父亲矮子丕平的政策,重视发挥大主教的作用,完善教阶制,将帝国划分为以罗马宗座为首的21个大主教区。让各地教堂兴修教堂代替原来的城墙,作为防护据点。(48)更为重要的是,查理曼以法律的方式确立了什一税和九一税(nonam)交给教会,帮助教会掌握了中古早期最为稳定也份额最大的公共税收。(49)借助于管理国家,法兰克教会很快就成长为势力庞大的集体组织。与世俗贵族相比,教会还拥有巨大的统一性。世俗贵族跨地区地拥有财富,受到了查理曼有意识的限制,而教会贵族则不受此限制。在806年的《分国诏书》中,这一点表现得至为明显。“三兄弟应共同对圣彼得的教会进行照顾和保护,就如同从我的祖父查理、我那值得纪念的生父丕平王那里,和从我手中接过时的样子。你们要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保护教会,赐予属于他们的合理权益。同理,关于在他们掌控之下的其他教会,我们指示,得拥有他们的权益和品位,让各个礼拜堂的牧师和领导人享有属于该圣地的财产权,无论他们的财产属于哪个王国”。(50)可以说,查理曼是有意识地利用教会来保障帝国的统一性。国虽然分了,但军队要联合作战,来共同保护教会,维持帝国的统一性。军队与教会是复兴的西罗马帝国统一性的保障。
 
   依靠教会组织来治国理政,维持帝国的统一性,自然会导致罗马教宗地位的提升。罗马教宗和教会贵族也积极地维护加洛林帝国或者说复兴的西部帝国的合法性。罗马教宗不仅为帝王举行加冕膏立仪式,积极支持加洛林政权,将帝国神圣化,而且也从理论上,通过伪造古代文书,提升教会的代表、罗马教宗的神圣性和至高无上性来为帝国的合法性提供辩护,其中有著名的伪《君士坦丁赠与》。
 
   伪《君士坦丁赠与》的正式名称为《君士坦丁敕令》(Constitutum Constantini)。这份文书模仿君士坦丁的敕令,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经过加工的、创作于6世纪的《西尔维斯特教宗行传》。这一部分的行文采用第一人称,作为君士坦丁的自述,用精练的语言讲述了君士坦丁皇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06-337年在位)遭遇的奇迹。故事以君士坦丁皇帝如何患了麻风病开篇,讲述他如何遍求灵药不果,但因为行善而得到圣彼得和圣保罗的眷顾,受到两位使徒的指引去求教宗西尔维斯特施用洗礼,从而通过上帝的奇迹得以治愈所患的麻风病。
 
   第二部分则是新增加的赠与部分,强调了教宗无与伦比的无上权威,“既然我知道,通过上述圣西尔维斯特和圣彼得的恩典,我自己完全恢复了健康,那么,我与我们所有的行省总督们、全体元老院、贵族们和臣属于我们光荣的统治的全体罗马人民一道,颁布有益的命令。既然在人间,圣徒之首是人子的副手,教皇们又是他的副手,他和教皇们应该从我们和帝国获得更大的领导权让渡,成为比我们人间帝国通常拥有的统治权更大的领导权。我们选择使徒之首和他坚强的副手们作为在上帝面前的保护人。既然我们是属于人间帝国的权力,我们下令尊崇神圣罗马教会的权力,圣彼得的神圣宗座应该得到更多的荣耀,得到比我们的帝权和人间王位更大的礼遇,要被赋予有权力的、有尊严的帝权”。(51)
 
   接下来是一系列的赠与条款。从确立罗马宗座高于其他教会,兴建教堂,赠与礼物,到皇帝为教宗牵马坠镫和让渡全部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通过我们的这纸神圣的帝国敕令和实际的指令,我们下令:前面提到的、所有位于罗马城的我们的宫殿,意大利和西部地区的所有行省、据点和城市,将移交并留赠给上述有福的主教、我们的教父、普世教宗西尔维斯特;并通过这一纸神圣的帝国敕令和明确的帝国指令,我们让渡给他的宗座继承人以权力和管辖权,并将它们永久地由神圣的罗马教会管辖和处置”。(52)
 
