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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岳王信仰的源起、传播及岳飞形象的变迁
发布时间: 2022/3/17日    【字体:
作者:王良慧
关键词:  岳飞;岳王信仰 ;岳飞形象 ;台湾地区岳庙 ;掌中戏  
 
 
摘 
 
明代中期以后,闽粤移民在迁徙时常以岳飞为保护神,将岳王信仰带到台湾地区。晚清时期,《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将台湾地区割让给日本,岛上士绅通过兴建岳王庙、重建岳飞“战神”形象表达对日本殖民的反抗。二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全岛,则以建庙的形式传递统战信号。综观数百年台湾地区的岳王信仰,它在全台各族人民的接受与重塑中,形成了与大陆不同的生活化、仪礼化与日常化特征,岳飞形象也发生了变迁。
 
岳飞信仰自南宋绍兴十一年腊月(1142年1月)岳飞被杀开始,绵延至今而不衰。不仅大陆地区广泛分布着岳庙,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也分布着一些崇祀岳飞的庙宇。岳飞在台湾地区的祭祀,不仅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其特殊身份、事迹和“神格”,也成为不同时期当地政府运行权力的一种辅助方式,使得岳飞形象在海峡对岸别具一格。
 
关于台湾地区岳王信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2013年台湾中兴大学硕士生庄嘉纯的毕业论文《岳飞英雄形象与台湾岳王信仰研究》,卞梁、连晨曦的《论台湾的岳飞信仰》以及金荣华《澎湖岛屿之岳飞传说及其信仰试探》。其中,庄嘉纯的学位论文从历史溯源和田野调查两方面对在台岳飞的崇拜现象进行了梳理;《论台湾的岳飞信仰》对台湾地区已有一定规模的岳庙进行了介绍;《澎湖岛屿之岳飞传说及其信仰试探》则以澎湖列岛的岳飞传说为切入口,解释了岳王信仰在当地的特殊意义。此外,有一些寺庙也将自己的历史介绍、题词碑文、神像照片等上传至社交网络,方便香客了解。检视以上成果,对于台湾地区岳王信仰的源起、传播及岳飞形象的变迁等问题,仍有未到之处,笔者前往台湾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对相关问题予以讨论,以推进海峡两岸岳飞信仰文化的学术交流。
 
一|台湾地区岳王信仰的源起
 
南宋著名将领岳飞精忠报国、抗金破敌却含冤屈死的事迹,不仅被正史记载,而且千百年来在民间广为传颂。岳飞死后,不断被追封,宋宁宗于嘉泰四年(1204)追尊他为“鄂武穆王”,宋理宗于宝庆元年(1225)改谥“鄂忠武王”。万历三十三年(1605),明神宗向关羽和岳飞敬献代表帝王身份的九旒珠冠、真素王带、四幡龙袍、黄牌,并将他们分别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和“三界靖魔大帝忠孝妙法天尊岳圣帝君”,建庙合祀。正是在此次合祀之后,关羽和岳飞共同作为“武圣”,受到民众崇奉,岳飞在单纯历史人物基础上被赋予神格,实现由“人”向“神”的历史性转变。
 
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建有岳庙。最早的岳庙属于生祠,建立于建炎四年(1130),靖江百姓受到岳飞的保护后,感激他的恩德建造。乾隆间,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时,曾统计当时全国有66座单祭或合祀的岳飞庙宇,主要分布在河南、湖北、浙江三地,基本奠定了此后两百多年岳飞庙在全国的分布格局。其中,最为盛名的是所谓“四大岳庙”,即建立在汤阴、朱仙镇、武昌和杭州的四座岳飞庙。
 
