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

 

   H市地处八百里洞庭腹地，位于N省北部，Y市东北部，以沅水归宿之地而得名。东北与B县交界，东南与M市、X县为邻，西南与P市接壤，西与D县相望，北与E县、F区毗连。东西长约67.67公里，南北宽约53.45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112°14ˊ37＂至112°56ˊ20＂，北纬28°42ˊ26＂至29°11ˊ17＂。全市总面积为2019.7平方公里，约占N省总面积的1.07%。地域接纳湘、资、沅、澧四水，吞吐长江，河湖相通，连接成网，呈“三分垸田三分洲，三分水面一分丘”的地理格局。世界著名的南洞庭湿地保护区，就深藏在H市这个水乡泽国。 

    H市始建于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素有药山、安乐、乔江之称，有1500多年辉煌历史。早在5000多年前，现境内漉湖等地已形成原始村落，到青铜器时代，莲子塘一带聚居村落已相当密集。春秋战国时期, H市成为了湘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势力显著增强，1988年撤县建市，现市辖10乡、11镇、1个农场、4个芦苇场、5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74.46万人。

    H市地处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大陆季风湿润气候区内。良好的气候条件与土属使H市土地资源丰富。占全市近20%的水稻土、红壤、潮土、紫色土等土种适宜水稻、苎麻、柑桔、芦苇、豆类、林木的生长。H市是全国农产品商品基地，主要产品有粮、棉、猪、鱼、桔、苇、麻等。素有“鱼米之乡”、“苎麻之乡”、“芦苇之乡”的美誉。苎麻年产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芦苇年产30万吨左右，居全国之冠。鲜鱼、柑桔、鸭蛋产量在全省居领先地位。速生杨作为后起之秀，其蓄积量达百万立方米。H市森林覆盖率已达16.8%。 

    H市近年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2004年生产总值49.98亿元，比上年增长13.9%，增长速度是历年来最快的一年。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04亿元，增长9.2%；第二产业增加值16.09亿元，增长20.9%；第三产业增加值16.85亿元，增长11.9%。全市人均生产总值6846元，增长23.6%。[1]

 

    佛教何时传入县境，无考。相传三国时，县内建有乌龙寺。唐太宗贞观年间，朝廷派尉逞恭在庆云山监景星寺。是县境有记载的最初佛寺。自此，佛教活动在县境内广为流传。信仰佛教的僧尼统称“出家人”，他们除在寺内念经、拜佛外，有时也到群众中去传播其信仰。为了修建寺院、装饰佛殿、神像，常外出募捐、“化缘”。民国30年(1941)，全县有寺庙60所，僧、尼共167人，其中和尚114人，尼姑53人。民国36年成立中国佛教会湖南H支会，有会员118人。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寺庙改作他用，或被拆除。和尚、尼姑大多返家还俗，或由政府安置就业。1963午，全县尚存寺庙10所，僧、尼44人。至1985年，寺庙已不存在，教徒只有3人，无公开活动。

   

    县境佛地主要有景星寺。唐太宗时(公元7世纪中叶)建于庆云山，庙内大石碑上刻有“敕命尉迟恭监建”字样。该寺明代废，清代前期重修，由释善缘主持，有和尚16人。咸丰年间遭兵燹，庙宇倾颓。光绪六年(1880)名僧海印禅师(自号憨头陀)，曾七到京师，两行蒙古，厉时10余年．奔波劝募，将景星寺整饰一新，增建亭楼数所，后院依崖凿池，养龟数头，敲钟飨食，远近传为奇闻。民国2年8月1日，县绅赵月林和周恭先(县教育会副会长)率挑夫，闯入景星寺声言要“提庙兴学”，将殿楼阁舍的佛像捣毁，，经书、墨迹、法器及其他财物掠劫一空。后虽修复，但不及昔日。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机关所在地。后拆庙建食堂，寺不复存。庙后边海印禅师圆寂的墓塔，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明山寺：也叫关帝庙或果老明山寺。寺址在明朗垸的明山，系唐代古迹，后毁。清咸丰五年(1855)，僧人昌教就山麓建庙3间，敬关帝像，民国30年(1941)，周纪万为首募捐建新关帝庙于明山上，以后又拆毁。

   

    长寿寺：又叫杨泗庙。相传唐朝初年，尉迟恭监建于泗湖山主峰庙嘴，与景星寺、明山寺并称“H三胜”，庙宇于60等代被毁。

 

    乌龙寺：位于县城西南刘公城，相传三国时建，无史可查，宋免试迸士杨光发曾有碑记：除此，规模较大的寺庙还有：县城城隍庙，团山太阳庵、团山寺，后江湖报恩寺，阳罗洲三仙庙，普丰垸李公真人庙，赤山大安寺，白沙洲三爷庙，朗山朗山寺，龙沅交界的白驼寺等，今都已废。

 

    目前，H市存在佛教活动场所为9处，比较大型的宗教活动场所为景星寺、南岳寺、甘露寺和云风寺等。目前，H市佛教协会筹备会办公地址设在景星寺内[2]。

 

    道教在县境无组织，教徒亦少，与居民杂居，立坛于家，俗呼“道士”，靠为死人“超度”获取报酬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原有道士都分地从业，活动逐渐消失。80年代，少数教徒又重操旧业[3]。

 

    H市道教协会于2004年恢复成立，现为第一届，办公地址设在H市商贸街关圣宫，会长为唐某。[4]

 

 

    民国30年，县境天主教有5个区会，教徒483人。

   

    1950年．中国基督教爱国人士发起“三自”(自治、自传、自养)爱国革新运动，县基督教会响应号召，于1952年建立县三自革新筹委会(天主堂未参加)。发展教徒1000余人，其中真耶稣教会，1953年全县有教徒530人．教堂有莲花塘、塞波嘴、阳罗洲、四码头、冯家湾、草尾、百家沟、张家塞、百禄桥等9处。至1957年，教徒发展到2000多人，其中真耶稣教达963人，信义会777人，天主教515人。1959年，真耶稣教被取缔，全县教堂由23处并为8处，“三自爱国会”自行停止活动。1980年后，又逐渐恢复活动，教徒中因传教而错判刑的都已撤销原判。教房产业通过清理，已归还17处，计20栋，折合人民币65658元。1985年，召开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制订和通过有关制度与违约，健全和恢复琼湖镇、塞波嘴镇两个教学，是年，全县基督教徒488人，天主教徒53人。[5]

    H市天主教爱国运动委员会于1994年恢复成立，现为第二届，办公地址设立于H市银光北路城区天主堂。现任主席为陈某（连任第一、二届）[6]。

 

    晚清时期，基督教传入县境。初时只有教徒活动，无教会和教堂。光绪六年(1880)，清政府将H县划入外国传教士传教、游历范围，来县境传教者频繁，但多为县民所反对。据《N 省教务档》记载，1880年，县境发生了驱逐教士案。1882年，西班牙传教士苏记里和魏奥定(均译音)等从衡阳带教徒数人持护照往常德，船经H时，县民投石驱逐。光绪二十二年后，神父张衡每年秘密来县活动二、三次，光绪二十四年，西班牙教士罗安零到县居留半月，继之，湘北教区主教方类斯派神父张春萱来县城，以天主堂名义，购得县民周桂华上义桥地皮一块，嗣因产权涉讼和义和团起义而搁置。光绪二十七年，罗安熙路经琼湖镇，威逼县知事退回购地款并索取损失赔偿费，并以此款购得古城塘地皮一块。光绪二之九年，贺鸿宾任本堂后不久，利用教堂与群众发生一次冲突，索赔巨款，又以此款车莲花塘购兰修建教堂，是为县内有基督教堂之始。民国11年(1922)后，湘北信义会先后在本县琼湖镇、三眼塘、南大膳等地开设教堂。民国16年犬革命时期，群众反帝逐洋，曾一度软禁天主堂传教士明良(译音)等。民国19年后，教会先后恢复并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县内有基督教5派，共22个堂点，教徒最多时有1982人，其中神职人员149人。

