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探讨美国社会福音的产生及影响。美国社会福音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劳资冲突、社会发展失衡等问题日益严重，其思想渊源则是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自由派神学。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包括格莱顿、伊利和饶申布士，他们不仅仅关注个人灵魂的拯救，更关注社会的改良，主张宗教介入和解决社会问题，追求社会秩序的基督教化。在这一社会福音神学的影响下，美国出现声势浩大的社会福音运动：包括建立救世军、基督教青年会等组织。这一神学思想既促进了1895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也影响了后来的赵紫宸、吴耀宗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
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既是基督教神学之一，也是西方基督教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它于19世纪后期首先出现在美国，至20世纪初期，其影响达到顶峰，20世纪30年代以后衰落。美国的基督教海内外传教运动一度深受社会福音的影响，不少来华的传教士属于典型的社会福音派，穆德、艾迪、司徒雷登等人是其主要代表。随着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不断传播，社会福音也被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所接受，例如，赵紫宸、吴雷川、刘廷芳、余日章、吴耀宗、徐宝谦、谢扶雅等著名的中国基督徒，都曾经是社会福音的拥护者，并且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改造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因此，深入研究社会福音，有助于了解基督教在近代西方社会改良中的角色，加深认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互动，也可以为基督教适应现代社会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尝试对社会福音的产生及影响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国内外有关社会福音的研究
大约在20世纪初，社会福音随美国传教士的来华而被介绍到中国，逐步得到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认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出现了一些社会福音理论的中文译本，例如，1923年由上海的广学会出版的《社会福音的神学》，但主要是集中介绍美国社会福音的重要代表人物饶申布士的著作，其他代表的论著则较为少见；而且其文字多为繁体，译文亦未完全摆脱文言文的影响，有些地方读起来甚至有晦涩之感。如今，这些译著大多保存于港台，大陆则鲜见。社会福音对近代中国的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促使他们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现实，深入研究社会福音，较著名的是1934年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的吴耀宗的《社会福音》一书。解放初期，在香港的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和基督教辅侨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饶申布士的《社会福音集》。由此可见，20世纪上半期，社会福音在中国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文革”期间，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对基督教以及与基督教相关的学术研究基本停止，社会福音研究当然也被冷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学风的提倡，使国内学者日渐重视对西方神学的研究以及对西方宗教学名著的译介，并且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卓新平撰写的《当代西方新教神学》和于可主编的《当代基督新教》，都有专门篇幅论述社会福音，但基本上是概述性的，没有深入展开研究。王旭的《美国城市史》则从美国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简要论述了社会福音对城市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其采取的一些社会改良行动。但是，在近年来翻译岀版的西方宗教学名著中，几乎见不到社会福音理论的专著。
比较而言，社会福音理论在美国所受到的重视要大得多。毕竟，它在美国历史上发挥过不小的作用。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教会面临新的处境，政教关系以及教会对新处境的适应等问题，再次成为教内外人士关注的重要议题。因此，学界对社会福音的深入研究出现不小的热潮，既注重社会福音的理论研究，也重视对原著的收集整理工作。例如，伊万斯主编的《今日社会福音》（The Social Gospel Today）即是美国学界的著名专家对社会福音的新的研究成果的汇集；罗伯特·汉迪编辑的《美国社会福音（1870-1920）》（The Social Gospel in America, 1870-1920）则是美国“新教思想丛书”系列中的一部，该系列丛书的编委阵容强大，聚集了美国著名学府的资深专家学者。
二、社会福音的产生背景与思想渊源
社会福音是基督教对于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面临的社会问题所做出的积极回应，劳资冲突、贫富不均、社会发展失衡是社会福音产生的社会背景。内战结束之后，美国工业化速度加快，城市化也步入一个新的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产生了交通、住房和卫生等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美国政府对城市事务的疏于过问、资本家对城市环境改善的漠视，致使工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恶化，加之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导致工人不断地反抗。汉迪指出，美国19世纪最后25年爆发的劳资冲突——1877年的铁路罢工、1886年的劳工风潮、1890年代初一系列的抗争——震撼了一些新教领袖，使他们重新考虑与其信仰相关的社会问题，并且创立了社会福音神学。[1]
