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书·符瑞志》是沈约独创的一种志书，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它以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为理论依据，以神化历史时期重要文化、政治人物为手段，旨在论证“禅让”是历史演进、王朝更替的合理选择，进而证明出身寒门却取代东晋的刘裕所建的皇朝具有历史合法性。它在史学发展史、史料文献的汇总保存以及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方面有一定历史价值。
《宋书·符瑞志》为沈约新创的体例，该志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起自伏羲，终于刘宋，主要阐述该时间段内重要的文化、政治人物的出生、成长的非常经历；中、下卷起自两汉，终于刘宋，中卷专记各种重要“瑞兽”，如麒麟、凤皇(凤凰)、青(黄)龙及白虎、甘露等，下卷记述嘉禾、瑞鸟、小型祥瑞动物以及矿产异宝等。从体例安排看，三卷之间井然有序，依据政治、文化人物历史作用的大小编次，有严格的主次顺序。①从史学史研究视角来看，《符瑞志》至少包含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主张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五行相生说)，其目的在于证明政权禅让的合理性；二是为服务这一宗旨，沈约不惜笔墨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各种神话传说、神仙方术、天人感应及谶纬思想进行总结，并将它们附会于不同时期不同政治人物(一般是禅位之君或继位之君)身上。
如何评价《宋书·符瑞志》在史学史上的价值？长期以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以批评意见为主。如刘知幾称《符瑞志》“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1](P74)陈振孙认为：“《符瑞志》不经且无益，其赘甚矣。”[2](P101)《四库全书总目》继承这一观点：“八志之中，惟《符瑞》实为疣赘。”[3](P625)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还有值得商榷和重新定位的必要，理由有三：第一，要考虑到《符瑞志》撰写的社会背景以及沈约借此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涵；第二，未能深入发掘该志在神话学、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方面的独特史料价值；第三，《符瑞志》前承五行相生哲学思想，后启《魏书·灵征志》、《南齐书·祥瑞志》，在历史编纂方面有一定影响。
一、沈约与《宋书·符瑞志》的创立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省德清县)人，生于宋文帝统治时期，卒于梁武帝萧衍当政时代。他远溯自己的祖先至少昊金天氏，有“昔少昊金天氏有裔子曰昧”[4](P2443)云云。从东汉沈靖开始，沈约祖辈代代为官，而且有家学渊源，到东吴时达到兴盛。东晋建立后，吴兴沈氏成为举足轻重的门第，时称“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沈约的祖父沈林子为刘宋的开国功臣，其父沈璞“童孺时，神意闲审，有异于众……年十许岁，智度便有大成之姿，好学不倦，善属文”[4](P2461)。史籍载沈约少时即“笃志好学，昼夜不释卷，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减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善属文”[5](P1410)。
沈约一生历仕宋、齐、梁三代，参与诸多政治活动并结交有关权贵人士，形成一套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是《符瑞志》创立的思想基础。宋时沈约曾官至尚书度支郎，掌军国财务及会计。[6]齐代宋后，齐高帝萧道成很看重他的才华，命为嫡皇孙萧长惫的记室，兼襄阳令。这是他接触上层统治阶级及皇家藏书的重要契机，此后萧长惫被立为皇太子(即文惠太子)，太子入居东宫后，沈约遂被任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
沈约还与竟陵名士王融、谢朓、范云、任昉等一起，被“当世号为得人”[5](1410)。在竟陵王府中，他结识萧衍，此时萧衍已掌握军政大权，位高权重，早有篡逆之意，但苦于没有托词，沈约揣知后，即发表一段极具奉承意味的言论：“今童儿牧竖悉知齐祚之终，且天文人事表革运之征，永元以来，尤为彰著。谶云：‘行中水，做天子。’……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5](P1411)他从“天心”(即所谓天命)、“人情”(即民心向背)两方面分析萧衍该当称帝，而天命、民心是古代天人关系的核心，也是政治人物博取权力合法性的最基本依据。沈约进一步结合萧衍集团的政治现状，分析当时的政治局势，认为“若天子还都，公卿在位，则君臣分定，无复异图”[5](P1411)。最终帮助萧衍下定代齐自立的决心。以“天命”、“民心”、“现实”三者分析萧衍称帝的状况，表明沈约不仅深悟古代帝王称帝的历史条件，而且善于准确把握时机，深切领会萧衍心理。以上表明，沈约不仅是一名学者，还是一名政治谋略家，他对天命、人事之关系的认识，是他创立代表天命却服务于君王的《符瑞志》的重要基础。
据史书记载，沈约于南齐永明五年(487)开始撰修《宋书》，他依据何承天、徐爰等人旧作，以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纪传”70卷，其他“八志”30卷为后来续成。有学者根据《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推断其成书当在齐萧鸾称帝(494)之后，甚至在梁武帝继位(502)以后。[4](P2])据时间推断《符瑞志》属于沈约亲撰无疑。②《符瑞志》“志序”中如是解释其撰写的缘由：
