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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与中亚帖木儿王朝的礼仪往来
发布时间: 2019/6/27日    【字体:
作者:张文德
关键词:  明代 帖木儿帝国 礼仪 丝绸之路  
 
 
明代中国与中亚帖木儿帝国(1370-1506)同为14世纪后期15世纪的亚洲大国,双方之间长时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两国接待使臣的礼仪过程,不仅表明丝绸之路上国际之间的往来礼仪已形成某种惯例,而且也充分反映了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各自的文化特色,尤其是通过两国使臣的礼仪实践,使使臣对其访问国的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进而在双方深入交往的过程中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习俗,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推动其文化交流。在这方面,明朝有陈诚的《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帖木儿王朝有火者·盖耶速丁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等。本文根据有关资料大体勾画了明与中亚帖木儿帝国礼仪往来的情节,并初步探讨这种礼仪往来的性质和作用。
 
一、迎接礼仪
 
迎接使臣礼仪,是对外交往接待活动中的重要环节,是表达主人情谊、体现文明素养的重要方面。通过迎接,给对方使臣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也为下一步的深入接触打下了基础。明与中亚帖木儿帝国均重视对使臣的迎接。
 
(一)明朝迎接帖木儿帝国使臣的礼仪
 
帖木儿帝国来华使臣进入明朝境内后,首先遇到的是入境检核。据帖木儿帝国来华使团成员之一、1420年到达中国的火者·盖耶速丁所写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的记载,沙哈鲁的使团抵达哈剌和卓之后的第五天,“中国的官吏们前来登录各位使臣的名字,其后是他们侍从者的名字”。[1]这些官员是驻守在哈密的中国官员。永乐四年(1406)明朝设哈密卫,除任命当地的头目为指挥、千户、百户外,还任命汉人周安为忠顺王的长史、刘行为纪善,以辅忠顺王。成祖封哈密忠顺王,是“以哈密为西域要道,欲其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2]看来,具体迎护来贡使臣主要还是由明朝官员负责。入境检核类似于海关登记,也是使明朝地方官员的正式接待有个事先准备。使团离开哈密东行,在距肃州10日程的地方落脚。中国官员在此为使臣接风洗尘。“这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城市及他们的军事前哨。许多中国官员奉皇帝的命令前来欢迎使节。这是一个欢快的草地。就在当天。他们在原野上搭起一座有帐蓬的高台,上面摆着桌椅。包括鹅、鸡、烧肉、干鲜水果在内的各种食品,盛在中国碟内,摆在席桌和大盘上。餐后备有甜酒、饮料等各种酒类,大家都喝醉了。筵席外按每人的身份供给羊、大麦、旅行的必需品、酒和饮料。所有这些供应都从肃州运来。”[3]
 
盖耶速丁所记离肃州城十日远的地方,可能就是嘉峪关。“嘉峪关在明代属九边重镇中的甘肃镇肃州卫所辖,军需给养均由肃州卫供给。”“嘉峪关为中外巨防,西域入贡必由此。”[4]
 
管待之际,明朝在此正式登录使臣名字及其随从。人数得到严格清点,许多随使团来华的商人转变为使臣的奴仆。对此,15世纪后期的布哈拉商人阿里·阿克巴尔解释说,从中国邻邦来的人都是作为遣使来的,否则不准入境。[5]
 
使臣一经登录后,就成了明朝的贵宾,自此,明朝政府对其人身、财产安全负责。使臣的行程纳入了明朝的馆驿系统,明政府提供食宿和沿途生活必需品。即使如此,这些使臣在过关口时,负责把关的军官仍需清点人数,登录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才能放行。除了馆驿招待外,使臣经过每个城市时,地方当局都为他们举行盛宴。
 
永乐年间,管理甘肃军政事务机构是陕西行都司,其衙门所在地在甘州。西域诸国使臣进入明朝境内,身份得到确认后,陕西行都司需负责管待。盖耶速丁说,负责哈密以东的总督王大人曾率领一支五千到六千人的骑兵队伍迎接他们。[6]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六年至二十二年,费瓛任甘肃总兵官、都督。若此,费瓛很可能就是接待沙哈鲁使团的“王大人”。
 
