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Yavanas是指公元以前的印度—希腊人。Yavanas自波斯帝国时期即为印度人所知。他们在印度的大规模出现是在亚历山大时代。亚历山大之后，一部分希腊人滞留印度，阿育王一度向他们宣扬佛法。公元前2世纪以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大举入印，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统治，并在全盛时向恒河流域扩张。由于长期孤悬印度，Yavanas在竭力坚持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出于统治的需要开始了自身的印度化进程。他们铸造希印双语币，接受印度的神祇，信仰佛法，最终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诞生。Yavanas在印度的消失并非印度人的胜利，而是希印两种文明合二为一的必然结果。Yavanas的历史既是希腊化文明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也是南亚次大陆古代历史的一部分。
一般认为，Yavanas(Yona)①是古代印度文献对希腊人的统称。Yavanas(Yona)即印度—希腊人。实际上，其内涵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先是指小亚的希腊殖民者Ionians，后来指移居于中亚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再后来指随着亚历山大侵入并定居于印度的希腊人，特别是指公元前2世纪初从巴克特里亚王国进入印度西北部的所谓“印度—希腊人”(Indo-Greeks)。虽然这些印度—希腊人在公元前后消失于印度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但Yavanas一词仍然在印度流行，只不过此后成了对西方外来民族的泛称。②关于Yavanas的研究，大概从1735年第一枚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的银币在印度发现以来就开始了。③经过西方和印度学者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关于Yavanas的关键问题学界都有了一定的结论，但几乎无一幸免于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的挑战。④因此，笔者感到在相关的文献学、钱币学、碑铭学资料日益增多的今天，已经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对Yavanas的历史进行回顾和考察，以弄清印度人和这个从地中海而来的民族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两大文明是如何相知、相识，最后又是如何相互接受相互融合的。“希腊化”还是“印度化”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Yavanas”在印度的出现
这里所说的“Yavanas”的出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Yavanas”称谓的由来，二是指亚历山大征服之后希腊人的存在。
应该说，作为Yavanas的希腊人在印度的大规模出现始于亚历山大入侵之时。但在此之前，印度人对东地中海的希腊人并不十分陌生。这主要得益于波斯帝国的中介。从波斯居鲁士时代(前559—前530)开始，印度西北部(印度河以西)和小亚的希腊城邦都纳入了波斯帝国的版图。⑤印度人和希腊人尽管相距遥远，但相互之间不仅有信息的传闻，更有互临其地的偶然接触。⑥Yavanas一词实际上就是这种传闻和接触的产物。但也正由于印度西北部曾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所以才诱发了亚历山大的入侵，才会有Yavanas在印度辉煌而悲壮的传奇一幕。
Yavanas源于波斯语中的“Yauna”一词。此词首先出现于波斯国王大流士时期(前522-前486)的贝希斯顿三语铭文(刻于前519年)。他在历数其所征服和统治的23个地区时，提到了一个名为“Yauna”的波斯语地名，其对应的埃兰语和巴比伦—阿卡德语形式分别是“iyauna”和“ia-a-ma-nu”。⑦这一地名显然和古希腊语表示伊奥尼亚人(Ionians)⑧的’I图片оυε图片(Iāones、Iāwones)或“Iωυε图片”以及表示伊奥尼亚(Ionia)的“Iωυια”等词有关。⑨根据托尔曼的解释，“Yauna”既可作为形容词指“伊奥尼亚人的”(“Ionian”)，也可作为名词指“伊奥尼亚人”(“Ionians”)。作为名词时，单数是yauna，复数是yaunā。因此，“Yauna”本身就含有伊奥尼亚人的土地(the land of Ionians)之意。⑩由于印度西北部和小亚伊奥尼亚希腊人殖民地早在居鲁士时代就被波斯征服，“Yauna”的称谓很可能先于贝希斯顿铭文传到了印度。