   

    1. 基督教湘中信义会(属挪威差会)

   

    该会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益阳信义会派刘复新为H县袁堂传教士。民国38年(1949)上半年设县城分会，下设8个区会，有教徒390人。计琼湖镇区会58人，草尾区会62人，阳罗镇区会49人，天锡垸区会1203,，台公塘区会40人，茈湖口区会1531，邹家窖区会27人，张家塞区会1931。另设沈家挎、鲤鱼塘两处讲道所和两处教徒墓地。1965年，县境(除划出的3个区会)有教徒14731(女93)，其中，新中国成立后入教的96人，多为30岁以下的年青人，内18岁以下的11人。

   

    2. 基督教湘北信义会(属瑞典差会)

   

    民国38年(1949)初，县城分会为凤翔门福音堂(教徒583,)，分设草尾、塞波嘴、阳罗洲、冯家湾、四码头、和平闸、南大膳、百家沟、百禄桥、文龙桥、张家塞和张家村等12个区会，除县城、草尾外，教徒人数不详。

   

    3. 基督教宣道会(属美国差会)

   

    设有赤山羊婆村和杨阁老两个区会，教徒303。

   

    4. 真耶稣教会

 

    (属地方教会，新中国成立初教徒组织有反共救国军，被清理取缔)。民国38年(1949)初，设有草尾、塞波嘴、孙家码头、南大膳、阳罗洲、琼湖镇、百家沟、张家塞、四码头、百禄桥和冯家湾等11个区会，共有教徒412人[7]。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H县的真耶稣教会历经了被政府取缔、1958年基督教联合礼拜、文革等历史阶段，真耶稣教会发展始终处于低潮。直到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真耶稣教会才开始在H县恢复其宗教活动，从星星点点到遍地开花，发展势头很快超过了主日派。从80年代初开始恢复宗教活动的真耶稣教会，已经不同于解放前的真耶稣教会，两者之间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不强调“方言”祷告[8]，而后者强调“方言”祷告。80年代初恢复宗教活动后的真耶稣教会，在教会内部被称为“老真耶稣”、“守安息”等，与基督教主日派的区别，主要在于其坚持“守周六为安息圣日”和强调“大河施洗”，因此，本调查报告中称其为“安息派”。从80年代初到1996年这一阶段，H市基督教基本上分为两个派别：主日派与安息派[9]。

 

    在90年代中期后，个别原属安息派的信徒开始受到J省真耶稣教会[10]的影响，他们开始陆续到J省Q市四群真耶稣教会去学习、参观，在那里“领受真道”。回到H市后，这些信徒开始向安息派信徒传扬J省真耶稣教会的教规教义，特别强调“说方言”和“更正洗礼”，因此，在基督教会内部有人把J省真耶稣教会称之为“方言派”与“重洗派”，本调查报告称之为“真耶稣派”[11]。此时，不少安息派的信徒开始接受了真耶稣教会的教义思想和仪轨形式，一些安息派聚会点逐渐转向了真耶稣教会。随后真耶稣教会的发展十分迅速，超过了主日派和安息派的发展。

 

 

    1. 旧时民间信仰

 

    （1）神灵崇拜

 

    旧时，县民受神权思想影响，笃信仙、人、鬼三界，认为世上有国王，天堂有玉皇，地狱有阎王，水里有龙王：人间有县、乡、保、甲，阴间有城隍、庙王、山神、土地，迷信神灵鬼怪掌握着人们生死兴衰的命运。有事或逢年过节就举行祭奠，并依各人不同职业、不同要求祭祀不同神佛。有的人在农厉八月结队往南岳庙烧香还愿，有的还相信“生死轮迥”、“因果报应”。

 

    县民各家在神龛上供祖宗牌位。，逢年过节和农历七月半，祭奠酒食，焚烧纸钱；有的初一、十五上香，或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有的在吃饭时摆上碗筷，安置座位，如同在生一样敬祀；或在先祖生、死日祭奠。南部族姓中，每年正、二月有轮流接祖宗的习惯，或定时到宗祠祭拜，借以表明尊重族规家法。灶神也作为本屋家神祭祀，以求消灾降福。此种思想，民国时已渐趋淡薄。新中国成立后，庙宇、宗祠改作他用，或被拆毁，神龛亦已拆除，此类祭祀活动集镇基本绝迹，农村也渐少。

 

    （2）星相巫术

 

    清代至民国时期．县民多信占卜之术．靠迷信活动为生的人，城乡各地可见。占卜形式多样，或定点摆摊．或串村走户：县民小病则请巫师“收吓”、“收魂”、“退煞安神”：大病请巫师“钉符起火”、“拿妖捉怪”；或请儒生喊礼．或要病者上庙还愿：或写“扬名挥“四处张贴。

   

    专事迷信活动的巫师，县民称“师公”，他们没有寺庙堂点，靠画符冲傩骗钱。有的巫师肩背小木龙船(木船中间供着神像)，沿门串户，击鼓唱歌，为主家道说吉凶祸福，俗称“划旱龙船”。还有的自称能查生死，问祸福．能拿妖捉怪，赶走病魔。如果流行疫病，或遭遇自然灾害，一乡或数村联合请巫师(或道士)设坛祭神，叫“打醮”，时间三、五、七天不等。巫师举行法事时，又唱又跳，村民常通宵围观。

 

    新中国成立后，对巫师、巫婆等迷信职业分子按政策给予教育改造，分别分给土地或安排就业，因而迷信活动已断少见。80年代以来，抽彩头、算命看相者又有出现，为死人做道场．烧纸屋者也有露头。

 

    2. 目前民间信仰

  

    当前，H市已经由宗教局登记注册的民间信仰场所有：龙港寺、弥陀寺、观音殿、安乐寺、老南岳庙、范蠡堂、肖公庙、洞庭仙寺、妙香庵、普济寺、杨泗庙、灵官庙、赫公寺，共计13个，共计信众约为3720余人[12]。

 

    下面主要介绍四个民间信仰的崇拜对象：范蠡、侯王、肖公和杨幺[13]。

 

    （1）范蠡

 

    范蠡,又名陶朱公,系战国时期越国大夫,此人才智超群,且忠义双全。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携吴王爱妃即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退隐而居,藏迹于商贾之中,后终巨富天下,被世人奉为“商祖”。 据史书《湖广通志》记载,范蠡晚年与西施怡年于今位于H市境内的洞庭湖中第一大岛屿赤山岛之上,并葬于此,故赤山又名蠡山,并有了今天的胭脂湖、香炉山、范蠡村、东村、西村等美丽的传说。

 

    唐光宅元年（684年）,唐太宗命蔚迟恭于赤山岛龙虎山豹虎岭监制范蠡祠（又名范蠡庙,俗称古大安寺）,至今历史已逾千年。据史书记载,唐天宝八年749年,范蠡祠建筑处于鼎盛时期,共三进,首进山门,二、三进为殿堂,中间有过亭、天井和两侧厢房,大小房屋共七十二间。殿堂为单檐硬山屋顶,盖青色小瓦,梁柱彩绘,雕饰图案.山门由花岗岩条石嵌成,门前两尊石狮对峙,从山下至山门200余级石阶逶迤而上。祠内塑范蠡和西施等神像,僧众数十人,八面香客云集,祠中终年香烟燎眼,佛号常随.。历史上有众多文豪墨客曾留连于此,也有许多高僧大德曾在此主法,如范仲淹,李白,安礼,海印等均在此呤诗作赋,其中流传最广的数安礼的《蠡山残庙怀古》:“五湖踪迹竟浮鸥,独有兹山庙尚留。留下鲜苔春满地,渚边芦狄月千秋。姑苏几见群麋走,相阙旋同野鹜游。群谷高飞堪共仰,五当为雪楚平羞”。“蠡山遗寺”也因此成为赤山八景之一。尔后几经毁建,至新中国成立初保存的范蠡祠为清咸丰（1854年）所重建。无奈何天意,千年古刹终毁于十年动乱（1968年冬）之中,令人扼腕叹息….