盖耶速丁对“王大人”的宴请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根据他的描写,明朝地方政府接待使臣的礼仪有:1、座位。“王大人”居中,使臣居左,其他中国官员居右。因为左为尊。2、饭菜。使臣和官员盛两个盘子,其余仅一个盘子。3、礼乐。有乐队和杂技演员。4、司礼官。负责敬酒并献花。
 
由于沿途花费太大,明廷对来京使臣人数严格限制。甘州城是西域使臣的管理站。在此使臣分成两类,少部分人进京,大部分人及其除贡品以外的物品均滞留在甘州。阿里·阿克巴尔说:“他们(贸易使臣)把从本国带来的某些物品和全部马匹献出,向皇帝进贡。中国人收下各种物品并记下每十人一组的名字和进贡的物品。十人中送两人到汗八里,其余的留在甘州城里。这个地方在中国境内约十天路程的地方。住房和驿马以及每月所需物品都由中国官府提供。所有到汗八里的人都能得到像绸缎、棉布、丝织品和(麻织品)等礼物,另外还给带来进贡物品的全部价值。来汗八里的人可住上三年后再回去。对留在边境的人也提供食宿和一切费用”。[7]撒马儿罕等地使臣多寄居在甘州。如弘治十年(1497)甘肃镇守太监陆闇给明孝宗的报告中就曾提到当时寄居在甘州的撒马儿罕等处使臣男妇有五十二人。[8]而甘州寄回使臣所在地,成化十一年(1475)五月,巡抚甘肃都御史朱英所议边夷七事中曾提及,他说:“欲令行都司于甘州城东关墙之内,将已废夷馆重为缮治,遣官设驿,以待进贡远夷。”[9]由此可知,寄住使臣所居之处是在甘州城东关墙之内。
 
(二)帖木儿帝国迎接明朝使臣的礼仪
 
帖木儿帝国对明朝使臣沿途接待,我们可以通过明朝使臣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及其西行诗略知一、二。
 
1.重要城镇有人负责接待,如陈诚一行距赛蓝城五十余里时,该城头目即差人来接。而撒马儿罕对使臣的接待尤为重视,在距撒马儿罕十五日程时,撒马儿罕即差人来接。途中,“野人撩乱迎天使,官渡纵横系客舟”。[10]
 
2.有很好的饮食款待。如在赛蓝城,“园瓜树果邨邨熟,樽酒盘餐味味甘。向晚砧声敲月下,忽惊乡梦思难堪。”在俺都淮城,“琥珀倾新酒,银峰削紫驼。”在车扯秃候国主沙哈鲁出征回期间,“编户征求餽餉劳”。[11]
 
陈诚的记载过于简略。事实上,帖木儿帝国对使臣的接待礼仪不逊于明朝。《克拉维约东使记》为我们提供了帖木儿帝国如何在沿途接待使臣的情形:
 
1.地方官负责安排食宿。如帖必力思(Tabriz)省长为克拉维约一行安排食住,临行前还遣人送来坐骑。[12]苏丹尼叶[13]的地方官亦提供骏马供他们使用。
 
2.使臣受到帖木儿帝国专使的迎接后,即享受帖木朝驿站的接待。帖木儿在其国内,施行驿站制度,如自帖必力思至撒马儿罕途中,设立若干站台,每处备马多匹,帖木儿之使者邮卒,昼夜奔驰,所至皆有马可换,无须中途停息。克拉维约一行抵比斯塔姆(Bestam)城时,帖木儿遣蒙古贵族阿那可拉(Anakora)迎候,并专负照料使团人员之责。由于阿那可拉的陪行,使用“逢村遇站,莫不立刻备饭换马”。[14]
 
3.进贡物品,途中受到检视。西班牙使臣和埃及使臣在德黑兰受到帖木儿的驸马的接待。而此驸马是奉帖木儿之命检视贡品的。克拉维约记曰:“饭后,驸马询及所携来贡品情况,并谓:曾奉帖木儿之命,先将贡品检视一番,逐件点收,选派专人,先行送往帖木儿处。我们当将所携带贡品交付,由他遣人送往。”[15]
 
