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进入神学及生态神学的产生源于生态学抗议。生态学抗议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等人引发的一场关于基督教应为现代生态危机负责的抗议。生态神学对现代社会神学的处境、身份和责任等进行了重新的认识、界定和澄清。
生态神学在神学的框架中对生态危机最基本的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建构新型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念、生态原则和生态思维。它对生态学理论和实践提供的重要精神资源、价值理念和行为指导,对于人类克服生态危机并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危机最初发端于欧洲和北美等现代工业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是在基督教文明的熏陶和浸染下发展起来的。作为西方文明重要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的基督教教义传统、神学体系和意义系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为西方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思维以及对自然控制等引发生态危机的诸多观念奠定了形而上的基础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持。因此,基督教神学应当对现代生态危机负责,并为生态危机的克服提供神学独特的反思和重构。
一、对基督教的生态学抗议
生态学抗议是生态进入神学视野、成为当代神学的课题并最终产生生态神学的契机。所谓的生态学抗议,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等人引发的一场关于基督教应为现代生态危机负责的抗议。1967年,怀特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的论文。在这篇后来引发巨大反响的论文中,怀特将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归之于犹太基督教的创造教义,认为创造教义以及它所激发的宗教热情是西方科学技术对大自然掠夺以及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背后的推动力。
创造教义是基督教神学最基础的教义,是对《圣经·创世记》中描述的关于上帝创世的象征性故事的神学提炼,指的是上帝在六日内创造整个世界及一切生物的教义。创造教义在最本源的意义上界定和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督教神学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倾向。概而言之,生态学抗议对创造教义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创造教义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其二,创造教义衍生出人对自然统治的对象工具思维和科技经济实践。
创造教义昭示出西方形式的基督教是一种最以人为中心的信仰,认为人不仅是上帝最后创造的、代表上帝创造行为和创造能力之顶点的造物,而且是所有造物中唯一秉承上帝形象并具有灵魂、自由意志和道德意识的造物。这是整个基督教神学的核心。
所以,基督教神学对世界、自然、创造、原罪、拯救和恩典等的解释无不以人为中心,自然只是附属和陪衬。这种神学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为近代哲学和科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解释的基调,从笛卡儿的主体性原则、培根的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生的福利和效用而去支配自然和知识就是力量到康德的人是目的以及人是自然的最高立法者等论调,无不是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在哲学和科学上的延伸。
创造教义衍生出人对自然统治的对象工具思维和科技经济实践。根据《圣经·创世记》人被上帝赋予治理、管理大地和其他生物的神圣使命并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人还通过对万物的命名建立了自身的统治地位,万物和一切生命都是为人而存在并供人使用和支配的,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的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创世记》中的这些叙述很容易导致一种偏见,即人是自然万有的主人,自然万有都是为人类所用并为人类服务的对象或工具,人以地上的上帝的身份对之任意处置和利用,而这些都是出自神的授意。