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自由派神学的社会伦理则成为社会福音的重要思想渊源。19世纪中期以来在欧洲盛行一时的基督教社会运动和基督教社会主义，为美国社会福音提供了榜样。在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和主张教会介入社会改良方面，两者有着相同的主张。谢扶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主要原因：“基督教不会赞成近代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乃是事实。19世纪以来，各地蓬勃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Christian Socialism）显然由于抗议近代资本主义而发生。”[2]
社会福音神学的思想家们都支持新神学或者自由派神学。自由派神学一方面认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主张通过社会改善、理性教育和消灭不义而在世上建立上帝国。有学者强调，新神学更大更广地利用了理性，它寻求的是用“一种更为自然”的方法诠释《圣经》，其神学体系是“福音的”或者“以基督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它的特征是它的“现实”，即对现实社会的密切关注。
此外，它主张基督教信仰与现代科学是相适应的，因为“《圣经》中所体现的耶稣教诲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仍然起着作用，只要人们通过新的科学、哲学、历史和道德真理将传统信仰加以扬弃、改造，按其内心所体验的至善至爱来作为现代生活指南，遵循历史的发展，就能确知上帝，获得永福”。[3]
三、美国社会福音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美国社会福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莱顿（Washington Gladden）、伊利（Richard T. Ely）和饶申布士（Walter Raushenbusch）。三者的理论深刻，著作丰富，影响很大。
格莱顿（1836-1918）被视为“社会福音之父”，他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童年时期曾参加过农场劳动，16岁时开始在报业出版界做学徒。1859年大学毕业后曾经以教书为业，1860年被按立为公理会的牧师。
格莱顿发表过许多的演讲，也有不少的论著问世。主要有：《劳方与资方》（Labor and Capital）、《和平还是战争》（Is It Peace or War） 、《教会与上帝国》（The Church and the Kingdom）、《国家与上帝国》（The Nation and the Kingdom）等。他的主要观点是，基督教是一种律法，也是一种福音。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如家庭、学校、娱乐、艺术、商业、政治、工业、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等，都将受到基督教律法的统治和受到基督教影响的控制。作为福音之基础的基督教律法，也将会结束劳资之间的麻烦。在他看来，劳方和资方之间的战争，不仅是兄弟之间的大屠杀，也是社会的自杀。因此，双方应该放弃仇恨、怀疑和蔑视，团结起来，互为助手。他还认为，关心社会的基督徒应当毫不犹豫地介入政治，将政治领域纳入爱的律法之中。格莱顿对军国主义持怀疑态度，厌恶战争，主张和平。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格莱顿呼吁使用国际警力创立和平同盟。他主张，整个世界应该变为一个整体，其中的等级区分、种族矛盾和国籍障碍都应该宣告失败。
伊利（1854-1943）出生于美国纽约，和格莱顿一样，其童年时代也曾在农场劳动。1872年，伊利开始大学学习生活，4年后毕业，随即赴德国深造，初时研究哲学，但很快转赴海德堡研究经济学与政治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伊利于1880年夏回到美国，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在此期间，伊利发表了不少的著述，表现出对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注与同情，同时提供了许多关于国外社会发展与劳工情况的信息，之后他开始致力于社会福音理论的演讲和著述等活动，其中心主题之一就是社会团结。伊利注意到劳资冲突的严峻事实，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联合教会、国家和科学在各自领域的努力。他倡导社会的团结，指出所有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对他来说，社会团结不仅意味着社会成员在利益与义务上的合作关系，而且表明“人类的兄弟关系”。他还认为，科学真理与宗教信仰是互为补充的，所有人都应当一起努力，以促进人类的进步。[4]而国家的积极帮助，是人类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伊利著有《基督教的社会性》（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我的社会哲学中的基本信仰》（Fundamental Beliefs in My Social Philanthropy）、《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国家》（The State）等。
饶申布士（1861-1918）是美国影响最大的社会福音神学家。他出生于纽约，其父亲是一名路德教传教士。饶申布士本人的正式教育开始于德国，后来他回到美国，进入罗彻斯特（Rochester）神学院学习。1885年饶申布士学成毕业，第二年他到了纽约市的一个德国浸礼会教堂任牧师，这里以“地狱厨房”而臭名远扬。正是在这里，饶申布士目睹了当时的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不安全、失业、贫困、肮脏的住所、营养不良、疾病、无知和犯罪等等，由此促使他开始关心和探讨社会问题，并且著书立说。《上帝国》（The Kingdom of God）、《社会改革家的理想》（The Ideals of Social Reformers）、《耶稣的社会原则》（The Social Principles of Jesus）、《基督教与社会危机》（Christianity and Social Crisis）、《使社会秩序基督教化》（Chris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和《社会福音的神学》（Theology of the Social Gospel）是其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成为美国社会福音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
作为社会福音神学的进步派之代表，饶申布士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他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能够生财致富，有很大的效力，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指出，资本主义能够破坏人道，使贫民更为困苦。因此，他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私残忍和以强凌弱：“资本主义产生了它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是相违背的。它是一种无情，残酷，削减了那基督教爱的精神的精神。它是把物质财货看得比精神财产还高的精神。”“一国若是凭借他超过人的势利，去欺凌邻国的软弱，或煽惑他们的内政，借着侵夺宝贵的主权；或用威吓的手段，以取路矿的占据权；或借债给文化较低的国家，而收他们重利，如此种种，都是极重的罪过。”[5]