我们注意到迎接礼仪中清点使臣人数和检视贡品是明与帖木儿帝国均需做的工作。使团的规模和礼品的多少很可能影响接待的规格。在确定使臣身份后,使臣沿途的款待,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礼节。所不同的是,明朝对实际进京人数进行限制,而帖木儿王朝则无此例。
 
二、觐见礼仪
 
(一)帖木儿帝国国主接待使臣的礼仪
 
帖木儿帝国国主接待来访的使臣有一套礼仪。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在其行纪中对此有所描述。根据他的描述,晋见帖木儿帝国国主使臣礼仪过程如下:
 
1.使团在迎宾馆舍前下马,负责接待的官员接收贡品,并负责包装、检查、准备进呈国王。
 
2.使团献纳贡品后,沿途受到欢迎。(如戏象表演)
 
3.使臣进入接见大殿前,向国王进献书表。书表由王孙负责呈送。
 
4.使臣见到国王后,立刻双膝跪下,两手交叉附在胸前,俯首敬拜,起立向前行一步跪下,再拜,再向前一步跪下,直至国王命起立为止。
 
5.使臣与国王互致简单的问候后,正式开读表文。然后由国王赐座。
 
6.国王赐宴,以羊肉、马肉为主。
 
7.御前宴会既罢,国王命将使臣所赍来贡品,当众拆阅。
 
8.验视贡品完毕后,宫内人员引使团还寓所,并派王公一人任招待之礼官。该礼官负责使团的饮食起居及其他一切事务。[16]
 
明朝使臣抵达后也应受到类似的接待。帖木儿曾对明朝称臣纳贡,对来访的明朝使臣曾表示格外尊重。在帖木儿用来接见外国使臣的宫殿中,帖木儿御座之右方座位,曾是中国专使的专座。其他各国使臣一般都排列在中国专使的下首,帖木儿以示以中国使臣的恩赐宠遇。帖木儿晚年决定远征中国,对中国使臣有意辱慢,故意更动其座次。对此克拉维约说:此座先为中国帝国(katay)之专使坐处,中国专使来此之使命乃向帖木儿催纳欠贡,帖木儿之左右原曾考虑到我们应坐之地位问题,近侍将我们排列在中国专使的下首。但帖木儿不愿我们坐在下首,命移坐上首。落座之后,有王公一人走向中国专使之前,传帖木儿之旨:“帖木儿现与西班牙国王亲善,帖木儿待之如子。视中国专使如敌寇,为帖木儿之敌人,今日特引见西班牙使团于中国专使之前者,即以示帖木儿不悦中国之意。关于帖木儿与中国之交涉,应俟其恩典,不日将予解决。但今后中国无须再派人来此催索贡赋,因此种种,帖木儿已将对中国专使之恩赐宠遇,转赐与西班牙使者云。”[17]帖木儿以敌国礼辱慢中国使臣,当引起中国使臣不满,克拉维约对此语焉不详。
 