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握河括地，绿文赤字之书，言之详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乌之瑞，斯固不可诬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应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难以数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蚀之灾不弭；百灵咸顺，而悬象之应独违。今立《符瑞志》，以补前史之阙。[4](P205)
显而易见，沈约认为历史上的圣王都是天授神命的结果，是所谓“天道”对人事监督的体现，即使有时衰世嘉应不断，震灾之年百灵咸顺，那也是天道太过深邃，人的认识有限的缘故。沈约对“符瑞”之应的服膺，使他在讲到其他志书时均追述前史，而唯有写到《符瑞志》时陈述了撰述理由，这固然是因为该志的撰写无前史可循，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试图通过这种论述揭示其撰述在“补前史之阙”方面的价值。
二、《宋书·符瑞志》的政治意图
沈约所处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决定了沈约撰述《符瑞志》的思路与动机。《符瑞志》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这既表现在三卷主次分明的排列顺序上，也表现在具体内容方面。如上卷陈述人类历史上“天命”所降的“圣王”身上的各种符瑞，包括他们“不同寻常”的出生经历、相貌以及行为等；中卷专记瑞兽；下卷记载奇珍稀宝、矿产河水等(它们在历史上均被认为是祥瑞的事物)。上中下三卷所撰述的符应内容，主要按重要程度依次排定，如“圣王”之中以开国之君和继位之君为重点，其他人君则以功勋多寡为序。
在《符瑞志》上卷中，沈约将刘宋的王朝史追溯至传说中的太昊帝伏羲氏，目的在于“证明”两个命题：一是以五德终始说为主线，阐述“禅让”的合理性，为刘宋政权禅自晋代的历史事实披上合法的外衣；二是大力宣扬天人受命思想，将天命与历史演进联系起来，拒绝一切具有“革命”性质的反叛行为，赞成“贫穷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为了证明这两个命题，沈约给传说中的伏羲直至刘宋诸帝分别涂上神学色彩。这些神秘思想，主要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神话传说、图谶异闻、道教及佛教思想。那么，沈约为什么要竭力为上古圣王的权位寻找神学根据？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从现实着眼，维护刘宋政权，论证它的合法性则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为此，《符瑞志》采用刘歆的五德终始说作为解释历史演进的基本方式。
五德终始说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解释历史发展演变现象的系统。战国至秦汉之间，五德终始说先后表现为两种不同类型，二者在解释某些重要王朝“德属”问题方面的观点截然有别：第一种是以战国时期齐人邹衍为代表的五德相胜说，即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解释自黄帝以来历史王朝的更替情况；第二种是以西汉刘歆为代表的五德相生说，即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解释自伏羲以来历史王朝的统序。[7](P39)这两种类型历史统序说的形成，与倡导者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直接相关。战国时期，诸侯之间征伐不断，周天子的权威全然不存，政坛上的新贵要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就必须为自己的暴力夺权行为赋予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新旧相革、“五德相胜”便成为最为恰当的理论依据。五德相胜说虽肇始于战国时期，但真正获得强大生命力却在秦汉之后，原因是秦、汉政权的获得都是付诸“暴力”(而非“禅让”)的结果。该学说以属于“土德”的黄帝为中国历史的开始，将大禹(夏)、汤(商)、周、秦、汉分别归为木、金、火、水、土。按照五德相胜说，中国历史的发展自黄帝之后总是后代胜于前代，并借“汤武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实现政权的轮换。换句话说，就是以暴力手段推翻前代统治，以新的“家天下”取代旧的“家天下”。相反，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则以五行相生为基础，认为中国历史以伏羲氏为开端，伏羲氏是木德，汉为火德，汉代是直接继周而来。详情见表1。
刘歆之所以没有采纳当时既有的邹衍五德相胜说而创立新的五德终始说，是因为当时王莽已经通过虚伪的所谓“禅让”方式，从刘氏家族手中夺取天下，建立新朝。根据现实需要，他便力图以这套学说证明新朝禅汉而来，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自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刘歆构建这套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其政治动机就是服务于汉新禅让的需要，因为禅让，所以相生；如果革代，则是相胜……历史上的尧舜禅让，变成了现实中汉新禅让的样板。”[7](P43)很明显，《符瑞志》所反映两汉以前的历史统治秩序，是刘歆五德终始说的翻版。详情见下页表2。
与刘歆五德终始说止于前汉不同，《符瑞志》将其进一步发挥并延续至刘宋。至此，作者的用意就很清楚了：刘宋王朝是历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是自伏羲以来政治统治秩序更替中“天命”传递的结果。在中国古代，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必然要“改正朔，易服色”，即根据五德归属确定自己有别于其他王朝(尤其是前朝)的历法和颜色，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在历史的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进而证明自己的统治是顺天应人的义举。《符瑞志》也是如此，它的最终目的就在于论证刘宋禅晋的合理性。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的政治人物在攘夺政权过程中多以“禅让”为旗号，尽管盛名之下所掩盖的都是真夺权、假禅让的蝇营狗苟之事。为了论证禅让是天命所归，沈约长篇引用班彪的《王命论》：