   关于这份文书的具体来源和创作时间,学术界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基本上都承认这份文书应该是在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出现的,而且肯定有罗马教廷人士的参与。(53)至于这份文书的功用,学者们往往分别将它与丕平称王(751年)、随后的“丕平献土”(754年)、查理曼称帝(800年)和虔诚者路易的加冕礼(816年)联系起来,在这些政治事件的背景下来解释它被伪造的目的。(54)这份文书的最早抄本被收录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这部教令集现存最早的抄本出现于9世纪中前期,至迟在9世纪中后期就被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Hincmar of Rheims,845-882年在位)等教会人士引用过。(55)
 
   罗马教宗权威的提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5世纪开始罗马教宗一直在宣称自己拥有最高宗教权威。但伪《君士坦丁赠与》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明目张胆地鼓吹教宗对帝国的最高政治权威。对此,加洛林君臣的反应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加洛林家族需要迎合教会势力的增长趋势,利用伪《君士坦丁赠与》强化治国理政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则大力加强对罗马教宗的控制。早在790年左右,英国麦西亚王奥法曾向查理曼献策,建议用法兰克人取代罗马人担任教宗。查理曼特意将此议转给教宗哈德良一世,但遭到后者的拒绝。(56)
 
   虔诚者路易在直接控制意大利之前,对教宗极为慷慨,大方地赠送意大利领土给罗马宗座。但是当他直接掌控意大利之后就重新调整与罗马教宗的关系,尤其是从严控制教宗的选举。823年,他派遣长子洛塔尔前往意大利,负责落实新近通过的《罗马法规》(Constitutio Romana)。新法规规定,教宗选举之后必须得到皇帝和皇帝代表的认可才能被祝圣就职。(57)827年,教宗瓦伦提尼去世,格雷戈里(Gregory Ⅳ,827-844年在位)继任,上述法令第一次得到贯彻。“只有在皇帝的使节来到罗马,核查人民进行选举的实际情况之后,格雷戈里才被祝圣”,(58)正式任职。
 
   因此,对教宗的任免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是与罗马教宗在理论上受到更高的推崇携手并进的。而在政治冲突发生之时,利用罗马教宗会给利用者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这在833年虔诚者路易与洛塔尔之间爆发的父子之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作为意大利的实际掌控者,洛塔尔请来教宗格雷戈里四世帮忙,结果在父子对峙中贵族们纷纷离开虔诚者路易的阵营,加入洛塔尔的阵营,导致虔诚者路易投降退位,教宗功劳可谓不小。(59)
 
   皇帝与教宗互相帮助,以及皇帝对教宗有意识的利用和扶持,其直接后果是罗马教宗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间接的后果便是帝国逐渐神圣化。甚至可以说,皇帝对教宗的依赖与帝国的神圣化成正比。大体说来,在9世纪前半叶,加洛林诸帝王能征惯战,可以尽可能地团结广大教俗贵族集团,对外征服,对内维持法律和正义。帝权对教宗的依赖程度较低,如查理曼不满意教宗为自己的帝名提供合法性等,帝国神圣化的进程也相对缓慢。到路易二世统治时期,随着加洛林诸帝所能控制的实际地盘和资源相对减少,贵族不奉征召,诸侯独立、各自为政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随着皇帝对罗马教宗的依赖性增加,神道设教,帝权神圣化的进程明显加快。
 