对帖木儿朝接待明朝使臣详细过程可见之于陈诚的西域纪行诗:“乔林秀木隐楼台,帐殿毡庐次第开。官骑从容花外入,圣恩旷荡日边来。星凰至处人争睹,夷貊随宜客自裁。才读大明天子诏,一声欢笑动春雷。主翁留客重开筵,官妓停歌列管弦。酒进一行陈彩币,人喧四座撒金钱。君臣拜舞因胡俗,道路开通自汉年。从此万方归德化,无劳征伐定三边。”[18]陈诚不仅以诗的语言描写了使臣受到的礼遇,而且还详细地记录了相见之礼和宴会之礼。“凡相见之际,略无礼仪,惟稍屈躬,道撒力马力一语而已。若久不相见,或初相识,或行大礼则屈一足,致有三跪。下之见上,则近前一相握手而已。平交则止握手,或相抱以为礼,男女皆然。”[19]上提西班牙使臣见帖木儿时,行三跪大礼。此外陈诚西行诗:“不解低头施揖让,惟知屈膝拜三三”亦指行此礼。可见使臣在帖木儿帝国要“因胡俗”行礼。“凡宴会之际,尊者饮酒,则下人皆跪。酒进一行,则陈币帛,次进珍宝及金银钱,杂和为一,分散四座,余者乱撒座间及前后左右,观望执服事之人,使之竞拾,喧哗叫笑,以示豪奢,名曰喜钱。”[20]上引诗中:“酒进一行陈彩币,人喧四座撒金钱。”即指此事。宴会之际,陈列贡品,撒喜钱,克拉维约亦有类似记载。帖木儿举行盛宴,召西班牙使臣参加,“酒后用饭,饭罢,由宫内高级官长捧来银盘一只,盘内满盛银钱,帖木儿取之以抛撒在座各人之身上。盘内所余之银钱,皆由内侍塞入我们袋内。”[21]此与陈诚所记“撒喜钱”应为同一事。
 
(二)明朝皇帝接见使臣的礼仪
 
明朝政府对各国来华使臣的接待礼仪有一套严格规定,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洪武二年(1369)九月壬子,定蕃王朝贡礼。《明会典》对此亦有详尽记载。清张廷玉等《明史》卷56《礼志》十《蕃王朝贡礼》,依据《明实录》和《明会典》记载,对此亦作了简述。下面`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略述如下:
 
1.凡蕃国遣使朝贡,至龙江驿,遣应天府同知礼待。
 
2.明旦,同知与蕃使至会同馆,接伴舍人引蕃使由西入,同知由东入,报中书省省臣以闻,命礼部侍郎于馆中礼待如前仪。
 
3.宴毕,蕃使随待仪司在天界寺习仪三日,择日朝见。
 
4.晋见皇帝前一日,内使监、侍仪在奉天殿准备好各种陈设。
 
5.使臣晋见之日,“鼓初严,百官具公服,侍仪、舍人入陈设;次严,执事官以方物各置于案,舁之前行,舍人引使者服朝服奉表后,从由午门西门入,至殿前丹墀西东向俟立;三严,文武官入就侍立位,皇帝服皮弁出,乐作,升坐,乐止。鸣鞭报时讫。执事者置方物案,退立于左右,舍人引使者置表于案就拜位。赞拜,乐作,使者及众使皆四拜,乐止。舍人引使者诣表案,跪取表,授受表官,又取方物状授受方物状官。受表等官俱由西阶升至殿庭,以表置于案,赞宣表,宣表官取表跪宣于殿西,宣讫,兴,置表于案,退立殿西。宣方物状官亦如之,俱由殿西门复位。使者皆俯伏,兴,复位。承制官承制自中门出降,诣使者前称有制,使者皆跪,宣制曰:‘皇帝问使者来时,尔国王安否?’使者答毕,俯伏,兴,乐作,再拜,乐止。承制官称后有制,使者皆跪,宣制曰:‘皇帝又问尔使者远来勤劳。’使者答毕,俯伏、兴,乐作,再拜,乐止。承制官升殿中跪复命讫,复侍立位,乐作,使者皆四拜,乐止。礼部官收表及方物,礼毕,皇帝兴,乐作,还官,乐止,文武官及使者皆出。”[22]
 
根据这套程序,使臣上贡表文应是关键内容之一。因此,尽管帖木儿在洪武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接连派使臣来朝贡方物,但真正让明太祖高兴的是洪武二十七年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必失上明太祖表。此表文文字谦顺,情真意切,显然是谙通汉语和波斯语的通事翻译的。正因为有这份表,太祖“嘉其有文,明年命给事中傅安赍玺书、币帛报之”。
 