面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饶申布士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教会，因为教会是救赎社会的原动力，它能使社会上的各种势力自行拒绝恶的势力。因此，他号召信仰上帝国，即社会秩序基督教化。以他之见，信仰上帝国并不是要把精力浪费在宗教的妆奁上，而是要集中精力作拯救的真正工作。上帝国所要处理的不仅仅是人类不灭的灵魂，它还处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营养，他们的家和他们的清洁，即全体人类的生活。因此，将基督教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是当时的主要任务。饶申布士承认，社会福音其实是原初福音的复活与发展：“社会福音所概括的种种观念，既不是时髦的产物，也不是由外教唆输入的东西和晚近的新发明，乃是最古真实福音之复活，也是二千年来埋没不振的基督教要义，按照现今的科学原理，向前发展。”[6]但是，饶申布士也清楚地指出了社会福音与原初福音之间的主要差别：“过去的宗教是一个拯救个人的宗教，结果是它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私人道德，但对于社会生活它却没有一个拯救的理想。”[7]
在饶申布士看来，社会福音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将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现世生活和社会问题上来。在关心社会正义方面，社会福音与社会主义运动存有共同之处，因此，饶申布士对社会主义也怀有兴趣。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是温和的、进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与空想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均有不同。他反对唯物论哲学，反对流血和暴力，坚持宗教在改善社会方面的作用。他特别推崇社会服务：“人类的一切善良必须是社会善良。人在基本上是有群性的，他的道德在于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良好分子。一个爱社会的人是有道德的。反过来说，不爱社会的人是不道德的。最高的善良，是一个人尽其所有，竭其所能，毫不吝啬地为社会服务。”[8]
总而言之，社会福音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社会福音实际上是将耶稣基督的宗教应用于发展变化的社会的一种努力，它与原初福音的不同表现在，过去的宗教总是将其大部分的精力花费在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事情上，例如献祭、无尽的祈祷、去圣城游历、亲吻圣石、以圣水沐浴、攀登圣梯等等。[9]而社会福音则既关心个人灵魂的拯救，更关心社会的改良。正如美国学者伊万斯所说，19世纪后期的社会危机，使社会福音的领袖们把救赎看成不只是个人对于获救的追求，也是与人们在现世和将来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社会而奋斗有关的拯救[10]。第二，受19世纪初期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社会福音神学思想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仔细观察，甚至予以抨击。他们特别关心劳资关系的改善，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不赞成使用武力，强调全人类利益的一致，倡导全社会的团结。在他们眼里，世界大同和人类一家并不是高不可攀和不可企及的奢望，完全可以成为现实。第三，社会福音神学的核心是，在现实世界建立“上帝国”。它坚信上帝国即社会秩序的基督教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主张基督教对人类生活的全面介入，即用基督教去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第四，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宗教与科学并不矛盾，而是彼此一致的，因此，任何使两者对立起来的想法和行动都是极其错误的。显然，社会福音神学“试图把科学与信仰、文化与教会、民主与基督教、伦理与神学、教义与社会福音之间的对立化解，使之达到一种整体一致、有机共存”。[11]
四、社会福音对美国和近代中国的影响
在社会福音神学的影响之下，美国出现声势浩大的社会福音运动。有学者认为，社会福音运动是致力于与上帝国的理想一致的社会重建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影响较大的组织有救世军（Salvation Army）、基督教青年会（YMCA，简称“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等。救世军于1880年出现于美国，它以帮助城市中信教和不信教的贫穷居民为宗旨，“深入贫民窟集中区，创办医院和贫民救济所，组织儿童俱乐部，建立各种社会救济机构等。”[12]基督教青年会于1851年首先出现在波士顿。在波士顿青年会的章程中指出，该会的目标是改善青年人的精神状况和知识状况。由于青年和学生的特殊关系，不少城市和大学也都出现了青年会，最初的两个学生青年会于1858年在密西根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成立。到美国内战结束以后，青年会已经遍布全美国。青年会会所内设立了图书阅览室、社交室、体育活动室、经济餐厅和简易宿舍等，主要活动包括研究《圣经》、学习文化知识和体育娱乐等，目的是通过康乐指导、教育灌输和人性温暖来协助下层劳工。19世纪50年代创立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主要是协助和辅导城市女性青年的组织。它一方面为寻求自主的妇女提供就业机会和安全的住所，使之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又兴办教育和提供一些福利服务，为改善妇女的状况出力。社会福音运动在社会改良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学者甚至认为，社会福音运动的很多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立法中也得到体现。[13]
19世纪后期，改造社会和拯救异教徒结合、殖民扩张和宗教复兴并进，推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传教浪潮的兴起。许多青年学生纷纷加入海外传教运动，为的是“把福音传遍世界”。随着基督教青年会和救世军等组织在中国的建立以及一些社会福音派人士——例如，穆德、艾迪、司徒雷登、步济时等人——在华的大力宣传，社会福音传入中国并且逐渐被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所认同。