 

    2003年底,经有关部门确认批准,同意其在原址恢复重建范蠡祠,并可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范蠡祠现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建有大殿一间,另有僧竂、斋堂、厕所等附属建筑若干,住有一年长比丘尼在此静修,另有信佛居士五人组成堂管小组负责日常工作,经济状况基本持平。

 

    （2）侯王

 

    明朝时，H市湖区镇有一姓洪的医生为皇姑治好了背疽，被封为“侯王”。洪受封后，仍回乡免费行医，深受群众爱戴。洪死后，县民特为他在湖区畔原三巷口（今湖区纸箱厂）修了一座侯王庙，塑了侯王像。据传，有病之人到“侯王庙”祭拜过后，往往可以不治而愈。

 

    （3）肖公

 

    清朝时，H市东南湖有一姓肖的渔民，为人乐善好施，又特别肯给别人帮忙，好打抱不平。尤其是捕鱼的技术可以说天下无双，当地渔民随他一起出去捕鱼的无不满载而归。当地官员为讨好当朝皇帝，强迫当地渔民进贡“丈把长的鱼感鱼，篮盘大的鳊鱼，脚盆大的甲鱼，狗公大的虾子”，否则就不许渔民下湖捕鱼。他为了保护当地渔民，历尽九死一生，终于捕到了此四种稀罕之物，并交给当地官府后飘然而去，再不知下落。当地渔民为纪念他，在东南湖（今南洞庭芦苇场）修建肖公庙，并塑肖公菩萨像一座，长年祭拜，以求平安、丰收。据说，肖公庙附近一草一木不可妄动，否则将有病痪之灾。

 

    （4）杨幺

 

    杨幺，当地又称杨四（泗）郎，为南宋洞庭湖区人民起义领袖，生、卒年月不详。

 

    据史记载，公元12世纪中叶，杨幺、钟相因不满南宋王朝的腐败和对百姓的剥削压迫，在洞庭湖地区领导人民起义，建水寨于现H市黄茅洲镇子母城一带，与前来镇压的南宋官兵对抗。因杨幺战斗勇猛，指挥得当，对下属赏罚分明，执法如山，对百姓爱护有加，并严惩贪官湖霸，深受百姓爱戴，在当地留下了很多传说，境内至今仍有许多地名以当年的传说命名。如“石子埂”、“子母城”、“蓼花洲”、“灵官嘴”、“塞波嘴”、“撂刀口”等。起义维持了8年，南宋王朝无奈之下，将正在北方抗金的南宋名将岳飞、牛皋等调往洞庭湖区镇压，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杨幺等主要起义领袖战死于今万子湖撂刀口一带。当地人民为纪念杨幺，在今漉湖东面石城山的当年水寨的东寨建天王庙，立杨幺像，长年祭拜。

 

    主要传说：“石子埂”为当年杨幺为严肃军纪，挥泪斩子之处，原名“杀子埂”。“灵官嘴”为起义初期，大胜南宋官兵，生擒敌方首领之处，原名“擒官嘴”。“塞波嘴”为起义军晾晒战袍之处，原名“晒袍嘴”。“南大膳”、“北大膳”为起义军大胜官兵，摆宴庆贺之处。“撂刀口”为杨幺败于岳飞等率领的官兵之手，血战至最后一人，临死将手中战刀掷（撂）入洞庭湖中之处。

 

 

    （一）各宗教的总体情况

 

    1. 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14]

 

    H市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四大教派，六个宗教团体，分别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天主教爱国委员会、佛教协会、道教协会和佛教“日行一善”慈善基金会。

   

    各教派正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教职人员数量、信徒数量和信教群众数量自2001年至2006年发展情况具体如下表：

注：上表统计数据均为当年1月1日截止。2001年基督教中具有原真耶稣教会背景的安息场所18处，2006年基督教中具有原真耶稣教会背景的安息场所47处。

 

    2. 民间信仰

 

    当前，H市主要的民间信仰场所有：龙港寺、弥陀寺、观音殿、安乐寺、老南岳庙、范蠡堂、肖公庙、洞庭仙寺、妙香庵、普济寺、杨泗庙、灵官庙、赫公寺，共计13个，共计信众约为3720余人。

 

    3. 门徒会

 

    门徒会，又称蒙福派、二两粮，据说是河南的一位退伍军人，后来从事阉猪的季三宝于1982年创立，其宣道小册为《闪光灵程》，里面详细记载了三赎的生平经历，核心信仰为将季三宝看作上帝的第二次“道成肉身”的三赎基督（挪亚为一赎、耶稣为二赎、季三宝为三赎），并强调生命粮、聚会时妇女蒙头、关灯关门祷告。由于门徒会极力宣讲季三宝即为神的道成肉身，明显违背《圣经》，一直以来被政府当局定为异端，加以取缔。但我回家乡后，了解到门徒会的聚会点很普遍，信徒甚众。由于门徒会类似于传销的传道方式以及聚会时间地点安排的灵活性，吸引了不少三自教会的信徒，甚至有的地方门徒会信徒人数大大超过了三自教会的信徒人数。一位老年信徒对我说：“我们那里以前教堂里人挺多，这几年魔鬼做工，许多人被骗到门徒会里去了，现在教堂里礼拜时只有几位老太太坚持着。”在三眼塘教堂与几位教牧人员访谈时，当聊到门徒会的情况时，一位姊妹愤愤地说：“他们（门徒会）认为三赎是耶稣的道成肉身，《圣经》上哪有记载？这明显与《圣经》不符，这是把人当作神来敬拜，是拜偶像，他们属于邪教。”另一位姊妹举例说她村里有一对父子原本是三自教会的，后来被人拉到门徒会，结果都精神失常。还有信徒说：“我听某某讲，他们门徒会有美国那边的资金支持。他们发展一个信徒就可得10块钱，发展20个信徒就能拿固定工资。”他们也承认三赎基督有见证、有神迹，但这是魔鬼撒旦的做工，不能使人最终得救。

 

    目前门徒会在H各地的发展势头正盛，尤其是下面各乡镇信仰群众日益增多，但由于其宗教活动比较隐蔽，暂时无法估计具体信徒数量。

 

    （2）各宗教的教产问题

 

    H市各宗教的教产问题主要集中在基督教与天主教。

 

    1. 基督教的教产问题[15]

 

    H市湖区教堂成为H县（当时还未改市）在“文革”后最早恢复建立的基督教教堂，也是当时全县仅有的两座教堂之一（另一个教堂位于H县某乡）。湖区教堂的宗派背景是湘中信义会，解放前隶属于挪威差会，以主日（每周日）崇拜活动为主。后来在1985年，由于H县一部分具有真耶稣教会背景的信徒恢复其守安息活动（每周六聚会），一般在家中聚会。出于管理上的需要，当时的宗教管理部门出面协调，将H县县城的安息日信徒统一安排在湖区教堂聚会，这样，湖区教堂由单一的主日教堂变成了一个联合教堂。从1985年以来，湖区教堂一直有两个事工组，分别为安息组和主日组。

 

