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教士中的特殊群体，医学传教士因其独特的身份和职业在近代中国禁烟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联络中外各方面的力量，积极从事禁烟的宣传活动；在收治吸食者的同时，他们积极探索戒烟的方法。这些活动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于近代中国的禁烟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19世纪以来，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它遭到了中国持续不断的禁烟活动的反对。在近代禁烟活动中，往往有传教士参与其中。传教士参与禁烟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由于鸦片的输人与传教事业的开始几乎同步，许多中国人认为鸦片就是传教士带来的，传教士为摆脱与鸦片的关系，因此参与了禁烟活动。正如一名医学传教士所说：“医学传教士用最有力的证据来反对中国人对传教士与鸦片关系的指责。”另一方面，在一些传教士看来，鸦片贸易和吸食鸦片是不道德的，并且是与基督教义相悖的。这是他们积极参与禁烟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传教士中的特殊群体，医学传教士在行医过程中对鸦片的危害有深人的体察，因此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积极投身禁烟的宣传和实践，在禁烟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学术界对传教士参与禁烟有所论及，但是对于医学传教士参与近代禁烟的情况尚无系统的论述，对其如何进行禁烟宣传及其戒烟的方法、效果和影响等大都语焉不详。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以进一步认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
一、医学传教士的禁烟宣传活动
医学传教士的禁烟宣传活动以1890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此前主要是分散进行的时期，此后进人有组织的合作时期。
（一）分散进行的禁烟宣传活动
19世纪40年代起，医学传教士即进行禁烟和戒烟的宣传活动。在早期来华的医学传教士中，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有较大贡献。1847年，他撰写《鸦片速改七戒文》进行戒烟的宣传。1855年，雒魏林又与麦都思合撰一文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吸食等作了介绍，该文后为英国政府蓝皮书（即议会文件）收入，“但并没有得到流传”。因此，他在1861年出版《医学传教士在中国》一书时收录了其中的大量片断。该文着重介绍了吸食的方式、吸食者的症状、吸食之因及吸食的影响等，主张传教士应该以传教来改变吸食者，同时还应“收集并传布与此相关的信息。”
雒、麦二人在文中还指责东印度公司参与鸦片贸易，主张东印度公司应当终止鸦片贸易。此外，文章对中国种植鸦片以及海关走私对吸食鸦片的影响也作了调查。这些言论通过《医学传教士在中国》一书在英国得到流传。此后，雒魏林继续进行禁烟宣传活动，1865年回英国后仍然没有中断。1874年，英国有识之士倡立禁烟会，65名发起人中就有雒魏林以及其它传教士气有中国人为此撰诗赞道“体念天心除物害，谁如马雒诸君辈”。
雒魏林之外，早期来华的合信、温敦等医学传教士都积极地宣传戒烟。合信在《西医略论》中对鸦片之害作了揭露，他说：“鸦片为害中国，近年尤甚。华人烟瘾犹番人酒癖，然酒少饮勿醉，有时能补人精神，吸烟则有大害而元小益，”并主张中国人自戒⑧。1856年，温敦著《劝戒鸦片论》→文进行戒烟的宣传。早期医学传教士的宣传对于中西社会反对鸦片贸易与倡导禁烟有一定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与此同时，国内种植鸦片的地方越来越多。“1866年，估计土烟产量有5万箱，1870年达7万箱，已超过进口洋烟的数量。”⑨在自产与外来鸦片的影响下，中国受鸦片毒害者有增无减。1868年，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撰文指出鸦片“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和身体上的一切进步都是一种障碍”，它同时“是中国复兴和革新过程中要克服的困难中的最大困难”。同年，德贞对鸦片的危害作了具体指陈，他指出“烟能败精神耗财物、损名声，内为家人所鄙，外为亲友轻视。元怪乎中原财吊一年穷于一年，人民精神衰弱，子嗣艰难，一年减于一年。”他对中国国内种植鸦片予以关注，认为“鸦片其初来自国外，今则内地各处皆种植之，年复一年，多于五谷，再若任其播种，将来天下之大皆为产烟之区，尤可虑也。”因此，德贞建议中国政府禁止国内种植鸦片。
