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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纽带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于通州北运河流域的田野调查
发布时间: 2022/4/8日    【字体:
作者:张青仁 梁家欣
关键词:  北运河;漕运;回汉两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对运河漕运与商贸活动的共同参与中,随军定居通州北运河流域的回族民众基于行业分工,与汉族民众结成了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在外敌入侵、漕运中断的背景下,北运河沿岸回汉两族的互动交融从对运河漕运的共同参与转变为对侵略者的共同抵抗与危机关头的互助,回汉两族的关系也从原生形态的依赖与协作转变为对共同命运的承担。在继承运河遗产的当下,北运河沿岸的回汉两族将族际交往的规范内化,在实现文化共享的同时,以族际收养和族际通婚的方式推动着民族的交融,延续、丰富和发展着回汉两族互动交融的实践。
 
全长3200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绵延于古老中国的广袤区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物资,服务于人们的交流。既有研究表明,大运河的开通与漕运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回族在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散居的基本框架,并使其融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之中。运河漕运是如何吸引回族民众加入的?回族民众在运河漕运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们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有着怎样的互动与交融?在漕运停航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运河沿岸的回汉两族又有着怎样的互动与交融?对于上述问题,学界仍然缺少基于历史材料和田野调查的思考。
 
在方法论层面上,人类学流域研究的拓展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在对经典人类学聚焦超级微观世界的反思中,当代人类学已经走出了传统社区研究的范式,主张在纵横交错的网络体系中审视局部与整体,强调在全球体系与区域社会中理解文明的互动与交融。在这一背景下,关注河流区域内族群与文明的互动,探寻流域文明浸润的生活和道德世界的流域人类学研究应时而生,涌现出清水江研究、珠江研究等一系列研究。笔者认为,人类学流域研究的拓展与流域人类学的提出,以及在流域人类学研究视野中将族际互动嵌入流域时空轴内探讨,以此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局部整体性的路径,不仅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对超级微观世界的超越,更是对人类社会天然联系机理与纽带的承认。当然,族群的互动与文明的交融并非瞬时产物,而是一个持续的历史“沉淀”过程,如同岩石上的沉淀物在经历溶解、融合后,最终融为一体,成为新的沉积物的过程。本研究立足于对北京通州地区北运河流域历史文献的搜集与田野调查,对不同时期回汉两族以运河为核心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进行分析,以此为切入口对运河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中的角色与意义进行剖析。
 
一、漕运发展与回汉两族的交融互动
 
民国《通县志要》说:“本县之有回民,应始于元朝。”回族定居通州与战争有关,战争使回族人流入通州,马政、牛市的发展又使他们定居于此。元朝统一全国后,规定京畿地区禁止农耕,其土地用来种饲马草,还在各地设立了统一管理马匹的马站。《元史》记载:“通州皮货所,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用从九品印,延祐六年置。”大批回族人因马政留在了通州。与马政类似,元朝也实行了牛市管理和牛畜调配,久而久之在通州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市场。此外,元朝对从事牛羊行业的色目人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关外回族人驱赶牛羊来通州交易,促进了通州回族社区的繁荣壮大。清朝《通州新志·补遗篇》说:“通州回民礼拜寺居州治东南隅,创自元季,规模弘壮。”随着运河的开通和漕运贸易的发展,通州成为多河富水和上拱京畿、下控天津的重镇,大批回族人迁徙至通州。
 
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郭守敬的主持下,沟通北京和通州的通惠河成功开凿,并与大运河相连,通州成为各地物资水路入京的必经之地。在漕运的带动下,通州本地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作为漕运核心的漕粮制度主要有漕粮的征收、运输和交仓三个部分。朝廷在各省设立征漕州县,将征收所得漕粮通过运河运输北上,在漕运码头交接转运。作为漕粮入京的中转站,漕粮的调配、运输及仓储等各个环节均在通州完成,通州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需求。此外,全国各地的土特产也顺着漕运网络 涌入通州,随之而来的南北商人会集于此,饭店、会馆、骆驼店和茶局等得到迅速发展。漕运的发展不仅给通州带来了巨大的商贸流通量,也使通州本地回汉民众的生活与运河紧密相关。
 
在漕运贸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批回族人从外地迁入通州,通州的回族人数迅速增长。漕运节点张家湾吸引了大量的回族人,“张家湾之戴、王、尹、马四姓,皆自沧州迁来”。“北运河西岸成为回族人集中的地带,堤坝停泊处附近人口最为集中。聚居在通州的回族,多依靠着运河船谋生,从事粮船、商船的装卸、运输和经济行业,还有一部分人做行商、摊贩等。”运河沿岸的回族人完全融入漕运形成的生产链中。
 
