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教亦称神道，是日本固有的本土宗教，它起源于日本先民的原始自然崇拜，后来在吸收了中国道家、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佛教某些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神道教是集神话崇拜、自然崇拜、天皇崇拜、祖先崇拜于一体的日本本土宗教，也是最能够代表日本特色的宗教。神道教崇拜对象十分广泛，既包括传说中的天神，也包括历史上的名人和祖先，还包括山岳河川、一草一木等，所谓“八百万神”。神道教教派众多，大致可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民俗神道三大系统。其中，神社神道在近代成为主流，以神社或神宫为祭祀和日常活动的地方，神职人员统称为“神职”“神官”等，也有“神主”“祠官”“宫司”“祢宜”等不同的称谓。按照《辞海》关于“文化”的解释：“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由此可以推知，所谓神道文化就是有关于神道物质和精神的总和。它包括精神、器物、制度和行为四个层次。以神道教为核心的神道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日本传统文化中比较能够彰显并具备力量的文化。
日本神道教的形成、特征及其发展的历史与神道教力量的发挥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既要考察和研究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存在，也要以此来揭示神道文化的独特力量性和现实影响。研究神道文化的力量性，对于我们理解大和民族的个性和软实力，认识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原因和日本国家政策的根源、日本国家的内在力量，都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一、神道教的起源和传说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是日本的弥生时代。弥生时代是日本原始社会开始逐渐向封建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从使用石器开始过渡使用铜器和铁器，水稻生产日渐扩展。到弥生时代后期，普遍有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这一时期，日本先民基于对大自然威力的敬畏和万物有灵的观念，盛行对天地神灵、山川风雨等自然精灵和祖先神灵的崇拜与祭祀。这就是神道的原始形态。以后，至7世纪是所谓古坟时期，随着与中国、朝鲜半岛交往频繁，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日本列岛的先民从部落联盟到过度到早期的国家，原始崇拜的内容日渐丰富，逐渐发展起来的农耕仪式和节日庆典也成为原始神道的组成部分。到了7世纪，分散的本土信仰和仪式逐渐开始系统化，形成古代早期的神道教。对自然神的崇拜涉及到方方面面，“神”能够在自然和生活中以多种形式显现。如认为“自然神”存在于圣石、树木、山岳和其他自然事物中；部落神或称氏神，是某个特定部落的保护神也受到人们的崇拜，佑护。稻荷神是水稻神，或保佑丰收的神灵，在插秧和收获季节进行祭祀和崇拜。生神,是活着的人的神。还有很多古代先民传说中天界中的各种大神。
但是，到了7世纪的时候，由于大化改新以后圣德太子执政，中国大陆的文化和佛教等开始大量传入日本社会，面对佛教博大精深的理论,日本本土原始宗教信仰处于衰落和依附于佛教的状态。到了8世纪初，由于豪强大量兼并土地，虚设户口，隐瞒大量土地，致使口分田日益缺乏，中央政府已经无法再向农民分发口分田，班田制度已趋于瓦解，中央集权逐渐遭到削弱，贵族势力开始崛起。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统治阶级上层希望通过加强本土的宗教信仰来提高皇权的威望。通过发展本土的原始信仰来有别于全盘接收的大陆文化和宗教，而主张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动向。在这种背景下，8世纪初，元明天皇时期，天皇敕命安万侣根据稗田阿礼背诵的帝记、旧辞等，整理和归纳日本古代先民的神话传说和天皇的家事系统，以汉文撰写《古事记》。该书于日本和铜四年（711）阴历九月十八日开始撰写，和铜五年（712）阴历一月二十八日写成献给天皇。上卷为“神代”（神世列代），记载开天辟地至神武天皇诞生，其中包括天地初开、国土生成、天照大神、天岩户屋、大国主命献让国土及天孙降临等神话；中卷记载神武天皇到应神天皇的家谱事迹和传说；下卷记载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的家谱事迹和种种传说。这是一部集民间神话传说、历史和文学色彩于一体的日本古代著作。接着不久，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命舍人亲王太安麻吕等以汉文写成《日本纪》，共三十卷，后改名为《日本书纪》。第一、二卷是神代，第三——三十卷记载从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的历史传说和史实。这部书籍和《古事记》一样，将日本先民的古代传说加以整理并系统化，记载了神话传说中的天神如何创造日本列岛，将天皇血统追溯到传说时代，并和天神的血统衔接起来，表明天皇来自于上天神的血统等的故事。