社会福音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督教青年会等组织的改良活动的开展；二是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对社会福音的认识。
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成立于1895年，在前25年迅速发展，它在中国开展的德、智、体、群四育活动，正是社会福音的具体实践。中国青年会的主要活动是社会服务与社会教育，具体内容包括开讲座、办学校、兴体育以及社会调查和慈善救济等多种活动的开展。
近代中国一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深受美国社会福音的影响。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认为，在中国，基督教唯一的目的是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也就是寻常所谓革命。个人得救与社会改革完全是一事。信徒应先打开真理之门，也就是说发现否定自己的必要，因而奉献一切为社会改革——这就是宗教的功用。赵紫宸主张，宗教是属于社会的，不是个人的。他所关心的是今世不是来世。[14]新文化运动时期，刘廷芳号召中国全体基督宣教师宣传“我主耶稣基督的‘社会福音’”，因为“主的福音，必是救社会的福音，必有能力改良社会”。吴耀宗最初接触的基督教来自穆德和艾迪在北京的演讲，特别是艾迪的宣传，而艾迪本人的思想则深受饶申布士的影响。1924至1927年吴耀宗赴纽约深造，社会福音神学对他的影响加深和扩大，回国之后他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1934年出版的《社会福音》一书，是他的一些文章和演讲的汇集，清楚地映现出社会福音在他身上的深刻烙印。在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政治、个人与环境等问题上，吴耀宗的看法完全是社会福音的：宗教既然是人生的宗教，就应当在人类各方面的生活里表现出来，宗教对于改造社会负有使命，这就是社会福音。在吴耀宗看来，改造社会不是枝节的改良，而是彻底的改造。也就是说要找到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而不仅仅是慈善事业。他也主张宗教与政治有连带关系，基督徒应当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政治活动，而不应当谈政治色变和疏离政治。在谈及社会福音和个人福音的关系时，吴耀宗反对片面的观点。他认为，“主张个人福音而不管社会福音的人，以为有了心的转变，便会有人的转变，有了人的转变，便会有社会的转变；所以他们只注重了个人一个人的‘心’，而忽略了整个社会的关系。这一种主张，未尝没有它的道理，但只是片面的道理。我们相信环境与个人是互相影响的：没有健全的个人，便不会有良好的环境，但没有良好的环境，也不会有健全的个人”。显然，吴耀宗强调的是个人福音与社会福音并重和两者的结合，因为“离开社会生活去培养灵性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社会福音观与近代中国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结语
社会福音具有其积极与消极的两面，一方面，它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关心社会问题，主张改善社会，倡导社会正义，反对战争，主张和平，谴责资本主义以强凌弱的行为。这不但对美国历史上的城市改革产生过积极影响，而且对近代中国城市的早期现代化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福音在美国对黑人问题是个盲点，而且它将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基督教会，反对一切暴力，反对所有战争，而这些局限也是它后来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不仅与当时西方的整个社会现状严重脱节，与美国的社会现实也相差太远，[15]而且也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和民族难以接受的。
本辑学刊出版于2006年秋季
参考文献：
[1] Robert T. Handy, The Social Gospel in America, 1870-192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9.
[2]谢扶雅：《基督教与现代思想》，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第206页。谢氏于1918-1925年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务部任文书干事。
[3]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5-26页。
[4] Robert T. Handy, The Social Gospel in America, 1870-192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178.
[5]饶申布士：《社会福音集》，香港：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年，第253页；饶申布士：《社会福音的神学》，上海：广学会，1923年，第109页，第112页。
[6]饶申布士：《社会福音的神学》，上海：广学会，1923年，第27页。
[7]饶申布士：《社会福音集》，香港：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年，第147页。
[8]饶申布士：《社会福音集》，香港：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年，第63页。
[9] Walter Rauschenbush, Chris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97), 22.
[10] Christopher H. Evans, “Historical Integrity and Theological Recovery: A Re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Gospel,” cited from Christopher H. Evans, The Social Gospel Toda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1), 4.
[11]卓新平：《当代西方新教神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3页。
[12]王旭：《美国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0年，第142页。
[13]王旭：《美国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14]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2004年，第26页。
[15]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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