以上这些由基督教创造教义传递出来的信念一直支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和实践世界,成为西方近代以来以人为中心的主客二元思维以及把自然沦为宰制对象和把自然界沦为图像的科学技术实践之合理性基础,为科技和工具理性引发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合适的场景和深厚的理论支持。因此,怀特等人基于创造教义和创造信仰对基督教提出了根本的抗议和攻击,而他们的生态学抗议也成为当代基督教神学关注生态危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神学反思以及从生态神学的立场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契机。
怀特的生态学抗议对基督教神学产生的动荡和影响力是颇为巨大的。正是这种抗议激励和促使神学勇敢地面对现代性危机和现实问题的挑战,重新反思自己的传统、教义、处境和身份并积极进行神学的现代转向。在生态学抗议和生态危机面前,神学的身份、功能和责任问题，关于神学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神学是纯粹超越的还是现实关注的、神学是否应当为生态危机负责等问题成为亟待澄清的问题,而当代神学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也给予了最清晰的回答:神学若不介入公众领域便失去它原有的身份,而公众领域特别是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需要神学的反省和批判。
二、生态神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面对生态学抗议对创造教义的指责,基督教神学界最直接和最本能的反应就是对自身的创造教义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辩解,因此,创造教义塑造了生态神学的最初发展方向并生成了神学对生态危机的经典回应-管家看顾说, 即上帝只是赋予人管家而非主人的职责,人的责任是去看管和照顾他赖以生存的自然万物,而不是去统治和控制之。
统治和控制是对创造的曲解,因为创世记给我们的明白无误的信息是管理而非统治。管家看顾说是基督教神学应对危机作出的一种最初的反应,而之后生态神学的发展已经不限于就创造而谈创造,而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下对基督教的整个教义体系和信仰本质进行综合全面的神学反思。
与哲学的理性反思和言说方式不同的是,神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是三维的,即在人、自然之上,有一个最为根本的、决定性的和超越的维度神,神是神学唯一的和永恒的主题,也是神学思维和言说区别于哲学之根本。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归根结底沿着两条路线进展,即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而神学的反思则在这两条路线之外提供一种更为根本的神(上帝中心论的维度,它主导、涵盖并支配着神学的思维和言说。
因此,生态神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并不依循哲学的思维,将之划分为以人为中心、以自然为中心和以神为中心。正如神学只有一个主题,生态神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本质上也只有一种维度,即神或上帝的维度。生态神学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上帝观的误解,因此,生态神学最急迫的任务在于审视传统上帝观的偏误,重新解释上帝观以及上帝与世界的关系。
首先,在传统一神论的信仰视域内,上帝被界定和理解成为全能、全知、全善的实在,绝对、超越和终极的实在,上帝作为世界的创造者和绝对的统治者,以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姿态凌驾于世界之上或之外,这种绝对性和超越性最终造就了对上帝本质的误解以及上帝与其造物之间内在关联和亲密关系的缺失,而且给秉承上帝形象的人形而上地示范了一种对自然界进行统治和支配的典范或模式。
只要上帝被看作是绝对的主体,那么,世界就应该被看作是上帝创造、保护和救赎的对象。上帝的概念越具有超越性,用来解释世界的术语就越具有内在性。通过关于绝对主体的一神论,上帝日益失去了他与世界的联系,世界也日益被世俗化。结果,人类因为他是上帝在地上的形象就不得不把自己看作认识和意志的主体,并且必然作为世界的统治者来面对他的世界。因为,只有通过对世界的统治,人才能与上帝世界的主人一致。
这是传统神学对位格性上帝的错误领会和解释,导致了上帝与世界的分离以及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关系的偏谬。以莫尔特曼为代表的生态神学家极力呼吁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应从主客控制模式转向内在共同体模式,从独裁模式转向有机模式,从中央集权制模式转向联邦制模式。上帝不是超越的绝对者,而是在自身的相互关联中与世界相融相契的存在者;上帝与世界不是统治和宰制的关系,而是上帝在世界之中和世界在上帝中的亲密一体关系。这种新型的上帝观重新树立了造物主与造物之间真正的共同体意识和内在参与意识,它是上帝与世界、人与自然从疏离对立走向亲密融合的本体性观念。