随着漕务工作的日益繁忙,一些漕务环节逐渐成为固定的行当,经纪就是其中的一种。户部设立坐粮厅,在厅丞下设八科、三班、六役,辖六十四巡社,管七十二行业。经纪是坐粮厅下属的六役之一,掌管漕粮的验收,是通州漕运仓储事务最繁忙的部门,在这一行当工作的人员也被称为“经纪”。一般来说,每位经纪雇用一两名斛头专门负责收验粮食,一名扦手负责取米样,同时还需雇用多名扛夫负责搬运漕粮。经纪由坐粮厅委派,实际上是衙署和仓场之间的中介。漕运兴盛之时,因为回族人善于经商、精于计算,所以通州的经纪大多是回族人,汉族人只占少数。更多的回族人从事脚行等体力活,充当扛夫、装运工的角色。漕运衙署的派出管理部门称为“前所”,统筹、负责船运派工、税收等事务。前所多为回族人所掌控,甚至“前所”成为回族社区的代称。繁忙的漕务活动带动了通州本地经济的繁荣。来自江南塞北的 物资在此处卸船登岸,形成了包括粮食店、布行、盐店、瓷器市场等在内的各色市场。其中,牛羊肉市场大多为回族人经营,回族的清真饭馆也大受欢迎。小楼饭店的烧鲇鱼、大顺斋的糖火烧及万通酱园的酱豆腐风靡一时,被誉为“通州三宝”。
 
民族文化的互补性使回族在运河漕运及其带来的商贸体系中承担了一定的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漕运贸易专属于回族。漕粮的调配、运输、仓储及其衍生的商贸、餐饮、食品等行业,环环相扣,需要大量的人员,只有在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共同参与之下,运河漕运和商业贸易才能完成。可以说,回族民众对运河漕运的参与、所承担的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齐心协力,具备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所言的“有机团结”的属性。这是一种建立在个体差别的基础之上,强调彼此个性与分工的社会组织形式。此外,涂尔干亦主张个体与集体相互依赖,即个体必须符合法人团体共同遵循的习惯和程序,以维系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纽带,实现凝聚力的生成。正是在参与漕运及其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运河沿岸的回汉两族发生着持续的互动与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共同体。通州北关地区与南大街地区的发展就是典型案例。
 
通州北城门外的一片区域被称为“北关”。从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开始,北关成了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码头。漕粮在这里验收、储存,从这里转运到大都。南方运来的百货在这里卸船登岸,转销北方各地;北方产的山珍、皮毛等物品在这里装船,销往江淮。北关地区的多个村庄都围绕漕运及与其相关的商业贸易,从事着和运河相关的行当,其中就包括皇木厂村、盐滩村、下关村、马厂村、姜厂子村和回族民众居住的牛作坊村。旧时,皇家需要的大批木材从南方经运河运到通州城北,被抬到岸上存放起来,设立厂子加以保护和管理,由此形成了皇木厂。皇木厂的东边是盐滩村。盐滩村原来叫“盐厂”,是存放和外销从南方运来的食盐的场所。马厂村是古时官方养马的地方。漕运的发展使通州城内设有各类粮仓,其内储存的豆类是马粮的上好选择。为了方便调运马粮,马厂就建在通州北关附近。姜厂子村位于盐滩村南面,南方的生姜漕运至此存放,形成村落后以“姜”命名。漕运的发展使得很多回族人在此做买卖和卖苦力。为饮食之便,一些回族人就在北关附近寻得一处屠宰的场地,将其命名为“牛羊作坊”。久而久之,形成了回族人聚居并从事牛羊肉交易的牛作坊村。在对漕运和商贸的参与中,牛作坊村与北关地区相邻的几个村庄相互依存,在因漕运而产生的产业链条上承担着各自的分工,维系着长久的互动与协作,促成通州北关地区的繁荣发展,使北关地区有了通州人口耳相传的“富北关”的美誉。
 
通州城内的南大街则在物质空间和文化的层面上见证了运河沿岸回汉两族的交融共生。通州城内的清真寺始建于元朝,初名“牛市口礼拜寺”;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重修,改名“朝真寺”;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再次重修,易称“清真寺”。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孙兴祖修筑通州城,清真寺及其周边地区并入通州城东南隅。嘉靖年间,随着漕运的鼎盛,通州城内的回族人搬迁至此,以清真寺为中心自北向南建房定居,先后形成十五条半截胡同。进入清朝之后,随着漕运的繁盛和定居回族人的增多,这十五条半截胡同发展成十八条半截胡同。在这些回族人居住的社区,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杂居。清朝乾隆年间,这一区域内兴建了莲花寺与紫竹庵这两座香火炽盛的佛教寺院。多民族的杂居带来的是民族文化的交融。京畿地区素有“行香走会”的传统,通州地区更是民间花会的繁盛之地。清朝咸丰年间,来自十八条半截胡同的一个名为“金四抱”的回族人开始在莲花寺周边组织高跷表演。此后,他的儿子“耗财买脸”,创立了通州城里独一无二、传承至今的回族高跷会。这在相当程度上显示着回族民众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
 