那么,岳飞信仰是何时传播至台湾地区的呢?明代中期后,闽、粤移民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迁徙至台湾地区。早期来台先民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他们首先要跨过因暗藏漩涡而被称为“黑水沟”的台湾海峡。当时民船简陋很难渡海,即便成功上岛,又要应对蛊毒瘴疠的威胁,寻地开垦时不可避免地与当地原住民或其他新移民族群产生冲突。能侥幸存活并建立新家园的可谓九死一生。在这样的恐惧下,得到神明庇护能给移民以勇气和信心。因此,这些大陆移民大多会从原籍通过“分香“”分灵”的方式将“神明”恭请至新的家园。岳王信仰正是通过这样的传播机制从大陆来到台湾地区。
 
具体而言,岳飞能从众多神明中被选择“分灵”至台,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岳飞在与金国的战争中始终保护百姓,能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深受人民爱戴,愿为他修建生祠。这种热爱祖国、庇护百姓的人格特征,会带给群众巨大的安全感。因此在各地岳庙中最常出现的匾额就是“保境安民”,即作为保护神的形象守护当地百姓。
 
其次,早期移民群体与原住民或其他移民群体往往语言、习俗不同,又常因水源、土地、林产而发生争执。民众以宗族为中心,极易互相仇恨,好勇斗狠,发生械斗。“其始小有不平,一闽人出,众闽人从之;一粤人出,众粤人和之”,“结党成群,塞隘门,严竹围,道路不同,纷纷搬徙,匪人乘此焚弃庐舍,抢其家资”。每次械斗损失惨重,人们需要一个能征善战、战无不克的神明鼓舞士气、增添信心。而岳飞一生攻无不胜,从无败绩,这样的战功在我国武将的传说中可谓凤毛麟角。他又长期作为“武圣”被民众祭祀,“忠武”特征与移民的心态不谋而合。  除以上原因外,移民带着岳王信仰渡海又与他本身的传说有关。台湾岛四面环海,东边又有波澜壮阔的太平洋,故而民间的“保护神”基本都要具备救助海难的职责,如最受台湾地区民众敬仰的妈祖,能安慰人们对出海的恐惧。岳飞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加入了“大瓮避险”的情节。《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虽然这个情节荒诞不经,邓广铭、王曾瑜等历史学家都考证当时绝无黄河发洪水的史实,更不可能靠坐在大瓮中漂流就能侥幸生存,但它却作为“英雄传奇”的一部分被广泛流传。据笔者2016年所访台湾地区精忠庙庙祝讲述,“大瓮避险”的故事准确切中了来台先民关于海难的恐惧,让人们相信岳飞能使人在水中逢凶化吉。
 
可见,岳飞信仰能在台湾地区广泛传播,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英雄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中,被赋予更多爱国、忠武的文化内涵,使岳飞具有了“全能神”的品格,可以庇护处于生存困境和寄予生活希望的普罗大众。
 
二|台湾地区岳王信仰的历史
 
台湾地区的岳庙,最早被记录在《(康熙)台湾府志》卷九“岳武穆王庙在附郭县右营营盘内”。这不仅是当地关于岳庙的第一条记录,也是关于岳飞的第一条记录。这说明,岳飞最早进入台湾地区,就已经以神明的形象,受民众香火供奉,而非纯粹以本人事迹在民间流传。
 
清朝的台湾方志中,对岳飞庙宇的记录并不详细,通常都是简单几个字介绍方位和神明。如乾隆三十九年《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九只有17个字记载“精忠庙在东安坊镇标右营内,祀宋岳鄂王”,到嘉庆和道光年间的《台湾县志》依然沿用了这一行记录,至于何人何时所建、规模如何,全无记载。
 