19世纪70年代，医学传教士同其他传教士一道继续宣传吸食鸦片的危害，力主禁烟。德贞在这方面的影响较大。1875年，德贞在《中西闻见录》发表《禁烟说略》，就中国禁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文中虽对英国在华鸦片贸易有回护之处，但同时指出鸦片贸易和国内种植鸦片对中国的危害。他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化不但更加严重地危害了中国，而且使英国“致邻邦之物议，中国衔恨，是以英之急欲申禁势有不可遏者也。”他相信中国能够禁止鸦片，其理由是当时中国禁止闽粤招工出洋“主持甚力”，如果禁烟也如此用力，那么一定可以成功。而中国之所以不能禁止鸦片，“大抵因印度外来之鸦片不能遏绝之故也。”针对中国禁烟的国际背景，德贞从中英外交的途径向清政府提出了三个建议。
第一、“中国务派钦差大臣前往英国，会商两国彼此互禁鸦片之事，言两国欲结永好，而我国久受鸦片之害，务望贵国休戚相关，彼此申禁云。......务当词严义正，持论侃侃，英国君臣不能不见也。”
第二、钦差大臣应告诉英国：“如果贵国不能申禁印度之鸦片，盖此物原非布吊寂粟利于民用者，我国定要加重其税，按万国公法，中国有自主之权，例应如此，使吾民恶其外来之鸦片价昂，欲买本国自种之土，以杜其源，久而不禁自止，先绝其外来之烟，然后自禁本国之种。”
第三、钦差大臣应告诉英国：“现在条约载人税则，以垂永久之守而毋失。惟此鸦片一条，与我国甚有大害，是乃通天下各国咸知害也。殊属不平，誓必去此一条，方为允协。毋论贵国从违，我国势在必行，严申禁令。倘贵国或因禁令太急，恐有滞碍难行之处，不妨从缓，如或不然，更换和约之时，我国定将此条删除，两不相伤，以鼓两国友谊之道，即因此失和，自有各国公论在。如欲申禁之时，久蓄有效验之法，以傲芹献。设或中国不欲禁止，另有限制之术，庶可避重就轻，暂权时宜。”。
德贞主张禁烟先外后内，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禁烟问题，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由于清政府长期奉行妥协外交，很难采取主动措施，而英国也不会轻易放弃鸦片贸易。所以，这一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实行，但对当时清政府的禁烟有一定影响。
同时，不少医学传教士对那些支持鸦片贸易的人给予了反驳和指责。有些英国人说中国人在元朝、明朝时已有吸食的习惯，玛高温经过研究，发现明朝时中国政府就发布不准使用鸦片的教令，有力地反驳了英国人对鸦片贸易的辩护。福州的医学传教士柯为良对西方国家为鸦片贸易辩护进行了抨击，他说：“使用鸦片是绝对的罪恶，我从来没有听说一个中国异教徒赞成使用和销售鸦片，相反他们都一致地谴责它们。吸食鸦片的仅有的辩护者一直是在基督教国家’。
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举行了第一次大会，慕尼（Rev. A.E. Mouley）发表了《鸦片的使用及其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抨击了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危害，并就禁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且，与会传教士对鸦片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指出了禁烟之重要性。医学传教士格雷弗斯(Rev. R.H. Graves）参与了此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劝说中国基督教徒组成禁烟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他的看法有传教上的考虑。因为，他相信“这样做可使他们与中国人中最有道德感的人达成一致”，而且进行禁烟可提高基督教在更有思想的异教徒中眼中的地位。