   公元853年路易二世拒绝迎娶拜占庭公主,引发东部帝国的不满,其帝位得不到东部皇帝的承认。869-870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第八次普世宗教会议,罗马教宗哈德良二世派遣代表参加。在最终形成的大会决议的行文中,罗马教宗代表所要求的为路易二世祈祷的那些段落被悉数删除。教宗代表对此强烈抗议,拒不签字。与会的希腊代表解释说,大会只为荣耀上帝而非皇帝。《罗马教宗列传·哈德良二世传》在讲述事情经过的时候,在此增加了一句话:“他们特别憎恶我们皇帝的帝名”。(60)
 
   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导致路易二世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外交宣传策略,通过贬斥东部皇帝来争夺代表罗马帝国的正统地位。871年他公开写信责骂东部皇帝巴西尔一世(Basil I,886年去世),宣称罗马帝国不再属于希腊人,而是属于法兰克人:
 
   兄弟你可能很惊讶,我们不叫法兰克皇帝而是罗马皇帝,你须知晓,除非我们是罗马皇帝,否则我们也不是法兰克皇帝。从罗马人那里我们获得了这个名分和仪仗。在他们那里这种最高的尊严和称谓放射着光芒。通过对基督的信仰,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由于背信,犹太人不再是亚伯拉罕的传人。与此类似,由于我们良好的正统教义,我们蒙神恩统治着罗马族和罗马城,保护一切教会之母,并加以发扬光大,从她那里我们的家族先获得王权,然后获得了帝权。因为法兰克的王侯首先是王,然后被称为皇帝。他们被罗马教宗通过圣洁的橄榄油膏立。其中我们的祖先查理曼,是法兰克人和我们家族中第一个被教宗如此膏立者。他因充满虔诚而称帝,成为主的基督徒。但有些人缺乏教宗的神圣仪式,仅仅依靠元老院和人民,而获得帝位。有些人甚至连这些都没有,而仅仅由军队欢呼就开始统治,甚至有些女性,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掌握了罗马帝权……通过基督的信仰,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苗裔,犹太人则因为背信而不再是亚伯拉罕的传人。同样由于我们良好的、正统的教义,我们获得了罗马帝国;而希腊人由于坏的教义,不再成为罗马皇帝。他们不仅放弃了罗马城和帝国诸首府,而且也几乎失去了罗马人和罗马语言,彻底转变为另一种族和使用另一种语言。(61)
 
   为了全面系统地批判东部帝国的合法性,树立起自己的合法性,这封信以宗教信仰作为标准,依据罗马教宗主持的加冕膏立礼仪,运用当时拉丁世界流行的“犹太人”与“基督徒”的二元对比,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帝国贬斥为“犹太人”,背主忘约,不配被称为罗马帝国;而以罗马城为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拥有理所当然的帝国正统。至此,依靠宗教获得帝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加洛林帝国从理论上转变为神圣罗马帝国。
 
   在进行外交斗争的同时,路易二世还率兵南征拜占庭新近获得的意大利南部堡垒巴里城。但是事与愿违,出师败绩,他本人也被对方俘虏。经过贝内文托主教的斡旋,在发下永不再来的誓言之后,路易被释平安归来。为了洗清耻辱,次年5月路易二世请求教宗哈德良二世再次为他加冕,并废除于被俘期间所发的誓言,委托妻子再次率军进攻巴里城。帝权依靠教宗而“复生”。路易二世的这次行为实际上是神圣帝权的一次具体实践。加洛林帝国的治理从此越来越宗教化,也越来越神圣化。
 
   帝国治理的神圣化,不仅体现在帝权要依靠教宗举行仪式而获得或者失而复得,而且还表现为教俗不分,甚至按照教会法来治国理政的宗教化倾向。阿努尔夫皇帝于895年5月颁布的帝国敕令明确规定:“上帝托付我们来照顾王国和基督教会,我们应以虔诚的信仰遵循这些教令,否则就不能按照教会法(iure ecclesiastico)来统领帝国……我们不是为了扩张权力,而是为了展示正义而发号施令。我们要用自身的权威命令所有伯爵,将那些被主教们开除教籍之后仍然不愿悔罪者抓捕起来,押送到我们的面前,让那些不尊重神法裁决的家伙接受人法的宣判。”(62)
 