当前,台湾地区祭祀岳飞的庙宇有很多,但多为陪祭。真正以他为名、作为一宫主神的,大约有七处。按照建造时间排序,即嘉义大潭精忠庙、后壁茄苳旌忠庙、台南仁德岳王庙、宜兰碧霞宫、屏东林边镇安宫、南投日月潭文武庙和大里武圣岳王庙。其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一) 嘉义大潭精忠庙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漳州林氏家族渡海来台时,族长林栖周从祖居地恭请岳府元帅神像一尊,随家族迁徙至嘉义大潭村。此后岳府元帅作为林氏家族神,历经数代被持续供奉。到民国十二年(1923),林氏家族决定将已奉祀三百余年的元帅金身,请入村民捐款盖建的“三橺仔”。1926年,乡绅阮位倡导扩建庙宇规模,并定名为“精忠庙”。精忠庙遂成为本地庄庙,由乡民供奉。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岳飞生日和九月初九日岳云生日,精忠庙都会以复杂的仪式组织祭祀活动。
 
(二)后壁茄苳旌忠庙
 
乾隆五十七年(1792),士绅韩高阳捐赠一千五百元修建为“旌忠庙”。庙中祭祀岳飞和他的十位兄弟,他们被分为“顶五义、下五义结拜兄弟”,但2016年10月笔者在庙中进行田野调查时,庙祝已无法解释“顶五义”与“下五义”都是什么人。
 
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和八月十五日,旌忠庙举行祭奠。并且,当地流传旌忠庙中签诗灵验无比。据说清初有一位不知来自何方的无名和尚,在庙中求宿几日。当时并无房间,十分简陋,和尚夜睡神案之下,昼则提笔写作。和尚不告而别后,人们发现他留下了56首七言绝句。这些诗歌每首分为四行,附有字头,以古代名人为题,题名可组成“台湾府诸罗县北路下茄苳武穆岳圣王灵感签诗凡炉前弟子及四方信士来问卜当诚心洁净抽出一枝又求金杯为准吉凶祸福明断有应……”。有两首关于岳飞和海瑞的诗歌也被抄写到墙壁上,内容分别为“岳翁何必弃书生,指腹为婚结订盟。义重节高爽守望,一团玉洁合水清”和“洁净身心上武当,天神指点小提防。诸君不正祸临身,殿下一言救海郎”。可见这些签诗虽然以古代名人为题目,但诗歌内容却毫无根据,与人物生平关联不大。
 
(三)台南仁德岳王庙
 
台湾仁德岳王庙创建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初称“元帅府”,1949年改称“岳王庙”。
 
道光二十三年,当地士绅郭光侯试图反清复明,最终失败。此后,为激发民众爱国意识,他与其他同仁借助当时政治浪潮,集资修建岳飞庙。因当地清廷官员不敢在辖区内支持公开祭祀朝拜岳飞的活动,本地官僚禁止修建岳庙。为避清廷耳目,创建者将之取名为元帅府,当地人称岳飞为元帅爷或岳王帅。
 
日据时期,日寇发现岳飞对民众有恢复故土的感召力,严令民众不许到庙。当地人民因为担心神像被日本人捣毁,将其偷偷藏在家中。到1945年二战胜利后,才重新迎请神像回到元帅府。无论是反清复明的“民族矛盾”,还是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中日“国族矛盾”,当人们需要一个象征去鼓舞同胞抗击外侮、收复失地时,岳飞作为神祇,都会起到最佳效果。
 
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岳飞诞辰日,岳王庙依照古礼举办释奠大典。县长担任主祭官,“机关首长”担任陪祭官,学生代表、地方士绅共同参加祭拜。场面庄严,隆重肃穆,礼毕前全场齐唱《满江红》。
 
(四)宜兰碧霞宫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于次年签署《马关条约》将台湾地区割让给日本。1896年,深感被外族统治之耻的进士杨世芳、陈祖畴和宜兰地方士绅筹谋通过建庙的方式营造团结聚会的场所。为此,他们选择了岳飞作为主神,专程去杭州岳王庙分灵,创立碧霞宫鸾堂。庙名取“碧血丹心望晓霞”之意,借此抒发“还我河山”的沉痛心声。在《建庙启文》中,创建者明确表达了对割让台湾地区的愤怒和对日本统治的耻辱。
 