明初制定的这套礼仪,可能承袭于前朝。元朝接待使臣时,应有类似的礼仪。帖木儿以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自居,蒙古人接待使臣的礼仪,他当有所继承。比较帖木儿帝国与明朝各自接见使臣的礼仪,两者是非常相似的。甚至帖木儿接见使臣的话语与明朝皇帝询问使臣的话语亦类似。《克拉维约东使记》记西班牙使臣面见帖木儿时,帖木儿先问西班牙国王的健康。其词为“我儿,西班牙国王的健康如何?”“我们当代国王侯问其康健,随后致词,陈述来意。”[23]
 
明朝皇帝接见帖木儿帝国使臣的礼仪,可从盖耶速丁的记载看出。据他描述,使节们被带到距御座有15腕尺的地方。“那些手捧木牌的官员中,有一个人上前,跪着用中国话读一篇介绍使臣情况的奏文,其大意是说,使节是作为波斯皇帝陛下及其诸王子的代表,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携有进献皇帝的礼物,并来至御座下表示臣服。当这篇奏文整个读毕,判官穆拉纳·哈只·玉速甫——他是万户之一,接近皇帝本人的一名官员,懂得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蒙古语和汉语,充任皇帝和使臣之间的翻译,也是十二部首脑之一,就上前来,跟随着几个通阿拉伯和波斯等语的木速蛮,他们是他的部下,站在回教徒旁边,说:‘首先下拜,再以你们的头三次触地。’因此,使臣们下拜,但没有以他们的前额接触地面。然后双手高举,他们上呈皇帝陛下(愿真主使他的统治垂之永久!)及王子拜升豁儿·把都儿殿下(愿真主使他的统治垂之永久!)的国书,国书各用一匹黄缎子包着。因为他们的规章是,凡属御物都要包在一匹黄料子中。判官穆拉纳向前,收下国书,把它们交给一个太监。在这之后皇帝走下御坐,坐在椅上。三千套衣袍,包括一件斗篷,两副战袍,运了进来,他把这些赐给他的官员及他们的亲属和子女。随后,使臣中有七人受到接见,先是沙的·火者和库克扎,其次是算端·阿合马、火者·盖耶速丁、阿格答克、阿答完和巴答黑商的塔术丁。要他们下跪,因此他们跪在地上。皇帝向他们询问国主陛下(愿全能真主使他的统治和权力垂之永久!)的情况。随后他问,合剌·玉速夫(巴答黑商的君主——引者)有没有遣使和进贡。他们回答说他确已委派了他的使节,并送出了礼物和他的大人。他看到他的使节已到来并献了礼物。接着他问他们国家中谷物和贵贱。他们回答说谷贱粮丰。他答道,因为他们的国王真正心向上帝,全能之主也就赐给他们大量美好的东西。接着他说他要遣使给合剌·玉速夫,因为那里有极好的马匹。他问道路安全否。他们回答说道路安全,而如有沙哈鲁之命,人们能够到那里去。这时,他说,既然他们长途跋涉而来,他们应起来去用膳。”[24]耿昇先生依据阿里·玛扎海里的法文译本,重译为汉文,[25]内容大体相同,但表述更细致。其中有一个情节,使臣上交国书,穆拉纳收下国书,把它们交给一个太监,何高济所依据的英译本至此为止,而法译本则补充了“太监再把这些国书呈奏皇帝,皇帝取过来,打开审视了一会儿又重新交给了太监”。[26]呈送国书是接见使巨中最重要的礼仪,英译本过于简略,而法译本中这段内容与明朝会典中记载有出入。如前所述,它缺少了宣读表文的过程。
 
帖木儿帝国使臣参拜明朝皇帝时,依明朝的规矩需跪地磕头。但依礼行事时,他们又小心翼翼地注意不要认真地以前额触地。阿里·玛扎海里对此指出:“穆斯林外交官们在举行中国的‘叩头’礼仪时每时每刻都在作假。因为以前额触地是一种专门用于安拉的崇拜仪式”。[27]
 
明朝的使臣到达帖木儿帝国时,也需依帖木儿帝国的礼仪行事。阿里·玛扎海里指出,使臣在拜谒伊斯兰教算端们时,礼仪要求他们根据情况而吻他们的门槛“地毯”、脚或手。永乐的使臣们被允许吻沙哈鲁算端的手。[28]
 
