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3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后世界上大规模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冲突都是源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个理论目前在中国被重新谈及，认为“文明冲突论”显示出美国为了自身的霸权，必然与其他文明（当前语境中尤其指中国）产生冲突，进而排斥和打压对方。按照中国媒体的解读，该理论有以下特点：
第一，文明之间（主要是指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第二，文明（主要指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因自己的利益，必然将其他文明（主要指中国）视为威胁，从而产生冲突。
第三，一方（主要指美国）认为自身价值观念是绝对正确的，与其他价值观念（主要指中国）不存在和解的可能性，从而挑起冲突。
基于这种观点，中美之间从根本上只能是敌人，二者之间的冲突被认为是“文明的冲突”的必然结果。所以，中美只能斗争，而和平友好、互利合作只是一种妄想。这就是目前中国对“文明冲突论”的主流理解方式。国内媒体也对这种“文明冲突论”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美国不应该用斗争的态度对待中国；并且认为，要用“文明和谐”来驳斥和代替“文明冲突”，认为前者才是世界发展应有的方向。
但是，如果这种“冲突”理论是可能的，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文明将到处发生冲突。世界将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战场或到处充满敌意的准战场，文明之间的斗争将大于合作，“美帝苏修一起灭亡”之类的斗争口号应该遍布全球。而这显然违背了常识，因为世界大部分地方并没有出现这种斗争。
那么，亨廷顿本身到底是如何解释“文明冲突论”的？
首先，在讨论冲突发生的根源时，他认为“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时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1]7 也就是说，因为文明之间具有的价值观念有巨大差异，在其影响下，处于不同文明中的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才会产生冲突。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一些国家之间会联合，而另一些国家之间则会对抗。这是在寻找“冲突”的根源。
其次，亨廷顿在否定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时候，更是反对把西方文明当作一种普世性的终极价值。他在“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划出了界限，认为本土文化同样可以用现代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日本就是很好的既现代化又保持传统的例子）：“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拙……现代化加强了那些[非西方]文化，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较多现代化和较少西方化。”[1]57 这种表述和“西方中心论”完全格格不入，也证明亨廷顿承认价值多元化。
但正如亨廷顿所说，这个多元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世界，各种冲突仍然在文明之间产生。那么更重要的将是，找到冲突根源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去防止冲突发生。亨廷顿写道：“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障。”[1]297 他提出了三个能对“文明冲突”进行调和的原则：第一，承认多元化事实，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第二，不同文明可以通过对话（也包括与核心强国之间对话）的方式调解冲突；第三，各文明之间应该寻求共同价值。这样，各个文明只有在互相理解与合作的前提下，才能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全球文明”。
由此可见，“文明冲突论”根本不是在鼓吹斗争，不认为某一文明的发展必须以和其他文明斗争为前提。“文明冲突论”是在回答冲突的原因、本质，在各种冲突现象中找到“文明”这个冲突根源；亨廷顿还认为，如果以自我约束和相互对话为前提，这种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换句话说，文明冲突是一种病原体，要消灭这种病原体，我们必须努力调和文明界限，做到和而不同，用这种方式来避免冲突。
现在就可以得知，目前国内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彻底扭曲了亨廷顿的思想。对比上述国内主流看法，可以发现以下三个不同之处：
第一，亨廷顿只认为冲突源于文明断层，却不认为这种冲突没有可调节性。
第二，文明要获得更高的利益，必须互助、协同发展，避免冲突。
第三，没有哪种价值取向是绝对正确的（包括西方化），必须承认多元价值的事实，也要承认现代化并不一定代表西化。
实际上，不仅中国有这种误读，国外照样有人这样去扭曲地理解“文明冲突论”。但在中国这种情况更甚。一方面，如果否认价值多元化，把自己的文明当作绝对正确的真理，那必然会导致对其他价值的否认，导致文明的对抗。常见情况是强调“和为贵”，把和当成首要任务。但这个任务之下，则是“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必须接受同化；否则，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谓“天无二日，国无而主”，这种观念绝不可能认同价值多元化。也就是说，极端强调“兼容并包”的后果是禁止一切其他形式文化的独特个性，只允许大一统的专有文化；否则就是异端、敌人。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明，必然就会与其他任何文明产生冲突。
另一方面，如果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看，为了生存和利益，文明必然处于你死我活的抗争状态中；文明之间优胜劣汰，强者攫取弱者利益。这其实就是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有力即有理”的翻版，可称作“利益团体之间必然冲突论”；由于利益团体更容易在相同文明内部的国家之间产生，所以这也可算“文明之间必然冲突论”。当然苏格拉底已经用正义论驳斥了这一说法；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认可有什么“正义”。实际上，如果持有一元的经济决定论，那同样会认为钱才是一切，有钱就有力，有力就有理。但各种价值的意义并不相同，不能把各种价值都统一地换算成经济价值，并相互代换。恩格斯曾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2]507 而中国社会很多人却坚信只有钱才是唯一的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导致对“文明冲突论”的误解。
综上所述，真正的“文明冲突论”并不认为文明之间必然冲突，而是肯定了文明之间可以、也应当相互对话以避免冲突；“文明冲突论”给出的解决方案中，尤其要求价值多元化；任何文明都要自我约束，不要自恃清高，从而引起冲突。当然，这个理论有诸多漏洞，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不过它的主旨是明确的，即要让文明之间达到和谐，进入一种全球化的更高文明。
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中国有一批人认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中日中美必有一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认为中国必须时刻把美国当成敌人、并期待中日中美之间的战争。按这种逻辑，既然文明必然冲突，那美国恰恰是应该和中国作斗争、不应该相互合作的。如果各新闻媒体要批判这种“文明之间必然冲突论”，首先应该批判的就应该是这群以斗争为纲、反对和解的人，而不是批判主张全球文明、力求防止冲突的“文明冲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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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2]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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