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僧团生活方式的演变史上，如果说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彻底改变了自达摩以来岩居穴处、游化为务的独处隐修方式，使聚众定居、共同修道成为禅林模式，中国禅僧的修道生活由此发生了划时代的根本性改变，那么，马祖、百丈的丛林清规就使这一制度走向规范，僧众行止有序，寺院道风井然，禅居方式成为中国佛教僧团之定式。
佛教在中国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大传统：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1983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特别指出，“从广义上理解，这里的‘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的劳动，‘禅’系指宗教学修。”这种注重劳动生产与学术研究的理念，在巨赞法师“新佛教运动”的构想中，被表达为“生产化”与“学术化”。可以说，“农禅并重”既是中国传统丛林的独特风范，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征之一。
早期印度佛教重在解脱道的终极生命关怀，关注心灵的事业，不事世俗治生产业，并严格规定“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僧人通过托钵乞食接受信众“供养”，解决僧团的生存问题。佛教东传中国，因中印民俗风情之不同，许多行持习惯并不能顺畅演进，如乞食一法就因不事耕作而被轻视为不劳而食的社会蠹虫现象。在中土，除了贫而无告、沦为乞丐者，即使如隐士之流，也是靠自己躬耕畎亩而得衣食的。那种不事生产、以乞食为主的生活方式，不但不受以农立国、以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欢迎，反而引起社会朝野的反感，《弘明集》《广弘明集》中就多有对此批评之声。
在早期的各种《僧传》中，可以看到出家人参加劳动的信息。如东晋法显“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东晋道安出家后，“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曾无怨色。”中国佛教并不排斥生产经营和体力劳动，东晋道恒在《释驳论》中就说，沙门“体无毛羽，不可袒而无衣；腹非匏瓜，不可系而不食。自未造极要有所资，年丰则取足于百姓，时俭则肆力以自供。诚非所宜，事不得已。” 中国僧人在协调劳动与修行的关系时，创造性地将两者打通。天台智者大师说：“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这可看作僧众参与劳作的一种价值支撑。
魏晋以后，随着出家人人数的激增，寺院经济的发展，僧人参加劳动的事例更不在少数。但真正将其落实于实践，从根本上成为僧团一种固定的生存方式，是在禅宗山居以后。禅宗四祖道信在湖北蕲州黄梅西北双峰山安居传法时，倡导团体生活、经济上自给自足。五祖弘忍继承并发展了道信倡导的山林佛教的禅风，聚众定居，生产自足，把禅修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农禅并举”的精神贯穿于信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此，中国佛教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山居独处、禁欲苦行的修行方式，禅宗的主要特色和基本组织形式也初步得以确立。《宋高僧传》记神秀至弘忍处“乃叹曰：此真吾真师也。决心苦节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慧能至弘忍门下也曾踏碓舂米8个月。
农禅并举从源头上解决了禅僧流动不居的生活习性，推动了禅僧生活上的自给自足。佛教僧团不再单纯依赖社会资源，这在佛教历史上是一个大转变。
从道信提出“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到百丈怀海号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禅众劳动作为一种制度开始固定下来。
佛教中国化的推进，在禅宗祖师的身上体现出高度的自觉。慧能门下怀让的再传弟子百丈怀海适应新的寺院管理需求，遂创立丛林清规。“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列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于是，百丈怀海创意别立禅居，制定规约来规范禅宗僧团的生活实践。他所注重的是适合于禅僧修行生活的制度，强调规约的应机性与实用性。“禅门独行，由海之始。”清规的确立，使中国僧团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僧伽生活。
百丈清规在制度管理层面多有创新，“行普请法”是一重要举措，即集体从事生产劳动，自给自足。当时，百丈怀海以身作则，下田耕作，直到年老仍然劳作不辍，遂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佳话，成为后世佛教典范。
在中国社会里，禅宗丛林像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族，在一个“家长”的带领下，全体家庭成员筑房种地，集体生活、集体生产、集体修行，寓修禅于劳动之中，经济统一支配，不得有私人财产，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上来，从而获得生命力。百丈清规建立了合理的寺院管理制度，寺院经济不再是依赖性的，而是独立性的。当唐武宗灭佛、会昌法难时，义学宗派因无法得到社会经济支持而分崩离析，遭灭顶之灾；而自食其力、农禅并重的禅宗一系却借此异军突起，成为后起之秀。禅宗也因此被认为是佛教中国化最具代表性者。
禅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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