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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斗争与上海基督教的联合礼拜
发布时间: 2019/8/1日    【字体:
作者:张化
关键词:  上海基督教 联合礼拜  
 
 
节选自《中国基督教会两次抉择的成果》
 
 
1956年初,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反斯大林,全世界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风潮,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觉。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在《决议》指出:我国已基本完成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三大改造”,党的中心任务要转到经济建设上。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当前的根本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向自然界开战。特别指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民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1]周恩来也明确指出,宗教信仰是人民的思想信仰问题,不涉及政治问题。[2]这些根本性的调整使社会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将宗教问题定位于思想信仰领域而非政治领域,因而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
 
吴耀宗在会上听了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后,于3月8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发言,指出贯彻宗教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他将问题分成有形和无形两类,无形问题主要是对基督徒的歧视,而无形问题的伤害更甚。他指出,有些机关和学校对基督徒采取一种特殊的看法,不管他们的工作或学习成绩怎样好,他们的宗教信仰往往被看作一个缺点。有些高等学校的基督徒学生反映:在肃反后,因为他们信仰基督教,他们就被看作是有问题的人,因此,他们不敢去做礼拜,不敢与基督徒同学谈论宗教。产生这些情况,是由于有些人对宗教所抱的成见和这个成见所造成的对宗教信徒的歧视。产生歧视的原因很复杂,包括片面、主观、不符合事实地批判宗教出版物的影响。他建议消除对宗教的片面看法,吁请政府再出台一些补充条文,更好地贯彻宗教政策。[3]可见,无形问题的核心是宗教的社会定位问题。
 
在同一个会的稍后时间,全国三自副主席陈崇桂牧师作了一个支持吴耀宗的发言。他费力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寻找相通之处;肯定了政府在贯彻宗教政策方面的成就,也指出一些不足;但言辞偏激。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强占礼拜堂用作它途的现象,他说:“这样玷污礼拜堂,比挖我们的祖坟,给我们的刺激更大。”[4]这篇发言后来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陈崇桂因此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5]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原计划是一场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中央统战部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于5月初和5月中旬分别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到6月3日和8日分别结束。共开了38场座谈会,170至180人发言。毛泽东在第三或第四次听汇报时,听到“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说法,觉得问题已属敌我性质。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中共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并要求将各民主人士在政协的发言刊登在《人民日报》上。6月8日,党内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一天,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反右运动。
 
10月9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总结发言,推翻了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6]这一判断被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二次会议还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掀起了“大跃进”热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1月,中央统战部会同中宣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选择了96名比较知名的右派分子做标兵,提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报中央批准后转发各地参考。这96人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2人免于处分。[7]
 
全社会的“左”倾,严重影响了宗教政策;而宗教政策对基督教的影响更为直接和严峻。1957年8月24日至9月3日,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会议对汉族宗教界的政治面貌做了评估:基本肯定了宗教界在民主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过了民主改革这一关。但目前还有个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的问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宗教界的各种情况仍然非常复杂,在信教群众方面,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觉悟还不够高;在宗教界上层,真正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分子还很少,多数人还没有同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坚决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8]该会议还具体讨论了在汉族宗教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计划,包括教育对象、形式、工作步骤、政策界限。对象主要是宗教职业者;形式是推动各教召开代表会议;工作步骤是各教分别先召开全国性代表会议,然后各地分别召开传达会议。政策界限是不牵涉唯物唯心的争论,避免各教内部宗派矛盾的争论;对极少数散布右派言论的人,可以进行批斗。但批斗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宗教团体中常委、天主教主教以上人员,必须先报中央批准。[9]11月,根据该会精神形成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准。根据这一报告,尽管名义上没有在宗教界搞反右派运动,在实际工作中却搞了反右派斗争。同年10月28日至12月4日,全国三自召开第十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揪出5个右派分子。[10]会议还建议各省市三自在1958年上半年把推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首要任务。
 
1958年1月20日至7月15日,上海三自举行第八次常委(扩大)会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05名教职人员及代表人士参加。很多人受到批判,陆传芳等人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陆传芳戴帽后,灵粮堂不让他工作,一度不给他生活费。他感到无法向家人交代,每天在上下班时间出门,坐在图书馆里消磨时光。[11]会后成立了上海市基督教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
 
