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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的女性服侍者:五十年回顾
发布时间: 2021/11/27日    【字体:
作者:eL
关键词:  中国教会 女性服侍者  
 
 
“开展女性事工?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个?”有人以惊讶的语气反问道,而这个问题竟来自一位中国女牧师。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段对话突显了当今中国基督教普遍忽视女性的问题,尽管女性在绝大多数教会中占大多数。
 
这种“未意识到”女性在教会中人数比男性更多的现象并非是新事。郭佩兰博士(Kwok Pui-lan)就注意到了在早期新教宣教事工中的这种缺失。[1]同时,郭博士和其他人指出了女性是如何恒久忍耐地为上帝的国度在中国的拓展做出贡献。时至今日,在很大程度上,女性不仅是构成中国教会的成员,而且跻身于教会主要领袖之列。本文意在概览中国大陆教会中的女性状况,只作描述,不进行分析和建言。
 
曹荣锦(Alexander Chow)的文章《中国圣经妇女的卓越事迹》[2]注意到,自2000年以来,在不断涌现的城市家庭教会中,女性往往被阻止担当大多数的领袖职分。稍后我们将进一步关注这种态势。曹还将这种情况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彼时官方教会和未登记教会都普遍接受女性担任领导职分。女性公开服侍且一度产生广泛影响力,却在当下被贬低,这种类似情形在中国教会之前几个时期里也发生过。
 
自1860年以降,许多宣教机构都让女性接受教育。由于儒家文化对男女交往互动的限制,推动姊妹教育的担子就落在了女性自己的身上。女宣教士所教导的中国女性继而教人识字,教导教义,教唱赞美诗,解释圣经,并普遍成为在半数人口中传播基督教的极其有效的器皿。
 
麦金华(George K.W. Mak)写道,在1910年代,这些圣经女性每月出声朗读圣经的女性听众多达3000人,每年还教导数百人以上进行独立自主的阅读。这些数字仅仅根据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的统计数据而得。[3]由其他宣教机构雇佣或支持的圣经妇女的影响力可能会更大,并且不仅限于基督教领域中。受教育带来的女性地位提升最终扩散到全社会,而这正是上帝的国度临到世人之时常常带来的在世界观和文化标准方面的剧烈变革的一部分。
 
随着教会在1920年代后期迈向成熟,男性在教会中日益突出。倪柝声(Watchman Nee)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中国教会领袖,但有多少人知道带领他归信的余慈度姐妹(Dora Yu),[4]或者多少人知道他作为新生领袖深受另一位名为何受恩(Margaret Barber)的女性的影响?[5]我在别处写过名牧忠仆王明道先生的妻子刘景文的侍奉是如何的坚定且必不可缺。[6]
 
她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名人丈夫事业的主要推动者,还要很多女性仍然默默无名。宋尚节的妻子就是这样的人,她“留在家中带孩子“,但她抚育的女儿们在1949年后的大逼迫之火炼中的坚信委身激励了众多家庭教会。[7]因此,二十一世纪刚强壮胆的姐妹们乃是站立在她们母亲、阿姨和“教母”的肩膀上。[8]
 
“圣经女性”的精神并没有随着1949年毛主席领导建立新中国带领女性解放而凋零。在1950年代和60年代里,压迫患难不断加剧。当弟兄们被押往劳改营或被投入监狱备受煎熬时,他们的妻女们安静而坚定地确保上帝的知识不被扑灭。母亲们向儿女们讲授他们父辈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更是他们母亲的信仰。因丈夫身陷囹圄,这些妇女们要操持全家,历经患难。邻居们则看到她们这是为着那位承受苦难,将生命带给世界的救主的缘故。[9]
 
在远离官方监视的农村地区,女性在后来被称为“家庭教会网络”中兴起成为了有力的领袖。1981年一百万册圣经被走私偷运进中国,这是新兴的“家庭教会运动”中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一位被称作K妈妈的姐妹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该事件的主要发起人。[10]
 
在1980年代和90年代她们的影响力达到巅峰时,农村家庭教会系统的金字塔顶端通常是一位男性,而金字塔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则是女性。这些副手担任行政主管,指导近百万的,有时是数百万人的生活与事工。在那些奋兴的日子里,单身女性两个或三个小组奉差作传道和教师,正像她们的弟兄一样,并且没有人会认为女性的能力和恩膏要弱于男性。一位姐妹最近告诉我:“我们被给了一百块人民币以及一张前去往宣教禾场的单程车票,没有什么困苦是我们不能忍受的,也没有什么工是我们的手不能做的。”[11]
 
这位受外派的姐妹现在是至少两个学龄儿童的母亲,她代表了许多一开始在农村生活的人。她们通常是家庭中首先接受福音的人。在回应全职侍奉的呼召之前,她最终带领她的母亲和兄弟们归向基督。预备全职侍奉要去往远离家乡的非官方的地下圣经学院。英语是课程的一部分,她学了足够多,使她能进行前往东南亚国家和圣地的海外旅行。
 
近20年前,她开始在一个杂乱广阔的郊区开展工厂福音布道,但收效甚微。她回忆道:“对他们而言,我们是陌生人,直到我们能够租住下来,邀请人们来家并与他们做朋友,他们才开始聆听我们所说关于耶稣的内容。”
 
