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聚居地区的经济是典型的以牧兼农的高原自然经济类型，自然环境的封闭，“阻止了走出去的脚步，也阻止了藏族人开放进取的心智”，形成了趋稳定状态，加剧了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或保守封闭。《当代藏区经济发展简明史稿》一书中这样总结说：“独特的僧侣集团、寺庙经济，永恒的供养布施，超经济的剥削，远离生产的僧人社会，‘谿卡’～神部的形成，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部落联盟的民主议事制，土司头人林立的专制割据，被窒息的生产热情；……泛泛的神灵崇拜，缥缈虚幻的‘来世’因果报应，唯美唯道德的社会风尚，部落地域观念浓郁，舆论的误导，科技意识薄弱”宗教价值观对社会机制的深层垄断，形成了禁止一切创新的“异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宗教文化的基本经济主张
释迦牟尼在成道之前对“苦”的感悟颇深，他的宗教道德学说或思想主要表现在成道时所悟得的“四谛”和“十二因缘”说中。“四谛”是讲苦的种类，苦产生的原因和消灭苦的方法途径等。“苦”是人生的本质，苦谛是说现实生活的种种痛苦现象。佛陀为弟子说教时这样讲苦：“比丘们，这就是痛苦的神圣真理：出生是痛苦，老年是痛苦，疾病是痛苦，死亡是痛苦，求不到所欲望的东西是痛苦。总之是一切身心之苦”。正因为人有如此众多的痛苦，所以佛陀才倡导出世。无明和贪婪是产生苦的根源，消除苦的方法是修“八正道”，抛弃无常、空寂的今生而获得涅槃。佛教的这一套庞大理论体系是在“苦空观”的人生价值判断之上建立起来的，这也决定了它的经济观。
一般价值观和民族性格是经济观的基础，价值观念的形成来自于传统文化，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了什么样的经济观。藏民族的价值观包括生命价值观、道德价值观、生态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婚姻家庭价值观、宗教价值观等等。由于藏民族几乎全民信教，所以其传统文化是以宗教价值为导向，它以神佛为本，强化人对自然的消极适应，淡化处理人际冲突，“通过系统的‘轮回观念’强调现世境遇的因果必然性，取消了现实生活通过奋斗努力可以具有的无限丰富和可能性”。藏族的宗教价值观影响了其他价值观的形成和转变，它极力从价值意义上否定世俗生产的创造，认为世俗生产的创造不是为了今生，而是为来世服务的，磨灭了人们的经济进取精神和生产积极性，开放意识趋弱，创新观念不强。
藏族世代生活在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困住了开放进取的心智，加上深受宗教思想尤其是佛教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加剧了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式的保守和封闭，因循守旧，安于现状，淡泊经济，轻视物质利益，禁止一切创新。藏传佛教要求人们虔诚于佛、菩萨，皈信佛、法、僧三宝，深信因果报应，一生行善，这样死后就有善报，有好的归宿。涅槃是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每年有不少信徒不远千里磕着长头去朝拜拉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不惜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和时间，把全年辛苦得来的收入布施给寺庙。在不少人看来，辛苦赚钱就是为了供佛。这种行动和精神是受佛教理想信念支配的，无论做事还是思考问题把是否有利于来世，是否有利于成佛作为准则，淡视现实社会的物质利益和生产生活。佛教倡导“心性本净”，藏传佛教发挥了这种人性清净的“佛性”思想，要求信徒少欲行善，放弃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过分追求而追求心灵的纯洁，达到一种“佛我合一”的道德境界。这样一来，使信徒有了精神的依托，心境处在一个平静、淡泊、坦然、充实的状态中，从而消除了急功近利的思想。但是，佛教的平等思想在藏区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变形，有意无意地形成了等级层次，如密教修行中划分根器和下士、中士、上士等三士道，区别对待信徒，上层集宗教思想和政治特权于一身，而那些从事农牧业生产和手工业者则受到歧视，看成是没有出息的人，失去了人们之间的平等竞争，从而影响了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
道德观念不仅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影响经济观念。约翰·斯通在他的《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说：“诚实、公正、守信用这些个人的和商业的美德而论，它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宗教能成功地把这些美德灌输给自己的信徒的范围内，宗教便对经济产生影响。”藏传佛教主张行善、悲悯、知足、正义、宽容、诚实、和谐、利他、责任等，这些同时也是藏族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具有较大的感召力。但是，这种思想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期待和憧憬来世，生活上抱着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节衣缩食，宗教活动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支出的相当大的比重，从而缺少了对生产的投入，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在对寺院经济的经营管理方面，吐蕃时期寺庙由政府投资修建，并在僧侣中委派僧官进行管理，经营权仍属政府。后弘期以后寺院由世俗贵族或个人出资建造，经营权归各派所有，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私人寺院，政府不派人去管理。封建农奴制社会时期，僧侣的地位高于世俗官员，世俗政府几乎没有资格去管理寺院、僧尼之事，寺院、僧尼之间的矛盾纠纷，甚至世俗的一些纠纷由寺院派高僧去处理，因此而构成了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来源的特殊性。藏传佛教倡导出世哲学，提倡僧人禁欲苦行，然而它的生存和发展仍然需要经济基础。如修建寺庙、雕凿佛像、购置法器、刻印经典、习法传教、举办法会等，维持寺庙正常运转需要经济来源的支撑，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
寺院经济是藏传佛教的一大特色，它主要限于寺院的集体财产。《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一书指出：“寺院经济，从经营的角度来说，包括寺院农业、寺院商业等部门；从静态组成来说，可分为僧人的私人财产和寺院集体财产两部分。从总量上来说，由于僧人依赖寺院而生活，其私人财产一般都很少，在整个寺院经济中所占比例小。”藏传佛教僧人一般不从事生产劳动和经济活动，其寺院经济从经营的角度说，除了农业和商业外，牧业占相当大的一部分。总量上寺院高僧的私人财产在整个寺院经济中所占比例较大。如功德林活佛的拉让占有庄园50个，耕地1500克，牧场3个，牲畜8000头（只），高利贷款136000元，贷粮375000千斤，商业资本130000万元，拥有农牧奴数千人。甘丹寺高僧赤江·洛桑益西拥有庄园7个，农奴一千多人，每年高利贷纯利粮可收大洋370000万多元，利粮50多万斤。过去，藏区寺院有大小活佛几千个，大活佛基本上都拥有农田、牧场和商队，每年的经济收入非常可观。(待续)
索南才让、徐东明著《藏传佛教寺院文化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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