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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术、符号与传播——对“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
发布时间: 2020/1/3日    【字体:
作者:胡丹
关键词:  相术 朱元璋 相貌 政治 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异人必有异相。如古代帝王,几乎无不具有“奇骨”“重瞳”“龙章凤姿”等一些典型的外貌与形体特征。但没有哪位帝王的相貌,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充满传奇色彩。朱元璋存世画像有正像与异相,或称真容与疑像之别。为什么一个人会有两副面孔?朱元璋相貌之变的推手是谁?这两副容貌是如何在文本与图像中形成并广为传播的?本文将通过对文献与图像两种历史材料的追踪,探析朱元璋相貌之变背后的政治与文化意涵。
 
一、朱元璋的“异相”的由来
 
1、《明史》所记郭子兴“奇太祖状貌”事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的相貌,对其发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郭子兴传》记子兴据濠州,太祖往从之,“门者疑其谍,执以告子兴。子兴奇太祖状貌,解缚与语,收帐下,为十夫长,数从战有功。子兴喜,其次妻小张夫人亦指目太祖曰:‘此异人也。’乃妻以所抚马公女,是为孝慈高皇后。”
 
“正史”的记载令人印象深刻,是支持朱元璋异相说的重要文献基础,有必要对其史源加以梳理。
 
其实,朱元璋曾撰《纪梦》一文,回忆他入城之际为人所执,“城门守者不由分诉,执而欲斩之。良久得释,被收为步卒。”其中并无郭子兴“奇其状貌”的内容,甚至没提郭氏出手相救之事。
 
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为滁州郭子兴庙立碑,《敕赐滁阳王庙碑》根据朱元璋本人提供的材料说:“(上)抵其城,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人以告王(郭子兴),王亲驰活之,抚之麾下。间召与语,异之,取为亲兵。”
 
《滁阳王庙碑》相比《纪梦》,补充了郭子兴“亲驰活之”的情节,称拔擢他为亲兵,是因为“间召与语,异之”,当是异其谈吐,未及其相貌。
 
显然,朱元璋两次自述,都没提到自己的相貌。
 
然而《明太祖实录》记述此事,已发生变化:“门者疑以为谍,执之,欲加害。人以告(郭)子兴,子兴遣人追至,见上状貌奇伟异常人,因问所以来。具告之故。子兴喜,遂留置左右。”朱元璋得郭子兴知遇之故,已由“与语异之”潜变为爱其“状貌奇伟异常人”。
 
郭氏次夫人之语,亦见《滁阳王庙碑》,称郭子兴欲为朱元璋择配,“次夫人忽惋惜谓王曰:‘方今兵乱,正当收召豪杰。是子举止异常,若不抚于家,使为他人之亲,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次夫人谓朱元璋“举止异常”,是称赞他才干出众,亦非诧其容貌。
 
通过对文献的追踪,可知《明史》所记朱元璋初从军时,因其“状貌”异常而获得特别的机遇,殆非朱元璋口述原始史料的本意,在传播过程中已发生变异。其变化之始,可追溯到永乐间重修的《明太祖实录》。
 
2、朱元璋“异相”始见于永乐中年官方文件
 
永乐初所修《天潢玉牒》,记明太祖开创事迹,该书载有许多奇异事件,为明王朝的开国史披上一层神秘面纱。如谓朱元璋微时,“往来濠城,有一奇士,指太祖言:‘此非凡人。’因避而弗敢入城”。这是笔者所见太祖之“奇”的最早文本。这位“奇士”指朱氏为非凡之人,至乃逊避不敢与之同城,可是没有说明朱元璋奇在何处。
 
到永乐十一年(1413)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已着力刻画朱元璋“非凡”的外貌:“(上)龙髯长郁,然项上奇骨隐起至顶,威仪天表,望之如神”。碑文中的朱元璋,生着一部长而茂密的龙须,项上“奇骨”隆起,隐然上行,直至头顶,确乎一副骇人的异相,或更确切地说,是一张具象的“龙颜”。
 
然而朱元璋的“奇骨”并非天生,而是在他登基前不久突然形成的。事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八,吴元年十二月戊申条:“上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
 