这两部书籍的内容将神话传说和日本列岛的产生结合起来，贯穿着“日本神国，天孙国主”，先天优越的思想。显示出日本列岛乃神创之国，将皇室血统与天神的血统相结合。除了这两部古书以外，《风土记》《万叶集》《古语拾遗》《先代旧事本纪》《祝词》等日本古籍中，也都有相关的记述。《古事记》上卷中关于日本列岛的由来就记述：伊耶那岐命（伊奘诺尊）、伊耶那美命（伊奘冉尊）二神接受天神的命令，把漂浮海上的大地固定下来。两人站在天浮桥，以天神所赐琼矛深入海中搅拌，海水发出声响，矛提起时，矛尖滴下的水凝聚成岛,称为淤能碁吕岛。以后兄妹二人结婚，生下了狭别岛（现在的淡路岛，今兵库县）。其次生伊予二名岛，就是现在的四国，这孩子有一个身体,但有四个头，就是伊予国（爱媛县）、赞岐国（香川县）、粟国（后来称为阿波国，亦即今日的德岛县）、土左国（后来的土佐国，即高知县）等。就这样，共生下八大岛，也就是日本列岛的原型。这种由天神生出日本列岛的说法，显然已经无形中抬高了日本国家的地位，奠定了日本为神国的基础。居住于天之岩户的天照大御神为了统治苇原中国——日本列岛，先派神夺取并平定了这个地方，然后，与高木神命令皇孙降此地统治。在日本神话中，日本天皇家族与天神系统的对接如下：伊耶那岐命（伊奘诺尊）和伊耶那美命（伊奘冉尊）——天照大神——天之忍穂耳命，天之忍穂耳命和万幡丰秋津师比卖命——迩迩芸命，迩迩芸命和木花开耶媛命——日子穗穗手见命，日子穗穗手见命和丰玉毘卖命——鹈茸草不合命，鹈茸草不合命和玉衣毘卖命——神武天皇。日本学者对此评论说：“记纪神话是由古代天皇制国家之手集成的露骨的政治神话……它建立了大和朝廷统治全国的宗教根据。”这种描述，使皇室在日本列岛的统治具有了君命天授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奠定了日本天皇家族统治万世一系的意识形态基础。《日本书纪》的记载和《古事记》的记载虽然有些出入，但内容大体相仿。而这些有关“建国神话”的内容，恰恰成为日本神道教的核心内容与学说。这种以日本国为神创国家、神的后代皇室为核心的神道教传说和文化，从此奠定了神道教与皇权，以及日本国家关系的基础，也成为日本神道教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神道教是大和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性的宗教，它的神话传说是日本国家软实力重要的文化源头。
二、神道教的特征与国家神道的兴衰
日本神道教是一个没有经卷，没有系统教义，没有开山宗主和教主，没有戒律的宗教。它重视的是仪礼、祭祀和对神的祷告。如果硬要说神道教有什么教义或主张的话，除了来自于神话传说的部分以外，其学说杂合了佛教、儒家思想等多种不同的思想，强调“建立明、净、直等单纯的道德观”。即使在最原始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神话记载中，其实也包含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佛家思想、中国道家、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关于宇宙起源的思想就和道家关于宇宙最初为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等的认识非常相似。《日本书纪》开篇既言：“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溟幸而含牙。及其清阴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淹滞而为地，精妙之合搏易，重浊之凝碣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然后神圣生其中焉。”这种看法和道家关于宇宙、天地形成的思想完全一致，说明其中包含有浓厚的道家的思想。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否定神道教是大和民族特有宗教的性质。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
（1）民族宗教没有超越现实世界的教理，而是和民族地理、民族的历史文化密切关联。神道教从产生，到以后的演变，正是一个与大和民族的地理、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的宗教。如神道教中关于日本民族作为天照大神子孙的由来，日本列岛的形成等。