觐见君主的礼仪是所有外交礼仪中最重要最隆重的礼仪。因其重要,初来使臣在觐见之前需在礼仪官的指导下进行学习。明朝是由礼部侍郎在使臣下榻的会同馆中“习仪三日,择日朝见”。 帖木儿朝亦有要求使臣习仪之规定。克拉维约使团至百斯坦姆时,其负责照料使团的帖木儿朝官员要求他们学习觐见之礼仪。[29]除了必要的客套话和礼节性仪仗外,呈送国书(表文)和君主检视礼物是外交礼仪中最重要环节。明与帖木儿帝国对此均比较重视。在帖木儿帝国是当庭宣读表文。[30]而明朝只是当庭收下表文,有赞宣表之仪式,但是否宣读表文或由皇帝检视表文则可能视情况而定。
 
三、生活习俗得到尊重
 
帖木儿朝来华使臣是穆斯林,其信仰和生活习俗得到了明廷的充分尊重。申时行《明会典》卷之一百十四·礼部七十二·管待番夷土官筵宴,饮赐筵宴“如遇禁屠斋戒,移后三、四日举行”。盖耶速丁说,至甘州时,甘州总督张大臣以皇帝的名义为他们举行筵席,但使臣说,恰逢斋月12日,白天绝对不吃任何东西。张大臣只好非常遗憾地让步,并把准备好的一切都送到了这些人的房间中以备晚餐用。[31] 阿里·阿克巴尔说,在新年招待宴会上,各国使臣就席的餐厅分为穆斯林席和非穆斯林席,由不同厨房供应。[32]食物方面则有鸡、鹅、羊、米、面、糖饼、厨料等。[33]
 
至于宗教习俗,盖耶速丁说,宰牲节那一天,使臣们和在该城中的穆斯林团体到皇帝为穆斯林建造的清真寺去,作节日祈祷。[34]
 
《明实录》亦有明朝遵从帖木儿朝来华使臣习俗的记载: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丁丑,撒马儿罕等地面使臣指挥马黑麻舍力班等请游在京诸寺及出阜城门外祭扫祖坟,从之。[35]
 
在尊重穆斯林习俗同时,也要求帖木儿朝使臣尊重明朝的习俗。接待沙哈鲁使团的明朝官员遣使对帖木儿朝使臣说:“明天是新年,皇帝要往他的新宫,有诏不许人穿戴白色的头巾、服装、帽子或袜,因为在这些人中习惯是服丧时穿白衣服。”[36]
 
四、护送礼仪
 
使臣回国,明廷要派官护送。永乐年间,明廷护送帖木儿王朝使臣回国的官员多到达帖木儿帝国境内,实际上是一种回访。如永乐六年(1408年)傅安送撒马儿罕头目沙黑奴儿丁回。次年傅安由哈烈、撒马儿罕还。哈烈使臣么赉随傅安来贡。么赉回国时,傅安又送其回国。陈诚在永乐十三年自哈烈还后又于永乐十四年护送帖木儿朝使臣回国,永乐十六年自哈烈还,同年送该国使臣归。护送帖木儿朝使臣回国的队伍实际上是一个明政府的回访使团。使团首领既有文臣,也有武官。如永乐八年明成祖遣都指挥自阿儿忻台护送哈烈使臣,宣德二年锦衣卫指挥同知也忽自哈烈回。此外明朝境内沿途卫所尤其是沙州、赤斤蒙古等卫也须派兵护送经过其境的帖木儿朝使臣。
 
明朝对使臣的护送,盖耶速丁也有记载,他说:离开北京时,中国军官护送他们。在平阳城,官员甚至出城迎接他们。“中国人的规矩是,一如使臣入境时他们的名字被记录下来,在他们离开时也同样要记录在案,否则皇帝要生他们的气。”[37]
 