   诚如大史学家弗赖辛的奥托在讨论帝权与教权的此消彼长之时所言:“尽管在上帝的教会中有王位和教职两个位格,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将基督教帝国与教会分割开来。事实上,自从老提奥多西皇帝(Theodosius the Great,378-395年在位)执政以来,不再是双城史,而是一城史,即合而为一的教会史。”(63)因此,罗马帝国的神圣化从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就开始了。帝国的神圣化,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帝权日益基督教化,从而神圣化;另一方面,教会也在此过程中日益向政权靠拢,掌握政治权力并干涉世俗政治事务。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段历史还只是罗马帝国神圣化这个大历史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总之,如果我们能够将视野放得更宽一些,像奥托那样将晚期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纳入考察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现罗马帝国的神圣化是西方历史中的一种长时段现象。从提奥多西王朝、查士丁尼的改革、圣像摧毁运动、教宗国的肇建、查理曼称帝,再到奥托称帝,历史变迁的总趋势是政治与宗教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种大趋势往往被称为基督教化。但是,上述每个阶段基督教化的内容和方向并不一样,而且每位帝王的基督教化政策也各有特色。宽泛而言,上述各个时期都具有标志神圣罗马帝国开始的资格,我们所需要调整的只是判定帝国神圣化的具体标准。
 
   就本文所讨论的这个阶段而言,其特色在于实现了名副其实的“罗马化”和罗马教宗主导的“神圣化”。查理曼称帝之时,他选择自己的帝号为“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其后还得添加“法兰克王”和“伦巴第王”这两个头衔。这表明:他对罗马帝国的认识,就是当时他控制的法兰克王国和伦巴第王国之外的原罗马帝国遗留地,主要指罗马教宗所辖地区,即后来的教宗国。西罗马帝国复兴时的这一独特局势,对这一阶段的帝国神圣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地理制约作用。对查理曼而言,帝号合法性的根本来自于遥远的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承认,而且他采取的维持帝国统一性的策略,以及他临终前对帝国传承的安排,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罗马城与帝位之间的暂时分离。但是,此后历史变迁的结果,却是帝国越来越以罗马城为中心,即以罗马城及其辖区为罗马帝国的地理基础。由于依托罗马城及其辖地,加洛林晚期诸帝有意无意地越来越依赖于这一地区的“地主”——罗马教宗。路易二世将帝权的合法性牢固地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在实现帝权神圣化的同时,也使得罗马教宗取得了法理上的决定帝号的权威性。此后对帝号争夺的混乱时局,也在不断地促使这一权威性得到应用,并日益深入人心。
 
   正是在加洛林晚期诸帝的实际行动中,加洛林帝国的“罗马性”和“神圣性”逐渐发展起来,加洛林帝国转变为神圣罗马帝国。换言之,在加洛林帝国衰落时期,中古神圣罗马帝国得到了真正的型塑,出现在西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
 
   注释:
 
   ①李祖训:《神圣罗马帝国》,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页。
 
   ②何炳松:《中古欧洲史》。此书版本众多,这里选择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并由刘寅生、房鑫亮编订的“何炳松文集”本之第一卷,1996年版,第109-110页。
 
   ③[英]雅各著,胡涵真译:《神圣罗马帝国》,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页。
 
   ④最近被译成中文的几部老版英文教材的修订版,也还在坚持此说。参见[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袁传伟译:《西欧中世纪史》(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美]朱迪斯·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著,杨宁、李韵译:《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⑤Adolf Hofmeister,ed.,Ot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MGH),Hannover:Hahn,1912,pp.276-278.
 
   ⑥Adolf Hofmeister,ed.,Ot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pp.276-278.
 