    90年代后期，作为H市区唯一的基督教堂已经不能满足信徒日益增加的需要，林牧师决定在原址上重建一个四层高的新教堂。由于资金短缺，林牧师开始四处写信，从外地筹集资金。筹集资金期间，被人（据说是安息组信徒）告发挪用贪污教堂资金，后经公安机关介入此事调查，证明纯属乌有。2000年7月林牧师与某建筑公司签订委托合同，开始在原堂地址上建造新教堂，预计造价为60余万元。某建筑公司又将此项目分包给刘某，此人为安息组信徒。2001年新教堂竣工后，总造价为50余万元，实际支付了30万元，另欠包头刘某20余万元。刘某多次上门向林牧师催还余款，多次催讨未果之后，采取了强封教堂、驱赶曹牧师搬出教堂等过激手段逼债。2002年债务纠纷诉诸法律，在裁判安息组和主日组各自分担债务的数额上，两个组再起纷争，最终由安息组和主日组各自承担14.8万元债务。现在此案仍未了结，林牧师正在对建筑方的违约行为（指教堂建造中存在的偷工减料与工程质量不过关等问题）提起反诉。

    2. 天主教的教产问题[16]

 

    H市天主教1981年落实宗教政策己经落实房地产折款现金32809.7元，除南大膳镇88平方米房产仍由南大房管所代管外，其余己全部落实到位。1997年后H市部分天主教信徒就天主教原房地产政策未能全部落实到位，多次信访到中央、省、地、市。他们提出:81年落实政策时，只落实了房产，还有所有教会的地产和原药材公司所占的部分房地产及现城郊古城塘附近的地产没有落实。

 

    H市委、市政府对天主教反映的房地产政策落实问题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处理，都因天主教要求过高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05年8月16日，经请示H市委、市政府同意，由市分管宗教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主要领导就天主教房地产政策落实问题又—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一次性补偿人民币14万元。并将研究结果于8月17日与天主教爱国会和信徒代表进行沟通协商，而天主教方面仍坚持要市政府补偿人民币30万元和在城区商贸区无偿划拨3亩土地做自养。通过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做工作，未能取得进展。市民宗局又将与天主教交谈的意见及时向分管宗教工作的副市长和统战部长做了详细的汇报后，受市政府与市委统战部委派，市民宗局又于8月22日再一次召集天主教爱国会主要负责人和信徒代表共7人，反复宣讲党的宗教政策，既尊重历史，又要面对现实。真正做到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反复复地同他们交心协商，但仍有个别信徒代表不予理解。通过我们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最后达成了共识，七位代表全部签了字，即:全市天主教房地产政策落实，一次性补偿14万元，彻底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圆满划上一个句号。

 

 

    真耶稣教会是20世纪初出现在中国的一个基督新教派别，原名为“万国更正教耶稣真教会”，由张灵生（原名张彬）、张巴拿巴（原名张殿举）和魏保罗（原名魏恩波）三位基督信徒于1917年在中国北京创立，真耶稣教会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基督教派别。

    真耶稣教会的创立有外因与内因两个背景。

    外因是1900左右在美国兴起的五旬节运动。1900年，在美国的堪萨斯、德克萨斯、俄可拉何马诸州中，基督徒聚会祷告时，开始发生了说方言、身体震动、灵笑等奇妙的现象，由此成为圣灵大降和举世闻名的“五旬节运动”之先声。1906年4月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一个黑人小教会 ——在草舍下聚会，立志迫切祷告十天，求圣灵充满以奋兴普世教会。在4月9日晚祷中果然圣灵沛然大降，之后大显神迹，使聚会人数不断增加，以致草舍容不下……不久这消息传向世界各地，各国的传道人前往查经，受了圣灵，回去大力宣传，使全球掀起了五旬节运动的热潮。

    1910年五旬节系统的教会组织总会，并在南北美洲设立神学院，先后培养了约五千名的传道人。他们以使徒信心会、神召会、五旬节会、神的教会等名称在世界各国传道。因他们主张说方言为受圣灵的绝对凭据，所以在中国被称为方言派。

    五旬节派的教会组织众多，后经努力联结为“联合五旬节会”，其教义重点是：注重方言祷告；主张独一神观；不主张亦不反对守安息圣日(有的守星期日，有的守星期六安息日)；主张施洗奉耶稣基督的名，但浸礼面向上，不一定在活水中；对圣餐礼没有硬性规定，用一个无酵饼和葡萄汁；特别注重灵修。

    1907年，五旬节会传来中国，次年该会美国牧师莫礼智在香港发行《五旬节真理报》，传扬受圣灵的重要性；此时使徒信心会也在上海传道。他们主张受圣灵说方言，起初也确实有圣灵的活泼工作，这是中国最早的五旬节运动。1911年华北有美国牧师贲德新在山西正定府创立使徒信心会，发行《通传福音真理报》，强调基督徒必须受圣灵的问题；他后来到北京，改称神召会，又改为神的教会，以福音传单代替其真理报。真耶稣教会早期几位重要工人，张灵生和张巴拿巴，曾是五旬节系统教会的信徒，魏保罗也曾在该教会受过洗，又得圣灵。所以，五旬节运动是真耶稣教会发起的背景。

    内因是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基督教受到了义和团运动、新文化运动、非基运动等一波又一波的反基督教浪潮的冲击，中国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士绅和民众几乎都对基督教发起了非难和反抗，这使得中国的基督徒，尤其是基督教知识分子和教职人员感到困惑、恐慌和震惊。一些具有民族正义感和虔诚信仰的基督徒人士，开始反思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得失，探索中国基督教会摆脱帝国主义影响的道路，其中一部分人开始了自立教会的实践。如广东浸会自立会的陈梦南，认为教会在外国是外国的，在中国应是中国的，中国信徒应当自己立会，自己传教，以免被人称为“洋教”。1872年，他在广州本地信徒和美洲华侨的资助下，租屋传道。次年成立“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创立“华人宣道堂”。又如庚子年（1990）年义和团起义后，上海长老会俞国桢在1903年创立自立会长老堂，1906年倡议成立“中华耶稣教自立会”，以“爱教爱国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为宗旨。自此教会自立运动风起云涌，在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全国出现六百多处自立教会。真耶稣教会就是在这种大形势下成立并发展起来的。

    真耶稣教会于1917年11月20日在北京成立之后，教会信徒开始向外传道，真耶稣教会在河北、山西、天津、山东、湖南首先发展起来。随后又传播到江西、河南、湖北、东北、J等地，并在1926年1月19日传到台湾。

    1944年以前，真耶稣教会几乎传遍中国大部分省份，国外传至日本、马来西亚、檀香山、北婆罗洲、爪哇等。1950年国内外共有教徒125000人，教堂1200多处，国内教徒一半左右分布在湘、鄂、闽、豫4省。1979年台湾有教徒36000余人。曾出版《万国更正教报》、《圣灵报》、《会闻月刊》、《真耶稣教会报》、《圣灵真见证书》（魏保罗著）、《真耶稣教会灵歌》（魏以撒编）等。

    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于1967年3月6—10日在台中召开“第一届各国教会代表大会”，会中决议同时成立“真耶稣教会各国代表大会办事处”于台中。1975年4月8—12日在台中召开“第二届各国教会代表大会”时，成立了“真耶稣教会各国联合总会”。1981年4月13—17日再于台中召开“第三届各国教会代表大会”时，将前述各国联合总会改名为“真耶稣教会国际联合总会”简称“联总”置总负责一名，及专任传道和秘书若干名。并分设五部：a宣教部；b训练部；c文宣部；d财务部；e总务部。于1985年“联总”办事处迁往美国洛杉矶。

    真耶稣教会制定了本教会自己的规章[18]，由于出版地不详，难于断定这个规章出自哪里，估计可能由J省真耶稣教会制定。

    真耶稣教会的主要信仰内容可以概括为：五大教义，十大信条[19]。具体如下：

    （1）五大教义为：浸礼、圣餐礼、洗脚礼、圣灵、安息圣日。

 