“Yavanas”一词在印度文献的最早出现，是在古代梵语语法家帕尼尼(Panini)的语法书The Ashtadhyayi(《八章》)之中。帕尼尼生卒年不详，一般认为早于亚历山大征服印度之时，他是印度西北部历史名城塔克西拉(Taxila)附近的萨拉图刺(Salatura)人。他首次提到了Yavana的阴性形式Yavanānī(指“希腊女人”，“Greek woman”，或“希腊文字”，“Greek script”)。既然“Yauna”的最早传入只能在居鲁士或大流士在位期间，帕尼尼的生活年代也必然在此之时或之后，但肯定大大早于亚历山大征服印度之前。(11)此外，帕尼尼对希腊人的了解不仅仅通过传闻，或许还有实际的接触，因为他的家乡——印度西北部与小亚希腊人迁居地巴克特里亚(Bactria)(12)并不遥远。希腊钱币早就在波斯帝国的东部流行，雅典的猫头鹰式钱币和其他城邦的钱币在阿富汗已有发现。这一定是作为商人和移民的希腊人带来的。(13)帕尼尼甚至可能见到了所谓“剃发的”(the“shaven headed”)Yavanas，因为在印度人看来，这些Yavanas留着短发。(14)根据阿里安记载，亚历山大征服印度时，在科芬河和印度河之间曾遇到一个名叫奈萨(Nysa)的城市，此地山上长满常春藤，当地人自称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后裔，很久以前追随他来到此地。(15)这虽然是个传说，但也暗示此前可能有希腊人小批次地进入过印度。(16)这些希腊人在印度的出现无疑增加了印度人对他们接触了解的机会。因此，我们有理由将帕尼尼生活的时代定于公元前6至前4世纪之间，他所说的Yavanas肯定是指在他之前或之时进入印度或移居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希腊人。由于小亚的伊奥尼亚人是印度人首先知晓的希腊人，所以源于波斯语的“Yauna”的梵语“Yavana”及其变种“Yona”就成了印度人对希腊人的统称。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侵入印度西北部，开启了希印两个民族相互认知的新阶段。对于一般印度人而言，Yavanas已不再是遥远的传闻，反而成了闯进门的不速之客。遗憾的是，当时的古代印度文献对这次征服没有任何记载和反映，我们只能依据西方古典文献来还原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印度的活动。如同在帝国的其他地区，亚历山大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委托原来的印度地方首领(Porus和Taxiles)来管理新征服的地区，但在战略要地仍然部署军队驻守。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驻守印度的将领欧德谟斯(Eudemus)和佩松(Peithon)率军于公元前316年撤出，印度西北部归于新兴的印度孔雀王朝管辖之下。公元前305年塞琉古一世再次侵入印度，试图收回亚历山大帝国在印度的遗产，却未能如愿。但他得到了500头大象的回报，并使两个王朝联姻。(17)两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塞琉古朝在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派有常驻使节。(18)孔雀王朝还设立一个国家部门，专管希腊人和波斯人的事务。(19)但驻军的撤出和占领权的放弃，并不意味着该地希腊人的完全退出。这些仍然留居印度的希腊人在孔雀王国第三任国王阿育王的(Asoka，约前270/269-前232年，或约前260-前218年在位)石刻诏令(20)中得到了证实。
阿育王首次使用“Yona”表示他治下和他所知道的希腊人。在第2号岩刻诏令(Rock Edicts)中，他提到自己给边境之外的希腊人国王(Yonaraja)安条克(Amtiyoka，Antiochos)及其相邻国王所统治的地区送去了草药。在第5号诏令中，他提到在即位后的第13年，他委任宣教官员(Dhamma Mahamatras)到包括Yona人在内的西部边远地区传播佛法。在13号岩刻诏令中，他明确列举了其用“达摩”(佛法)所“征服”的远在600 yojanas(21)之外的5位希腊人国王(Yonaraja)：Amtiyoko，Uramaye，Amtikini，Maka，Alikasudaro。据考证，他们就是与他同时代的塞琉古王国的安条克二世(Antiochos Ⅱ，前261-前246)、埃及的托勒密二世(Ptolemy Ⅱ，前285-前247)、马其顿的安提柯·贡那特(Antigonos Gonatos，前278-前239)、昔列尼(Cyrene)的马伽斯(Magas，前300-前258)、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前272-前258)。他还特别提到，“除了希腊人之外，婆罗门和禁欲主义者无所不在，没有一个地区的人民不服膺于一个或另一个宗教”。(22)可见，阿育王对当时西亚、东地中海地区希腊化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同时代的当政者还是比较了解的，对境内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也是熟悉的，知道他们尚未皈依印度的宗教，因此有必要向他们宣扬佛法，表明自己的心愿和理想。所以，他的诏令有的是用纯粹的希腊语，有的则是用阿拉米亚字母拼写的印度语和希腊语书写而成。1963年和1967年，两个有希腊语的石刻诏令在阿富汗的坎大哈老城被发现。(23)这不仅证实了希腊人在孔雀帝国境内的存在，而且证明这些希腊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由于迄今发现的阿育王希腊语都在阿富汗，可以断定在当时的印度西北部，准确一点说是当时孔雀帝国的西部边远地区，即今日阿富汗东部地区，肯定有一批希腊人仍然在此居留。他们可能是以前的移民者，从事商业、手工业或农业等，而且可能是集中居住。坎大哈老城的所在地当时可能有一个希腊人社区。希腊人中应该不乏文人学者。因为阿育王要把这些佛教说教(尽管很简单，没有涉及佛教的深奥哲理)译成标准典雅的希腊语，必须首先找到通晓两种语言的译者，这样的人才恐怕只能从希腊人中寻找。坎大哈双语诏令用希腊语中具有虔诚、虔敬(Piety)之意的“ευσ图片βεια”(eusebeia)一词来表示佛法“Dhamma”就非常传神。