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刚与何平两位先生所著的《犍陀罗文明史》本应命名为《犍陀罗佛教史》才对，这本五百页的大部头非常详尽的介绍了佛教传入犍陀罗地区后的兴旺与变革，并配有大量采自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图片以增进读者理解。如果你对这一历史毫无了解却又横生兴趣，那么本书想来是能提供很大帮助的。
所谓犍陀罗地区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一带，在历史上曾被不同民族征服和统治，同时由于其地理位置，接通南亚中亚西亚，商贸与文化往来频繁，因而汲取各个文明的精华，在贵霜帝国时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并越过葱岭，传入塔里木盆地，乃至东土与日韩，影响千年。
与印度原生佛教相比，犍陀罗佛教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大乘佛教兴起，佛陀从主张无神论的人间导师，变成了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在世神祇。随着佛陀被神化，塑造神化佛陀的姿容，也就顺利成章，原本认为任何姿容和样式的形象，都不足以描述超越轮回获得最终解脱的佛陀的教义，被逐渐忘记与更替。
与此同时，佛经书写被鼓励，使大量口耳相传，此前"不立文字"的经典书面化，这推动了犍陀罗语的繁荣与发展，犍陀罗语成为佛教早期经典的重要书写语言，用作者的话讲，我们甚至可以说佛经的原典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文。而东亚的佛经，最早就是从犍陀罗语翻译过来的。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朝圣的僧侣，也多是到了犍陀罗便调头往返，不再南下印度。
时间线大体如下：亚历山大帝国崩溃以后，在巴克特里亚，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塔吉克斯坦的中南部以及阿姆河中游的部分地区，继业者们建立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并在历代君主努力下，扩张到印度西北部，将犍陀罗地区纳入治下，继而直面从印度传来的佛教。
与印度列国的国君相比，希腊裔君主更有动力推广佛教，因为这些外来者一方面只占据人口的少数，孤悬海外，势单力薄，被潮水般涌来的本地文化包围，尤其在通往母国的道路被游牧民族绝断以后。
另一方面，他们在传统婆罗门教构建的种姓制度里找不到位置，甚至比首陀罗还要低等。而依靠提倡众生平等，打破种姓制度的佛教，希腊裔君主就能解构旧秩序，建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是以希腊裔君主们将法轮、佛陀名号印在钱币上，自称转轮王——后者在佛教的世界观里相当于俗界的最高帝王，与灵界的导师佛陀互相对应——试图利用佛教的影响力为自己赢得支持。
不过除了政治上的考量外，由于佛教思想与希腊哲学存在某些共通点，比如其主张的万事无常、轮回颠倒、永恒寂静与伊壁鸠鲁、赫拉克利特等人的观点不乏相似处，也使得希腊人与佛教产生了共鸣。
反过来，在希腊化王国传播的佛教也吸收容纳希腊哲学，确立唯智主义原则、破析与和合的思维方法，以及"无我"和"业报"的根本观念，呈现出希腊化的面貌，在此地写就的佛经与印度原产地相比充满了希腊哲学的思辨。
希腊众神也被吸纳进佛教世界，一如婆罗门的神祇改头换面成为佛陀的向道者。最经典莫过于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因为传说中杀死了许多威胁人类的怪兽，在希腊人的政治语言里被视为民众的保护者与王权的象征。由于护持王权和护持佛法有某种共通点，正如佛陀传法被称为转法轮，模拟的也是转轮王以轮宝征服天下的意涵，于是赫拉克勒斯被佛教艺术吸收，成为紧随佛陀寸步不离的护法神。
在佛教里，祂的名字变成了执金刚神，又名金刚力士。一手紧握大棒说服敌人，一手执拂尘驱赶蚊虫的金刚力士，与巡游世界向世人说法的佛陀这一组合在犍陀罗地区很有人气，人们在当地发掘和出土了大批有两者形象的文物。不过在东土，可能是因为与希腊文明没什么接触的缘故，金刚力士并不怎么吃香，隋唐年间往往只在陪葬的武士陶俑中有类似赫拉克勒斯的形象。直到当代史学的进步，才发现这一形象背后错综复杂的历史流变。
总而言之，在希腊王国时期，犍陀罗佛教就呈现出不同文明融合的迹象。虽然到了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中期，从粟特地区到印度河，所有的希腊人政权被北部游牧民族彻底扫荡，但继之而起以贵霜帝国并没有阻碍这一进程，相反定都犍陀罗的贵霜人反而促进了亚洲中部不同文明的混融交织。
犍陀罗原本就是印度人的王国，又先后经历了波斯、塞种、希腊的征服，导致人口结构极为复杂。再加上贵霜这个统治着中亚与印度大片地区的帝国，从1到4世纪保持国境内丝绸之路的东西贯通，文化交流极为频繁，使得伊朗、草原、希腊、印度等不同文明在此碰撞融合，犍陀罗佛教成分之多元，可能只有同时期的罗马基督教方能与之媲美。
在贵霜君主的支持下，犍陀罗的佛教极为昌盛，成为当时的世界佛教中心，从首都到边疆都能听到寺庙的钟声，反倒是印度本土只剩下寥寥无几的佛教据点。尽管早在阿育王时期，就有大量的传教士被委派朝四方传播佛教，但佛教主宰亚洲中部和东部，还是要归功于贵霜帝国的努力，后者是2世纪以后佛教在中国崛起、传播真正的推动力。
因为几百年来贵霜帝国一直是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依靠垄断中国与外界的贸易，从中获得巨额暴利。在解决了物质需求以后，贵霜人渴望获得精神上的安宁，于是将大笔资金投入宗教产业，刺激了佛教信仰的传播和文化艺术的繁荣。
