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完程恭让教授的新著《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为中心》，收获颇为丰硕。
程恭让教授是当代著名佛教学者，他的欧阳竟无佛学研究和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研究，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现代佛教思想研究，也极大地推进了“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运动的现实进展。
正是在研究中国近现代佛教思想的过程中，他察觉到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尤其是人间佛教思想，与大乘佛典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连系，这促使他转向了对汉译佛典的广阔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一研究结出了一系列的硕果，而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对“善巧方便”思想的重新发现与深刻阐发。
程恭让教授的汉译佛典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要以佛教传入中国过程中佛典汉译及理解、诠释方面的相关问题为中心，从佛教学术史及佛教思想史的角度，总结佛典汉译、理解、诠释问题的理论成果及历史经验”。（引自程恭让着《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以下引文均同此书。）
他依据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学术方法，深入探讨了关于佛典汉译和理解之中的学术和思想成就及其得失，新见迭出。而他之所以开展这一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大乘佛教的思想和精神实质， 深刻把握中国佛教思想创造活动的规律，如实展现中国佛教思想的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则是“为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思想的转型发展问题，为新时代佛教中国化及现代人间佛教的持续健康成长， 为当代佛教文化的观察与思考，提供理解的新角度与学术的新视野”。
本书以《佛母宝德藏般若伽陀》、《八千颂般若经》、《大乘善巧方便波罗蜜经》、《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宝性论》、《瑜伽师地论》等著名大乘佛教经典的汉译与诠释问题作为研究个案，展开了“由点及面、由具体而抽象、由特殊而一般的相关研究”。
程恭让教授指出，上述诸大乘经虽不足以概括全部的大乘佛典，但它们确实是大乘佛教经典最有特色的经典集群中的一部分。
“尤其是这几部经典自身都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佛教思想义理，在传译到汉地以后，更是对中国佛教的经典诠释学、中国佛教思想文化信仰的开展、中国佛教的创宗立派、中国近现当代佛教思想的复兴等等，都发挥过并且还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和持续的作用”。
所以，“以这几部佛典深具中华思想特色的诠释为中心， 展开佛典汉译、理解和诠释问题的细部及深部的研究，不仅使得我们关于初期大乘经典及其汉译、理解课题的研究通过本书的个案式探究，得以成功的具体化”。
“也使得我们观察、分析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经典诠释学，及佛教思想义理建构及展开的活动，获得了一个能够予以观察与评估的切实可靠的诠释学窗口”。
佛典汉译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宗教翻译工程，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梵语和古汉语的语言特性之差异及中印思想之异质性，佛典汉译绝不仅仅是一项纯粹的“翻译”工作，其中还包含着复杂的“理解”和“诠释”的成分。
程恭让教授对此有清楚而明确的意识，所以他的研究工作既是对佛典之“汉译”的研究，更是对佛典汉译过程中的“理解”与"诠释"的研究。
这一研究工作的难度极大， 起码需要几个基本的条件：深厚的语言功底，包括梵文功底和古汉语功底；详尽的文献收集以及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严谨精确的哲学分析和思想诠释。
程恭让教授精通梵文，在梵汉佛典对勘方面用功极深，又谙熟汉语佛教文献，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这一切使得他在佛典的“汉译”、“理解”及“诠释”的研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经过二十载岁月的深入思考和精勤研究，终于形成了这部 93 万字的学术巨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心血、学养、思想和智慧，也可以看到中国佛教学术事业显著的成就和巨大的进步。
本书由上、下二卷共二十个篇章构成。在上卷部分，程恭让教授以初期大乘佛教的几部富有特色的重要经典，如《佛母宝德藏般若伽陀》、《八千颂般若经》、《大乘善巧方便波罗蜜多经》、《法华经》、《维摩经》，以及中后期大乘佛教的两部重要经典《宝性论》、《瑜伽师地论》的译传、诠释为中心，集中展开了有关大乘佛教思想中的“善巧方便”概念的研究。
程恭让教授首先以印度初期大乘经典的结集及魏晋南北朝时代佛典的汉译、诠释为背景，对《佛母宝德藏般若伽陀》与《八千颂般若经》两部早期般若系经典中“善巧方便”概念的学理关联性， 以及后来收于《大宝积经》系列的《善巧方便波罗蜜多经》中的“善巧方便”概念及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题讨论。
作者认为，《佛母宝德藏般若伽陀》的原始版本中，就内含着初期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概念及思想的诸多重要思想因子，而《善巧方便波罗蜜多经》更是大乘佛教最早一部完全基于善巧方便概念思想自觉构建佛德问题的经典。
接下来，本书以《法华经》的译传、理解为重点，在宏观的视野中探讨了《法华经》所涉及的经典诠释学议题。
程恭让教授首先对《法华经》的“法华义门”，即《法华经》基于善巧方便而导向无上菩提的教法思想体系的内容、实质，及其对现代中国佛教思想义理建构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整体的透视和概括性的研究”。