今见《太祖实录》为永乐九年至十六年的三修本,与碑文同一时期。考虑到更早的《天潢玉牒》尚未将朱元璋的“非凡”坐实,孝陵碑出现“项上奇骨”而未明其故,唯实录介绍最详,因推断其演变过程应是:朱元璋对其出身原本朴实的自述,如“朕本农夫”“淮右布衣”等,到永乐初年已开始添加神异的因子(“非凡人”),但还未形成具体的表象符号。到永乐中年建孝陵圣德碑,这一符号(即“奇骨”)诞生了,并被进一步加工,写入实录。实录的记载更具神秘色彩,实际上起到了为“奇骨”解码的作用。
 
梦一类的记事,本在实录凡例之外,但《太祖实录》破例记载此事,且将这个在现实中得到呼应的“异梦”系于吴元年(1367)十二月戊申,别有用心。因为这一神秘事件就发生在朱元璋紧锣密鼓筹备称帝之际,他随即于次月,即戊申年(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乙亥日登基。以彼戊申日暗指此戊申年,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事实上,正是《太祖实录》开始系统地利用相术原理构建朱元璋奇特的容貌特征。朱元璋由奇人到奇貌的变化,并非野史向壁虚构,它由官方的历史书写首先完成,《太祖实录》反复渲染太祖相貌的奇伟,是这一转换的关键。
 
实录在追述朱元璋少年之事时,赞曰:“上稍长,姿貌雄杰,志意廓然,独居沉念,人莫能测。”《明史》据此写道:“(上)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奇骨贯顶”是对“奇骨”的发展,但这四个字在实录原文里尚未出现,只是到了明晚期始为描述朱元璋容貌的经典用词。《明史》乃径采之,羼入历史文本中,实际上是用后起的观念对历史本态进行追改式的重写。
 
实录还记载:已入寺为僧的朱元璋,一日游方至六安,有老儒相其面曰:“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为推之”云云。
 
前引《天潢玉牒》的“奇士”指元璋为“非凡人”,此老儒也是一奇士,他用相术及星历之学,准确推出朱元璋非凡的命造。如果我们从官方文献叙事的连贯性上观察,会发现,朱元璋之奇与非凡,正由空泛一步步落到实处。老儒相面,是朱元璋“贵相”的最早记录。
 
围绕朱元璋何以发迹,《太祖实录》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它主要的理论工具,就是相术。朱棣与其父不同,在诸般术数里,他比较偏好相术,在其发迹史上,相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影响必然渗透到实录等官方文献的修纂中,成为解构、重塑本朝历史的工具。当然,对于“得国不正”的他,这主要还是为了服从他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说,朱元璋相貌之变,其子朱棣是第一个“整容师”。
 
3、“奇骨贯顶”与相术家笔下的朱元璋像
 
明初著名相士袁忠彻在景泰二年(1451年)编纂《古今识鉴》一书,其中记一个叫铁冠的方士为尚居人下的朱元璋相面,语曰:
 
明公状貌非常,龙瞳凤目,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丽天,辅骨插鬓,声音洪亮,贵不可言。但四维滞气,如云行月出之状,所喜者准头黄明,贯于天庭。直待神采焕发,如风扫阴翳,即受命之日也,应在一千日内。
 
可看到,此时朱元璋尚未“奇骨贯顶”,还只是“辅骨插鬓”(又叫“辅角插天骨”,以辅骨长耸为上,是清贵之像)。在《古今识鉴》中,有多位士人生有此像,似乎并不甚奇。“奇骨贯顶”就非常尊贵了,指额正面头骨方正而大(名伏羲骨),上至头顶百会穴,相书又称朝天伏羲骨、方伏羲骨,也就是常说的“日角相”,多被视作古代帝王之奇品骨相。
 
相语中常见龙行虎步、龙姿凤质、天日之表一类的判语,其实与形容人器宇轩昂一样,盖皆泛语,不是具体的体态描绘,“奇骨”却是一种较为显眼的体貌特征。然而,无论是孝陵神功圣德碑,还是《太祖实录》,它们所描绘的项上奇骨,与此并不相类。所谓“奇骨贯顶”,应是后人借用相术词汇对朱元璋“奇貌”所作的符号化的再概括。
 
虽然孝陵碑与实录首发“奇骨”之端,但“奇骨贯顶”一说还未出现在《古今识鉴》里,而到明晚期何乔远撰《名山藏》时,已称“太祖日章天质,凤目龙姿,声如洪钟,奇骨贯顶”,全然为相学家口吻。由于《名山藏》出世较晚,作者应受到当时流传的太祖异相的影响,可能属于“看图说话”。又由于相术的广泛影响,相家术语强烈渗透到文艺创作及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奇骨贯顶”之类多属俗语套话,未必一定都有史料的渊源与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识鉴》对朱元璋容貌“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丽天,辅骨插鬓”的形容,已与传世的异相或丑像颇为相似了。天地是指天庭和地阁,分别象征额头和下巴,相朝之状,是形容其突崛相对——异相的朱元璋,不正长着一张两头弯弯的鞋拔子脸(或称“猪龙形”)吗?
 