在医学传教士的影响下，一些教会医院里的中国医生积极参与禁烟的宣传。汉口仁济医院的中国医生杨鉴堂就不遗余力地宣传禁烟。除为本院拟定戒烟条款外，他在1877年先后撰劝戒吸烟人十败、十悔、十劝、十求、十听、十想诗以及劝戒吸烟妇十勤诗等诗作，这些诗作均刊发在《万国公报》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世纪80年代，烟祸日烈，医学传教士积极主张合作宣传禁烟。1887年，马雅谷致信《长老会消息报》要求“在绝对禁绝鸦片上给以新的动力。”同时，德贞向禁止鸦片贸易会提出“在中印传教士中进行反对鸦片贸易的一致行动。
1890年以前，医学传教士的禁烟宣传活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不过他们这一时期有活动多是在分散状态下进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宣传的效果，这也正是有的医学传教士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要联合进行禁烟宣传的重要原因。
（二）联合进行的禁烟宣传活动
1887年，中华博医会的成立在医学传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此后的三年里，医学传教士并没有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活动。1890年，新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中华博医会第一次大会的召开为医学传教士联合进行禁烟宣传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从此，医学传教士间的联系与合作日益增强，他们宣传禁烟的活动日益走向联合。
1890年，新教在华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讨论影响传教的鸦片问题，在该委员的12名成员中，医学传教士占有8名，他们是嘉约翰、文恒理、哈巴安德、赖尔（Lyall）、达斯维特（Douthwaite）、博恒理、梅滕更、洪士提反等。会上，医学传教士德贞宣读长文对鸦片在中国的影响作了全面研究。该文探讨了鸦片在中国流行的历史，认为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与西方国家输人有关德贞通过一些教会医院的报告，对中国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鸦片吸食状况作了令人信服的调查，论述了鸦片与自杀关系、鸦片对小孩的影响、鸦片对道德的影响，等等。
文章指出“鸦片大大增加了中国人自杀的数量，因为它在中国很容易获得，且容易导致死亡。”⑩关于禁烟措施，德贞提出中国政府应对国产土烟提征税收，然后向英国政府提出向洋烟提征税收。作为一名英国医学传教士，德贞能够提出如此看法，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德贞的观点得到与会传教士的赞同，最后，大会就鸦片问题通过了13条决议。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揭露鸦片危害，二、反对鸦片贸易，三、禁烟措施的建议。决议呼吁传教士应与自立教会合办戒烟所，建议中国官方也应该建立戒烟所；清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征税、与相关国家合作、共同限制等方法来保护人民不受鸦片的毒害；决定同时指出“从整个问题的调查和中外条约来看，大会认为中国在提高对洋烟的征税和制止国内种鸦片上是不自由的”。因此，决议的最后一条就是：“大会关于本问题的决议应通过伦敦禁烟会提交英国下议院，通过一些渠道将之提交给美国总统，提交给总督李鸿章和总理街门。
与此同时，中华博医会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大会经洪士提反的提议成立了专门的鸦片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嘉约翰、赖尔（Lyall）、武成献组成，其职责是寻求一种可行的戒烟药。从此，医学传教士的禁烟活动处于中华博医会的统一领导之下。此次大会与在华传教士1890年大会对传教士以后的禁烟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传教士1890年大会向中、英、美政府提交大会决议更会对禁烟起到巨大的作用。
19世纪末，鸦片的种植、贸易和吸食所产生的危害引起了英联邦医学界人士的关注，他们发起医学界签名表态禁止鸦片，到1892年已有5000人签名，并发布宣言，要求限制种植、限制出售、禁止印度政府种植鸦片等。来华医学传教士纪立生、高似兰等积极参与其事。医学传教士马雅谷为此专门致信《中华博医会报》编辑以引起其对宣言的重视。这是医学传教士联合中西力量宣传禁烟的重要活动。