自1950年开始,每逢岳飞诞辰,碧霞宫举行完整的三献礼。由县长担任正献官,“议长”、乡长、镇长、市长担任分献官,团管区“司令”为纠察官,民众代表为陪祭官,“中央”所派专员为祝寿官。正场典礼共有祭典开始、鼓初严、鼓再严、鼓三严、排班、乐舞、执事者各司其职、纠仪官升阶监礼、陪祭官就位、分献官就位、正献官就位、启扉、瘗毛血、迎神、进馔、行上香礼共16个步骤。
 
1969年后,宜兰市中山国小的学生们每年在“三献礼”后表演武佾舞。该校将其作为民族舞蹈,每年传授给新的学童。他们扮演岳家军,初献礼舞《崇敬》《出征》,亚献礼舞《征战》《还我河山》,终献礼舞为以上四剧并陈。典礼至高潮,全场歌唱岳飞《满江红》和碧霞宫庙歌《武穆王颂》。
 
庙中岳飞神像,有帅、王、帝三大神格的不同塑形,分别代表岳飞的三重身份:生前为南宋将军统帅,死后被宋孝宗追封为鄂王,在明代被诏封为三界靖魔大帝。神像下,有忠义大将军鄂王驾前三十二队忠义大将军之牌位,祭祀岳家军三十二圣将,又有鄂王麾下五百神武军排位及三将军像,即杨再兴、牛皋、何元庆。陪祀为岳母(圣母)和周同(仙师)以及魁星、北斗星君、南斗星君、太岁。
 
在寺庙用途中,碧霞宫属于“鸾堂”,即以扶乩见长。庙中有两部鸾书《岳飞治世金针》和《五一妙法敦伦经》。前者写定于建庙初始的1896年,各行各业都有详细条目,通过引导民众计算自己的功过的形式,达到劝人向善、各司其职的教育作用。后者是开堂先贤于1907年扶鸾而得,即岳飞“降鸾“”自己”写就,由第一代总董陈祖畴前往江西龙虎山天师府鉴定成立。经文起首即自称“吾乃岳飞也”,全书主要以岳飞的第一人称讲述一生经历,最后歌咏岳飞“忠心贯日,为万世臣道之规;孝行可风,作万古子职之训”,达到感染、训谕民众的目的。碧霞宫从1897年建立起,就设立“劝善局”与“乐施社”,前者宣讲善书、教化社会,后者施药、施棺、助学、济急,造福乡里。
 
(五)屏东林边镇安宫
 
镇安宫草创于1917年,由林三等村中耆老改建修缮于1928年。
 
镇安宫门口有两对楹联,分别为“镇中原扶宋室力保河山半壁,安上国制金奴长留志节精忠”,“武功护国千年祀一新庙貌,穆德安民百业兴大显神灵”,其中后一对还藏头“武穆”二字。庙门后匾额为“精忠报国”,正厅题词有“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显然这是一座以岳飞为主要祭拜对象的寺庙,且也的确在寺庙登记系统中被注册为“岳飞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镇安宫中却并没有岳飞神像。
 
镇安宫主要供奉岳府大千岁、二千岁、三千岁。大千岁手呈剑指,二千岁手持天笔,三千岁腰挂宝剑并后背五方令旗。相传三位岳府千岁自幼天资聪颖,好文习武,精于医术。青年时投身军伍,成为郑成功的部将。此后屡建奇功,并因长期并肩作战而义结金兰,在与荷兰人厮杀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在他们死后,民众为了感念他们的忠烈敬为千岁。
 
所谓的“千岁信仰”,又被称为“王爷信仰”,在我国台湾(尤其是南部)民间广泛流传。它属于人鬼崇拜,专门祭祀男性鬼神。“千岁”有驱除瘟疫、摘离邪祟、镇守乡里的作用。在域外视频网站上,镇安宫庙祝上传了一个视频《林边镇镇安宫岳王审阴阳》。该视频上传于2014年,长度约为40分钟,内容是三位神职人员通过“请神附身”的方式化身岳府三位千岁,一番唱念做打,使一名恶灵缠身的妇女精神恢复正常。
 