考虑到铁冠此人都不太可靠,则他所称的“明公状貌非常”,很可能就是袁忠彻本人的生花妙笔,不过借铁冠做代言罢了。显然,这副以相术理论为依据写出的太祖容貌,已较官方钦定的版本有了更大的丰富,加进了相术家自己的想象与改造。
 
如果说,永乐时期的碑文、实录,为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的“形象建设”,指出了一个神性的方向。这有一个过程,那么到袁忠彻奉敕辑纂《古今识鉴》时,已“实证”地推出一个颇具异相的太祖皇帝了。
 
明中期正统、景泰时的太祖御容,已经显出奇异的特性,但还走得不太远;至少这时,朱元璋的脸孔上还没有“黑子”,奇骨还未贯顶,“龙颜”也还没有异化为一副丑陋不堪的猪龙之形。
 
二、朱元璋“异相”中的符号意蕴
 
隆庆中任南京工部尚书的张瀚回忆曾于南京武英殿见太祖御容,其像“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像大不类。”从其记载来看,到明代中晚期,太祖异相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比如万历时人张萱之父在云南作知县时,曾于黔国公府“摹高皇御容,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其状甚奇,与世俗所传相同,似为真矣”。后来张萱在京为官,“始得内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须髯皆为银丝,可数,不甚修,无所谓龙形虬髯、十二黑子也”。较之只有京官才能瞻仰的太祖正像,异相传播更广,留给人们的印象更为深刻。
 
那么是否能为朱元璋异相的产生及流传设定一个时段上限呢?这里先提供一些与朱元璋相貌有关的旁证材料,如朱元璋侄子朱文正,“貌类高帝”。宗室中,宪宗第十三子荣庄王祐枢,也是“状貌类高帝”。这两位王子都和朱元璋长得像,但没有他们相貌怪异的记载。臣子中也有“貌类”的,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山阴人陈思道,仕至礼部侍郎,此人生平“有二异”,其一就是“貌酷肖御容”。然查张岱《越中三不朽图赞·陈行父公像传》所存陈思道官服像,其面容并无奇处。
 
成化进士陆容记:“闻苏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国工所塑。永乐初有阖百户者,除至苏州卫,偶见之,拜且泣。人问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识天颜,此像盖逼真已。”此事祝允明《前闻记·天王堂土地》亦载。陆、祝二人都是明中期苏州人,在他们的记述中,均未提到朱元璋相貌怪异。
 
综合以上明初至明中期人“貌类高帝”的材料,似可推断,在明代中期前,朱元璋怪异之像尚未广为流传;朱元璋完成由“奇貌”向异相的转变,大约在嘉靖时期,其后始大量出现太祖异相之记载及绘画。
 
三、对朱元璋“异相”及其传播的政治文化考察
 
1、对朱元璋异相为“疑像”的简单辩说
 
异相中的朱元璋,容貌险奇怪异,有的还满脸布有黑子——这是一副惊人的相貌。对其真实性,历来讨论颇多,有信以为真容者,也有人视之为疑像。
 
赵汝珍《古董辨疑》说:“朱元璋传世之御容有二,一为温文儒雅、五官端正者,一为雄豪奇伟、深目长颊者。二者均常见之,南薰殿各代帝王像,二像均有之。数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时供此二像。明太祖亦同常人,绝不能有二像,是其中必有一伪,惟孰真孰伪,前人未有纪录,凭空推想亦难确定。但以理推之,当以深目长颊者为真,盖此像迹近侮辱,含有朱豬之意,若非真像,在专制时代无人敢为之,况其子孙又奉祀之,其必为真像,盖可知也。”
 
赵氏之见实存罅漏,如谓“数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时供此二像”,已在清末,恐怕难称“(朱明)子孙又奉祀之”吧!一个人长那样一副尊容,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许多人虽然不做定论,还是倾向认为丑像“非真”,如明人王圻编集的《三才图会》,即不取异相。
 
其实,与画像孰真孰假的推想之词比起来,对朱元璋一人而具两副容貌做出解释,更具价值;其中持“疑像”说者最多,又有三说:
 