1895年，英国鸦片调查委员会到中国对鸦片问题进行调查。在被调查者中，文恒理、师图尔、高似兰等医学传教士无一不声明中国人反对从印度进口鸦片。但调查委员会却不顾事实地认为：“在中国并没有广泛地要求终止从印度进口鸦片的证据。”该委员会甚至说：“那些反对鸦片贸易的人夸大了鸦片的害处，传教士长期与平民大众生活在一起，他们所提供的证据没有那些被政府聘用的人的证据更可靠。这种强词夺理的态度遭到中华博医会的强烈反对。
在英国政府不愿轻言终止鸦片贸易的情况下，医学传教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续进行禁烟活动。他们积极联合其他传教士，为禁绝鸦片而共同努力。1897年，苏州的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杜步西组织中西除烟会。结果苏州、常熟、上海、九江、湖州、嘉兴、无锡、江阴等地的传教士等外国人都欣然入会，其中有柏乐文、文恒理等医学传教士气柏乐文则担任除烟会的司帐，为募款付出了不少辛劳。另外，湖北、直隶、山东、福建、四川、广东、山西、安徽等省的传教士也纷纷入会，其中不乏医学传教士，而且太原的叶守真、烟台的稻医生还担任了该会的副会正。
不少医学传教士还参与了英国的禁烟组织的活动。1898年，15名来华传教士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禁止鸦片贸易会的年会，被吸纳为该会的通讯会员，这15人中有4人是医学传教士。
在诸多的禁烟活动中，柏乐文的调查活动尤其值得注意。1898年，柏乐文积极进行中国吸食鸦片的调查。他向全国各地的医生发出问卷，以了解各地鸦片吸食情况以及医学传教士对此问题的看法。柏乐文的调查得到杜布西的支持，各地医学传教士积极配合。有100多位给了答复，柏乐文据此编成《劝戒鸦片烟集论》一书。禁止鸦片贸易会专门捐款出版了500本。在该书中，各地医生“无不备除鸦片烟有害元利，请禁之便”，柏乐文还将此书呈交英美政府要求它们终止鸦片贸易。
由于政府对本国的禁烟责无旁贷，并对禁绝鸦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20世纪初，医学传教士在宣传禁烟时注意联合起来劝说和影响中国政府和官员禁烟。1902年，四川的传教士决定派两名代表拜会四川总督，劝说他制定法律反对鸦片和缠足。医学传教士启尔德作为代表之一与四川总督进行了会谈。几周后，总督就以布告示，劝谕民众彻底禁绝鸦片。
1906年，杜布西发起1333名传教士签名请求禁烟，这份请求经周霞送交光绪帝，不难想象这1333人中一定有不少的医学传教士。这些合作行动对当时的禁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06年9月20日，清政府颁布《禁烟章程》。次年，清政府与英政府达成协议，双方签订《禁烟条约》。这一结果的取得除了外交等方面的原因外，与医学传教士长期坚持宣传禁烟是分不开的。
《禁烟条约》的签署对中国禁绝鸦片提出了时间上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某些中国人就希望医学传教士能够影响中国官员厉行禁烟。1907年新教传教士百年大会上，在武昌传教的伦敦会传教士富斯特讲了一个生动的事例。“最近，一位中国绅士告诉他说：如果鸦片要完全被禁绝，那么必须在以后的三年里完成；如果等到十年以后，就根本不能将之禁绝。该绅士认为医学传教士应该使他们接触到的官员感到此事的重要性。”
1907年大会期间，传教士们讨论了鸦片问题，并提出了《关于鸦片的建议书》，通过了补充决议，决定倡议中外政府合作禁绝鸦片。传教士还分组专门讨论了教会医疗事业，由医学传教士司督阁主持。在预先提出的12项有关教会医疗事业的决议草案中，第11条就是关于禁烟的。这些决议草案曾提交中华博医会大会，得到与会医学传教士的一致的、热烈的支持。
在讨论此条草案时，医学传教士柏乐文就传教士参与禁烟发表了言论。他向传教士建议：“教堂要与鸦片脱离关系，教会成员不仅不能吸食鸦片，也不能种植辑粟，他们不能参与赎卖，不能租赁、出售房屋给人从事鸦片买卖及其相关事宜。最重要的是，传教士一定不能从事贩卖含有鸦片及其派生物的戒烟药。”他还提议传教士应当参与中国人组织的戒烟会举行的活动，在没有戒烟所的地方，传教士应当帮助中国人设立戒烟会。传教士斯温在赞同原议的基础上提出补充意见，获准通过。