但奇怪的是,根据庙中的文字说明,传说中本应出现在明朝郑成功时代的三位千岁又都是宋朝人,而且和岳飞一样是中原人。大千岁岳庆同是山西省紫门县人,二千岁岳青云生于河南南昭县,三千岁名为岳世昌(出生地不详)。检查宋元史书,均未记载这三人。如今在网络上搜索“岳府千岁”时,绝大部分都指向岳飞(岳武穆王)。可见,所谓“岳府千岁”已逐渐与岳飞信仰合流。
 
当抗击金兵的岳飞,与抗击荷兰的郑成功部将“岳府千岁”出现在同一个小小的地方庄庙,其背后有着深沉的家国历史。它们的共同点是抗击外侮,捍卫疆土,守护民族尊严。有了这样的共同核心,两种民间信仰就有了能融合的基础。其中,岳飞是全国共同敬拜的民族英雄,他的“名号”、生平、故事被广泛流传。因此,镇安宫以岳飞作为宗教场域外壳,能使民众更容易理解庄庙的基本内涵。但郑成功入台,则是属于台湾人的历史记忆,是他开启了台湾地区真正的文明史。他的军队在台湾的土地上厮杀搏斗,必然会在当地留下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壮烈英勇的事迹。本地的“岳府千岁”鬼神信仰由此而生,但又被笼罩在更广大更普世的岳飞信仰之下,逐渐勾连、融合。
 
镇安宫有自己的年节庆典。每逢岳府(大)千岁圣诞(即农历四月十五日,而岳飞诞辰日为二月十五日),寺庙组织演戏两天,神职代表前往南鲲鯓代天府进香,再回到镇安村绕境,同时交陪庙宇会前来祝寿祭拜;每年六月底,寺庙设七星炉为信众改运解厄;每年七月十五日,庙方组织中元普渡活动。
 
(六)日月潭文武庙
 
文武庙位于风景名胜日月潭之北。1969年,为配合观光需求,在政府的主导下,文武庙破土动工。建造期间,蒋介石曾七次视察工程进度,批示:“气魄要大,庙埕要宽,并以‘前、中、后’三殿式,中国北朝宫殿式建筑兴建。武殿奉祀关圣帝君与岳武穆王,文殿奉祀至圣先师孔子。”最终于1976年建成。
 
蒋介石之所以格外关注文武庙的建立,主要出于政治的考量。当时整个台湾地区都被动员为“反攻大陆”做准备,忠与武正是值得推广鼓励的品质。当局大兴土木建造文武庙,一方面希图通过祭祀孔子表明自身文化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借由关羽和岳飞的神格形象鼓舞战斗士气。这实际上是将“还我河山”四个字作为抓手,达到动员民众的效果。
 
(七)大里文武庙
 
主祀岳飞,旁边供奉其部将如张宪、岳云、牛皋等,陪祀为福德正神、岳母、虎爷等。该庙建成于1995年,与林边镇安宫来往较为密切(由此可见,在与其他寺庙的交流上,镇安宫的身份依然是岳飞庙)。大里文武庙规模较小,经营条件一般,目前还未形成较为完整的宗教活动和仪式。
 
从以上台湾地区主祀岳飞的寺庙情况来看,岳王信仰的传播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甲午海战《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地区之前,第二阶段为日据时期(1895-1945),第三阶段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接管台湾地区至今。因为岳飞本人抗击外侮的特性,岳庙的建造背景往往与政治上的转折点密切相关。岳飞是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故在与日本殖民者抗争的历史中会被着重提及,如碧霞宫就因甲午海战失利而建成,又如仁德信众将被日寇禁止拜祭的岳王神像私藏在家。到国民党退守台湾地区后,岳飞又成为象征“还我河山”的代言人,并被统治阶层所利用。当时,除了蒋介石亲自督建的日月潭文武庙,花莲太鲁阁的“岳王亭”是蒋经国于1967年亲自提议修建的,建成后又亲率青年及后备军齐唱《满江红》。所以台湾地区的岳王信仰往往同时展现出上层政治性与底层世俗化的两种不同色彩。
 