（2）民族宗教没有特定的开山祖师，一般都是在自然的地域生活中产生，比起特定的教理，更重视仪礼和祭祀。神道教没有像佛教、基督教那样作为先知一样的创始宗师，而是在漫长的地域生活中逐步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因此而产生的崇拜、祭祀活动等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民族宗教普遍重视共同体的利益，比起个人的救度，共同体的利益处于优先地位。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可以把本民族的成员作为牺牲奉献给神明。神道教十分重视地域和集团的利益，在对个人的救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十分明确的主张，这远远无法与佛教、或基督教等世界性的宗教相比。
（4）“民族宗教以现实世界的利益为目的的倾向很强。这种利益不只是保佑商业繁荣的现实利益，还包括要逃避或镇住台风、地震、日照等自然灾害的现实利益。”这也体现了日本神道教政治力量的根本，即利用宗教的消灾、祈祷、祈福等手段，服务于大和民族和日本国家及其所属地区和民众的现实利益。在这种维护现实利益的过程中，也加强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5）民族宗教的领导人，多数是集宗教、政治、军事等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神道教在古代和近代也具有这方面明显的特征。天皇作为国家政治的最高首领，代表了神在人间的统治，具有神格地位。二战以前的明治天皇、裕仁天皇不仅集国家大权于一身，而且，还被当作“现人神”受到崇拜，他们都是这种典型的领导人。民族宗教的这些特征，正是民族宗教更具有现实力量的原因所在。日本神道教也具备这些方面的特征，更能显示其对于日本国家和大和民族的力量作用所在，是日本力量的一种源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国家神道政策。1868年1月，明治维新政府在三职之下设置的七科之中包括“神祇事务科”。同年2月，七科体制转为八局，“神祇事务科”改为“神祇事务局”。同年4月，又改称“神祇官”，地位进一步提高。次年7月，“神祇官”升为与太政官平级的地位。1869年6月28日，明治天皇举行亲祭仪式，宣布“祭政一致，皇道兴隆”的方针。明治政府不仅将神道教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而且，开始了国家神道的政策，使日本成为某种意义上政教合一的国家。1870年2月2日，明治天皇向国民颁布《大教诏》：“朕恭维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乘，记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时有汙隆，道有显晦。兹者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大道也。因此，新命宣教使，布教于天下。汝群臣众庶，其体斯旨。”1871年8月，明治政府将“神祇官”降格为省，置于太政官管辖之下。1872年3月，废除神诋省，改设教部省，任命神官、僧侣充任教导职。同年4月,发布了三条教宪：一、以敬神爱国为本；二、明天理人道之事；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以此作为国家神道的宗旨。但是，由于森有礼等一些知名人士和佛教僧侣的反对，教部省于明治十年（1877）被废。明治政府的政策向既独尊神道，又实行宗教自由、布教自由的方向转换。通过明治初期扶植国家神道、整合神社的政策，这时日本建立了以伊势神宫为首的神社体系，并在意识形态上以神道宣扬的神话教义为根据，确立了天皇作为现人神的宗教权威。
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明治政府公布日本君主立宪制的首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并于1890年（明治23年）11月29日施行，标志着国家神道的确立。在发布明治宪法的同时，明治政府公布天皇《告文》：“皇宗之神灵曰，皇朕天壤无穷之宏漠，承继惟神之宝祚，保持旧图不敢失坠，宜膺世运之发展，随人文之发达。”在“明治宪法”中规定：“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二十八条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不违背臣民义务下，有信教之自由。”从《告文》和“明治宪法”中有关的宗旨和宗教规定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治政府既在形式上允许宗教自由，但在实质上仍然保留了国家神道的主导地位。