最终大会就教会医疗事业通过16项决议，其中关于禁烟的第11条内容如下：“一、呼吁全中国的教会尽各种可能的办法更加积极地与邪恶的鸦片作斗争。它们应当增建戒烟所，最重要的是它们应当使自己的努力变得显著而重要，针对每一个人，应当把上帝的力量作为把他从邪恶的堕落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可能的希望。二、呼吁有华人居住的各国基督教徒积极合作，以赢得大众的同情，反对买卖和吸食鸦片。”这一决议对医学传教士的禁烟活动有积极的影响。
民国建立后，医学传教士在中华博医会、中华护士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禁烟的宣传活动。医学传教士所参加的妇女节制会、卫生教育会等组织均积极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如卫生教育会的活动之一就是“禁止鸦片与吗啡’咱，有些医学传教士还参加了中华国民拒毒会等禁烟组织。中华博医会在医学传教士的禁烟宣传上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它除了自身进行宣传外，还联合其它组织进行宣传。1917年，中华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共同开会，通过了“反对吗啡私运人华”的决议。同时，鉴于吗啡人华的影响，中华博医会与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医学会等团体共同提出议案，“向中国政府正式警告，分向英、德、日、美各国医学会及欧美诸教会，请求协力赞助，共除此害。”
1926年，中华国民拒毒会联合中华博医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卫生教育会召开“取缔麻醉品会议”，并推举中华医学会的萧智吉、中华博医会的马雅格“负责我国医药需要最低限度，以便提交国际禁烟大会’喻。中华博医会的上述努力对民国时期的禁烟运动起到了应有的作用。1932年，中华博医会并人中华医学会。此后，中华医学会的教会医事委员会继续在这方面起着指导作用。
二、医学传教士对戒烟方法的探索及其戒烟活动
（一）探索戒烟方法
医学传教士在来华之初就接触和治疗了许多吸食鸦片的病人，并开始积极探索戒烟的有效方法。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曾向伯驾询问过戒烟之法。当时，伯驾用中文给林则徐作了如下回复：首先，他从医学的角度分析了鸦片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其次，他指出戒烟要根据吸食者的吸食量、成瘾的时间、病人的年龄以及身体状况等因素，而且没有特效的方法，治疗要视个人具体情况而定：在治疗吸食者时，“起初要注意吸食者消化系统或肺部功能的紊乱，在病症开始减退、体质恢复之前，不要完全禁止吸食的习惯；然后逐渐减少吸食量，直到可以完全戒掉。”
关于戒烟周期，伯驾认为：对于长期吸食者来说，需要的时间约在“两、三个月至一年或两年之间”，而且有些情况根本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林则徐对伯驾的上述答复并不满意，因为“他不相信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随后，林则徐派人向伯驾询问吸食者在戒烟时应该吃些什么药。可见，伯驾所探索的是一种递减戒烟法，同时注意结合药物治疗。这种方法的戒烟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确实引起了林则徐的关注。
合信所探索的戒烟方法与伯驾的方法有所不同。1848年 1856年间，合信在广州惠爱医馆进行戒烟，具体办法是：“有愿戒烟者，必令交出烟枪烟具，住宿馆内，不得更吸。间有泻利身不安者，吸收敛全补药，如黄连、鸡哪之类，或棒脑、桂皮酒补精神，食牛羊肉鸡子牛乳之类，数日瘾不发，即可戒尽。”对于身体虚弱者实行缓戒法，也就是每天减少吸食量，“减极则瘾除也”。此外，玛高温、德贞等人都探索过戒烟方法。
1890年，中华博医会还成立鸦片委员会，以寻求一个比较合适的戒烟方法。按照医学传教士奥斯古德（Elliot Osgood）的说法，医学传教士的戒烟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强制全戒法，二是递减缓戒法，必要的时候配合一些药物治疗，医学传教士是针对不同的吸食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于那些有闲暇时间、富有的戒烟者，医学传教士的治疗方法是减少吸食量，同时在医院治疗下恢复病人的体力。而大多数接受治疗的病人是无闲暇的穷人。他们都是立刻戒掉鸦片，在难以控制之际，仅服一定剂量的吗啡。”另外，医学传教士还要注意处理好病人因戒烟而产生的并发症和精神失控的情况。这只是医学传教士治疗戒烟者的一般情况。其实，许多医学传教士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出了自己的戒烟方法。