   ⑦Octavius Clason,Deutschland und Die Kaiseridee:Eine historisch-politische Untersuchung,Bonn:Adolph Mark,1870,p.11.
 
   ⑧Heinrich Class,Deutsche Geschichte von Einhart,Leipzig:Dieterich’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14,p.26.德文普通辞书中至今仍使用类似的说法,如dtv Lexikon,“神圣罗马帝国乃是于1806年终止的老帝国,凭借962年奥托一世建立的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传统联系起来”。“Heiliges  Reich”,indtv Lexikon,Bd.,8,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9,p.39.
 
   ⑨[英]詹姆斯·布赖斯著,孙秉莹等译:《神圣罗马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5、91页。
 
   ⑩Geoffrey Barraclough,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Basil Blackwell,1955,p.109.
 
   (11)Matthias Becher,Karl der ,München:Verlag C.H.Beck,2008,p.13.
 
   (12)Peter H.Wilson,Heart of Europe:A History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Cambri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2016,pp.2,26.
 
   (13)Timothy Reuter,ed.,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Ⅲ,c.900-c.102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50-251.
 
   (14)[法]伏尔泰著,梁守铿等译:《风俗论》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0页。
 
   (15)Georg H.Pertz und Friedrich Kurze,eds.,Annales regni Francorum,MGH.,Scriptores rerum Germaniae 6,A.800.801,Hannover:Hahn,1895,pp.110-112.
 
   (16)[法]艾因哈德著,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页。更为流行的解释是认为艾因哈德在模仿古典的修辞术,有意识地将查理曼刻画为谦逊的统治者,参见Matthias Becher,Karl der ,p.21.
 
   (17)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学术史,参见李隆国:《名实之间:学术棱镜中的查理曼称帝》,王晴佳、李隆国主编:《断裂与延续: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历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07-321页。
 
   (18)Gerorg H.Pertz,ed.,Annales Laureshamenses,MGH.,Scriptorum Tomus I.,Hannover:Hahn,1826,p.38.
 
   (19)[英]瓦尔特·厄尔曼著,夏洞奇译:《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2-70页。乌尔曼的观点最近被西蒙·格罗特进一步深化。他认为教宗约翰八世是教宗权威合法性的关键推动者,约翰八世强硬地坚持:皇帝的职责乃是“保护基督教会”,因此作为基督教会的最高首领教宗可以任免皇帝。参见Simon Groth,“How to Become Emperor:John VIII and the Role of the Papacy in the 9th Century,” in Christian Scholl,et al.eds.,Transcultural Approaches to the Concept of Imperial Rule in the Middle Ages,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 GmbH,2017,pp.117-138.感谢刘寅提供了这份资料。
 
   (20)L.Duchesne,ed.,Le Liber Pontificalis,pars II,Paris:Ernest Thorin,1892,p.7.
 
   (21)Cyril Mango & Roger Scott,tran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ntine and Near East History AD 284-813,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pp.653,647.
 
   (22)George H.Pertz,ed.,Annales Laureshamenses,MGH.,Scriptorum Tomus I.,p.38.
 
   (23)Engelbert Mühlbacher,ed.,Die Urkunden der Karolinger,erster Bd.,MGH.Diplomatum Karolinorum,Tom.I.,No.196,Hannover:Hahn,1906,pp.263-264.著名学者彼得·克拉森怀疑这份文书的真实性。他认为,这份文书只能表明查理曼的文书班子对新称号存疑,而不能说明查理曼本人也对此不清楚。参见Peter Classen,Karl der Grosse das Papsttum und Byzanz:Die Begruendung des karolingischen Kaisertums,Sigmaringen:Jan Thorbecke Verlag,1985,p.73,n.282.
 
   (24)Engelbert Mühlbacher,ed.,Die Urkunden der Karolinger,erster Bd.,MGH.Diplomatum Karolinorum,Tom.I.,No.197,Hannover:Hahn,1906,pp.265-266.
 