阿育王所希望的“虔诚”包括不杀生、节制、孝敬父母、尊敬长者。如此坚持下去，就能在将来生活得更加幸福。(24)这样的说教对于远在异国他乡的希腊人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和感召力。他特别提到派人到东地中海的希腊化王国去传教，实际上也有向他治下的希腊人主动示好之意，希望他们通过皈依佛教在印度有一种回归家园之感。可以想象，这些在印度的希腊人中一定有一些新的移民来自这些希腊化国家。遗憾的是，阿育王在西亚、地中海传教的效果如何，印度当地的希腊人是否接受了他的劝谕，都缺乏明确记载。或许这只是阿育王本人的美好理想而已。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统治时期，孔雀王朝和印度之外的希腊化世界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两地希腊人的接触和文化上的流通并未中断。(2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育王的诏令使用的“Yona”包括远到地中海的所有希腊人，而非仅限于印度的希腊人。Yona范围的扩大，意味着印度人对希腊人的认识在扩大加深。
二、巴克特里亚Yavanas的入侵
巴克特里亚希腊人进入印度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初。前206年，塞琉古王国的安条克三世曾乘孔雀帝国内乱分裂之际，率军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但由于遇到名为索法伽撒努斯(Sophagasanus)的印度地方王公的强烈抵抗，只好重叙旧谊，获得150头大象和其他馈赠后撤军。(26)这次入侵表面上似乎只是一次象征性的武力威胁或主权宣示，在印度文献中同样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它实际上是此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进入印度的预演。它说明，尽管印度已经脱离希腊人的统治一个世纪之久，但塞琉古王国和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对亚历山大的印度遗产仍然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想卷土重来。然而，也正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对印度的入侵，才使得印度人第一次对Yavana或Yona人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这次入侵的希腊人不是匆匆过客，而是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在长达约两个世纪的统治期间，他们不仅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变成了印度—希腊人——Yavanas，而且在印度历史和文化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然而，关于这批Yavanas，不论印度还是西方的古典文献，记载都极为贫乏，可能西方古典作家对这批远离希腊化世界中心的希腊人所知实在太少。提及他们比较多的主要是斯特拉波(Strabo，前63/64年-约公元24年)的《地理志》，但他的材料间接来自巴比伦地区阿特米塔(Artemita)城的希腊作家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主要活动于前100-前70年)的《帕提亚史》(The Parthica)。此外，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查士丁(M.Justinus)的《庞培乌斯·特洛古斯〈菲利浦史〉摘要》(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 "Philippic Histories")第41卷和特洛古斯(Pompeius Trogus，公元前1世纪人)原著第41卷的“序言”也提到4位巴克特里亚国王和3位印度—希腊人国王。(27)巴利文的Milindapanha和汉文的《那先比丘经》都提到一位皈依佛教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Milinda,Menander)或“弥兰”。这些零散记载显然不足以完整地还原这批Yavanas的历史。但在古代印度西北部和巴克特里亚地区发现的希腊式钱币以及与他们有关的碑铭，特别是印度—希腊人的希印双语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研究依据。它们的分布地虽然与印度—希腊人的实际统治区域不可能完全吻合，但发现比较集中的区域还是可以视为希腊人政治、经济活动的范围。此外，从仅存的印度文献中，也可看出当时他们对Yavana人的熟悉与关注。可能对于他们而言，这些希腊人只不过是一批新来的Yavanas。