    （2）十大信条为：

 

    ①耶稣他是人类唯一之救主，天地之主宰，独一之真神。

 

    ②信新旧约圣经系神所默示，为证明真道唯一之经典。

 

    ③信本教会系晚雨圣灵所设立，为复兴使徒教会之真教会。

 

    ④信水浸系赦罪重生之典礼，必须由已受水灵二浸者，奉主耶稣之名活水中给受浸者予以低下头之全身浸礼。

 

    ⑤信受圣灵系得天国基业之凭据，并以说灵言（方言）为受圣灵之明证。

 

    ⑥信洗脚礼系与主有分，及教训相爱、圣洁、谦卑、服事、饶恕之典礼。每一个受浸者，要奉主耶稣的名给予洗脚一次；至于彼此洗脚，必要时亦可行之。

 

    ⑦信圣餐礼为纪念主死，同领主肉主血，与主联合，能得永生，在末世复活之典礼。要时常举行，但必须用一个无酵饼及葡萄汁举办之。

 

    ⑧信安息日（星期六）为神赐福之圣日。但要在恩典下纪念创造及救赎之恩，并盼望来世永远安息而遵守之。

 

    ⑨信得救系本乎恩，也因着信。但必须依靠圣灵追求圣洁，实践神爱人之教训。

 

    ⑩信主耶稣必于世界末日，从天而降，审判万民，义人得永生，恶人受永刑。

 

 

 

    （一）历史沿革

 

    文革结束之后，新时期党对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新确立。在这个大政策背景之下，1981年，在H县城西区成立了当时的第一个基督教堂，即湖区教堂，每周日举行崇拜聚会。与此同时，在H县城的东区开始出现了三个基督教家庭聚会点，每周六举行崇拜聚会。

 

    守安息（每周六）聚会是这三个基督教聚会点的一个共同特征。因为，实际上，这三个基督教聚会点的宗派背景是1917年在北京创立的真耶稣教会，也就是真耶稣教会自1931传入H县，历经解放、文革、改革开放之后的一种历史遗留。只是从80年代初开始恢复宗教活动的真耶稣教会已经不同于解放前的真耶稣教会，两者之间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不强调“方言”祷告，而后者强调“方言”祷告。

 

    这三个聚会点都设在私人住宅里，分别处在H县城的新中街、八角亭与书院路三个位置。三个聚会点的创始人均为较年长的信徒，人称周爷爷、谢奶奶和刘奶奶。

 

    在两位宗教精英刘某和杨某的领导下，他们于1998年年底以22万元将H市日杂果品公司的一个废弃仓库买了下来，再加以装修改造，即为现在的山口教堂。山口教堂于2001年4月正式在政府取得合法登记。山口教堂由三个聚会点合并成立之初，周六上午聚会的信徒人数约为150人。而如今，每周六上午的信徒人数已经达到近500人左右，也就是说在7年之内，山口教堂的信徒规模扩大了三倍多。

    （二） 现状描述

 

    1. 地理位置

 

    山口教堂位于H市区北面的义河街23号，属于山口街道办事处的管辖范围。义河街是市区一条长度不足800米、仅宽8米左右的小街道，街道两旁以理发店、茶馆、干洗店、餐馆等商业门面居多，山口教堂就夹在两个理发店之间，但并不是处在街道路边，而是要经由一条约10米的过道才能达到教堂一层的大门。大门为两扇开的铁门，两边贴有黑字红底的对联：

 

    上联：爱恩要感恩还应慕恩，

 

    下联：有福须知福更宜惜福，

 

    横批为：真神赐福。

 

    在过道靠街道的一端墙面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长条形字牌，上面写有“山口教堂”四个字。这块堂名字牌夹杂在两边装修得五颜六色的商业店面之间，看起来不显得那么抢眼，再由于教堂并无特别的建筑风格，在街道上也看不到教堂的特殊标志（如鲜红十字架），一般走在这条街道上的人一不留心还真可能错过这个教堂。

 

    2. 教堂布局

 

    山口教堂占地面积有1356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780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72.6万余元。走进教堂，里面分为两层，第一层设有门卫室、厨房、食堂、住宿间、储存室、小会议室，进门左边的两间房子就是刘执事两夫妇的住所。第二层为教堂聚会大厅，面积约500平方米，大厅左边设有财务室、教务室、会议室及音响调配室。大厅里分三行整齐地摆放着60余排长椅，最多能容纳1200人。聚会厅的后面墙壁上从左至右依次张贴有《山口教会教堂管理制度》[20]、《主祷文》[21]、《真神十戒》[22]、《山口教会聚会规则》[23]。这些规章制度栏上方悬挂有一面硕大的石英钟。大厅两侧的墙壁上悬挂有12台挂式电风扇，以备炎夏时节之用。大厅的最前方就是最神圣的讲道台，也叫施恩台，四周有木质栏杆相围，左右两边有阶梯可供进出。施恩台正前方的墙壁上镶嵌着“哈利路亚”四个镏金大字，十分醒目。在大厅旁边有两间房子，杨长老两夫妇就住在这里。

 

 

 

 

 

 

           

     

   

    3. 组织结构

 

    教堂组织的主干部分包括教务股、总务股、财务股三大块，其中教务股下设宣牧组、教育组等，掌理文书印信，综理教会会务，并掌理宣牧工作，宗教教育、团契及其他有关宣牧事宜；总务股下设事务组、资讯组等，掌理财产、账务、契约、信徒会籍档案，事务及不属其他各组事宜；财务股下设会计、出纳，掌理现金出纳，编造预算、决算及其他有关财务事宜。这些机构成员均为那些能积极侍奉主，又有一定专长的普通信徒。教务这一块是整个教堂工作的重点，包括平时的讲道聚会安排、宗教教育和跟进探访工作。探访工作分为小探访和大探访两种形式。为了便于探访工作的开展，山口教堂将整个H市区按信徒的分布情况，划分为5个探访区，由教堂统一调度安排。此外，教堂里还由普通信徒自愿组成了两个唱诗班（中青年唱诗班与老年唱诗班）和一个乐队。

 

    教堂的整个组织框架可以用下图表示：

    4.神职与信徒情况

 

    山口教堂现有教职人员[24]3名，分别为杨长老（现年76岁）、刘执事（系陈长老夫人，现年79岁），程执事（女，现年40岁），李执事（现年63岁）的神职资格虽未取得当地政府的认可，但在教会内部还是被尊称为“执事”。教会还有28名义工传道人，信徒约有370余人。

 

    我凭着多次参与观察，有一个大体的感觉：老年信徒（50岁以上）与中青年（30岁至50岁之间）信徒各占据约50% ，只是偶尔能见到几个年轻信徒（30岁以下）。而整个信徒群体中，女信徒又占据了至少70%以上。在教会中，信徒们不分男女长幼，也不论职位高低，一律都以“弟兄姊妹”彼此称呼。在信徒看来，每一个人在伟大的神面前都是卑微的，都是神的儿女，因而都是平等的，只是由于每个人的“恩赐”不同，因此具有不同的职分，承担不同的义务。

 

 

  

    此次调查，访问人数共计32人，其中宗教团体为6人，政府管理部门5人，一般宗教信徒15人，非信教群众6人[25]。据调查我们得知，以真耶稣教会为背景的山口教堂自1999年成立以来，迅速发展成为H市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堂。但如此同时，山口教堂在H市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教会内部分化、教会与其他基督教教堂之间的竞争与矛盾、教会与宗教管理部门之间的抵牾与纠葛等诸多复杂而有趣的现象。在此，我根据本次调查中32位受访者的访谈内容，将近年来山口教堂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加以勾勒、整理如下：

 

    （一）山口教堂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冲突

 