天顺年间,明朝使臣马云等人赍敕书金牌未能到达撒马儿罕,其后明廷几乎没有再派使臣出使撒马儿罕。撒马儿罕使臣来华返国时,明廷便将付与其王的敕书由该国使臣领回。如成化十四年(1478年)二月,撒马儿罕速檀以黑麻王遣使臣写亦马速儿等来朝贡马。其回赐速檀马黑麻彩段表里及敕付使臣领回给分之。[38]尽管明廷没有使团护送帖木儿朝使臣至其境内,但在明朝境内,帖木儿朝使臣一直有伴送通事或伴送中官等护送出境。
 
作为一种对等要求,明朝在其致帖木儿王朝的国书中,也要求帖木儿王朝派人护送中国使臣回国。如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致撒马儿罕等处速鲁檀母撒亦敕谕中提到:“尔其体此恩意,益尽忠诚,善待使臣,护送往回,毋致失礼。”[39]
 
明与帖木儿王朝之间的礼仪往来是双方外交关系的体现。通过对两国各自使臣接送和觐见君主礼仪的描述,我们大体上勾勒了双方之间礼仪往来的部分情节,但由于资料的限制,还不足以描述礼仪往来的全部过程,更难以叙述两国礼仪往来的纵向发展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礼仪往来的情节以及明对帖木儿王朝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明朝致帖木儿朝国主的外交敕书,看出双方之间礼仪往来的性质。
 
洪武年间,朱元璋视帖木儿为藩属,帖木儿称臣纳贡。这从洪武二十七年(1394)帖木儿上明太祖表中自称“臣帖木儿”可以看出。1404年到达撒马儿罕的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在其行记中明确表示“昔日帖木儿对中国称臣纳贡,现在则拒绝之矣”。[40]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明左春坊大学士曾棨在给傅安汇编的《西游胜览》序中说:“洪武中,西域撒马儿罕遣使进贡马驼骡衣甲之属,礼意甚恭,既而西北诸蕃往往倾向中国,欲尽事大之诚而弗可得。盖当其时,太祖皇帝方大施恩信以怀远人,使其知所感慕,乃遣礼科给事中傅安往使其国,以通道,且修报施之礼焉。”[41]
 
明使白阿儿忻台携带的明成祖致沙哈鲁的国书中,有“尔之先人帖木儿驸马能识天命,归藩太祖高皇帝,贡献不绝”,“朕闻尔能继先人遗志,恪守旧章”。[42]
 
陈诚出使帖木儿朝行前,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在其《送陈员外使西域序》中说:“帖木儿者,颇桀黠有智数,能通天文,识兴衰之运,闻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即遣使上表奉贡。自是频年不绝。帖木儿死,诸子分裂。今上即位,皆能属修职贡,使者相续于道上,亦常遣使报赉之。盖非有所逼逐而使之,实感慕德化所致耳。”[43]
 
据邵循正先生研究,明廷对帖木儿朝国主沙哈鲁的态度前后曾有变化,邵先生指出:“若以此诏(永乐十五年陈诚第二次至帖木儿朝所携带的国书――笔者)与永乐八年之诏比较观之,则前诏于沙哈鲁,直呼为‘尔汝’,盖视为远方未归为之一酋长,此诏则称为‘王’(锁鲁檀)且皆加抬写,盖以藩王之礼待之,故沙哈鲁之地位,自明廷观之,此时已大提高。其提高之原因,一为其虔修职贡不衰,又其一则成祖频岁北征,需马甚亟,西域为当时之冀北,故加意怀柔之也。”[44]
 
宣德七年(1432年),明宣宗遣中官李贵等出使西域哈烈等国,其致哈烈沙哈鲁锁鲁檀敕书中称:“昔朕皇祖太宗文皇帝临御之日,尔等恭事朝廷,遣使贡献,始终一心。朕恭膺天命,即皇帝位,主宰天下,纪元宣德。大小政务一体。皇祖皇帝奉天恤民,一视同仁之心。前遣使臣赍书及彩印往赐,道梗而回。近闻道路以通,特遣内官李贵等赍书往谕朕意。其益顺天心,永笃诚好,相与往来,同为一家,经商生理,各从其便。”[45]
 