印度古代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出现的时间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前者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之间，后者在约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二者均有Yavanas的身影。《摩诃婆罗多》常常把他们和Kamb(v)ojas，(28)Sakas这些部落相提并论。(29)他们一般被置于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的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地区。(30)《罗摩衍那》也提到Yavanas，Sakas，Kambojas，Pahlavas这些好战的蛮族部落。(31)既然二者都把Yavanas与公元前2世纪以后进入印度西北部的Sakas(萨迦人，塞人，或the Indo-Scythians，印度—斯基泰人)以及Pahlavas(the Indo-Parthians，印度—帕提亚人)联系在一起，说明两部史诗成型当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其中的Yavanas应该是指从西北方向巴克特里亚而来的希腊人。
帕剌萨剌(Parasara)被认为是印度最古老的天文学家，后人对其知之甚少，甚至他生活于何时，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只知他与吠陀书的编撰有关。现存归于他名下的《帕剌萨剌经典》(Parasara Tantra)将Yavanas的活动范围置于西部印度。因此该书定型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2世纪太多。(32)
另外一位提到Yavanas的印度古代天文学家是伽尔吉(Garge)。他生活的具体时间不详，但肯定在帕剌萨剌之后，有公元1—3世纪之间之说。(33)他对Yavanas并无好感，贬称他们是野蛮的外国人(Mlechchhas)，但对希腊人中有学问的人尚心存敬意，把他们尊称为具有圣者、哲人、诗人、预言者之意的“Rishis”，并认为印度的天文学是靠这些希腊人的帮助才得以建立。(34)归于他名下的占星学著作《伽尔吉文集》(The Gargi Samhita，又译《揭路迦文集》)中，含有一部古代印度最重要的史诗《瑜伽往事书》(Yuga Purana,"the Story of the Ages")。此书以所谓“Kali”时代为界(约前3000年左右)，此后的历史用预言的形式(使用将来时态)来描述，但实际是对以前的回忆，将其附会于古人。其中个别段落比较明确地提到Yavanas对印度中北部的入侵。尽管由于手稿版本的差异，以及译者和引用者理解的不同，各家译文稍有出入，但都证实：Yavanas的入侵曾远抵恒河中游的华氏城下。不论攻克此城与否，最后因内讧撤回。(35)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Yavanas是否攻克了华氏城，这是决定此次远途奔袭成败的关键。二是他们在此地停留的时间长短，这与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范围有关。根据米奇纳(Mitchiner)的最新英译本，《瑜伽往事书》的相关段落可汉译如下：“那时，和Panchalas、Mathuras一起逼近Saketa后，在战场上表现英勇的Yavanas就会到达Kusumadhwaja(the town of the flowerstandard，花座之城，Pataliputra，即华氏城)。一旦兵临Paspapura(华氏城的另一名称)城下，它那著名的土墙就会轰然倒塌，整个国家将会陷入一片混乱。”此后，一场全面的社会动乱来临，婆罗门和首陀罗的位置颠倒，那些最敬畏正法的长老们也敢无所顾忌地剥削人民了。“在城市中，那些Yavanas，那些王公们，会使人民与他们熟悉相处，但好战的Yavanas，将不会停留在Madhyadesa(中部国家)”。他们一致同意离开，因为在他们自己的统治区域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Yavanas于是在这一地区消失了。(36)可见，Yavanas不仅攻克了华氏城，而且颠覆了当地原有的统治秩序。他们统治了多长时间，不得而知，但能引起一场社会动乱，使当地人民与他们熟悉相处，估计为时不短。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因后院起火撤离而去，致使长期占领北印度中部和华氏城的计划夭折。此则史料提到的Mathura(位于今印度北方邦，朱木那河上游)、Panchala(恒河与朱木那河相邻与交汇处)、Saketa(恒河中游)几个地方都在北印度的中部和东部，(37)可见这些Yavanas是从印度西北部方向而来，他们先征服恒河上游地区，然后顺流而下，直抵华氏城。
关于Yavanas的这次军事行动，古代印度的梵语语法家帕尼尼的注释者帕檀贾利(Patanjali)在其著作《大疏》(Mahābhāsya，形成于约公元前150年前后)中也有所提及，只是语焉不详。他在解释梵语的未完成过去时态时，以最近的事件为例句：(1)“Yavanas那时正在围攻Saketa”(“Arunad Yavanah Sāketam”，英译：“The Yavanas(Greeks)were besieging Saketa”)。(2)“Yavanas那时正在围攻Madhyamika”(“Arunad Yavano Madhyamikām”，英译：“The Yavanas were besieging Madhyamika”)。(38)两次提到Yavanas的围攻，说明这次军事行动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间接资料的价值在于可以和《瑜伽往事书》相互对照，证明Yavanas确实在公元前2世纪初期或中期在印度中部和北部有较大的军事扩张行动。(39)另外一部名为《摩罗维迦和火友王》(Malavikagnimitra)的梵语剧也暗示：公元前2世纪中期Yavanas 与印度一位国王发生过战争。这是一部反映巽加国王与女仆的宫廷爱情剧，剧作者是古代印度著名剧作家迦梨陀娑(Kalidasa)。其中保留了一段记忆：巽加王朝开国君主普沙密多罗(Pushyamitra)在位时(生年不详，前185-前181年在位，死于约前151/150/148年)，一支Yavanas的军队在信度河(Sindhu)岸被他的孙子(剧中的男主角Agnimitra之子)婆苏密多罗(Vasumitra)击败。(40)这似乎与《瑜伽往事书》中的Yavanas入侵是同一事件。但一般认为迦梨陀娑是笈多王朝时期人，约生活于公元4—5世纪(有公元300-470年之间之说)，而且这只是一部剧本，其中提供的有关Yavanas的信息能否作为信史还值得考虑。