一位男性传道同工与这位姐妹结了婚,并且他们在这个地区栽植了几个聚会点。尽管他自己来自农村,但他跟妻子一样勤奋学习。她说:“我们教会的成员全都是大学和技术学院的毕业生,我们必须要不断学习。我的丈夫明白文字工作的战略意义,但没有太多人专注于此,所以他自己开网站并上传发表很多文章…..我们的神学很平衡,并不禁止属灵的恩赐,但我们也不会过度强调它们。”这最后一句话道出了很多主要的、农村背景的家庭教会网络的五旬宗神学根源。
 
相比之下,城市白领精英的聚会进入21世纪后则出现了改革宗神学。[12]还在2005年的时候,女性在城市家庭教会中分享领导权并不罕见。然而,就在这头十年的末期,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男性坚持教条化的加尔文主义,将讲台视作男性的专属领地。
 
女性在互补主义的名义下被迫接受不容易被看到的角色。女性此时“不可见”,但又不可或缺,继续运作城市教会的主日学和儿童事工(在2017年之后严峻的新环境中这种情况依然有可能);她们从事探访事工和实际的关顾外展,并通常处于她们会众所参与的蓬勃发展的宣教事工的最前列。
 
这些女性将继续从与外面的姐妹们的良性互动交往中获益良多。地理交通上的便利性和文化上的亲和性使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与她们建立团契。虽然她们中有许多人已经从神学培训中获益,但针对城市职业女性需求而量身打造的课程仍有待设计和推出。抚育孩童、管理家庭以及平衡工作与家庭等是最能够坚固增强我们姐妹们的主题,更何况对一些男人来说也适用。除了神学以外,与我们姐妹们同心同行,肝胆相照才能激励她们,坚固她们的手。这也绝不是单向输入,她们的生活与对基督的委身闪耀着活力,也会鼓舞我们。
 
外界倾向于认为中国基督徒大都在家庭教会。这种看法尽管对,但却不假思考的轻视了上帝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组织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管理下的教会里属祂的子民中间的同在和工作。自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1980年代初恢复以来,公开的教会经常由女性作负责人,直至今日也是如此。杨富雷博士( Fredrik Fällman )在一篇综合性文章《“两个小钱”以及更多》中提到了三自运动中的杰出女性:“实际上,中国基督教两会(TSPM/CCC)遥遥领先于中国党政体制,后者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25人中目前只有1名女性,而国务院的34人中只有2名女性。”[13]
 
曹圣洁牧师“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全国教会领袖,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女性教会领袖之一。2002年至2007年她担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14]家庭教会和国外福音派支持者认为曹圣洁是共产党的又一个工具,但杨富雷提出了一个我们不容忽视的观点:“……最大的建制性中国教会由一位女性担任会长,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15]
 
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是与中国以外的神学院相比,三自系统的神学院据估计有多达三分之一的教师是女性。[16]我们是否要说,那双摇动神学训练摇篮的手正抚育着明日的教会?我们不能将所有三自领袖都当做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傀儡。或男或女,他们许多人在高压下勇敢的教导真道,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感同身受,也就会一无所知。
 
镇江是距离上海250公里的一个江城,那里有戴德生和马利亚的墓地。城外新造了一个大教堂,名为宣德堂,里面就有中国唯一一座纪念这些宣教士的向公众开放的纪念馆。它能于2018年基督徒见证活动愈来愈受限制的情况下开放,与镇江基督教协会女会长兼教会主任牧师的尹牧师的外交策略和人格魅力有很大的关系。[17]也有其他不知疲惫的女性在偏僻的角落服侍她们的羊群。一位年轻的牧者在一座尘土飞扬的乡镇教堂中告诉我们说:“我并不想回来这里,但我知道这是上帝呼召我去侍奉祂并建立祂子民的地方。”[18]她忠心的选择了这条窄路。
 
上帝在我们凌乱不堪的现实生活中建立祂的国度。若不提到许多姐妹日常面对的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挑战就结束这篇文章,那将会回避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虽然福音派对当代中国大陆基督教的观点仍很乐观,但也有一些人谈到了教会内部的失败。在1950年代和更早时期,虽然小群是一个很出名的“宗派”,但有些人有理有据地指出了创始人倪柝声的道德问题。[19]同样的,在1990年代后期的农村家庭教会复兴的鼎盛时期,庞大的华南教会的领袖龚圣亮牧师被判性侵女信徒有罪。[20]
 
虽然仍旧难以准确地辨别在错综复杂的中国基督教里发生的一切,但是以下批评完全成立:对男性领导权的强调使男性更容易比女性同工多占优势。中国信徒经常保持低调,甚至拒绝提及教中的一些不检行为和虐待的问题,而这才是更大的丑闻。中国社会并不比任何其他社会更糟,但它浸淫在儒家道德和“顾全脸面”的传统中,与公开透明的行事准则背道而驰。
 
尽管如此,在这种不顺遂的环境中基督教女性的坚忍和刚强仍闪烁着勇敢之光。在此,我们十分简单地瞥看了一眼上帝透过祂的女儿们浇灌在祂中国子民身上的祝福。为了扶持我们的姐妹们,让上帝蕴藏在她们身上的所有潜力得以发挥,我们应好好祷告并思考该怎样合宜地促成进步,早日看到她们身上的那些文化、传统,甚至“神学”的枷锁全部脱落。改变并不会迅速的来到,但上帝按照祂至高的主权动工,圣灵会在文化内部去改造堕落的人类,并带来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命定的新造之美。
 
翻译:佑名  校对:王曲奇
转自福音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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