正统十年(1445年),撒马儿罕使臣伯颜答八失来贡辞归时,明英宗书谕撒马儿罕地面王兀鲁伯曲列干曰:“王远处西陲,恪修职贡,今复遣使臣伯颜答八失等以方物来贡。眷以勤诚,良足嘉尚。使回,特赐王并妻及王子阿不都剌·阿即思·巴哈都儿等彩币、表里,以示朕优待之,至可领之。”[46]
 
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给撒马儿罕等处速鲁檀母撒亦敕谕曰:“惟尔世处西域,敬奉朝廷。[47]
 
从这些明朝致帖木儿朝国书内容看,明朝始终将帖木儿帝国看成其蕃国,因而,帖木儿朝使臣来华之礼仪当执行蕃国来朝之礼。其具体礼仪过程可参见《明史·礼志》蕃王朝贡礼[48]。
 
哈萨克斯坦学者克拉拉·哈菲佐娃在《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一书中提到:“明朝廷使用各种手段,甚至包括收买的方法,在国外迫使外国人对明朝皇帝所赠礼品跪拜,在谒见皇帝本人时也需如此。”[49]外国使臣谒见中国皇帝时需跪拜已见明朝礼志,但要求外国人对明朝皇帝所赠礼品跪拜则可能视情况而定。陈诚诗有“君臣拜舞因胡俗”一句,沙哈鲁可能并未对明朝皇帝所赠礼品进行跪拜。或有可能外国人对明朝皇帝所赠礼品跪拜只是中国人自己说的一种话语,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外国使臣跪拜其访问国君主则可能是亚洲大多数封建国家的外交礼仪,陈诚见沙哈鲁时也不例外,只是其拜礼与中国稍有不同而已。不过,作为大国使臣,明朝的一些使臣访问小国可能不一定行其访问国的拜礼,这会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50]
 
礼仪往来,从形式看是对来访使臣的尊重,实质上是向使臣展示其国力,由此不难理解帖木儿、朱元璋让使臣到各地周览其城池的行为。就礼仪自身而言,向使臣展示礼仪的过程,也就是向使臣展示其国文化的过程。使臣本身也有了解访问国社会制度、文化生活诸方面的使命,以便回国后记叙或汇报其访问国的情况。由此我们能得知傅安的《西游胜览》、陈诚的《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帖木儿王朝的火者·盖耶速丁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等使臣著作。与帖木儿朝相比,明朝在礼节上更注意厚往薄来,优待使臣,以宣德化,柔远人,显示其政治经济大国之地位。赛义德·阿里—阿克伯·契达伊(即阿里·阿克巴尔)发现“在中国人和可汗的心目中,他们天下第一,中国就是全世界。他们认为除了自己的帝国之外,世界上不再存在任何文明国度了。他们甚至连我们王国的名字也不知道。出现这样的情况无疑是由于中国人不习惯于离开契丹而前往世界的其它部分旅行,也不习惯于亲自考察一下在世界上还有除他们之外的其它大城市和王国。他们自认为,除了中国之外,全世界只是一片辽阔的牧场,原则上属于他们的可汗。”[51]自明朝天顺年间,明朝几乎没有使臣到达帖木儿朝境内,正德初年来华的阿里·阿克巴尔难怪有此看法。不过这也反映至少终帖木儿帝国之时明朝一直是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在外交礼仪上,无论是迎接还是护送或者是招谕外国使臣,均显示大国姿态。对贸易使臣来华朝贡频繁、索物无止的无礼行为,明朝大臣们虽屡加指责,但在礼仪上仍主张周到。成化年间,朝贡使臣所过驿传,需索无厌,[52]明廷对此无奈,只好由皇帝降敕晓谕海外诸国及西域番王,要求“继今以后,王遣使臣,必选晓知大体谨守礼法者,量带兼从,严加戒饬,小心安分,毋作非为,以尽奉使之礼,以申纳款之忱。”[53]尽管这道由使臣带回并约束使臣的敕谕能否送达其国王,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它反映了明朝要来华使臣谨守礼法是为了更好地向明廷“尽奉使之礼,申纳款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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