从上述印度资料来看，Yavanas的这场扩张行动很可能是一次真实历史事件。那么，这次事件的主角Yavanas又是何许人也？何时而来，为何而去？简言之，他们与巴克特里亚或印度的希腊人王国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由于对《瑜伽往事书》有关文本的解读不一，对于这次入侵的主导者，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像贾亚斯瓦尔和塞卡尔那样，将文本中的“Dharmamita”看作印度化的希腊人名Demetrius，并以此为根据，将这次事件归于巴克特里亚国王德米特里(Demetrius，约前200-前190/180)首次入印之时，Yavanas征服的对象是孔雀王朝。(41)另一种观点否定这一看法，认为应是在印度—希腊人米南德国王(Menander，约前155-前130)在位之时，征服的对象是呈现出分裂迹象的巽加王朝。(42)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这一时期西方古典作家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希腊人国王都有可能是这次入侵的始作俑者，但米南德的可能性要大于德米特里。
根据斯特拉波对阿波罗多洛斯的转述，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在印度征服的部落比亚历山大还要多，米南德尤甚。一些部落是被米南德征服，其余是被巴克特里亚国王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之子德米特里征服。(43)言外之意，米南德征服的部落不仅比亚历山大多，也比德米特里多。斯特拉波对此说法似乎有所保留，转述至此，突然插入自己的假设：“如果他确实向东跨过希帕尼斯(Hypanis)河，远达伊毛斯(Imaus)，情况至少是如此”(XI.11.1)。在斯特拉波看来，相信阿波罗多洛斯这一说法的前提是米南德的确“东跨希帕尼斯河，远达伊毛斯”，因为希帕尼斯河是亚历山大印度征服的东界。(44)只有突破了这一界限，征服的地方才能超过亚历山大。斯特拉波在另外一处也特别提到，阿波罗多洛斯所说的“那些巴克特里亚国王在印度比马其顿人征服的还多；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无论如何统治着一千个城市”，有悖常识，因为“据其他作家说，从希达斯皮斯河(Hydaspes(45))到希帕尼斯河仅仅才九个部落，就有5000个城市，而且没有一个小于墨洛庇亚人(Meropian)的科斯(Cos)岛；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地区，把它给予了波鲁斯(Porus)”(XV.1.3，33)。既然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了如此广大的地区、部落和城市，要想超越，就必须突破这一范围。那么，这两位到底在印度征服了哪些地方呢？特别是在哪些方向突破了亚历山大的征服范围呢？斯特拉波接着转述了阿波罗多洛斯的回答：“他们不仅占领了Patalene，而且在沿岸其他地区占领了所称之的Saraostus和Sigerdis。”(XV.1.3)在另一处，斯特拉波还提到，亚历山大征服的最东界是希帕尼斯河，但他之后的希腊人却越过此河，远达恒河和华氏城。正是这些人扩大了人们对希帕尼斯河以东地区的了解(XV.1.27)。应该说，这两处记述非常重要。前一个提供了希腊人另外一个扩张的方向和路线，即南下印度河，夺取沿海地区。后一条记述实际是对米南德东进说的补充，明确交代了希腊人扩张的路线和最后所达到的目标。
为了确定印度—希腊人或米南德和德米特里各自的征服地，有几个关键地理名词需要澄清。
其一，“Imaus”的定位，这关系到米南德东扩的路线和范围。根据纳拉因的理解，斯特拉波所云“Imaus”或“Isamos”是一条河流，通常被视为现在的朱木那河(the Jamuna,Jumna)或是宋河(the Song)。(46)但塔恩对“朱木那河说”表示怀疑。(47)从古典作家的记载来看，“Imaus”似乎是指印度北方的一座大山，而非河流。(48)它是陶鲁斯山脉(Taurus)的东端。据斯特拉波，陶鲁斯山脉横亘亚洲中部，从罗德斯海岸延伸到印度、斯基泰的东端，将亚洲南北一分为二。陶鲁斯山脉从阿里亚那(Ariana)到东边大海的这一部分，在当地有好几个名称，除了Imaus以外，还被称为Paropamisus，Emodus等，马其顿人则称其为“Caucasus”。他特别指出，印度河是印度的西界(XI.1.2-3；XV.1.11)，Imaius(即Imaus)是陶鲁斯山脉的最后一部分，濒临印度海，是印度的东界(XI.11.7)。(49)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也对陶鲁斯山脉及Imaus山的称谓和位置有类似描述。他说：陶鲁斯山脉是一座蜿蜒横贯于从小亚到印度洋的大山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名称。