   (25)Georg H.Pertz und Friedrich Kurze,eds.,Annales regni Francorum,MGH.,Scriptores rerum Germaniae 6,A 749,pp.8-12.名实理论由德国学者赫尔穆特·诺依曼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最新的进展参见:Thomas Ertel,“Byzantinischer Bilderstreit und  Nomentheorie:Imperiales Handeln und dialektisches Denken im Umfeld der  Karls des ,” Frühmittelalterlische Studien,40(2006),pp.13-42.关于丕平称王的历史叙事,参见李隆国:《加洛林早期史书中的丕平称王》,《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39-152页。
 
   (26)Alfred Boretius,ed.,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MGH.,Legum section Ⅱ,tom.I,No.45,Hannover:Hahn,1883,pp.127-130.关于查理曼实际上重视帝号,借助帝号推进治国理政的经典研究,参见-Louis Ganshof,Frankish Institutuions under Cahrlemagne,trans.by Bryce and Mary Lyon,Providence:Brown University Press,1968,pp.9-16.
 
   (27)Alfred Boretius,ed.,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MGH.,Legum section Ⅱ,tom.I,No.45,p.126.
 
   (28)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30页。
 
   (29)Ernest Dümmler,ed.,Epistolae Aevi Carolini(II),MGH.,No.32,Berlin:Weidemann,1895,p.547.
 
   (30)F.Kurze,ed.,Annales Regni Francorum,MGH.,Scriptores rerum Germaniae 6,A.812,Hannover:Hahn,1895,p.136.
 
   (31)E.Dümmler,ed.,Epistolae Aevi Carolini(II),MGH.,No.37,Berlin:Weidemann,1895,p.556.
 
   (32)Matthias Becher,Merowinger und Karolinger,Darmstadt:WBG,2009,p.21.
 
   (33)“Divisio regnorum,” in Alfred Boretius,ed.,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tomus primus,MGH.,Legum section Ⅱ,No.45,pp.126-130.
 
   (34)F.Kurze,ed.,Annales Regni Francorum,MGH.,Scriptores rerum Germaniae 6,A.814,Hannover:Hahn,1895,p.141.
 
   (35)F.Kurze,ed.,Annales Regni Francorum,MGH.,Scriptores rerum Germaniae 6,A.816,p.144.
 
   (36)F.Kurze,ed.,Annales Regni Francorum,MGH.,Scriptores rerum Germaniae 6,A.817,p.146.
 
   (37)李云飞:《诸子均分与帝国一体:817年虔诚者路易的传国计划》,王晴佳、李隆国主编:《断裂与转型:欧亚帝国之后的历史书写》,第125-151页。
 
   (38)文书参见:“Pactum Hludowici Pii cum Paschali Pontifice,” in Alfred Boretius,ed.,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tom.1,MGH.,No.168,pp.352-355.学术综述参见Thomas Noble,The Republic of St.Peter:The Birth of the Papal State,680-825,Philadelphia:Press of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84,pp.149-152.
 
   (39)F.Kurze,ed.,Annales Regni Francorum,MGH.,Scriptores rerum Germaniae 6,A.817,p.147.学术界一般认为贝纳尔德叛乱是因为817年的《帝国御制》,参见Rosamond McKitterick,ed.,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12.但《路易条约》的影响应该更为直接一些。
 
   (40)F.Kurze,ed.,Annales Regni Francorum,MGH.,Scriptores rerum Germaniae 6,A.823,p.161.
 
   (41)Janet Nelson,trans.,The Annals of St.Bertin,A.844,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p.799.
 
   (42)Christian Scholl,et al.eds.,Transcultural Approaches to the Concept of Imperial Rule in the Middle Ages,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 GmbH,2017,pp.117-138.
 
   (43)Bernd Schneider,Die Kaiser des Mittelalters:von Karl dem  bis Maximilian I,Muenchen:Verlag C.H.Beck,2006,p.9.
 