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若然者，岂徒图片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4](P772)
班彪的《王命论》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旨在宣传“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人生理念，《符瑞志》将其引用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政权归属是由上天决定的，其他人只有服从罢了。
刘宋政权统治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从地域上讲，存在南北交锋、互争正统的斗争；从民族关系讲，诸多民族政权并存，强烈地冲击着汉族为主的统治秩序；就统治阶级内部而言，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斗争。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武帝世贫贱，崩后犹藏微时耕具，以示子孙。”[8](P481)赵翼说：“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宋武本丹徒京口里人，少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其寒贱可知也。齐高自称素族，则非高门可知也。梁武与齐高同族，亦非高门也。陈武初馆于义兴许氏，始仕为里司，再仕为油库吏，其寒微亦可知也。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9](P254)今人李小树也认为，刘裕“以军功起家，由布衣而登上王位，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10](P164)。刘宋政权的创立者虽然出身寒门，但当政未久便出现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以致骨肉相残事件频繁出现。总之，无论从中国南北对峙的大局势看，还是从偏于南部且出身寒门、内部斗争激烈的小范围看，刘宋政权都需要积极为其政权的合法性寻找外衣。《符瑞志》开篇就讲：“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4](P759)龙飞指天子出现，即将称帝，九五指帝位，言外之意是帝王或继位者是伴随着天人感应、受命之符而出现的，不是个人努力就可以达到的。刘宋政权内外交困的矛盾局面更需有神学外衣的庇护，这种对政治的关心和人们普遍的对君权神授的信仰决定了《符瑞志》具有较强的政治意图。
《符瑞志》另一明显的政治倾向是以刻画感生、异貌、超时出生和天降符瑞等方式，将传说中的“圣王”与现实中的君王神话化，以凸显后者的社会地位。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宋书》的天文、符瑞、五行的三志，以十二卷的篇幅，集相法、星占、望气、阴阳、灾异、符命、图谶、僧谶等神秘记录的大成，总的目的不过在企图证明皇权神授、天命有数。”[11](151)《符瑞志》所论关键人物皆有感生神话，如伏羲氏：母曰华胥。遂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于成纪。[4](P759)黄帝：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4](P760)商祖契：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有玄鸟衔卵而坠之，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4](P763)汉高祖刘邦：雷电晦冥，太上皇视之，蛟龙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是为高帝。[4](P766)暂且不论这些神话是源自什么材料，但很明显的是，沈约将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附于这些人物身上，目的依然是在论证王权神授。这些人物不仅有非同寻常的身世，而且有与众不同的相貌，如伏羲，蛇身人首；黄帝，弱而能言，龙颜；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等等。
总之，《符瑞志》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它以刘歆新五德终始说为基础，以神化主要政治人物为手段，旨在论证禅让是自古以来历史演进、王朝更替的唯一方式，任何个人或政治集团都不要妄想逾越上天旨意而另有他图。
三、《宋书·符瑞志》有关社会史与自然史的记述
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当时价值”与“超时价值”的统一：当时价值是指它在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影响，是在与同时代其他历史现象的关系中确定的，应该贯彻历史主义的原则，评价时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超时价值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体现的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这不仅是因为评价时不能摆脱认识者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的影响，还因为只有在总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才能确定其价值意义。[12]这一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全面认识《符瑞志》的价值，同样应考虑它的当时价值和超时价值。
(一)具有一定的社会史史料价值