从印度洋开始，首先是Imaus，其次是Emodus,Paropanisus,Circius,Cambades,Paryadres(Pariades),Choatras,Oreges,Oroandes,Niphates,Taurus和Caucasus等。(50)根据这样的地理位置，Imaus当指现在兴都库什山以东的喜马拉雅山。(51)既然米南德是在印度中北部扩张，所以，跨过希帕尼斯河再往东的Imaus地区，就只能是喜马拉雅山之南的恒河流域了(希腊人显然不可能向终年积雪、没有人烟的山区进发)。所以，将Imaus视为印度中北部地区虽然有点宽泛，但大致方位不会有错。纳拉因所说的朱木那河或宋河，虽然也在此范围之内，但显然与可作为山脉名称的Imaus无关。Imaus是当时当地人对他们北面的这一部分陶鲁斯山脉的称呼，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与当地的朱木那河或宋河混同。(52)但希腊人在此二河地区有军事征服活动则是可能的。前述印度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归于米南德和德米特里名下征服的地区：Patalene、Saraostus和Sigerdis。按照斯特拉波的说法，Patalene由印度河的两条入海的支流环绕，形成一座岛，岛上有一座城市Patala，此岛因此而命名(XV.1.13，32，33)。Saraostus(古代又名Surestrene，现名Saurashtra)，位于印度河口东南的濒海地区(今印度古吉拉特邦南部)。公元1世纪的西方古典文献《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对此有较为详细的介绍。(53)Sigerdis则是指今日巴基斯坦南部的信德地区，位于印度河下游。以此而论，他二人的南部征服只不过是重走当年亚历山大的老路，但却奠定了印度—希腊人长期统治的基础，而且统治的范围远远超过亚历山大仅仅经过的印度河两岸，包括了整个印度河中游(旁遮普)以下直到河口三角洲的广大周边地区。就这一方向而言，说他们征服的部落比亚历山大更多也是符合事实的。
其三，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人进军远至的恒河和华氏城。恒河之名沿用至今，华氏城即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纳(Patna)，位于恒河包括朱木那河和宋河在内的各条支流的汇合处。从摩揭陀王国(公元前5世纪)起，一直作为印度诸王朝的都城。公元前2世纪初巽加王朝(约前185-前78年)推翻孔雀王朝后，也以此为都。德米特里一世入侵印度，按照法国钱币学家波比拉赫奇确定的在位年代，至少在公元前190年之前，米南德即位约在前155年。(54)就事件本身来说，二者都有可能，只不过若是前者，征伐的对象是孔雀王朝，若是后者，征伐对象则是巽加王朝。考虑到前述印度文献对Yavanas入侵地区的记忆，可以证明希腊人的这次远征在历史上是存在的。Yavanas所征服的或联盟的地区：Saketa，Panchalas人之地、Mathura都在Imaus 山之南的恒河及朱木那河流域，都有可能是从印度西北部出发远征华氏城的路经之地，但斯特拉波的记述也没有明确攻取华氏城的说法。可见，兵临城下是事实，破城与否，古代即无定论。从斯特拉波的记述看，德米特里和米南德都有南进之举。东进似乎非米南德莫属，但由于斯特拉波的将信将疑和含糊其辞，这一问题在学术界也引起争议。(55)这就需要对他们在印度的活动进行简单回顾和澄清。
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国王的世系顺序以及相互关系主要依靠他们发行的钱币来确定。根据波比拉赫奇的权威意见，在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三位同名的德米特里。其在位年代分别是约公元前200-前190年、公元前175-前170年、公元前100年。(56)第三个由于是在米南德之后，可忽略不计，前两位都有可能是征服印度的人选。但从钱币上看，作为欧泰德姆斯(约前230-前200)之子的德米特里一世应该是征服印度的第一人，因为他是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中第一个发行头戴象头皮盔型钱币的国王。(57)这种图像只在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18年以亚历山大名义发行的钱币上出现过。(58)德米特里一世如此而为，显然是自比亚历山大第二。他的统治范围似未超出印度西北部之外。他在阿拉科西亚(Arachosia，今阿富汗境内)建立了一座以他命名的城市Demetrias。(59)在印度河口的Patalene地区，有一座名为Demetrias的希腊人城市，可能也由他所建，说明他的征服是沿着当年亚历山大的路线展开。(60)
米南德是自德米特里之后大约30个印度—希腊人国王中最著名的一位，在位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中期，约公元前155-前130年之间。他到底属于巴克特里亚狄奥多托斯(Diodotus)家族还是欧泰德姆斯家族，仍有争论。但他很可能不是来自巴克特里亚的国王，而是出生于印度本土希腊人城市“阿荔散”(Alasanda)的王族后裔抑或平民。(61)他的王国以舍竭(Sagala，亦译“沙竭”(62))为都城，全盛时统治了整个印度西北部。他崇尚佛法，“以正法治国”，是唯一在佛教经典中留下名字的印度—希腊人国王。而当时以华氏城为都的巽加王朝则支持婆罗门教，迫害佛教徒。巽加王朝同时向旁遮普地区扩张，这就与米南德王国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统治区域形成对峙之势。