同时寺庙体系也是商路的重要一环，市民与商旅为寺院布施，而寺院为商人提供补给乃至金融服务——因为怕菩萨发怒，信徒们不敢拖欠，因此寺庙在经营金融业有天然优势，中国最早的民间金融服务就是僧侣们从贵霜佛教传来的。
于是以寺庙为节点，在丝路上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金钱与人员在这个网络当中自由流通往来，穆斯林征服中亚以后，接收了这一套体系，良好运转到近代。
浓郁的商业色彩，也使得犍陀罗佛教与印度原生佛教相比要显得更为世俗化。由于在贵霜帝国，佛教徒是统治阶级，过着富裕又称心如意的日子。因此他们的信仰趋于实用主义，对他们来说如何保持来世的快意是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以大乘佛教传教的重心，从告别一切苦厄，从无限轮回中消亡的涅槃，转向美好的极乐世界。
这无疑是扭曲了佛陀的教义，按照释迦摩尼的看法，人的欲望是一切苦痛的根源，而不管在任何地方人都会产生欲望，因此只有跳出轮回彻底的寂灭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与解脱。
但这种对人世最彻底的解构与虚无主义很明显并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与共鸣，智者的哲思只有在被弟子不断扭曲、变形与改造，彻底的庸俗化与功利化，才会在大众的心中泛起涟漪，激发强烈的宗教热情。将佛陀当神明来崇拜，也符合普通人对"超人"的理解，原教旨佛教对大众的认知能力来讲并不怎么友好。
于是与原始佛教相比，在犍陀罗兴起的大乘佛教有更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治理念，而不是只追求自我救赎。是以在传统的佛陀和阿罗汉之间，出现了菩萨这一概念。菩萨是未来的佛陀，为了拯救众生因而执念未消推迟成佛，同时也是众生成佛的必经之路。因此犍陀罗的传法僧侣愿意迈过瀚海流沙，前往远方传教，既是为了"普度众生"，也是个人修行。
换言之，在犍陀罗，民众布施礼拜大德高僧，向寺庙慷慨解囊，也被犍陀罗佛教算进或者说从属于菩萨行当中，因此也能获得无量功德。也就是说，苦修不再是必须的通往解脱，而虔诚的布施和礼拜同样算是修行，能让信众获得功德和解脱。著名的维摩诘信仰便是这一观念的呈现：维摩诘虽然是在家的大商人，过着富足的生活，但他一样可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并取得修行的成果。
这种适合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迎合了犍陀罗富裕的工商阶层，满足丝绸之路各民族的需要，方便了佛教更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使得佛教向偶像崇拜做出妥协，因为中亚与西亚的传统，将身材高大的塑像视为圣人或者神灵的栖身之所或象征之物，贵霜的佛教徒同样希冀借助释迦摩尼灵魂的伟大力量，以获得保佑和心灵寄托。
早期佛像的创作则被希腊艺术主导，延续希腊王国时的壁画与浮雕构式，所以佛陀的姿容用希腊式人体雕塑的形式表现出来，受到希腊写实主义影响，轮廓清晰，人体结构细致，衣纹处理生动，带有浓厚的希腊风格，仿佛光明神阿波罗。这种风格的佛像便是被人们通常所指的犍陀罗艺术，从魏晋南北朝到北魏，接受贵霜佛教直接传承的中国佛像都是按此样式来雕刻的。
由于犍陀罗及受犍陀罗艺术影响的周边地区，毕竟不是佛教的原生地，因此为了构建犍陀罗佛教中心的地位，发明与创造了一系列的佛传和本生故事。历史上的佛陀其一生不曾涉足犍陀罗，这完全没关系，只要他上辈子上上辈子来过就可以。这些历史发明刺激了佛经书写系统，使得犍陀罗佛教废弃了印度佛教口耳相传不立文字的传统。
犍陀罗的大乘佛教僧团以此建立三世佛体系，即过去佛燃灯、现在佛如来、未来佛弥勒。释迦摩尼的前世儒童在犍陀罗被燃灯传法，一如祂将在未来给弥勒授记，这一方面确立了释迦摩尼现世佛祖的资格，另一方面又为犍陀罗取得法统与谱系上的优越地位。
弥勒信仰则填补了释迦摩尼涅槃后的权威空间，对弥勒的重视也是犍陀罗佛教的发明创造，在印度本土弥勒并不怎么受重视。该信仰是佛教特色的弥赛亚主义，意味着祂将有一天取代释迦摩尼成为世界的最高神祇，或往生兜率天，永享安乐，或下生来到凡尘，建立人间佛国，拯救众生。
与人类各文明的其他弥赛亚主义一样，这种救世主信仰往往会成为社会革命的推动力与发动机，因而与现实政治纠缠不清。以弥勒为符号，人们或是如秘密教团用于推翻现存政治结构，或如世俗君主当做王朝统治的护身符，因为转轮王，也就是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会为灵界的伟大主宰弥勒下生做供养的准备。
犍陀罗佛教因为丝路而兴盛，也因为丝路而衰败。在贵霜帝国覆灭以后，犍陀罗的佛教也开始走下坡路，尽管在七世纪前后商路又有了交通的可能，但佛教在亚洲中部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敌人，在三四个世纪的苟延残喘以后，犍陀罗佛教最终还是消失不见，除了出土文物以外找不到一点存在痕迹。与全盛时的犍陀罗佛教相较，只能让人唏嘘感叹世事无常。
"祗园精舍之钟声，奏诸行无常之响；沙罗双树之花色，表盛者必衰之兆， 骄者难久，恰如春宵一梦；猛者遂灭，好似风前之尘。"读史给人的裨益与趣处，想来就是从文明兴废王朝更替人事变易里察觉自身与他人的渺小，从而越发敬畏无可奈何必然经历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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