因为《告文》本身就属于神道仪式中的一种形式，而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即是国家神道历史观中的核心内容。而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规定的背后，本质上也蕴含了神道教中天照大御神派遣自己的后代子孙降临人间进行统治的宗教信条。因此，“明治宪法”无形中进一步巩固了神道教在日本宗教和文化中的主导与核心地位。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在于神道教的学说赋予了天皇政权无与伦比的神圣地位，有利于皇权的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靖国神社为代表的国家神道,利用神道中的思想和仪式等形式，积极鼓动和参与有关对外侵略战争的活动，靖国神社主张“为国家捐躯，为天皇战死”，然后，将战死的军人当成靖国之神祭祀在这里，再由天皇前往参拜。国家神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
最能体现国家神道精神实质的文件，莫过于在明治初年神祇官体制下成立的神祇院1944年发行的《神社本义》。其中阐述的国家神道教义：“惟帝国，乃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国，其神裔万世一系之天皇，承皇祖神敕，自远古至永世而为治。此乃万邦无比之我国之国体。……历代天皇与皇祖常为一体，以现世之神统御世间，垂宏大无边之圣德，国民浴此仁慈皇恩，亿兆一心，奉圣旨，继祖志，奉戴历代天皇，发挥忠孝之美德，形成君民一致，无与伦比之一大家族国家，延续无穷不绝之国家生命，蓬勃发展。此乃我国体之精华。基于此万世不易之国体，肇自太古，通于无穷，施之中外而不悖之道者，乃此惟神之大道也。然以最庄严尊贵之姿体现此惟神大道者，惟有神社。以伊势神宫为首，坐镇各地之神社，乃是显现我尊严国体，永久镇护皇国者也。”
神道教这种受尊崇的地位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才发生改变。1945年12月15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部为了排除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向日本政府发出“神道指令”备忘录，强调：“应禁止对国家神道以及神社神道的保障、支援、保全、监督和宣传”。从此，神道教的地位受到了沉重打击。1947年5月3日起，战后的“和平宪法”《日本国宪法》开始实施。其中第20条规定：（1）对任何人的信教自由都给予保障。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2）对任何人都不得强制其参加宗教上的行为、庆祝典礼、仪式或活动。（3）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根据《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和“神道指令”，文部省于1948年7月发布“教科书局长通知”，全面禁止国立、公立中小学主办参观神社寺庙教会等学生集体活动。1949年10月，文部省发布“关于中小学教育对宗教的处理办法”的事务次官通知,禁止以“礼拜目的”，但允许在修学旅游中以“了解文化为目的”，对神社寺庙等宗教设施进行参观。可通知特别说明，“学校不能组织学生参观供奉战死者的靖国神社和护国神社”。在这种政令和法律的制约下，国家神道被彻底废止。日本神道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在法律上处于平等的地位。
日本神道教的特征、神道教发展的历史和神道教力量的发挥密切相关。凡是在神道教昌盛的历史时期，神道教往往能够深入地参与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神道教的精神力量就容易传递给民众和国家，就容易给民众和国家打上深刻的神道文化烙印，尽管这种文化烙印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在性质上也不尽相同。有些时期的发挥的力量比较正面，如明治维新初期对于明治政权的支持和维护；有的时期则比较**，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侵略战争的支持。因此，对于神道教的力量性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加以具体分析。
三、神道教文化的力量
日本神道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最具有力量性的一种文化，它的力量性主要表现在对日本人、日本社会、日本国家的作用方面。而且，最能显示神道力量性的方面主要还不是对日本人个人的作用，而是对日本社会和日本国家的作用。当然，这并不等于否定对个人作用的重要性，因为对个人的作用必然是对社会与国家发生作用的基础，但在表现层面上的确存在一些差别。日本神道教文化的力量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神道教是日本人最普遍的信仰，它渗透到了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数量的力量，同质信仰凝聚的力量