其一,明末清初人谈迁说:“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识其貌,所赐诸王侯御容一,盖疑像也。真幅藏之太庙。”此说似难成立,其本身就存在矛盾:微行恐人识其貌,与赐诸王侯御容何干?难道“诸王侯”还会不识今上真容?且朱元璋在位,主要依靠公朝理政,经常临朝亲断政事,何曾担心臣民会认得他!何况好多朱元璋“微行”故事,还是后世野史敷衍出来的。
 
其二,清初人宋起凤《稗说》说,南京二寺有两种朱元璋御容,灵谷寺者为一草本(大概指不设色的纸本),其像“望若龙状”;鸡鸣寺者为“五官端好”“面无纤痕”的彩绘图像。“二处凡游者,必请主僧展礼。两地迥殊,不知其孰是。或曰灵谷者上令工为之,宣威外域尔,非真也”。
 
其三,与上说近似,但不称“宣威外域”,说是朱元璋在得天下前为威服世人伪造的。
 
当元运已终,天下大乱之时,第一个以相貌之奇来主动承受天命的,是布贩子出身的徐寿辉。《明史·徐寿辉传》载:“元末盗起,……奇寿辉状貌,遂推为主。”似乎朱元璋也希望有一副徐寿辉那样有号召力的脸孔。此说很为人深信,因为它为朱元璋不合常理地拥有两种面容,且异相太过惊人,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
 
然此说实难成立。因为徐寿辉很快为部下所弑,朱元璋应该很清楚,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生存,一副奇貌是靠不住的。如果说他欲借一副由天命符号构成的写意面孔,来传达他才是真命天子的讯号,就更不可信了。因为朱元璋即便已为江南兵力最盛的诸侯,仍在名义上依附于韩林儿龙凤政权。这是他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的策略,假造异像之说,有违于此。
 
以上三说皆认为异相出自朱元璋刻意的伪造。然而“异人”之像,“奇”固然重要,还须配一“伟”字,“奇伟”之像才是完美的。历代帝王画像,虽然都会在造型中融入一些符合相理的特征,如大耳、丰准、广额等,并且成为古代造像的基本手法;画师们在追求面容相似的前提下,都会表现渲染一下这些代表尊贵的符号。但前提是,必须符合大众基本的审美观,尤其是面容。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位“隆准而龙颜,美须髯”的美丈夫,他也有“七十二黑子”,但长在左股上,而不像朱元璋,满脸落花,实在破相得很。反观朱元璋的怪像,却是那样丑陋不堪,甚至十分猥琐,毫无贵气可言。朱元璋常常自拟汉高祖,甚至还觉其输于己,他会以那样的丑态来自贬吗?
 
2、朱元璋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是其迥然相异外貌的基础
 
朱元璋的本像绝不如此骇人,只是他的儿子朱棣在篡位后,对开国历史进行了重塑,一个重要表现是:洪武朝的异人与异迹骤然增多;永乐以后,与朱元璋有关的各种圣瑞与“神迹”的传说更如井喷,一个神化、传奇的朱元璋逐渐从其平常人的面貌中脱脱而出。
 
通过前文对文献及图像的追踪,不难发现,这两种历史材料的演变大致是相对应的。从朱元璋的相貌被泛泛地形容为“姿貌雄杰”“异常人”,到符合相术上“辅骨插鬓”的特征,再升格为极贵的“奇骨贯顶”,体现出一个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整个的明朝中前期。其表现便是朱元璋的容貌越来越奇,也越来越“丑”。换言之,朱元璋的容貌在传世的过程中,经历了改造、加工,不断被添进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信息符号,如奇怪的脸型,突出的五官特征,以及12、24、36、72不等或“盈面”的黑痣等,最后变成一副“猪龙”之形。异相中朱元璋相貌并不完全相同(如有的就没有黑子),正是加工者手法、观念及心态不同的表现。它是民间的集体创作,远比宫廷画家的“稍加穆穆之容”要大胆和没有顾忌。
 
这个过程又与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下,朱元璋形象的迅速演变相对应。
 
首先应指出,朱元璋先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才会产生两副迥然相异的面貌。明中期以后,本朝太祖的形象,变异速度加快,在大众观念中的“人格”发生分裂:一方面,他是雄才大略的旷代圣主和明君,一方面,他又是超级嗜血的暴君和凶徒,在野史、笔记、口传、戏剧中出现了大量描写他无知、猜忌、多疑、滥杀的故事。其情节或真或幻,或虚或实,但他残杀画工的众多传说,则无疑加剧了人们对他真实容貌的怀疑。张瀚就猜测说:“相传太祖图像时杀数人,后一人得免。意者民间所传,即后一人所写,未可知也。”
 