    1. 挂牌问题

 

    在调查中，我了解到，H市的真耶稣教会曾多次公开打出“真耶稣教会”的名称，这种相悖于现行宗教政策的行为遭到了当地宗教行政管理部门的严肃查处，因而产生过一些冲突。这里试举两例。

 

    2001年，石头河真耶稣教堂挂有“石头河真耶稣教会”的牌子。有人告到了宗教局，宗教局3个干部和派出所的3个干警到达万子湖教堂，要求他们将牌子取下来。但是，遭到了很多信徒的攻击，甚至打伤了几个干警和干部。后来，宗教办请示市委市政府，当时组织宗教局、公安联合执法，共去了60多人，强行将牌子取了下来。后来，他们又把牌子挂上去。最后，市政府开了一台工程车，将挂牌子的墙壁给铲平了，使得他们没办法再挂牌子。

 

    2002年大年初一，山口教会以真耶稣教会的名义，向社会广泛发请柬，邀请社会群众参加他们的年福节会，请柬上落款为“H市山口真耶稣教会”。并且教堂墙壁上的对联、张贴栏里的通知、以及信徒所佩戴的胸牌，都明确写了“真耶稣教会”的字样。当时，宗教局对其进行了查处，要求①教会负责人写检讨；②收回发放的请柬和胸牌；③撤掉所有标有“真耶稣”字样的张贴、通知等。

 

    最近几年来，杨长老一直通过采取合法的渠道，向有关部门呼吁、要求准许行政机关批准山口教堂挂真耶稣教会的匾牌。2001年，杨长老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要求悬挂“真耶稣教会”会名的申请报告[26]。

 

    2.大河施洗问题

 

    真耶稣教会将“活水施洗”作为一条重要的教义加以践行。按照他们的教义要求，只有“活水施洗”才是可以得救的合法洗礼，也是真耶稣教会与“外教会”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

 

    尽管有宗教法规的约束[27]，但是山口教堂的信徒们仍然冒着随时被阻止的风险坚持到大河里进行施洗。为此，宗教局多次出面阻止，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对教堂多次罚款整顿。后来为了逃避政府的管理，山口教堂的信徒就选择在半夜施洗。

 

    经过杨长老这些年不懈地努力，山口教堂的大河施洗终于在2004年正式获得了市、地、省三级政府的默许，意味着取得了合法性地位。现在，山口教堂在每年的春秋两季灵恩大会期间举行两次“大河施洗”，只是被要求在洗礼之前向宗教局提交申请报告，说明洗礼的时间、地点、人数等内容。

 

    3.对外串联问题

  

    山口教堂是完全受到J省的真耶稣教会之影响而成立，并一直按照那边真耶稣教会的管理模式来运作教会的。因此，山口教堂与J省的真耶稣教会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主要表现为：

   
    首先，山口教堂成立时的购房产以及在H市大力发展真耶稣教会所需的资金均取得了J真耶稣教会的财力支持。调查中，对于山口教堂与J真耶稣教会那边的资金往来问题，不仅宗教管理干部均予以肯定，而且主日教会和安息组的信徒与神职亦确信如此。但事实上，对山口教堂余震耶稣教会是否存在资金往来之事实，一直没有确凿证据。 

  

    其次，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部分同工到J省的四群教会参观学习，接受了真耶稣教会的道理，不少人就在三山教会受洗。回到H之后，每年由同工组织几批信徒到J去接受洗礼，这其中包括没有在H受洗的慕道友和已经在H受洗的信徒。有个老年信徒告诉我：“97年，我们在蔡某某的带领下到J求真道，在那边领洗，那次共有26人。当时我们是偷偷过去的，没有让人知道，因为当时政府不允许。”在和不少信徒同工聊天时，他们也透露一些到J领洗的信息。最近几年，由于山口教堂发展起来了，本堂有了神职人员（两位执事和一位长老）后，到J去领洗的人少了，都可在本堂神职人员那里领洗。

 

    再者，现在每年召开春秋两次灵恩大会时，山口教堂都要请来自全省各地的信徒来参加，并邀请J的神职人员上台讲道。山口教堂每年还组织全市及周边县市的骨干分子举办学习班，请J的神职人员来主讲真耶稣教会的教规教义，查考《圣经》。但依当前有关的宗教法规之规定[28]，这种跨省邀请神职人员从事宗教传播活动的行为，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方可进行。但据调查，鉴于考虑到若按照严格的审批程序几无获准机会，山口教堂一般是瞒着宗教管理部门，秘密邀请J的神职人员前来讲道。为此，宗教管理部门均为事后予以行政处罚，多次引发山口教堂的不满。

 

    4.神职按立问题

 

    神职按立问题集中体现在05年的11月份的“按立风波”。杨某在05年的11月份在N省省城S市按照正常的按立程序由省两会安排长老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按立圣职仪式，获得了政府和两会认可的长老资格。但是，由于他的这次按立没有征得J省真耶稣教会那边的同意，被教会内部认为是一种不合法的私自按立。在调查中，山口教堂大部分信徒均对杨某的这次长老按立持否定态度，言语中流露出不满和鄙视的态度。只有少部分信徒杨某的这次长老按立予以承认。因而，刘执事和杨长老两位宗教精英之间出现分歧，山口教堂开始出现一种不太明显的分裂倾向：大部分支持刘执事的信徒和小部分支持杨长老的信徒之间的对立。

 

    从这次“按立风波”可以看到，关键的问题在于杨长老此次按立的有效性上，也就是此次按立的有效性存在国家话语与教会内部两种不同认定标准：从国家话语角度来看，这次按立均为合法程序，当为有效；但按照真耶稣教会内部的制度，杨长老绕过了J省真耶稣教会而违反了教会的正当程序，因而其有效性不予认可。若在更深层次上分析，刘某和杨某在此次“按立风波”中的矛盾也是这两位宗教精英在近些年来对教会发展的神学思想立场上面所出现分歧的具体表现。应该说，他们两位都是H市真耶稣教会的主要领导者，在发展壮大本教会这一点上是统一的，但是在如何发展本教会上则意见相左，产生严重分歧，例如如何定位本教会的目标、怎样处理本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如何看待本教会与其他基督宗派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杨某代表着自由主义的立场，他通过不断地反思山口教堂所坚持的神学思想，觉得应该修正教会所秉承的极端路线，希望能打破与其他基督教派别之间的藩篱，并主张在极力伸张本教会的教规教义的前提下，又能服从宗教局的管理，适度缓和与宗教局之间的冲突。而刘某则坚持保守主义的立场，他坚决维护本教会的教规教义要求，不主张和其他基督教派别妥协，也不愿意和政府合作。在教会里，刘某得到了大多数信众的支持和拥护，而扬某则成为了教会里的少数派，被孤立起来。因此可以说，山口教堂在近几年来的发展方向一直是由刘某所主导的，相比之下，杨某所发出的声音很弱小，难以主导山口教堂的整体发展方向。

    （二） 山口教堂与湖区教堂（主日组和安息组）之间的矛盾

 

    1. 教义上的争论

 

    在山口教堂调查时，我与很多信徒多次聊起关于不同基督教派别之间对《圣经》解释上差异问题时，山口教堂的信徒表现出一种“唯我独尊”的自豪感，极为认同本教会的教规教义，而对与本教会教规教义不尽相符的其它基督教派别具有强烈排挤心理。当然，湖区教堂的主日组和安息组的信徒与神职人员也对之进行了激烈地反驳和批判。据调查，我们可以把三方教义上的争论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关于“三位一体”的神观、关于方言与圣灵、关于大河施洗、关于守安息、关于教会对信徒的约束等。

 

