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孔子感叹道：“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在另一场合，孔子说“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实际上阐明了他的工资理论。还有，孔子不允许土地成为私人所有的对象。孔子认为取息没有错；因为资本是母亲，息是她的孩子。[1]在关税事务方面，孔子是一位极端的贸易自由论者。
这就是《孔门理财学》这本书的特色。不过，上述这些并不是陈焕章这一非常有趣之作的基本内容，而更多地是作为一些由头。其基本内容一部分属于中国经济史；一部分是世代相传的诗篇和格言，其所涉话题只与最广义理解的“经济”有关。其章节标题虽为“生产要素”、“分配”、“公共财政”等等，但装入这一牵强框架的是大量讨人喜欢的教诲性内容。为了证明在中国男女之防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竟引用了《诗经》中的这样一节（孔子是将之作为淫猥风俗的坏例子的）：
溱与洧，
方涣涣兮。
士与女，
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
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
洧之外，
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
赠之以勺药。
在“经济组织”一章中，我们读到《诗经》中的另一首诗，针对的是一名要他新婚不到三个月的妻子做女红的官员：
纠纠葛屦，
可以履霜。
掺掺女手，
可以缝裳。
要之襋之，
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
宛然左辟。
佩其象揥，
维是褊心。
是以为刺。
在对待老人方面，孔子规定：妇女五十岁无子，由政府供给衣食，并作为采诗的使者。按照陈焕章博士的说法，这说明孔子认为妇女可以胜任公职。“养老”是孔子的一条特别的原则。“按照《礼记•王制》，五旬老人食用的是细粮，不同于给年轻人的；六旬老人常备肉食，以便随时取用；七旬老人一天有两次可口的肉食；八旬老人美食佳肴不断；九旬老人饮食不离寝室，无论他们闲逛到哪里，都要有可口的肉食、汤水相随。”
当陈焕章博士叙述后来的哲学家和经济史时，我们发现他的方法更像现代经济学家的。他对井田制的记述十分详细而有趣，这种土地所有制被认为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公元前约2600年至公元前350年间。这一记述值得所有研究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学生关注。关于货币的那部分记录了中国确实先于其它国家早就采用的许多做法（在这方面，现在的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最欠发达的）。据说中国从公元前2900年起就已经使用货币了，现在仍以铜钱为基础的三金属体制早自最遥远的古代起就一直延用至今（不过金币越来越少用了）。在应用纸币方面他们远远先于其他民族。卒于公元83年的郑众这样说到“里布”：“布，参（叁）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 中国于九世纪时开创了一种介于纸币和汇票之间的票据，当时的情景值得引述：
“唐朝中期，钱很少，因此，有些地方钱不让带出当地。唐宪宗时（孔子纪元1357~1371年），商人到京城，他们将钱存在诸道驻京的机构（进奏院——译者注），换成证券放在身边。这样，无论到哪儿，他们都很容易凭证券提款。这被称为‘飞钱’。然而这一做法为中央政府所禁，因为政府认为这些机构将使钱币退出流通，令商品价格降低。但禁用飞钱的结果更糟。因此，在孔子纪元1363年（812 A.D.），中央政府自己开办了作飞钱生意的衙门，即由政府向存款人发放证券，存款人可以在不同省份的大城市将证券换成现金。。。真正的政府银行建立于宋初（1521 A.K.或970 A.D.），那是为了飞钱经营体系的运作，它被称为 ‘便钱务’。”相传“标会”制度，即中国的合作银行，是由生活于公元220年左右的一个名叫庞公的隐士发明的。
中国学者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和数量理论。公元前175年，贾谊说：“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公元1378年，叶子奇制订了如下规则：“必也欲立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如盐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引至钱出。引出钱入。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之于货重之日。”公元1223年，袁燮认为，铜钱的不足不能用额外发行较次的铁币这一办法来补救，他这样解释说：“而又益之以铁钱，不愈少乎。往时楮币多，故物价贵，今又益以铁钱，不愈贵乎？”
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比如孔子的优生原则，关于劳工流动的规定，或是写得极好的中国税制史。还值得一提的最后一点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人口统计在极早的年代就存在了，见之于“（孔子）式负版者”；不过是十分不准确的，主要是因为有些时候存在着“户税”和“口税”，使得人们为了利益而隐瞒他们的人数。不过，即使考虑到这一点误差，即使还考虑到从土地所有制度推定的情况，似乎很显然，目前中国庞大的人口是近代的增长造成的，人口的高稠密度是近期的事，与英国的情况一样。公元后的最初十七个世纪（或者从孔子纪元五世纪至二十二世纪）人口似乎在50，000，000上下波动，在十八世纪初以前从未有可能达到100，000，000。从那以后人口才开始跳跃式增长。按照最近相对比较准确的人口普查，1749年的人口是177，000，000；1783年284，000，000；1842年413，000，000。据说太平天国起义期间（1850~1856）人口减损在10，000，000至20，000，000之间（陈焕章博士将因此导致的人口减损确定为150，000，000，那一定是因为印刷错误或修辞式夸张）。较近期的洪灾和饥荒造成的人口减损也许比以前的更严重。据官方估计，在1868至1885年间人口在378，000，000和405，000，000之间。1910年（据《中国年鉴》）有过两次分开的估算（西藏和满洲除外）：《海关估算》（Custom's Estimate）是421，000，000，民政部基于户数的人口普查（Minchengpu Census Return），结果是316，000，000。四川的人口数字让人们对上述数字起疑：民政部调查结果为23，000，000，海关的数字却为79，000，000，而A.Hoise爵士在1904年的估算是45，000，000。无论如何，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这样：1700年以前中国本土人口不超过100，000，000，而只是从上个世纪到现在，大约在300，000，000到400，000，000之间。
因此，认为中国人口对生存手段造成压力已经有许多世纪之久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虽然人们可能倾向于这样想。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是新的。中国并没有发生过如西方世界那样性质的经济或自然条件的明显变化，足以解释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中国的黄金时代，即她的哲人和诗人的时代、政治艺术和生活艺术大发现的时代，并不是一个人丁兴旺、人口过剩的时代。道德家喜欢将人口减少的时期视为国家衰败的时期。在中国，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宗教势力总是强有力地赞同子孙无限多就是好；但难以相信，如果有幸享受者如此之多，黄金时代真能重新再来。
然而陈焕章博士从其他方面寻找中国衰弱的主要原因，他在科举考试对八股文的要求中找到了—— 八股文不实用，而精通掌握它却需要长时期的训练；八股文开创于1370年，于1902年废除。
注[1] 在中文中“息”代表利息，意为“子”。在中国，利息的正当性从没有受到过质疑。
原载《经济学杂志》（Economics Journal），1912年月12月号
历史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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