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祝是古代人和神之间的中介人。他们通过占卜、祭祀、祈祷、歌舞等仪式，招请神灵，并用神的降临或附体的表现方式，向人们传达神的意旨。
殷商时代，大量出土的甲骨卜辞，正是巫教与巫术的生动材料。巫祝集团主持祭祀礼仪，掌管典章制度，记录卜兆筮辞，权力很大。
周人灭商后，继承了殷礼，宗教职务分别由巫、祝、卜、史等分管，在西周政权中仍居有显赫地位。
而宗教职务的首脑人物，我则以为是周公。周公原本为巫祝，证据有五：
第一，从世界各地的情况来看，巫祝的一个最大职能就是为患者跳神治病。其治病程序为：巫祝首先观察患者症状，并作出判断，该祭何神。如果一时难以决断，则通过占卜。判定作祟的神鬼后，巫祝便致祷词，向它许愿供祭，祈求对病人宽恕，使之病愈康复。供神的祭品，因神的不同而各异（参见秋浦《萨满教研究》“萨满的职能”一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西周上层贵族中，唯有周公能够为周王跳神治病。《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
史策祝日：“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
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滕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这段记载神秘味甚浓，但与其他民族的巫祝为人驱鬼治病的理论、程序如出一辙。先由周公判断所祭之神为太王、王季、文王，然后造作简书，向三王神灵祈祷。供品则为“璧”与“圭”。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周公在这里直言自己“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其兄武王则“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可见周公对自己的巫祝身份是毫不隐讳的。《史记·鲁周公世家》又云：
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武王有病，由周公祈求神灵去疾；成王有病，则也是如此瘳。
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周公的巫祝身份。
第二，西周实行贵族世官制，一种官职通常为某一家族世袭占有（参见郭沫若《金文丛考·周代传统思想考》）。从周代彝铭来看，周公一系多任巫祝。如《禽簋》《太祝禽鼎》《保卣》等均载伯禽为太祝，另据其他彝铭记载，周公后裔邢亦为太祝。由上所引可知周公子孙多任大祝之职。从西周贵族世官制来看，可以反证周公本为巫祝，且系巫祝集团的首脑。
第三，占卜是巫术的表现，也是巫祝的一大特权。周人对此非常重视。《尚书·洪范》云：“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尚书·大浩》载，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称王，三监及淮夷叛。周公决计平乱，而邦君庶士不同意。周公则亲自占卜，并将占卜结果告诉邦君庶士，奉劝人们迅速出征，不要违背神意，怠易天命。周公说道：“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周公的占卜特权是文王给予的，所谓“文王遗我大宝龟”。周公有此“宝剑”，遂以“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为由，勒令众人跟他东征。周公何以握有此种神权？这与他的巫祝身份是分不开的。因为在西周，并不是任何贵族都可以随便占卜，只有巫祝才具备占卜的特权。
第四，巫祝有一个职能，便是挑选风水宝地，在兴建土木工程前后，进行占卜，以求吉凶。西周初年最大的土木工程就是兴建雒邑。雒邑的营建和定为西周的陪都，与周公的占卜有一定关系。《史记·鲁周公世家下》载：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尚书·洛诰》载：“予(周公)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周公向环绕雒邑的洛水、涧水、瀍水、黎水等河流的河神进行占卜，求得吉兆后，乃使成王来雒，以谋定都之事且献卜兆。故《洛浩》又云：“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
据上引典籍可知，定雒邑为陪都之前，周公察看了地形，占卜了有关诸神。周公的行为与封建社会的“乩仙”活动完全相同。这又可证明周公的身份是巫祝。
第五，周公摄政称王，管叔、蔡叔不满，就连召公也起了疑心。那么，周公是以什么理由说服召公的？这很值得注意。《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悦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于是召公乃悦。”
众所周知，这些“格于上帝”的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般，皆巫、祝、卜、史之流，他们以卜筮、祈祷之术，运用神权，以通天人之际，并在商王室为相，辅佐商王，尤其是伊尹曾放太甲于桐，自立为王。周公举这些人为例，来证明自己摄政称王的合法性，而召公竟然也由“不悦”变“悦”。若不从周公的巫祝身份上来分析，这个问题便很难理解。由上述五条论据可知，周公的身份为巫祝。
周公为巫，说明巫教在周朝被延续下来。不仅如此，周公还对巫教理念进行了改造，注入了新的思想，主要表现在：
第一，只有国王才能当天的儿子，“天子”意味着国王是沟通神、人的最高权威。
天子，顾名思义，天之嫡长子。其命源天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呼。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政权，自称其权力出于神授，是秉承天意治理天下，故称天子。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的说法就已经开始出现，汉代以后天子之称谓始流行。“天子”源于巫教关于宇宙分为天、地、人三个层面，巫师是沟通人与天地的使者的理念。周公摄政称王，兼具巫师身份，这就开始把沟通人与天地的大权垄断到天子手里。而在此前，很多人都可以当巫师，巫师们也没有地位高低之分。
第二，“天子”意味着“天人合一”，社会与自然一体，天道和人道相通。
巫教认为天、地、人是一体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子”意味着“天人合一”。人的行为要和自然界的变化相适应，同时，自然界的变化也是人间社会变化的反映。“天人合一”理念使中国较早地产生了中国式的环境保护观念和法律，使中国古代的刑罚实行“秋冬行刑”，春夏不执行死刑。除谋反大逆“决不待时”以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天以前执行。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以“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
第三，天、地、人之所以相通，是因为天意乃以民意为基础。
“天道远，人道迩”。因此，天子既要“敬天”，尊重神意，还要“保民”，以民为本。天子必须以“德”配“天”，“德者，得也”，“得”什么？得民心。
通过周公及其后继者的一番改造，巫教的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理念被继承，但却被注入了神意源于民意、天子是神意民意的权威沟通者等新思想。
原载2020年2月5 日《法制日报·法学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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