宗教工作领域甚至也搞起了“大跃进”。如1958年8月某省宗教局在工作总结中认为“宗教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任何时候都是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最消极的因素,宗教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消灭宗教,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团结教徒和向宗教做斗争的有力武器。它是积极的革命的武器。为了实现宗教工作的大跃进,必须不断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解放思想,破除四大迷信(迷信五性论;迷信‘天主’、‘上帝’对教徒思想上的统治作用,过低地估计群众觉悟;迷信宗教上层的代表性;迷信宗教工作政策性和策略性)。”[12]“宗教职业者除少数进步分子外,绝大多数都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一般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13]这种认识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氛围中,便对宗教采取了限制、削弱、促进消亡的工作方针。
 
1958年夏天,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路过上海,对当时的全国三自副秘书长沈德溶提出的问题竟然是“能否在全中国搞一个‘无宗教活动之国’?”[14]他随即去了温州。据沈德溶判断,后来温州试点搞无宗教区,与他此行有关。“大跃进”中,动员宗教界“献出”宗教活动场所和铜、铁等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上海各教共捐出10万平方米房产。[15]
 
1958年8月12、13、15日,上海召开了基督教工作人员及信徒代表会议,决定实行联合礼拜。与会者一致赞同,不少教职人员表示服从安排。会后,各区成立联合礼拜筹备委员会。工作任务包括:继续深入开展教职人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区为范围实行联合礼拜,安排教职人员。9月7日,上海各区举行了第一堂联合礼拜。1958年秋天,上海基督教举办第二批学习班,几乎所有教会工作人员都参加了学习,集中住在沐恩堂。一些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包括灵修学院的黄美丽、朱雅各,守真堂的干锡藩承受不了压力,在堂里跳楼自杀。[16]可见,基督教界的反右派斗争与联合礼拜相伴相随。
 
联合礼拜之后,“左”风并未停息。1958年起,特别是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陈一鸣遭批判,1960年初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17]1959年,何成湘陪吴耀宗等宗教领袖去西北、西南视察。吴耀宗因基督教受到大跃进的冲击,很有意见,时时流露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对副食品供应紧张等问题也有不满。何成湘在视察结束前,在重庆曾组织过对吴耀宗的批判。[18]幸亏中央及时制止了这件事,[19]何成湘后于1961年4月被调离宗教工作岗位。
 
1960年,中共中央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终止了“大跃进”运动。宗教政策一度相对宽松。1960年底和1961年初,召开中国基督教第二届全国会议,先开“神仙会”[20],再开正式会议。但不久,左的路线再次抬头,使刚刚进行不久的纠“左”倾,变成了反“右”倾。
 
1962年10月起的半年多中,中央统战部召开40多次部务会议,以政策思想检查的名义批判主管宗教工作的李维汉部长。1964年8至12月,进行第二轮批判,罪名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具体表现为对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包括认为“宗教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等。[21]12月25日,撤销其部长职务。宗教政策则越来越“左”。
 
1965年6月,公安部长谢富治公开讲,教会是“地主党”、“帝国主义的别动队”。[22]“文革”中,公开的宗教活动几乎全部停止。可见,实行联合礼拜后,是联合而不太礼拜,或不礼拜,并没有从教会生活的角度深入体验联合礼拜。
 
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8页。
 
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3《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吴耀宗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3月9日,第4版。
 
4《保护宗教信仰,尊重宗教信仰——陈崇桂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3月25日,第14版。
 
5 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0年,第62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5页。
 
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838页。
 
8 何虎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9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
 
10 这5个人是:福建的周清泽,浙江的范爱侍、北京的刘龄九、上海灵粮堂的周福庆,在沪中国布道会的董鸿恩。
 
11曹圣洁口述、罗伟虹撰稿:《曹圣洁口述历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83页。
 
12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一战线工作》总第41期;转引自何虎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10-111页。
 
13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一战线工作》总第41期;转引自何虎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14 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0年,第70页。
 
15上海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宗教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617页。
 
16 曹圣洁口述、罗伟虹撰稿:《曹圣洁口述历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84页。
 
17 陈一鸣:《我的心在高原·陈一鸣文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18 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0年,第71页。
 
19曹圣洁口述、罗伟虹撰稿:《曹圣洁口述历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93页。
 
20 “神仙会”的特征是在党领导下的“三自”和“三不”: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达到敞开思想,讲心里话,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2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884页。
 
2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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