正是在对漕运和商业贸易的共同参与中,北运河流域的回汉两族结成了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建立在自然分工基础上的相互协作不仅体现了回汉两族在经济层面上 的相互依赖,更体现了回汉两族在对运河漕运长久参与中形成的相互团结与认同。北运河流域回汉两族的互动与交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是运河纽带整合地方社会的缩影。超越地方社会、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沟通了中国东部的多个地区。在强大、稳固的政治体系的支配下,在经济社会普遍发展的背景下,依靠运河动脉,农业生产者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频繁发生,南方的粮食、茶叶、木材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政治中心北京。社会分工、物资交换与朝贡体系的确立在事实上形成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的“区域体系”。区别于资本主义体系对资本积累的关注,这一体系强调的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互动与交融,以及在此基础上原生形态的共同体的形成。
 
二、外敌入侵、漕运中断与回汉两族的抵抗与互助
 
19世纪中叶后,中国社会陷入长久的苦难与动荡之中。北运河一带遭受列强的入侵,运河沿岸的回汉民众陷入长久的苦难之中。此外,持续的社会动荡使运河漕运从19世纪末开始式微,1901年后漕运彻底中断。在这一背景下,北运河沿岸回汉两族的互动与交融也从对运河漕运的共同参与转变为对侵略者的共同抵抗与危机关头的互助。
 
(一)回汉民众的奋勇抗敌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在侵犯天津后,经通州攻入北京,在马头、张家湾、八里桥等地遭到当地民众的抵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关码头上做苦力的回族劳工傅德寿与他的三个结义兄弟即东关的陆德文、南关的于德源、西关的纪德兴,发起反帝爱国主义运动,全县穷苦民众积极响应。当时正逢八国联军攻打北京,通州遭到侵犯。八国联军在引爆通州火药局之后,纵火焚烧了商业街,大肆烧杀抢掠。徐宗浩《庚子变乱记》记述,东街一带以南尽遭焚毁,成为废墟。傅德寿等人率领通州本地组织,奋力抵抗列强。通州北关清真寺的碑刻记载了回汉民众同心协力抵抗侵略者的经历:
 
清光绪二十六年夏秋,通州民众奋起,北关尤烈,不分民族,同仇敌忾。
 
20世纪初,运河沿岸繁华的商业街区在20年中连续遭遇三次火灾。在牛市岗一带,回族民众两次在废墟上重修店铺。数次战争留下的残砖瓦砾,竟使重修的店铺高出石道 三米有余。更多的回族民众不堪战争的纷扰,纷纷迁徙至北京城、天津和关外谋生,留在当地的回族民众长久地投入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中。抗日战争期间,通州回族人朱锡斌加入了回族爱国组织俱进会,组织回汉民众发起反抗侵略者的抗争。1942年初,通州运河沿岸的回族同胞自发组织回民队,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活动。仅1943年9月至12月,通州回民队在燕郊、夏垫(店)和李旗庄等地就伏击敌人50余次。回民队坚持抗战,1945年11月被收编进解放军通县大队。对回族民众在抗日战争中的奋勇杀敌,老舍先生曾给予专门的述评。
 
(二)危机关头的民族互助
 
八国联军的侵华对通州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破坏。随着漕运的中断,世世代代依赖运河为生的回汉民众失去了生活来源。对于连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的状况,不断有大臣向光绪皇帝上奏,要求在通州广开粮仓,救济民众。光绪皇帝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十五年(1899年)和二十八年(1902年)等年份共恩赏通州清真寺回民粥厂二百石粮食。虽然回族同胞已是自顾不暇,但清真寺仍然对回汉民众“一视同仁,以惠贫困而广皇仁”。民国初年,通州王恕园等五处的粥厂与通州清真寺回民粥厂合并,“创设教养局,专收通州贫民,体力强壮者入局学习纺线、织布、编席等艺,老弱疾废者归粥厂就食。暖厂及栖流所两处,分别收养贫苦老弱疾废妇女男丁,附设女教养局,专收贫妇及十二岁以上幼女学习纺线、织布、编席、编筐等工艺,并将栖流所改为习艺所”。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通州当地的局势稍微缓和,原本依托于漕运做买卖的回族民众开始重拾从商的传统。1930年,在通州调查的王英华女士发表了 《通县回民的概况》一文,详细记载了当时通州回族民众经商成风的情形:
 