这一研究中不仅体现着冷静睿智的学术智慧， 还体现了当代佛教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大乘佛教经典中的善巧方便概念思想，不仅对于古典时代大乘佛教的教理建设意义重大，即便在近现代兴起及在当代延续的现代人间佛教理论与实践―佛陀本怀的新揭显，大乘精神的真落实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这也是程恭让教授构建“佛教义学”的用意之所在：“通过对《法华经》教法思想的反思性研究，就是希望能为当代佛教义学思想建构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供一个基于大乘经典智慧学解读与理解的新的研究视角。”
程恭让教授还从文本学的角度，对《法华经》中所有涉及“善巧方便”的句义段落，都做了周详的解说与分析。他的解说模式都是在对照梵本和诸种汉译的基础上，再进行新译和解说。在此基础上，他对大乘佛教的“善巧方便”概念和思想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他说：
大乘佛教经典中这一善巧方便概念的源初、基本内涵，是指在佛陀与众生之间展开有效互动的智慧和能力，以及通过这种互动和引导最终使得众生达成佛陀的证法菩提。所以， 善巧方便是将佛陀证法与佛教教法联系起来的桥梁， 是佛陀走向众生的依据， 也是众生走向佛陀的条件。
通过对《法华经》文义的细致剖析，揭示了“方便善巧”概念的诸种具体含义：善巧方便是佛陀一种特殊智慧；善巧方便具有伟大、卓越的品性；善巧方便是菩萨波罗蜜多之一，是最高（或最后）的波罗蜜多；善巧方便是佛之智慧、观见。
上卷中还包括了以《维摩诘经》、《宝性论》及《瑜伽师地论》为中心的研究。其中关于《维摩诘经》的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程恭让教授在此重点关注的，还是此经所反映和体现的“善巧方便”思想。
他认为，作为初期大乘佛教稍后阶段的一部重要经典，《维摩诘经》是将初期大乘经典结集时代体现般若一系概念思想的动向，与体现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的动向，给予新的创造性整合而具有特殊思想价值的大乘经典。
程恭让指出，有关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智不一不二、不即不离、平衡开发、辩证彰显的重要思想义理， 虽然也出现在般若系统的其他经典中，在《法华经》中也有一定的体现，但《维摩诘经》实现了对于这一思想主题的高度自觉的深入阐述和学理建构。僧肇的《维摩诘经》注疏对此有着相当深入的思考和认识。
本书下卷处理了大乘佛典汉译、理解中涉及的其他诸种诠释课题，这些课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如梵本《维摩诘经》与鸠摩罗什译本的对照研究，及以《宝性论》为中心的种种翻译和诠释问题。其中围绕着《宝性论》的系列研究在学术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程恭让教授指出：过去有学者认为包括法藏在内的中国佛教不重视《宝性论》的看法，可能是不正确的，过去有些学者认为应当遵循以了义释不了义的原则，依据法相唯识思想体系揭示如来藏系的思想传统，也有待商榷。
事实上，法藏并非不重视《宝性论》所代表的印度大乘佛教如来藏系的思想传统，而印度如来藏系的思想传统也确实渊源有自，其理论证成也非常的自足和充分。晚清民国时期以来对佛教如来藏系统过度的甚至激烈的批判倾向，今天确实应该得到合理且必要的纠正。程恭让教授据此，提出了现代中国佛教发展中如来藏思想的再建构问题。
太虚大师曾经指出：“中国佛教自东汉从印度传进后，一直到东晋道安法师这一阶段，是为中国的初期佛教。”
道安所奠定的中国佛教的主流基石，其主要的特点有四：1. 本佛，可以说是佛本论， 就是直承于佛，推本于佛，而非后来分了派别的佛教。2. 重经，即重佛所说的经，而不以论为主。3. 博约，由博览而返约，一面固须博览群经，但又要从博览中抉出诸法的要旨。4. 重行，即依所约要旨，而本之去实践修行。
太虚所论大抵不差，但中国佛学所重之“经”乃汉译佛典的经， 而不是梵文佛典或其他任何语种佛典的经。汉译佛典决定了中国佛学的精神和学术方向，与佛教的中国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
程恭让教授的汉译佛典研究，指出了佛教中国化问题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和新的学术思想的可能性，即从佛典的汉译、理解和诠释的角度研究中国佛教，这极有助于揭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经典所发挥的作用。
以往人们从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国人的精神需要等角度来谈论佛教的中国化，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绝不能忽视经典的义理方向、叙述结构、语言现象等也可能具有的深刻影响。
当然，程恭让教授的汉译佛典研究是以“善巧方便”概念及思想为中心的。他通过对《善巧方便波罗蜜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著名大乘经的解读，有力地证明了初期大乘佛教经典的结集中，确实有一股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作为中心的思潮和运动。
初期大乘经典实际上建构了般若与方便 “不即不离、不一不二、平衡开发、辩证彰显”的菩萨智慧学系统。与此学术发现相对应的，是程恭让教授对“善巧方便”的本质的揭示。
他认为，善巧方便是佛陀、菩萨、圣者转依所得的一种殊胜品德，它与般若静观实相的趋向不同，是由慈悲心所激发佛法的实践智慧，是圣者的特殊能力， 它由佛陀的证法菩提所规定，时时刻刻关注着众生的根性，并以将其引归佛菩提作为目标。
这一概念牵涉到对佛陀既具超越性又不离人间性圣德祕密的理解，牵涉到对佛教教法思想内在智慧依据的理解，牵涉到对佛教圣贤救度众生实践运作机制的理解，也牵涉到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下，佛教思想理解与诠释的合法性、权威性等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尤其是牵涉到在当今社会条件下的佛教发展问题。
我非常同意程恭让教授的这一观点：“如果不能对于大乘经典的善巧方便一系思想形成良好的理解，基本上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大乘佛教思想的内在本质，纷纭复杂的诸多大乘经典、大乘教化的内在统一性问题，以及今日语境下佛教现代化转型的种种问题。”
当然，程恭让教授也清醒地看到，在佛教思想的发展中，普遍存在一种重视“般若”而轻视“方便”的习惯性理解和看法。在他的演讲中，也经常有人以“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来应对他对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的弘扬。我想，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对大乘佛典的学术性研究之外，还需要基于善巧方便智的弘法度生实践的普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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