三|海峡两岸岳王信仰的异同
 
海峡两岸皆有岳飞庙。在大陆,有汤阴、朱仙镇、武昌、杭州四大岳庙;在台湾地区,有上述七间主祀庙宇;而在香港,其实也有一座单独奉祀岳飞的庙宇。
 
香港岳王庙位于铜锣湾东电气道,在抗日战争前已经建好。因庙外是铜锣湾警署,很多警务人员会到庙上香,因此被称为“差庙”(差,粤语“差人”即警察)。这实际上是将岳飞作为警察行业的守护神。岳飞性格中的精忠报国和忠勇善战刚好契合了警察群体的核心诉求,因此香火不断。虽然两岸三地的岳庙都常常将岳王与岳母、周侗、岳家军将官同祀,但还是可以看到几点区别。
 
首先,从寺庙的建造内容看,大陆的岳庙更加强调忠奸对立、是非分明。在四大岳庙中,都有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的裸身跪像(在宜兴和汤阴,除了四人外,还有诬陷者张俊),双手反剪,赤身露体,受万人唾骂。哪怕是规模小的寺庙,如广东新会,也会铸成秦桧一人跪像。在汤阴,还建有施全塑像,对罪人们怒目圆睁,正欲刺杀,以正典刑。因此,大陆的岳庙瞻仰功能和政治宣教性比较强,其性质更偏向于主题展览,经营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和入园门票,而非香火供奉。但在台湾地区的庙宇中,从未出现过罪人跪像,雕像中更多的是岳母刺字等相对有家庭氛围的场景。其原因在于台湾地区神灵崇拜比较广泛和普遍,三步一座土地祠,五步一个娘娘庙,庙宇众多。庄庙由乡人自行经营,更多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在信众的关注点中,祭祀功能就大于瞻仰功能,求护佑多于明恩仇。
 
其次,大陆的岳庙中,对岳飞身份的定位是忠义勇武的英雄,或令人感佩的榜样,并不作为神明供奉。各地的岳飞塑像基本都是头戴红缨帅盔,身披紫色蟒袍(为了强调“鄂王”的身份,也有如杭州岳庙身穿金色蟒袍),手戴金甲,脚踩武靴。这实际上是一种统兵的“帅”的装扮。对我们来说,“岳飞”和“岳王”,在人格上没有区别,只是称呼的差异。故而在大陆,人们不会认为岳飞有驱除邪祟、治疗疾病、保护出行等神异功能。台湾地区的岳飞庙更强调其宗教色彩,将“岳王”作为神而非人来对待,认为他可以“降鸾”扶乩,明断阴阳,趋吉避凶,保境安民。无论是武佾舞还是三献礼,在台湾地区,人们至今依然用完整的古代传统祭祀礼仪来感染孩童,以忠孝节义的思想来教化孩童,又通过求签问卜的形式请求神灵庇护孩子平安长大。因此,台湾地区的岳王信仰中,神格特征显著,宗教色彩更强。岳王的塑像也一般头戴冕旒、身披黄袍,属于“大帝”即神的装扮。
 
另外,大陆的岳庙中一般只祭祀岳飞,或者增添岳母、周同和岳家军部将,都是岳飞传说系统内的人物。人们也很少每天进岳庙瞻仰。但在台湾地区,岳庙还会陪祀其他神明,最常见的就是福德正神和注生娘娘。人们每天来到岳庙,求求岳王保佑,再请注生娘娘降下麟儿,请福德正神多赐钱财。这些神明都有守护乡民的含义,各司其职,他们和岳飞共同构成日常祭祀场景,融入每日世俗生活中。
 