   (44)L.Duchesne,ed.,Le Liber Pontificalis,Vol.I,Paris:Ernest Thorin,1886,p.453.
 
   (45)James Wallace-Hadrill,ed.,Fredegarii Chronicorum Liber Quartus cum Continuationibus(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and Its Continuations),No.37,London:Thomas Nelson,1960,p.105.
 
   (46)W.Gundlach,ed.,“Epistolae Langobardicae Collectae,” MGH.,Epistolae Merowingici et Karolini aevi,tomus 1,No.11,12,Hannover:Hahn,1892,p.702.
 
   (47)W.Gundlach,ed.,Codex Carolini,MGH.,No.6,8,pp.489-497.
 
   (48)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34-36页。
 
   (49)例如810-813年颁布的教会敕令的第10款规定:“任何教堂得有边界,从那里的村庄接受什一税。”Alfred Boretius,ed.,Captiularia regum Francorn,No.81,p.178.查理曼派遣巡按使专门督查。Alfred Boretius,ed.,Captiularia regum Francorn,No.34,p.101.关于什一税的研究,参见Jean-Pierre Devroey,“L’Introduction de la  Obligation en Occident:entre Espaces Ecclésiaux et Territoires Seigneuriaux à L’Carolingienne,” in Michel Lauwers ed.,La ,L’église et la Société Féodale,Turnhout:Brepols,2012,pp.87-106.
 
   (50)Alfred Boretius,ed.,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tomus primus,MGH.,Legum section Ⅱ,No.45,p.129.
 
   (51)Horst Fuhrmann,ed.,Constitutum Constantini,MGH,Fontes Juris Germanici Antiqui,X.,No.11,Hannover:Hahn,1968,pp.81-82.
 
   (52)Horst Fuhrmann,ed.,Constitutum Constantini,MGH,Fontes Juris Germanici Antiqui,X.,No.17,pp.93-94.
 
   (53)最近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尼斯·弗里德认为不是来自罗马,而是法兰克王国。Johannes Fried,“Zur Herkunft und Entstehungszeit des Constitutum Constantini:Zugelich eine Selbstanzeige,” Deustsches Archiv für Erforschung des Mittelalters,No.63(2007),pp.603-611.
 
   (54)Horst Fuhrmann,“Konstantinische Schenkung und Silvesterlegende in neuer Sicht,” Deutsches Archiv für Erforschung des Mittelalters,Bd.15(1959),pp.523-540.
 
   (55)Stefen Patzold, Recht aus dem Frühmittelalter:Untersuchungen zur Herstellung und  der pseudoisidorischen Dekretalen,Heidelberg:,2015,pp.47-51.
 
   (56)H.R.Lyon & John Percival,eds.,The Reign of Charlemagne:Documents on Carolingian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No.39,London:Edward Arnold,1975,p.133.
 
   (57)“Constitutio Romana,” in Alfred Boretius,ed.,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MGH.,Legum section Ⅱ,No.161,pp.323-324.
 
   (58)F.Kurze,ed.,Annales Regni Francorum,MGH.,Scriptores rerum Germaniae 6,A.827,pp.173-174.
 
   (59)Rosamond McKitterick,ed.,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Ⅱ,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43.
 
   (60)Raymond Davis,trans.,The Lives of the Ninth-Century Popes(Liber Pontificalis),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5,p.281.
 
   (61)“Ludovici II.Imperatoris Epistola,” in W.Henze,ed.,Epistolae Karolini aevi(V),Berlin:Weidemann,1928,pp.388-390.
 
   (62)“Arnulfi concilium triburiense,” in Georg Heinrich Pertz,ed.,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MGH.,Legum tomus I.,Hannover:Hahn,1835,p.561.
 
   (63)Adolf Hofmeister,ed.,Ot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Hannover:Hahn,1912,p.309.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隆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欧洲中古史和西方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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