    在这些教义方面的争论中，山口教堂的信徒一般自认为本教会是唯一由圣灵所设立，并按照《圣经》规定和耶稣教导而行的真教会，而基督教的其他教会均已经偏离真道。而湖区教堂的主日组和安息组的信徒与神职人员则认为真耶稣教会对于《圣经》的理解存在严重的教条和歪曲，甚至严厉斥之为“邪教”。

 

    2. “偷羊”或“抢羊”问题

 

    由于山口教堂本着真耶稣教会要“更正错误遗传，传扬全备福音”的神圣使命，不仅只是积极地向非信徒传扬福音，而且也力图向其他不符合本教会教规教义的主日派和安息派传扬真理，尽量帮助他们转向“真耶稣教会”。因此山口教堂提倡发动信徒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向身边“偏离真道”的熟人、亲戚传扬真耶稣的道理，劝说他们早日走上“真道”，到山口教堂来参加安息聚会。这种宣教策略，造成了一些湖区教堂主日组和安息组的信徒离开自己的教会，来到山口教堂来聚会，即就是宗教市场论中所谓的“改宗”现象，但这种现象在基督教会内部被贬称为“偷羊”或“抢羊”。应该说，“偷羊”或“抢羊”是中国基督教的一种独特发明，其时代背景是1958年以来的宗派大联合，因而教会通过“偷”和“抢”这样的字眼赋予了信徒流动这种现象以负面含义。

 

    尽管湖区教堂对山口教堂的这种“偷羊”和“抢羊”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斥责和抵制，但终究改变不了“羊群流失”的事实，这表明了山口教堂所采取的积极传道策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来，与山口教堂的信徒数量平稳增长的势头相比，湖区教堂的主日组和安息组都陷入了比较尴尬的停滞局面。这种境况也迫使湖区教堂正在采取一些积极的补救措施来促使教堂的发展。

 

    3. 两会领导权的争夺

 

    据调查的有限资料来看，H市的基督教两会的最近两次换届选举曾有地区宗教局领导、市政府分管宗教领导、市宗教局领导、两会前任领导班子、两会前任委员、信徒代表等悉数到场，经过一定的选举程序之后，新的领导班子成员最终才得以确定。

 

    2003年年初选举出来的两会班子的基本架构为：由尹某担任基督教协会会长兼任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另设副会长两名，副主席两名（由其中一名副主席兼秘书长），两会的委员有12人。这个两会领导班子的成员设置，被湖区教堂惊呼为“真耶稣教会掌权了！”从这个组织成员情况来看，“一把手”尹某是属于真耶稣派，两名副会长中一名是主日，一名安息，两名副主席中一名是真耶稣，一名是安息，而这12名委员中，真耶稣派占了6名，安息和主日各占3个名额，这样真耶稣派在两会里的名额就占到了8个（总共名额为17个），意味着真耶稣派的名额占据了两会领导班子的将近一半。

 

 

  

     依据对32位受访者的访谈内容，下面将与山口教堂相关的其它问题，整理、归纳成四个方面：

 

    （一）宗教管理方面的问题

  

    对于真耶稣教会的管理，从宗教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讲，他们认为这种管理是按照现行的宗教法规和地方法规进行的，是属于依法行政。比如上文已提到，不准许到教堂以外的大河施洗、禁止悬挂真耶稣教会会名、严格控制跨地区传道、加强神职按力的审批，这些都是在法规框架下的行政管理。并且，鉴于真耶稣教会的特殊背景以及与外省串联活动的事实，宗教干部觉得还要更进一步加强对真耶稣教会的控制和管理，尤其是加强对真耶稣教会广大信徒的宣传教育工作。

 

    但是需要注意，宗教管理部门在针对真耶稣教会的管理方式和力度方面，会因人事变动而有所变化，并非秉持一以贯之的态度和立场。例如，前任宗教办主任牛某就职期间，一直对真耶稣教会采取高压措施，迫使真耶稣教会发展延缓或转入地下。他还把当前H市真耶稣教会的快速发展归咎于宗教干部在打压和控制真耶稣教会方面的不得力：

 

   “我以前在任时，是把宗教界的负责人当作朋友来对待，经常跑到教堂里与他们交谈，了解情况。现在他们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很少下去跑，对宗教情况一点都不熟悉。就是收钱呀，开会呀。现在搞得H的宗教发展这么乱，他们怎么管理呀？从哪里着手呀？我以前抓宗教的时候，一是一，二是二，宗教发展很平稳。”（访谈7号）

 

    的确，在访谈中我发现，宗教管理部门一方面要根据当前宗教政策和宗教法规的要求加强对真耶稣教会的管理，另一方面又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纵容真耶稣教会的快速发展。一位现任宗教干部坦言：

 

   “只要是交钱就可以按照规定，批准一个堂点，我们宗教局收费标准为500元，但是实际上他们真耶稣的申请堂点愿意出2000元，甚至出1万的都有。所以基本上只要交钱，堂点就能批准。”（访谈17号）

 

    从山口教堂的角度来看，普通信徒和神职人员对当前宗教管理方面表现出相当无奈、相当愤慨或极为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很多被宗教管理部门禁止或严格控制的宗教活动应该属于他们宗教信仰的正常表达，或者是宗教内部的事务，宗教管理部门的这些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例如，山口教堂的法人代表刘某就对我抱怨道：

 

   “我们教会举行比较大型的聚会活动，比如大年初一进行的年福节会、春秋两次灵恩会、为信徒施洗都需要向宗教局申请批准，还要报庆云山街道办事处备案。实际在我的宗教活动场所内，我主持我的教规教义，宗教活动，这是我们教会内部的教务活动，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因为宪法规定了我们的宗教活动是受法律保护。他们不明白道理，说不申请就是非法，我说这是他们违法。假如我的这个活动，破坏了人民身体健康、危害了社会安全，扰乱了生活秩序，那你宗教局可以来进行管理。涉及的是教义上的事情，而不是政治上的事情。这是宗教干部不明白宗教政策、不懂法，总是他说了算。”（访谈15号）

 

    当然，一部分信徒和神职人员承认当前国家重视宗教问题，坚信中央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诚恳态度，因而将目前的问题主要怪罪于地方政府在执行宗教政策和宗教法规时出了偏差，或者是地方宗教管理干部的素质低下。

 

   “只是，我感觉，政府部门呢，他们只是强调了对于他们有利的那一面。对我们教会有益的这一面，他不怎么实行。曾经有个宗教干部对我讲，这些宗教条例是对外国人而言，对外是圆的，宗教信仰自由，对内是方的，你就不自由。”（访谈1号）

 

   “我觉得呀，这些人都不懂宗教，叫他们来管宗教，只是乱搞。他们这些人老是看你不顺眼就来整你，这样子哪像个国家管理者？再者，有什么问题，你跟他们说理，他们听不进去，反而认为你们信教的很软弱，很好欺负。” （访谈23号）

 

    （二）宗教立法问题

    对于山口教堂的信徒而言，对于中央的宗教政策、全国人大的宗教法律、国务院或地方人大的宗教法规、地方政府的规章有何区别，他们无法辨析清楚，他们决不会想到要去弄一部宗教法律来取代现在宗教法规和规章，当然也从未思考宗教问题到底是靠行政手段抑或是靠法律手段来解决。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当地宗教管理部门能改变对真耶稣教会的态度，并能尊重真耶稣教会的教规教义，从而能真正地实现宗教信仰自由。

 

    据调查可知，绝大多数受访信徒只是依据一些自身感受，而把宗教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仅仅归咎于当地宗教管理部门的不当或越位，一般不会与中国目前的宗教政策和宗教法规相联系。因为在访谈中，我发现绝大多数受访信徒对于我国当前的宗教政策和宗教法规的认识十分模糊，极为浅显，大多只是停留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之类的宏观政策认知层面上，若要深究，则谈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请看下面的一个访谈：