如上所述,岳飞形象在台湾地区,既被精英阶层着力刻画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又在田间地头成为老百姓求神问卜、祈求保佑的全能神。这种独特的政宣与世俗并存的特征是台湾地区岳王信仰的重要内容。
 
但无论是大陆岳庙体现出的壮志未酬的遗憾与浩然正气的气概,香港警察与岳飞的遥遥共情,还是台湾地区民众在岳庙中获得庇荫平安的慰藉,岳飞形象通过岳庙深刻地体现出儒家的积极入世、忠于国家、孝敬双亲、爱护民众、善待同袍、增强修养、明礼守节等品质,岳庙因此成为培育下一代的重要场所。如茄苳旌忠庙沿袭着“岳王契子”的习俗。有“歹腰饲”或“歹教饲”(闽南语,分别意为“不太好养大”和“不太好教育”)的小孩,家长会把他们抱到庙内,认岳飞当义父,由此便可学习岳王的精神,受岳王的庇护,平安长大。因此,在当地有着庞大的“岳王契子团”,没有年龄限制。契子长大了,为人父母,又会让自己的小孩成为岳王的契子。岳飞的影响力借此代代相传。
 
建筑作为凝固的艺术,每座岳庙内部的塑像、楹联、匾额、砖雕、石刻、壁画和碑文,都可以潜移默化地给小孩子以文化的熏陶,无孔不入地渗透儒家的教化作用。仅以岳庙楹联为例,有的对联以介绍岳飞生平为主,有的则以评论慨叹其生平为重。台湾各地岳庙楹联大略如表2所示。
 
楹联常以精炼的文字叙说岳飞生平,评价其价值取向,本身也对仗工整,富有文学性。以本地乡民为主的信众每日进出岳庙,人们通过品读楹联内容,能更直观地增强对他的了解。儒家忠孝仁义的价值观得以凸显,人们因此得到浸润、滋养。经由繁复的宗教仪式与亲民的祭祀场域,儒家教化得以落地,成为群众普世的价值取向。
 
四|传统戏剧对台湾地区岳飞形象接受的影响
 
明代中期以后,岳王信仰随着移民迁播来台,落地生根。受岳飞“全能神”形象感召,全台各戏种均演绎岳飞故事,并在最后常以劝忠劝孝、引人向善、百姓感激恩德为结局。
 
台湾地区的两大戏种京剧和歌仔戏都有岳飞故事题材的作品,常在庙会戏台或电视中搬演。台湾地区流传较广的京剧剧本,有《精忠岳飞》全本、《牛头山》《挑滑车》等。歌仔戏名家叶青1983年在中华电视公司演出了系列历史剧《岳飞》,影响力很大。其情节设置与走向,基本和《说岳全传》保持一致。
 
更具独特性的,当属台湾地区掌中戏的演出。福建的戏曲形成,与江西、广东等地密切相关。其中,产生于福建本地,并在两岸影响最大的剧种是布袋戏。所谓布袋戏,即是傀儡戏的延续与发展,一般认为在清前中期起源于福建泉州。
 
传统布袋戏大多取材于古书传说和演义小说,以全本武戏为主流,口白对话的比重远远高于唱腔歌曲。而岳飞精忠抗敌的战斗故事,特别适合布袋戏武戏见长的艺术特点。2007年,泉州晋江布袋戏老师傅手书九十多个“古册戏”即传统老剧目,这其中就有《岳飞传》《精忠传》等描述英勇抗敌的剧目。
 
随着大量福建人渡海来台,布袋戏也被带到了台湾地区。此后,闽台两地各自发展,又交流融合,布袋戏因此成为两岸民众共同喜爱的艺术形式。台湾戏班将布袋戏称为“掌中戏”,以形容人偶在掌上翻飞的样子。相比于原产于福建的布袋戏,台湾本地的掌中戏有着自己的表演特色。场上所有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承担演唱和念白的工作,同时还要操控手中人偶,戏班众人仅为帮腔。而真人难以表演的武戏段落,反而在掌中戏表演时以其上下翻飞的场面,更加吸引观众的眼球,得到人们的青睐。通常以两偶即两角色之间的互相对话与肢体互动为最多。
 