其次,传统的一神论一贯强调上帝的实体性和超越性,忽略了上帝的三位一体关系性,更忽略了圣灵的作用,因此,生态神学力求重新恢复上帝的三位一体性并利用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个位格圣灵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神学的上帝观把上帝看作绝对的实体,而不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构成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也不是在三个位格相互关联、相互统一的团契或共同体中的上帝。而且,传统神学的上帝观往往注重的是圣父和圣子,而忽略圣灵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理解上造成一种本体的缺失。
《圣经》的创造叙事告诉人们,圣灵是创造性的能力和上帝在他的创造物中的临在。全部创造物是由圣灵编织的结构,因而也是由圣灵赋予其形式的现实。上帝内在于世界,其实是上帝通过他的灵内在于世界,圣灵是上帝内在于世界的媒介和能力。上帝不仅仅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拯救者,他也是宇宙的灵,圣灵是上帝三个位格中不可缺少的位格,也是神学生态思维和生态创造论的关键。圣灵的创造是最适合我们今天正在寻找和需要的生态创造论的神学概念。由于这种概念,我们正在使神学创造论摆脱主观性和对世界的机械论控制时代,把它引入我们生态学的世界共同体未来的方向上。
通过宇宙的圣灵的力量和潜能,上帝临在和居于他所创造的世界和万物中;通过宇宙的圣灵的媒介,作为受造物的人与自然共同体被理解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动态网络,在圣灵的引导下不断地走向融合并不断地超越自身;通过宇宙的圣灵渗透世界万物的观念,世界中的每个个体都被视为整体的部分,世界中每个有限的事物都被视为无限事物的体现和彰显;通过宇宙的圣灵的开放性,所有的造物都面向未来,以各自的方式实现其潜在的可能。
最后,传统神学对三位一体上帝观的第二个位格即基督及其拯救观的解释也存在人类中心的倾向,只强调基督对人的更新和拯救,而忽略了基督对自然的更新和拯救;拯救教义强调的是把人从自然的困顿和藩篱中拯救出来,而不是人在自然之内或连同自然一起被拯救。这是以人为中心的主客二元思维在神学拯救观上的体现或传统神学拯救观的弊端。
在上帝的三个位格中,圣父是创造性的位格,圣灵是引导和力量的位格,圣子是拯救和解放的位格,三个位格都有自己独特的位格性含义。因此,在基督论以及与此内在相关的拯救论的视域内,生态神学的主旨在于恢复自然的地位和倡导自然的更新与拯救。按照保罗·蒂里希的观点,与人同为受造物、同时堕落的大自然,既不是与人分离和对立的没有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的东西,也不是需要人用科技加以控制的对象,更不能被视为人的对立面而被排除在拯救之外,大自然与人一样,都是拯救的对象和持有者,在堕落与拯救的过程中,大自然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蒂里希关于自然与人同时堕落、同需拯救的观点,从生态学的角度发展和丰富了神学的基督论和拯救论,弥补了传统神学在拯救论上对大自然的忽略。总之,生态神学倡导基督教的整个教义体系和神学应当展现自然的角色;只有自然的地位、价值和意义得到重新摆正和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才能得到真正的恢复。
三、生态神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
生态神学在对人与自然关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新型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念、生态原则和生态思维,它们是基督教生态神学对生态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的重要精神资源和价值理念。
生态神学以界限原则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界限原则也可称为去人类中心的原则,它强调人与自然同为上帝的创造、同为创造共同体中的成员并具有各自的内在价值,人只是自然的管家或看护者,而不是造物主或绝对主体,因此,人管理、治理自然要承认并遵循一定的界限或尺度。谁是界限?神。何谓界限?责任即界限,即对上帝的终极责任和对自然的道德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管理与其说是人类中心的,不如说是上帝中心的。与世俗生态学不同的是,生态神学是以神为中心的,界限原则就是上帝中心论在生态学上的反映,它从形而上的维度界定了对终极神圣负责从而对自然负责的原则。界限原则重新解释和塑造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不是传统神学所强调的唯一秉有上帝形象的高等造物和自然的统治者,人秉有上帝的形象不是说人的形象、地位和权势与上帝相似,而是说人具有自由意志、理性和道德意识等上帝的形象,因此被委托看管和照顾自然。
因此,人不能无限制地控制和利用自然,必须遵循界限的原则。总之,界限原则强调只有当人类承认自然拥有某些在他之上的权益,拥有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价值和内在权利的时候,人类才会将自然视为受造共同体中的成员并真正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
生态神学所倡导的自然的复魅从终极意义上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基督教一神论对绝对性和超越性上帝的强调是自然祛魅或去神圣化的重要原因。在西方的传统中,上帝愈来愈退到超验的层次,而世界被理解成纯然的现世。上帝被理解成不在这世界上,因此这世界也可以被理解成没有上帝。世界失去了上帝创造它时的奥秘性,即-世界魂.,因此可以在科学上-被解除了魔咒.,正如韦伯对这个过程贴切的描写。