与其正像为官方标准像,而异相多被民间奉为真身一样,朱元璋圣明的正面形象是官方、正史的语言,而那些掺杂了各种离奇、惊骇内容的故事形象,主要出自民间的演义与加工。当然,朝野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它们是积极互动的,如本文指出的,朱元璋相貌之变,发轫者正是官方,但相貌如何继续演变,却成了民间的自由创作,超出了官方的控制。但宫廷和上层后来也部分地接受了太祖皇帝那张不同寻常的丑像,否则黔国公府也不会尊藏悬挂——由于相学思想对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性影响,即便朱元璋的子孙,对其祖先那些与正像不合、不雅,但是显出“雄奇”的异相,也不会感到不满,甚至还可能津津乐道。
 
朱元璋的形象塑造,其基础是人们对开国历史的集体记忆,而诱发其变的指针,则是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与需要。明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国势日衰,怀旧之思成为人们宣泄不满的一个窗口(万历年间海瑞重提太祖以剥皮重典惩贪的旧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内矛盾重重,北虏南倭,交相来袭。当国家和社会面临严峻的危机,而人们又觉拯溺无力时,太祖皇帝“扫孽胡而握汉统”的开创之功,以及在位期间强力整肃吏治,实现政治清明的“伟大功绩”,就更令人称羡怀念了。太祖何以“不阶寸土一民”而得天下?成为士大夫和普通百姓久议不衰的话题。而对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人只能用“天命”来解释。
 
如何察知天命呢?往往依靠包括相士在内的各类术士、方士的中介。
 
明代方术之风甚盛,尤其是成祖凭着一副龙颜得天下后,相术与政治的结合愈加紧密,愈为突出。如成化十二年的“侯得权之变”,侯得权本是一游方僧,止因有一副“奇貌”,就不断有术士奉承他是天子的贵造。他初时尚不自信,直到有术士拿也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来鼓励他,他才笃信,以为只要相貌足够“奇”,命中就一定有非分可希。侯得权迅速扩大了他的门徒队伍,就连许多宫廷宦官都甘心拜在他门下,奉他为“上师”。
 
只凭一副奇像,就想做皇帝,侯得权并非独例。正德年间,封在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鐇,也是听信术士说他相貌奇伟,辄敢称兵造反。曾几何时,相人术被朱棣借来为自己篡逆披上天命的外衣,但他想不到,相术之理也会成为反抗皇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大量相术支配人行动的事例证明,通过相貌特征来研判人之祸福休咎,在群众中有着非常坚实的根基,是异常典型的群众心理。在此语境之下,朱元璋的面孔自然在变形中愈放愈大了。
 
人们总在试图探索朱元璋真实的相貌。其实,根据传播学理论,所谓真实,包括三个层次:客观真实、媒介真实和心理真实(即主观真实)。媒介真实是借助符号再现的,根据相理“易容”的朱元璋,脸上集中体现了诸多的相学符号,如黑痣、龙形、虬髯、五岳特征等;尽管它离开朱元璋的真容(即客观真实)已不啻千里,但媒介真实比起原态之物更为饱满、精彩而多幻。在朱元璋面貌及形象的传播中,“真实”通过两套媒介体系传播:官方的正史、碑文、玉牒,以及陵寝、太庙等处悬挂的御容等;和民间传说、故事、小说、戏曲、口碑、私史、私绘帝王图像等。显然,两者都有各自的叙事框架,在传播中进行有意的选择、加工与引导,试图建立符合各自取向的观念架构。然而它们在议题和符号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交叉,这两条线索、两种真实,交相影响,积极互动,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之下,形成大众认知上的“主观真实”(或称“受众现实”)——那就是一个谜一般的传奇皇帝朱元璋。
 
人们似乎更乐意接受朱元璋的怪异之像,即便到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孙文率国府众僚参谒孝陵时,所奉的仍是一幅朱元璋的异像。这或许是因为,正像中的朱元璋,只是一位器宇轩昂的封建帝王,而那些“丑”而奇特的面孔却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隐含了更多的话语,更符合人们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心理(这也是民间秘密宗教设像的一般特点)。
 
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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