因此，米南德王国与巽加王朝发生冲突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印度—希腊人本来就是外来征服者，富庶的恒河下游应该是他们站稳脚跟后觊觎的目标。米南德东侵的可能性要大于德米特里。此外，二者的征服目标和统治环境有所不同。其一，德米特里是在希腊军队撤出一百多年之后重新入主印度西北部，他首先要恢复过去亚历山大的遗产，在印度西北部建立和巩固希腊人的统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深入印度中部。其二，他是巴克特里亚—印度的希腊人国王。北面的游牧民族，西邻的帕提亚人，以及境内的被征服民族，特别是希腊人内部的王位与权力之争，都是他要面对的潜在威胁。这些内忧外患无疑分散了德米特里的精力，使得他不可能向印度东部扩张。事实也确实如此，可能就是在他或他的后继者在印度之时，后院起火，一个新的强大的篡位者——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约前170-前145年)出现在巴克特里亚的政治舞台上。一位“印度人国王”德米特里(63)曾回军征讨，以6万之众将其围困于仅有300名驻防兵的一个据点。他竟然能坚持5个月之久，最后突围脱险，然后征服了印度。(64)但欧克拉提德显然与这次东扩没有关系。他在位之时，印度的犍陀罗和旁遮普地区先后经历了三位印度—希腊人国王的统治，分别是阿波罗多托斯(Apollodotos，前180-前160年)、安提马科斯(Antimachos Ⅱ，前160-前155年)和米南德。他不可能越过他们去征服巽加王朝。而且他在印度的时间可能不长，返国后就被儿子弑杀。(65)与巴克特里亚本土的日渐衰微相比，此时印度的米南德王国却进入了强盛时期。他的都城是如此繁荣富足，(66)足以证明他的国力强大，他不仅有可能，也有条件，更有必要南下扩大和巩固德米特里以前的征服成果，东征以建立超过亚历山大的伟业。公元1世纪的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仍然流通着米南德的钱币，(67)这或可证明米南德曾对此地的统治，至少说明他的影响在此地的深入。他若东进，也是天时地利人和。首先，他有可能和佛教联盟，师出有名。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巽加王朝。(68)其次，军力雄厚，步、骑、车、象兵皆有。(69)他本人热衷征战，戎马一生，最后死于军营。(70)其三，已据有印度河流域，挥师东下恒河平原，犹如高屋建瓴，势不可挡。因此，不论从米南德王国的国力，还是从其政治宗教取向和地理位置，米南德侵入恒河流域，远至华氏城都是极为可能的。印度文献中入侵华氏城的Yavanas国王应是米南德，而非德米特里。
三、Yavanas的统治与印度化进程
从所谓的“印度人国王”德米特里开始，Yavanas开始了在印度西北部或部分地区长达近两个世纪之久的统治和居留。对于他们在此地的活动，文献记载仍然极为缺乏，所能依靠的主要是钱币和碑铭资料。
作为一个外来民族，这些Yavanas对印度采取了类似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时期、塞琉古王朝的统治方式，一方面在交通要道、战略要地建立或扩大希腊人的集聚地，作为统治、移民的中心，另一方面对当地部落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设置总督进行管理。这些城市应该数目不少，有据可查的却不多。但它们的分布却大致覆盖了希腊人统治的区域。旁遮普之南、印度河口沿海地区有前面提及的德米特里亚斯(Demetrias)和泰菲拉(Thephila)两座城市，此地还有一个希腊人的中心，可能是港口城市巴利格柴(也译“婆卢羯车”，Barygaza)。(71)《弥兰陀问经》中提到了两个希腊人的城市：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Alasanda")和米南德王国的都城舍竭(Sagala)；犍陀罗地区有布色羯逻伐底(Pushkalavati，the "city of lotuses"，莲花城，今白沙瓦)、狄奥尼索波利斯(Dionysopolis)。塔克西拉城(Taxila)斯尔卡普(Sirkap)遗址已经被发掘，这是一座根据希腊“希波达玛式”("Hippodamian")的棋盘状样式建造的希腊人城市，也是一个巨大军事要塞，(72)可能做过印度—希腊人国王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约前190-前180)的都城。在希达斯皮斯河(Hydaspes)以东的米南德王国，有名的城市除舍竭外，还有布西发拉(Bacephala)、伊奥穆塞(Iomouse)、马土腊(Mathura)，在西部，米南德王国仅有戴达拉(Daedala)、萨拉吉萨(Salagissa)两个军事移民地可以认定。在阿拉科西亚，还有一座名为德米特里亚斯的城市。(73)亚历山大时期建立的位于今日坎大哈、加兹尼和喀布尔附近的几座亚历山大里亚城一定还在发挥着希腊人集聚地的作用。