近代基督教中严格的绝对一神论乃是世界和自然世俗化的重要原因。绝对一神论祛除了自然的神圣性,为科技机制、对象思维和工具理性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也为人与自然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因此,生态神学在转变上帝观的基础上倡导自然的复魅。自然的复魅不是倡导自然的神性以及人对自然的崇拜,基督教神学从不认为自然是有神性的以及人应当崇拜自然,自然和人一样,只是受造物的身份,自然的复魅只是意味着重新恢复自然作为上帝受造物的身份、地位和权利,特别是指价值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复魅。
也就是说,自然不是与人对立的客体或图像,也不是科技活动和经济活动中被控制和宰割的对象,自然和人一样都是上帝的造物,他们具有各自的内在价值和存在意义。总之,自然的复魅不仅是对自然内在价值、存在意义和神性源出的肯定,也是对自然作为伦理实体的一种生态觉悟。
生态神学倡导对自然的敬畏是对自然权利和力量的深度认同和体悟,是对纯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态度的对抗。敬畏首先意味着谦卑和认同,敬畏自然就是认同自然的内在价值、权利和坦诚人类在自然面前之谦卑态度。敬畏不只是一种伦理态度,更重要的是一种宗教态度或形而上态度。也就是说,敬畏具有宗教信仰的根基和情怀,蕴涵丰富的宗教气质和深厚的信仰情感。基督教生态伦理的奠基人史怀泽明确地界定了敬畏生命理念的宗教特性和伦理神秘主义。
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具有宗教的特性,承认和实行它的人具有根本的虔诚。敬畏生命的世界观是伦理神秘主义。通过伦理行为,它使与无限者合一得以实现。敬畏自然,不是倡导或恢复万物有灵论的观念,而是要求人从宗教经验的和形上层面体悟自然之奥秘、自然之无限以及人与自然相融相契的合一境界;敬畏自然,要求人从同为受造物的本体角度和终极角度享用或享受自然,享用或享受是以承认自然本身的价值和权利为基础的,它完全不同于否定自然价值并对之利用和控制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态度;敬畏自然,要求人类在体认自然之无限和奥秘的同时反观人的有限性和自然的报复性,从有限和惩戒的意义上敬畏自然。
生态神学倡导一种整合性和交往性思维并把生态危机提升至信仰的觉悟。生态神学提倡一种独具神学特色的关系性、整合性和交往性的思维,不论是对三位一体上帝的关系式界定,还是对上帝与世界、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诠释,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模式。生态神学首要的目标就是通过关系性的思维方法重新进入创造物的生态共同体,唤醒人们对这一共同体的正确认识并致力于开拓通往这个共同体的道路,营造神人自然世界四元合一的生态和谐。神学视域中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科技危机或哲学危机,更是信仰危机。
换句话说,哲学把对生态危机的认识从科技危机深化为哲学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危机,而神学则进一步揭示出传统上帝信仰的危机与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论之危机原本是前后相继的过程,神学的上帝观念正是此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肇始和源头。因此,从追本溯源的角度而言,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神学意义上重新解释和回归,这预示着生态学由科技觉悟、哲学觉悟向信仰觉悟的迈进和提升。
总之,生态神学作为西方的一种经历过现代性洗礼的理论,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原则和思维。生态神学所昭示的是神学家通过重新发现《圣经》中未被重视或被误解的创造圣言来解释现实和回应现实,它不是否定基督教信仰、教义和神学本身,而是返归《圣经》并重新审视教义和神学在具体解释上的偏颇。
生态神学在神学的框架中重新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提出建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生态原则,为东西方生态神学的完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或价值理念。生态神学对神的设定不仅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神圣的根基和终极的视域,而且开拓出一个以超越、终极、精神、神圣为指标的领域或维度。生态神学不仅是西方生态文明不可缺少的理论之维,也是中国迈向生态文明时不可忽略的学术资源。（原载《学术月刊》）
梁卫霞: 博士, 任职于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主要从事基督教哲学、基督教伦理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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