清中期之后的“岳王爷故事”,多脱胎于演义小说《说岳全传》,以武打动作、战斗场面为特色,尤其适合掌中戏的演出。在岳王圣诞等日,岳庙也常邀请掌中戏剧团在庙头演出,既以神祇故事娱神,又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文形式。
 
为适应戏种特征,岳飞戏更加倾向于“重武轻文”。以台湾地区最为著名的许王小西园掌中戏团演出的《牛头山》(全名《金兀术中原擒捉二帝,岳云击金弹子将功赎罪》)为例,故事讲述岳云战胜兀术侄儿即“小狼主”金弹子的故事,而岳飞在其中扮演一个积极抗金、大义灭亲的严父形象。在十九场戏中,十二场都是纯武戏,文辞被尽量缩减。这样的结果,就是故事情节被大幅简化。在剧中,岳云与兀术侄儿金弹子对打,渐渐不敌,牛皋大声鼓动岳云拼杀。金弹子分心转头,岳云趁机以双鎚将其打死。此“牛头山”与我们熟悉的清代作家李玉《牛头山》内容完全不同,两军对垒变成了一对一单挑决斗,“岳家军”的群体形象被忽略。正是因为布袋戏的演出特点,决定了此剧以双人对打为主的剧本设计和表演方式。
 
但是,拨开表层的内容差异,其精神内核事实上与大陆的传统内容是保持一致的。抗金战斗依然是整个故事的主题,常见人物牛皋依然扮演着“福将”角色。可见,哪怕是在情节简化,故事面貌大为不同,剧种手法自成一派,戏剧内容天马行空的情况下,岳飞本身坚持抗金爱国的基本凝结核始终是恒定不变的。人们对岳王的崇拜、敬仰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深入人心。
 
结 
 
自明代中期以后,逐渐有闽、粤人民以宗族为单位迁徙至台湾地区。他们横跨海峡,忍受病害,历经械斗,九死一生才能扎根于此。作为“武圣”,岳飞能成为人们鼓舞士气、增添信心、战胜恐惧的重要力量来源。人们从原籍将岳飞神像以“分灵”的形式携带来台,并代代奉养。
 
随着甲午海战失利,《马关条约》中清廷将台湾地区割让给日本。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推行皇民化运动,戏剧演出、读书上学、官方活动都必须使用日语,不许私学中文。民众借由岳飞“抗击外侮“”反抗侵略”的形象内涵,建庙兴学,抒发爱国情感,宣扬中华文明,传承文化血脉。
 
同为岳庙,大陆更重视瞻仰功能,明善恶,知正邪,而台湾地区则真正将岳飞作为神明对待,并将祭祀行为日常化、生活化。人们在碧霞宫《治世金针》指引下每日计算自己的功过,在岳王庙神像遶境时体会神灵庇护的安全感,在镇安宫请神“降临”驱邪避凶,在旌忠庙里认岳王爷为义父,受他教诲。同时,岳王信仰也将自身特点融入本土戏剧形式,被创造成为台湾地区人民喜爱的岳王掌中戏。
 
数百年来,自大陆辐射至台湾地区,岳王信仰一方面沿袭传统,另一方面也进行了在地化、本土化的转型。岳飞戏继续流传,岳王信仰香火不断,岳飞信仰深度契合台湾地区的风土人情、发展需要。在历史沿革、社会稳定、两岸交流、民族认同等方面,岳王信仰释放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追念武穆王,高唱《满江红》,两岸岳飞文化同根同源,辐射虽远,主旨不变,情感一致,情怀相同。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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