一般认为，社会史就是除去政治的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包括文化活动、宗教信仰、民族交流等。③《符瑞志》虽说旨在论证刘宋王朝的合理性，但透过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其丰富的社会史信息。
经统计，《符瑞志》上卷主要记载30个左右重要人物的传说、神话、图谶符应，其中绝大多数是“文化英雄”或开国之君。文化英雄是指对人类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英雄人物，据美国出版的《韦氏大辞典》中《文化英雄》条目，文化英雄通常被认为是传说人物，常以兽、鸟、人、半神等各种形态出现。一个民族常把一些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来源等最基本的因素(诸如各类重大发明、各种主要障碍的克服等)加于文化英雄的身上。[13]按照这一解释，我国史前时代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以及春秋时期的孔子等人，均属文化英雄的范畴。《符瑞志》对历史上围绕这些人物而形成的符瑞感应思想一一进行了整理综合。其上卷所涉及的文化英雄和开国之君的符瑞标志主要集中于感生、异貌、圣德、天降符应等四个方面。如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麒麟在囿，神鸟来仪。有大蝼如羊，大螾如虹，黄帝以土气胜，遂以土德王。”[4](P760)说明传说中的黄帝是感电而孕，此处的“二十五月”应是怀孕日期。这些材料为我们今天研究思想史、神话史、民俗史等学科提供了帮助。如对于神话史研究，不仅涉及感生神话、异貌神话、相术神话，还讲到一些特殊现象，它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神话的丰富性，还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神话政治化的特点。
(二)关于自然史的若干记载
《符瑞志》将人们对君王的愿望与希冀寄托在动植物身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古代社会人们对君王德行的种种要求。将心声寄托在动植物身上，使自己的心灵找到某种安慰与寄托，易激发人们崇拜有德之王的情绪。在有宗教的国度里，人们会将这种愿望寄托在虚拟的天国世界里，而在现实主义文化的中国，人们心目中的圣王也是现实中的人间帝王。人们将现实存在的抑或虚拟的精神世界赋予生命意义，将其神意化，并将其与现实中的某人(一般为在位君王)联系起来。
《符瑞志》中、下卷中共记载35种动物、7种植物、3种自然现象、19种矿产奇宝，这些动植物、自然现象和珍奇物异被认为是符瑞来临的标志。其中凡不确定存在的物象常冠以“见”、“以闻”等字眼，凡可能存在的常用“以献”等字眼。如：“晋元帝太兴元年正月戊子，麒麟见豫章。”[4](P792)“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黑龙见玄武湖北，苑丞王世宗以闻。”[4](P800)“太康十年五月丁亥，白雀见宣光北门，华林园令孙邵获以献。”[4](P844)显然，麒麟、黑龙是中国古人创造出来的虚幻动物，它们的造型是把那些备受人们珍爱的动物所具备的优点全部集中在一起的表现。《符瑞志》在记载方面有时也采取谨慎态度，如白雀被认为是“王者爵禄均则至”[4](P843)，但对它的外形没有任何描述，应该是古时的一种被认为是祥瑞的雀。
通过该志我们看到，史家所记载的物象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真实存在的(如白雀、白虎、白图片、白兔等)；一种是虚构出来的，如麒麟、凤皇、黄青龙等。《符瑞志》记载的基本方式只是在位皇帝的年号加上物象，并没有具体的征应事件，明显不同于《五行志》。《五行志》基本都有征应关系和史家的解释，而《符瑞志》则只是简单地记录而已，不过在今天看来，它也有自然物种史的研究价值。
综上，《符瑞志》是南北朝社会特殊政治文化氛围下的产物，是一种基于政治诉求上的另类表达，它和刘宋王朝的江山社稷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和撰述者自身素养及政治要求有一定的关系。作为历仕宋、齐、梁三代的史学家沈约，在书写历史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具言之，他试图通过史学的借鉴功能，提出当世危机的解决之道，以“书写历史”之名行反映现实政治之实。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2014年4期
叙拉古之惑
①有研究者认为：“《符瑞志》……是沈约在天人感应的史学思想支配下对先秦、两汉祥瑞观念的一次总结，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祥瑞观念的政治功能。”金霞：《〈宋书·符瑞志〉历史价值初探》，载《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2期。这一观点从指导思想和社会功能的角度概括了《符瑞志》的内涵，有其合理性，但该志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内容丰富而复杂，绝不限于以上两者。
②八志中，《天文》、《律历》、《五行》、《州郡》是在前人旧稿基础上写成的，《礼》、《乐》、《符瑞》、《百官》出于沈约新撰。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③关于社会史的定义及其研究对象和内容，世界各国学者至今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参阅郭德宏：《社会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就其研究内容而言，布雷维里指出，最古老的观点认为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这是把社会史视为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军事活动以外的社会活动所构成的历史，本文即以该观点为准。参阅布雷维里等：《何谓社会史》，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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