回民的职业为商、为农、为工者最多,教育界的较少,通县当然不能逃出这个例外。据大部分的调查结果,在劳动界者要估占全数十分之三,商界要估占十分之四,政界要估占全部分之二,学界只估占其余的一小部分了。
 
商界为全职业之中最占优胜,数目最多者。在通县回民为商,多分布于北京,一部分本县中。好的可以自己建设商店,经营其商事,获利尚称丰厚。那小本的经营,终日奔波,所获无几。并且经营小本生意的还很多。
 
在社会动荡、经济恶化的当时,回族民众通过经商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也利用经商所得,帮助无家可归、四处乞讨的各民族同胞。新建村90岁的老人王悦至今还记得自己孩童时跟随家人前去回民商店接受救济的经历。这不仅是危机关头的相互救济,更显示着一种一体的、超越民族界限的情感认同已经形成。当回族民众遭遇困难时,汉族民众也会出手相助。在民众眼中,回汉两族不分民族、互相扶持、互相帮忙是长期延续下来的传统。
 
在参与运河漕运中,回汉民族基于劳动分工协作,形成原生形态的共同体。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这一原生形态共同体的情感基础和政治认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推动着回汉两族从原生形态的命运共同体向政治命运共同体转化,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萌芽的意义。正是在对敌人的抵抗中,在对共同命运与道义、责任的承担中,回汉两族团结协作,保家卫国。也正是在爱国情感的支配下,回汉两族才能打破民族界限。跨越民族的互助成为运河沿岸回汉两族的基本共识,从而进一步彰显中国传统社会民族互动交融的实质,即在传统中国社会,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并非民族主义支配下对自身利益和情感终极关怀的推及,而是一种推己及人、深入日常生活的人文主义的普遍关怀与实践这一关怀的能力。
 
三、运河遗产的继承与回汉两族互动交融的当代实践
 
在经历了20世纪的巨大变革后,如今通州的运河沿岸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1901年漕运彻底中断后,漕运及其带来的传统商贸已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退出。在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大背景下,运河沿岸的村落或者已搬迁,或者正在经历拆迁。虽然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使世世代代生活在运河沿岸的民众逐渐与运河疏离,但对于他们而言,可见的运河景观承载着他们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是祖先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更是指引他们未来发展方向的明灯。无论是运河节点张家湾、北关等村落,还是运河沿岸的普通村落垡头、里二泗等,村民们都会强调祖辈都是生活在运河边上的人,是运河带来了村落的发展。在北关地区的新建村,年长的崔师傅这样谈论道:
 
我没有参加过漕运,也没有经历运河兴盛的时候。我只在小的时候去运河游过泳、摸过虾。我们这祖祖辈辈回汉之间关系好得不得了,这是在运河漕运的时候就打下来的关系。还有,我们这现在不说,过去的时候,也比隔壁村富裕多了。为什么富?因为我们这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祖祖辈辈靠运河讨生活,让我们比别的村的人更有活泛劲。哪怕是种地,我们也比别的地方种得多。
 
对生活在运河沿岸的通州民众而言,七百多年来运河漕运的发展给后世留下了两份宝贵的遗产:一份是祖祖辈辈靠运河讨生活练就的吃苦耐劳与聪颖灵活的品质,这不仅造就了历史上北运河沿岸的富庶,更使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为首都经济的繁盛之地;另一份是回汉民族互嵌共生、守望相助的传统。在运河商贸的角色分工和共同参与中,在对外敌的共同抵抗中,回汉两族早已形成了一种同胞的同源性与根基性的情感。这一情感亦早已深入回汉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指导他们行为实践的社会框架。在继承运河遗产的基础上,运河沿岸的回汉民众不断延续、丰富和发展着回汉两族的互动与交融。这表现在族际交往实践规范的内化、民族文化的共享、族际收养与族际通婚和对国家建设的共同参与等多个层面。
 
以北关地区的新建村为例,可以在微观层面上对当前北运河沿岸回汉两族的互动交融情况有一个了解。1953年,运河旁北关地区的皇木厂、盐滩、马厂、姜厂子、牛作坊、下关、大悲林、桂子胡同等村落合并为新建乡。人民公社化时期,新建乡成为新建生产大队。1983年,人民公社撤销,新建生产大队成为新建村。2010年,新建村拆迁,村民们全部搬迁至运河旁边的高层住宅小区。如今的新建村,人口有4931人,其中回族人口344人。大部分村民每天都会在小区广场上聊天。如果不是刻意询问,根本不会知道这些亲热交谈的居民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初入社区时,面对课题组“民族关系怎么样?”的提问,村民们觉得很难理解这一问题。在他们的观念中,回汉两族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习惯虽然有些不同,却很难上升到宏大的“民族差异”的层面。
 