在诸多方法中，玛高温的方法比较特殊。他根据多年的经验，反对用戒烟药戒烟，因为许多戒烟药都是假的；而且，他反对递减法。他的方法是戒烟“并不用药，惟在吸者之自戒而已”，只要真心去戒，就一定可以戒除，即是说戒烟关键在于吸食者有无决心。但是，玛氏并不是完全反对用药，对于戒烟中产生的泻病、软弱（即身体虚弱）之症，他主张用药治疗。其办法是：泻痢之病用一般治病疾的药治疗，如果无效“可用鸦片烟丸，病愈即止”；身体虚弱就用补药或食物调理，如果身体不舒畅的话，“可暂饮五加皮酒、当归酒、豆寇酒、黄精酒、拘祀酒若干，或用广木香末合旱烟吃几袋皆可。”据玛氏所言，他用此法己治好了几百人。与玛高温相同，奥特（Otte）也主持强制戒除，反对递减法。
至于递减缓戒法，即是逐渐递减吸食量，并配以医药治疗。这是大多数医学传教士所采用的方法。
有的医学传教士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戒烟要充分考虑病人的体质。如德贞就指出：“超过五、六十岁的病人，如果患有病疾或身体虚弱的话，戒烟是很危险的。”有的甚至会因戒烟而死去。满乐道曾尝试过全戒和递减两种方法，发现有些突然断掉的病人会死去，但递减法却可以将之治好；而身体健康且吸食量较少的人可以通过完全断掉的方法戒除⑥。对于戒除鸦片的过程中出现的并发症，医学传教士的处理办法大略相同，正如满乐道主张的要对症下药；但是，无论用何种方法治疗，当病人出现虚脱时，所有医学传教士使用的办法都是皮下注射吗啡。其他医学传教士因各地情况不同，都在实践中探索出一些可行的戒烟方法，对于戒烟的进行有积极作用。
有的医学传教士则强调基督教在戒烟中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强调精神的作用。司督阁鉴于戒烟重染烟瘾者太多，认为要想真正使受害者永远戒除鸦片，就要使传教士和这些意志薄弱的受害者意识到：“最伟大的革新力量不是他们自己的决心，也不是外国药物，而是上帝的力量，只有它才能够改造和拯救那些最堕落的人。，，很明显，他所强调的是基督教的宗教力量在戒烟中的主导作用。事实上，不少医学传教士在实践中注重宗教的作用。如威尔金森（Wilkinson）在治疗戒烟者时，由中外人布道者协助进行，利用宗教提高吸食者的道德水平，以便通过身体和精神的“治疗”达到戒除烟瘾的目的。
在寻找合适的戒烟方法的同时，医学传教士对某些人用鸦片、吗啡制戒烟药进行揭露和抨击。1879年，德贞在《论鸦片之弊》一文中说：在华外人中从事戒烟者除牧师、治病医人、好善之人外，还有一种贸易图利之人，他们专门在上海、香港等地销售一种白药粉，中国人都爱使用它，因为它是“药非烟，非烟而解引。较之吸烟既省工夫又不误事，且其价较省，而又巧避吸烟之名。吃此则可解，不吃则引复来。故此药年多一年。极为获利，殊不知此粉即盐强莫非亚所制者也。”19世纪70年代末，用此药的上海以外，“大江南北以及驻新加坡之中国人莫不喜用此粉。”德贞多年来留心于此，并与同文馆的化学教习毕利干一向对白药粉进行化学分析，结果发现“每包重四厘即三林则、内有七毫即半林则为莫非亚，余皆为粉，不吸烟之人吃之立能致死，最为危险，即以之治病尚不能逾此数也。”
其实，除外国人卖白药粉外，也有许多中国人借戒烟之名卖此药，为害不浅。李鸿章也深受其害。他曾购大量白药丸帮助士兵戒烟，结果看似士兵吸食鸦片的少了，但无形中却对吗啡产生了依赖。德贞在分析出该药丸的成份后，曾告之李鸿章，李鸿章从此不再购买白药丸给士兵戒烟气事实上，有些医学传教士在使用缓戒法时，也使用含有鸦片粉或吗啡的戒烟药，这正是德贞、玛高温等医学传教士所反对的。
（二）戒烟活动及其影响和效果
最初，医学传教士在收治病人时，兼带收治吸食鸦片者。后来吸食者日多，要求戒烟者日多，于是他们在医院里设立专门的戒烟室、戒烟所。到1907年，大多数教会医院都设立了戒烟所。如蓝华德、柏乐文在创办苏州博习医院之初就设有戒烟室；1900年，院长柏乐文又专设戒烟医局。有的医学传教士则专门设立了戒烟医院以便进行戒烟。1871年，英国安立甘会在杭州开办医疗事业时，首先办的就是戒烟所，此后专门设立了一所戒烟医院。医学传教士的这些戒烟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以苏州博习医院为例，该院在1908-1909年度收治吸食者达1210人，结果治好的就有1058人。