根据日本文化厅的统计，在2005年12月31日，神道教作为日本的第一大宗教信仰人数为107,247,522人，而日本的总人口数在2008年10月1日为125,988,000，神道教信众占日本人口总数85%左右。这样一个拥有广泛信众基础的宗教不能不说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实力。同时，神道贯穿于日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日本，每到新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要去神社祈福，以求得神灵庇佑。小孩出生后30至100天内,父母会抱着婴儿参拜神社。在儿童3、5、7岁11月15日的三五七节，要穿上漂亮的和服参拜神社。日本人在遇到人生大事的时候,升学、结婚、晋级等，一般都要到神社祈祷，然后，把自己的心愿写在绘马上，祈求神佑实现心愿。而且，由于一般的神社都设置在居民区中，神社里面又有相对宽敞的庭院或小广场之类的地方，因此，神社也往往成为社区居民举行社区活动的场所，从而加强了神社文化在居民中的凝聚力。
（二）神道教将日本国土、山川草木的形成和天神的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加强了日本民众爱国家意识中的爱国土情结
在神道教的教义中，将日本列岛的由来看作是伊耶那岐、伊耶那美二神接受天神的命令生产的结果，连山川草木也都由神而创造。这样的观念不仅容易培养爱国心中强烈的热爱国土之心，而且容易培养起来对其他国家先天的优越感，即日本国乃神造之国的认识。这种思想带来了日本人国家观念中的极端自信，对于加强大和民族以地理性的国土为核心的凝聚力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这种观念也有**作用，就是因为对自己国土有神创优越感，而蔑视其他国家和民族。其极端的**作用是，在对外侵略战争中，这种意识深处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蔑视心理助长了发动侵略战争错误政策的制定。
（三）神道教的仪礼和祭祀活动起到了联络群众，团结人心，树立社区核心的凝聚作用
除了神话传说的部分以外，神道教很少有超越现实世界的理论，但神道教的祭祀活动却很多。按照神道教的仪轨，神社每年都要举行若干场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日本全国作为法人登记的神社达81，166个，因此，日本各地神社的祭祀活动常年不断。一些著名的神社和著名的祭祀活动不仅能吸引大量的本地人参加，往往也有全国各地的人士迢迢远道赶来参加。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市供奉天皇祖先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每年各种规模不等的祭祀就有约1600次。其中，6月和12月的“月次祭”以及10月的“神尝祭”是三次大型的祭祀活动。这些祭祀活动形式质朴，主题一般是感谢天神的恩赐，并祈愿消病去灾，赐予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等。这些祭祀一直延续着古代的祭祀形式。浅草神社的三社祭，是东京最大的传统祭祀庆典活动之一，祭典大约在每年的5月15日—18日前后的周末举行。除了在神社内的对神佛的祭祀仪式，感谢神恩浩荡，祈求五谷丰盛、生意兴隆以及社区与家庭的兴旺以外，还有社区组织抬神舆的巡街游行。几支抬神舆不同的队伍高呼着号子，在浅草寺四周来回游行。一个神舆重约二三百公斤，由一二十人、三、四十人不等的人数一起抬着，再加上跟在其后，一起行进的队员，有几十人、几百人、甚至更多的人员参与。他们主要都是男性队员，也有个别女性参加。抬神舆的队员们穿着日本传统服装，齐声高喊“嘿”“嗬”“嘿”“嗬”的号子，身体有规律地和神舆一起上下起伏，神舆仿佛像一条飘动的小船，在壮观的人海中上下沉浮。每年都有来自各地数万人参加和观看，十分壮观。“三社祭”代表了“大和”精神，不仅参加者精神饱满，连旁观者也会受到感染而热血沸腾，和着号子节奏一起高呼。同时，有祭祀活动的时候，人们从各地云集而来，各种小摊、小吃沿街排开，各种表演参杂其中，载歌载舞，有的神社还有流镝马（射箭竞技表演）等的项目。这些活动可以给人强烈的精神鼓舞和心灵震撼。其他著名的祭祀还有京都的祗园祭、神奈川县镰仓祭、岐阜县高山祭等，多的难以胜数。参加人数的规模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数万，甚至更多。
这种祭祀活动意义绝不止于单纯的祭祀，而具有力量的意义，尤其是培养了日本民族的集团精神和集团意识，能够演化出巨大的力量。其价值和意义主要包括：