如何应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传统呢?回汉民众多用“习惯”来回答。众所周知,回族民众在饮食上有一定的禁忌。“吃了吗?”“吃什么?”是最常见的问候语。在新建村,回汉民众相互应答问候语时都会说“肉炒白菜”“肉炒青椒”之类的话语。
 
在将尊重民族文化差异的交往实践内化为日常生活习惯的同时,新建村的回汉民众亦延续着祖辈们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守望相助,命运与共。在尚未拆迁之时,村民们都居住在自建房里。由于条件简陋,自建房经常出现漏水而需要修补瓦片等大大小小的问题。只要招呼一声,街坊邻居都会过来搭把手。新建房屋、红白事更是村民们共同参与的大事。每逢年节,新建村还会举行集体性的踩街庆祝活动。回汉民众老老小小共同参与的新建村高跷会是北关地区的一绝。如今,因为村落搬迁、场地限制等诸多原因,村民不再需要共同修建房屋,高跷会也不再举办。但是,在小区礼堂举办的红白事仍然是全体村民共同参与的大事。
 
在延续祖祖辈辈守望相助传统的同时,回汉两族的交融在新建村里普遍发生着,在过去这表现为跨越族际的收养,在当下则表现为普遍出现的族际通婚。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村里不少多子女家庭陷入困顿,一部分贫困家庭的子女被条件尚好的家庭收养。
 
那会儿有回民抱养汉民的,WWM他本来就是汉民,后面被回民抱养了。
 
据年长的老人们回忆,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建村就有十多名族际收养子女。如今,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收养法律的健全,族际收养的现象不再出现,族际通婚成为新建村回汉两族交融的新表现。据《通州志》记载,20世纪50年代,通州出现了第一例回汉通婚。当下,仅在新建村就有25个回汉两族通婚的案例。与过去相比,当前回汉两族的通婚方式也更为多元。谈及此,二女儿嫁给汉族女婿的回族同胞高某这样说:
 
我老闺女就找了个汉民。就是讲究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就行。现在都是孩子自由恋爱了。
 
族际收养与族际通婚是衡量民族关系的关键因素,能直截了当地表明两个民族是相互依存还是独立发展。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个体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民族交往的社会环境。正是在对祖辈传承的回汉两族互动交融的继承与发展中,族际收养与族际通婚才能在当前的新建村内普遍发生。
 
在超越微观的层面上,运河沿岸的回汉民众亦积极投入新时代国家建设的各项事业中。20世纪50年代后,通州回族同胞响应国家号召,前往陕甘宁等地支援地方建设。此外,回汉同胞亦一起参与了密云水库的建设等多个工程。改革开放后,运河沿岸的回族同胞继承祖辈们从商的传统,出现了小楼饭店、烤肉季、大顺斋等一系列特色店铺,加上清真大寺、北关清真寺等多处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南大街、张家湾特色小镇等一系列标志性的区域社会发展样板。当前,通州当地的回族同胞和汉族同胞一道,正积极投入城市副中心建设等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中。
 
四、结语 
 
在对漕运的参与中,回汉两族基于角色分工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关系。自然分工基础上的相互协作不仅体现了两个民族经济层面上的相互依赖,更体现了两个民族在对运河漕运的长久参与中形成的团结感与彼此认同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在外敌入侵、漕运中断的背景下,北运河沿岸回汉两族的互动与交融转变为对外敌的共同抵抗和日常生活中的互助关怀。在这一过程中,回汉两族的关系也从原生形态的相互依赖与协作转变为对共同命运的承担。虽然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前古老的大运河已经从民众的生产生活中退出,但对运河遗产的继承使沿岸的回汉民众仍然延续着祖辈们的传统,他们将族际交往的规范内化,实现着文化的共享与民族的交融,并携手投入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不断延续、丰富和发展着回汉两族互动交融的传统。
 
对通州北运河地区的调查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基于河流、道路、山脉等天然纽带,是各个民族持续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亦是在漫长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演化、积累和层叠的产物。各个民族的互动交融,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极强的凝聚力,这是历经磨难后中华民族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从北至南的大运河沟通了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多个地域的文明,在多个维度上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大运河与连接东西方、推动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陆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一道,是古代中国参与区域社会和世界体系的充分体现。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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