 

    问：嗯，那我问你，你对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些宗教政策和法规熟不熟悉？

 

    答：晓得一点，不是特别熟悉。

 

    问：那我问你，晓得那个05年颁布的宗教条例不？

 

    答：这个晓得呀，当时我们教会还组织学习了。

 

    问：那你晓得这个条例的性质不？就是它是法律、还是法规，或者是规章？

 

    答：哦，我只晓得这是国家正式发布的，应该就是法律吧。

 

    答：嗯，应该是国务院发布的法规，还不是法律，法律应该是有全国人大或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颁布的。那么现在有人提出来说应该要搞一部由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你觉得有必要不？

问：哦，这个倒还不是很好说。我觉得就我们真耶稣来讲的话，还是有必要搞这么一部法律，多规定些有利于我们真耶稣的东西。（访谈29号）

 

    下面是一位信徒针对如何解决山口教堂目前存在的问题之回答，大多数信徒对宗教政策的认知水平可见一斑：

 

    “奉耶稣的名讲话，我认为一定要我们国家的一把手要重视真耶稣教会，比如我们的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他们都来了解真耶稣，最好是他们能够信真耶稣，那么这些问题就肯定能够得到解决。” （访谈22号）

 

    宗教管理干部对是否要宗教立法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正如一位当地已退休的宗教管理干部所直言，就算是将来出台了一部由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但最终还得要当地政府宗教管理部门来具体实行。

 

    问：嗯，你分析得很有道理。那么，我再追问一句，现在学术界里有些人提出一个一个观点，想建议全国人大通过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这样的法律，因为现在的《宗教事务条例》是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所颁布的，但这是一个国务院的法规，而不是法律。你认为有必要吗？

 

    答：我看呀，没什么大的必要。因为现在的宗教条例都已经规定得很详细了，再加上地方上还有实施办法，基本上可以有效地来管理宗教，我看是没有必要来搞这么一部法律了。

 

    问：这些观点的意思是呢，国务院搞的这个《宗教事务条例》，在管理宗教方面还是以行政管理为主，那么如果制订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就转变为以法律为主，你到底如何看待这个观点呢？

 

    答：呵呵。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就算是你人大制订的宗教法，还得要地方宗教局来实施管理吧？当然依据的就是这个宗教法。就是这个不同。但是宗教法总归不可能完全站在信徒那边，完全为他们说话，那么这样就不需要宗教管理部门了。那就可以撤消宗教管理部门了，只有出了问题的时候，直接由公安部门来管理。你说可能不？我想至少目前还是不可能的。（访谈28号）

   

    另一位在任宗教管理干部完全否定了宗教立法的必要性，下面是我与他的访谈记录：

 

    问：你分析的原因，如何解决，提些建议，你都讲了。再一个问题，你认为现在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宗教法规是否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呢？

 

    答：不能解决。

 

    问：不能解决，那么宗教立法你认为有必要吗？

 

    答：没必要。

 

    问：为什么没必要？

 

    答：为什么呀，宗教的问题我们要低调处理、要淡化处理，要内紧外松，不要搞成外紧内松。关键是内紧，这是跟国家的宗教方针政策是大致相同的。你如果立法，把宗教提高到一个高度，外界也好、宗教界也好，以为国家对宗教的一个鼓励、一个支持。所以呢，宗教立法没必要，宗教问题在我们国家还不是头号问题，还排不上号。只要各地各市，各县把自己范围内的事依据政策处理好了就可以了。所以立法呢，完全没必要。就是在县一级，处理各种宗教事务，国家事务条例的地位还不如省宗教事务条例。我们在处理中往往写的是“依据省宗教事务条例”怎样怎样。但我们不写国家的。毕竟这个东西，我在湖南省范围内执法，我有省的事务条例我就可以了。这个家伙完全具有强制性了。

 

    问：N省这个宗教事务条例也应该是根据国家的那个事务条例来制定呀。

 

    答：对呀，它细化些、量化些，好执行些呀。

 

    问：应该先有国家的，才有N省呀。

 

    答：对呀。这个立法呢，法规改称法，只差一个字，内容实质上没有什么变化。现在的宗教事务条例，规定还是比较详细，就是量化不强，可操作性不强。什么是一至三倍，什么是一倍，什么是三倍。什么是情节严重，什么是特别严重的呢？这些都难以执行。

 

    问：你的意思是把这些标准要具体化，量化，县级宗教管理部门好操作？

 

    答：我就跟你说呀，像刑法也好、宪法也好，我认为最空洞的就是宪法。宪法规定的都是大的条款，需要下面的法律来具体规定、来进行补充，这是子法，宪法为母法。一个是我们好操作，二个是可以杜绝办人情案。譬如说，你跟我关系好些，我就搞你一个不严重，他跟我关系差些，我就搞他一个特别严重。杜绝办人情案。（访谈20号）

 

    （三）教会的影响力问题

    

    前面已经论及，以真耶稣教会为背景的山口教堂自1999年成立以来，已经成为H市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堂。当然，山口教堂或真耶稣教会在当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说法主要限于教会内部和宗教管理部门，除此之外，在其他社会人群中就很难有这种说法了。在调查中，我走访了不少非信教群众，甚至包括居住在山口教堂附近的非信教群众，当被问及有关山口教堂和真耶稣教会的情况时，他们几乎都报以“从来没听说过”、“不晓得”、“没关心过他们的事情”这样的回答，着实令我感到十分惊讶。更令我惊诧的是，我在山口教堂大门对面的几家商店访问群众时，居然有好几个人竟然根本不知道山口教堂的存在，而山口教堂与这几家店铺仅相距二、三十米之遥。

 

    至于其他政府部门，同样也表示出了对真耶稣教会和山口教堂的陌生感。下面是我访问市民政局民间组织股的某股长的谈话，显示了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登记机关对宗教的漠视与无知：

 

    问：那你作为宗教团体的登记机关，能否谈谈我们H市的基督教情况。

 

    答：这个我们不太熟悉。基督教我们基本不打交道，也搞不清楚，最好你去问宗教局的干部，他们是搞这个的，很熟悉。

 

    问：哦，但他们作为宗教行政管理机关，我已经找他们聊过了。而你们是作为其他相关部门，也想来听听你们的看法。

 

    答：那我们谈不上什么看法，对宗教，真的不熟悉。

 

    问：那你知道H的真耶稣教会吗？

 

    答：真耶稣教会呀？我只知道基督教是信耶稣的。

 

    问：你没听说过真耶稣教会？

 

    答：没有。从来没听说过。（访谈16号）

 

 

    （四）宗教团体的财务监督问题

  

    在调查中，对于宗教团体的财务监督问题，几乎所以受访者（包括普通信徒、神职人员、宗教干部）均没有必要由宗教团体外部机构来进行监督，只需宗教组织内部的监管则可。下面山口教堂的一位信徒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问：嗯。还有个问题。对于教会内部的财务收支情况，你认为需不需要监督？如果需要监督，那么应该由哪个来监督呢？需要政府的审计部门吗？或是宗教局来？

 

    答：我们教会这一块你根本不要担心，我们的制度很严格，都有专门的人来管理财务，一分钱一角钱都会花到必要的地方。再说我们都是信耶稣的，这些钱又不是我们自己的，都是耶稣的，我们只是暂时保管，他什么都知道，我们都不敢乱花。

 

    问：你的意思是，不需要监督？

 

    答：我们内部有监督呀，有专门的人来管理呀，我们都相信他们。

 

    问：不需要外部来监督？

 

    答：那不需要。又没有好多钱，要他们来监督干什么呢？（访谈12号）&, lt;, /DIV>

   

    调查中，尽管有个别信徒认可教会外部机构对宗教组织财务进行监督，但依然还是一种有条件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