第一，这种多姿多彩的神道祭祀活动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成为具有吸引力，人们向往的活动。达成了以神社为中心，加强社区团结力，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效果。
第二，神社的大型祭祀活动都有严密的组织机制，形成以神社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强大的组织力量，集团力量。日本人为什么在世界上被称为最有组织纪律的群体，就和从小随着社区的组织，参与神社的祭祀活动的训练有关。
第三，祭祀活动除了核心的祭祀仪式以外，伴随有大量的小吃贩卖等商业活动和文化表演等活动，活跃了商业、文化氛围，比没有祭祀活动之时，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四，日本人在祭祀活动中那种对神的诚敬之心，有助于道德情感的升华；在那种抬神舆、推山车等众人参加祭祀的集体活动中焕发出来的热情，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参与意识、自豪感，有助于鼓舞士气和干劲，焕发出平时受到压抑的力量。
（四）神道教以天皇的世系崇拜为核心，对于保持日本国家的凝聚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为神道教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神话当作可以确信的事实加以认可和宣传，所以，其中天照大神派后代子孙统治日本，天皇家族作为其后代在人间代表天照大神进行万世一系的统治，自然就具有了神圣的力量。这种情况不仅有助于维护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地位，而且，在作为国家象征的君主地位十分稳固的情况下，对于保持整个国家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政治稳定意义重大。以至于为什么日本政党和政坛的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相互之间的攻讦有时十分激烈，但却没有动摇国家的稳定，这和天皇地位的稳固有很大的关系。而天皇地位的稳固不仅仅因为战后“和平宪法”对天皇地位的规定，而和神道教对天皇家族来源的神化认识和宣传有很大的关系。时至今日，日本的大多数国民仍然视神道教为精神的归宿，对皇室也心存崇敬。国民的这种思想意识对日本国家的长期稳定有正面影响，符合日本的历史和国情，符合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当然，就“二战”前的日本政治体制而言，这种神道教的认识和宣传，对于天皇制中没有制约的天皇统治权力而言，鼓励了其向极端的方向发展，而给日本国家的根本利益与世界和平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这是神道教将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天皇赋予神格地位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力量和效果，至今仍为日本一些右翼组织所利用。
（五）神道教重视地区集团的共同利益，带有很浓厚的地区宗教性质和区域集团凝聚力
神道教中祈求得神灵庇护，消灾祈福等为主要活动内容。神道教进行消灾增福的仪礼活动很多都是为了增进本民族、本地区的福祉，以此来拉近和社区的关系，赢得地方民众的信任。这和重视个人救度的佛教等宗教存在客观效果上差异，也就是说具有明显的地域局限性，容易结成以某个地方为中心的地方利益集团。日本古代地方上的有权势者往往掌控地方神社，也因此形成以有权势者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神道教的神社往往成了这种势力的扶持和帮助。因此，神道教十分重视集团的利益，强调为了集团可以牺牲个人。这使日本社会以一个地域或一个地域的集团为核心，形成了不同的集团力量，多种不同的集团又组成了更大的集团——大和民族和日本国家。这种集团性的文化，一切以集团利益为优先考虑，为了集团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使日本的各种集团具有很强的力量，从整个国家到普通居民社区，从一些全国性的组织到地方最基层的单位，形成一个层次包含一个层次，显示出强大的组织力，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消极的作用是，由于日本的集团性往往都是首先服从个人所直接隶属的集团，在片面强调集团本位的时候，容易造成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地方割据的力量。日本古代战国时的大名各自为政，就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