医学传教士的戒烟活动对有志于戒烟活动的中国人产生了影响。一些地方的中国人成立戒烟会时还与教会医院合作。1876年，广州华人创办的羊城劝除鸦片公会起初就暂设于博济医院内。有的中国人专门邀请医学传教士到当地去开办戒烟所。1905年，福州附近一村庄的4名吸食鸦片者到福州北门的柴井基督教医院求治，结果被治好。该院的医学传教士威尔金森（Dr. Wilkinsone)及其戒烟药丸在该村产生了很大影响，次年，该村邀请他前去治疗鸦片吸食者。威尔金森（Wilkinson）欣然前往，结果79人中除1人外均戒除了鸦片。一些中国人在教会医院的影响下学会如何戒烟后，自己也设法设立戒烟所。如医学传教士惠特尼（Henry Whitney）在福州开办一戒烟诊所，帮助当地人戒烟。到1882年，当地出现了五所戒烟诊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诊所的开办者都与惠氏的戒烟所有联系，并从那里学习了治疗方法。
民国时期，教会医疗事业仍然在戒烟活动中起重要作用。一些教会医院继续接受鸦片吸食者。苏州博习医院在民初持续收治吸食者，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基督教团体也主张教会医院收治吸食鸦片者。1926年，中华基督教第四届年会通过决议，还规定“各基督教医院及慈善团体应设戒烟所拯救烟徒”。而且，医学传教士还应官方的邀请参与政府的戒烟活动。1930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医院兼理戒烟事宜简则》就规定公私医院可以兼理戒烟，并规定“各省市禁烟委员会应责成各市县政府按其管辖区域吸烟人数之多寡指定兼理戒烟事宜”，在各地禁烟会成立以前仍由各地政府负责办理，同时公私医院的戒烟受当地政府和禁烟会的监督。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确实按此办法对吸食者进行治疗的。如1937年，贵州一些地方的官员在禁烟时就与教会医院合作治疗鸦片吸食者。
从上述戒烟进行的情况来看，医学传教士所进行的戒烟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戒烟者当中有许多人在戒除后重染烟瘾却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医学传教士均承认这一点。然而，要精确地计算出真正永远戒除鸦片烟瘾的人占多大比例却是很难的。因为，戒烟者来源复杂，流动性又强，很难做统计。可以肯定的是在有些情况下结果可能好些，有些情况下可能差一些。不过，医学传教士的估计比例是比较低的。广州的嘉约翰一开始认为许多戒烟者都永远地戒除了鸦片烟瘾，1873年，他发现只有一些人才永远戒掉了鸦片烟瘾。
苏州的柏乐文起初认为戒烟者应该有50%，后来多次改变看法，认为可能只有40%，以至于30%、10%；到1907年，他认为有5%的人远离了毒品自己就感到满意了，而且“只要有5%的人永远不再吸食鸦片，他都乐意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汉口普爱医院的情况是：“至于成功戒除的结果很难说。毫无疑问，有些人是永远戒除了吸食的习惯，而有些人，可能是大多数迟早都会再染吸食的旧习。”东北的司督阁认为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远离了毒品。杭州广济医院的医学传教士发现很难估计有多少人会重染烟瘾。至于这些人为何会重染恶习，有医学传教士认为他们缺乏个人勇气和他人的支持；而且经济状况也很重要，因为戒除鸦片的人往往需要好的食物和补药来恢复体质，而一般的中国人很难获得这些东西，因此穷人是很容易重染烟瘾的。
各地的情况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从总体上看，一时完全戒除的人固然很多，但受社会环境和个人意志的影响，重返吸食的人却是多数。这也正是有的医学传教士强调基督教的作用的重要原因。但是，上述情况并没有使医学传教士悲观失望，他们依然模而不舍地进行戒烟工作，长期以来取得了不小的成效。
综上所述，医学传教士在禁烟宣传、探索戒烟方法和助人戒除鸦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决定了禁绝毒品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医学传教士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鸦片吸食状况。而且，他们从事禁烟还有传教上的考虑，这是与其他人从事禁烟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不过，他们毕竟在客观上对近代中国的禁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原载《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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