（六）神道教重视现实利益，对于现实社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神道教最初发源于日本古代先民的自然崇拜，在产生的时候，就是由于敬畏大自然无所不能的力量，而希望求得自然神的保护和赐予。因此，神道教一开始就是一种为了获得现实利益的宗教，而不像佛教、基督教那样对生命未来的去向给予终极的关怀。和佛教相比，神道教既没有高深的理论，也不重视彼岸世界，而是关注于现实。讲的是神人相互依存，未拉开距离，“神之御心乃以诚为主，发为清净正直之道”。只要在现实中能够说通，能够有用，都加以肯定和利用。因此，神道在原理上比较重视感觉和经验，而不重视超越现实的抽象理论或教义。这种文化精神赋予了日本人现实主义的精神，使他们不为抽象的理论和概念所束缚，勇于接受和承认现实的变化，哪怕这种变化已经将己方至于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宁可屈尊就下，也愿意向强者学习，以拿来主义的精神为自己所用。明治维新时期面对崛起的天皇力量，德川幕府在感知自己已经无力对抗的情况下，从容交权、让位。就当时德川幕府的实力而言，如果选择继续以武力对抗的政策不能说已经全无资本。但若果这样对抗的话，不仅终究还要归于失败，而且必然出现鱼死网破的局面。“二战”后，日本明明知道美国对本国有约束和钳制的一面，但仍然长期执行追随美国的政策，这是在经过实力对比和利益大小权衡以后做出的现实选择。
2008年9月1日，日本时任首相福田康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福田在记者会上表示，自己决定辞职是基于对未来政治环境的考虑，应该做出这个决定。的确，在福田首相的支持率越来越低，未来自民党在国会大选中面临得票危机的形势下，作为自民党总裁和首相的进退，考虑的不仅仅是个人利害得失，而更多地是要让自民党更有人气的领导人接替自己的职位，以便重振自民党的威信和实力，使自民党的施政措施得到更多国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顺利实施。这显然是福田辞职更深层的考虑，而不是一些人认为的软弱。这些都说明了神道教文化中现实主义精神的深远影响和作用。
（七）日本右翼势力利用神道凝聚人心，增强自身的力量；一些神道宗教人士也愿意与一些右翼政治势力相结合，既能够显达神道的力量，也能够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重视
“二战”以前，日本军部和右翼势力利用靖国神社，宣传为天皇战死可以成神等神道观念，鼓动日本国民积极投入战争，不畏惧战死，将古代传统武士道精神在现代侵略战争中与神道思想相结合，欺骗民众，但却起到了凝聚人心，推动军国主义侵略的目的。在外在表现上，东亚国家普遍遭受日本现代化军事机器和以神道思想为精神支柱的法西斯军队的侵略、破坏和奴役，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当前的安倍政权也利用到靖国神社中祭拜的活动，通过祭奠包括甲级战犯在内与战争、战死相关的亡灵来塑造为国家战死、为天皇战死奠定了日本今天繁荣基础的欺骗性宣传来增强日本国家的凝聚力。以此来提高日本国家在对外关系方面、与其他国家相对比、相抗衡的力量。而以神社为核心的神道体系和相关的神职人员有一部分比较亲近于右派、右翼的政治势力，因为首先他们得到右派、右翼势力的重视；其次，在这种重视与结合中自然会得到更多的资金献祭；第三，右翼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以强力、甚至是战争手段为日本国家谋求利益的理念和神道服务于天皇、增进本国、本地区人民福祉的理念相同。因此，在近代以后，大多数情况下,日本的右翼激进势力都比较容易和一部分神道势力结合在一起发挥对日本社会前进方向的引导力量。
总之，日本神道教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中对于大和民族和日本国家最具有软力量的文化，它的精神和行为方式渗透到了日本的各个领域,从古至今对日本人、大和民族和日本国家一直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就当今神道文化对日本个人、社会和国家作用的性质而言,其主流是正面的、积极的，不仅有助于保持日本文化的特有传统，而且也发挥了支撑大和民族和日本国家精神的中流砥柱作用。但是，它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尤其是在价值观与思想体系的完整性上，无法和佛教这样的世界性宗教相比拟，而且容易被右翼势力所利用。
转自360图书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804/09/10155602_6765304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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