希腊人在印度到底设立了多少行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王管理之下，这些行省的名称、管辖范围以及实际数目的变化，今天已难以得出准确详细的结论。据塔恩，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帕拉帕米萨代(Paropamisadae)，有4个行省的名称和范围可以确定。它们是卡皮塞涅(Kapisene，以Kapisa为首府)，奥皮亚尼(Opiane，以Alexandria为首府)，科芬尼(Kophene，以Kophen为首府，中国《汉书·西域记》的罽宾之名应由此而来)，第4个行省名称不详，位于戈尔班德河(Ghorband)流域，与巴克特里亚毗邻。(74)帕拉帕米萨代以东以及南到印度河口，有9个行省可以确定，其中7个来自托勒密的《地理志》，1个来自普林尼的《自然史》，还有1个来自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它们分别是：帕塔勒涅(Patalene)、苏拉斯特瑞涅(Surastrene)、阿比利亚(Abiria)、普拉西亚涅(Prasiane)、苏亚斯特涅(Souastene)、格鲁埃亚(Goruaia，Goryene，Bajaur)、普科莱提斯(Peucelaitis)、卡斯佩利亚(Kaspeiria)、库林多勒涅(Kulindrene)。在沿海的卡奇(Cutch)地区，可能也有一个行省，但名称不详。(75)至于阿富汗南部的阿拉科西亚地区，既然也长期处于希腊人的控制之下，应该也有一些地区性的管理体制。总之，希腊人在他们的统治范围内，普遍实行了有效的分区管理制度。但在具体操作上，这些印度—希腊人国王没有像塞琉古王国那样采取省、州、县(或译“区”)三级管理的模式，而是在省下设州，或以州代省的方式，也就是说是用一级或二级管理的模式对当地民族进行统治。行省设有总督或将军，大权独揽，只对国王负责，下设名为Meridarchs的“州长”或民事官员分区管理。(76)但不论这些省份或州的管理范围大小，这些国王、将军、州长一般都以不触动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为前提，而且努力迎合当地文化传统，维护当地原有的社会秩序，这是印度—希腊人王国在印度能够长期残存的主要原因。
但Yavanas的统治并不稳定，大约从德米特里一世死后，分裂就开始了。米南德只是其中最有名、最具实力的一位国王。他的王后阿加托科里娅(Agathocleia)可能是德米特里一世之女或孙女。(77)他的王国极盛时实际就是整个印度的Yavanas王国，囊括了旁遮普以西、兴都库什山以南所有的希腊人活动区域。(78)但他死后，统一局面不复存在，继位的儿子尚幼，由母后摄政，孤儿寡母终究难以控制那些割据一方的赳赳武夫。Yavanas的统治再次四分五裂，据地称王者或发行钱币者在米南德死后一个多世纪中竟然达30位之多。西方钱币学家力图根据这些钱币的类型、铭文、图像、甚至字体将他们按照不同地区进行分类，确定他们的先后承继关系。根据波比拉赫奇最新的分类，这些Yavanas国王大致分布于帕拉帕米萨代、阿拉科西亚、犍陀罗、东西旁遮普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的统治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先后消失于公元前70年、公元前55年和公元10年。(79)由此看来，Yavanas在印度整体沦陷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斯基泰人(塞人)、帕提亚人甚至大月氏人的入侵，但实际上内部的分裂争夺也难脱其咎。公元前2世纪中期斯基泰人(塞人)与大月氏人从中亚草原南下，首先削弱，最后占领了印度—希腊人的后方——巴克特里亚王国。印度的Yavanas不仅直接面临新来者的威胁，而且失去了与东地中海希腊化王国的联系。他们成了无所归属的游离分子，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统治，只好接受印度文化，特别是语言和宗教，Yavanas的本土化进程加快，希腊化世界最为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不是印度人的希腊化，而是希腊人的印度化。
这一进程大概自德米特里一世发行象头皮盔型钱币之时就已开始。虽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是以征服者、胜利者的身份进入印度，但他们在人数上远远少于当地民族，统治触角不可能深入到印度的村社。而且他们发现印度人并非未开化的蛮族，而是拥有足以使希腊人惊叹的文明。此时的印度西北部，经过大一统的孔雀帝国的统治，特别是阿育王的弘法运动，其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已经与亚历山大时代不可同日而语。阿育王的双语诏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希印双语币的前身，只是发布者的主体和对象不同而已。既然印度—希腊人与地中海的正常联系受到阻隔，西归之路也已经被帕提亚人和月氏人截断，所以他们名为征服者，实为偏安一隅的避难者。这种政治和文化格局决定了他们必须在生存还是死亡、希腊化还是印度化之间做出抉择。生存的欲望战胜了文化上的自信，统治的需要迫使他们开始了自身的印度化进程。双语币的出现就是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的标志。
首先发行双语币的Yavanas国王是阿伽托克勒斯和潘塔勒翁(Pantaleon，约前190-前185)。其双语币采用了不规则的印度形制：矩形或方形，正面是希腊语，反面是婆罗米字母(Brahmi)或佉卢文(Kharoshthi)，两面铭文意思一致。重量采取印度标准，在阿伊·哈努姆遗址发现的阿伽托克勒斯双语币的重量就在2.32—3.30克之间。(80)钱币图案也开始向本土化转化，印度传统神祇的形象和佛教的标志被这些印度—希腊人国王所接受。阿伽托克勒斯的一种双语币正反面都是印度的男性神大力罗摩(Samkarsana)和黑天(Vasudera-Krishna，克利须那)，二者都是印度主神之一毗湿奴(Vishnu)的化身。前者持一犁和棒杵，故也译“持犁罗摩”，后者手持六辐轮和贝壳或海螺壳。克利须那的妹妹、毗湿奴的妻子、肥沃和丰饶女神、自然保护神拉克希米(Lakshmi，也译“吉祥天女”)也出现在这二位国王的钱币上。她身着东方式的裤子，戴长垂耳环，婀娜多姿，手持莲花或小三叉戟(trisula)翩翩起舞，给人以美感和动感。与这位女神出现于同一币反面的是无鬃毛的狮子形象，狮子是印度主神因陀罗(Indra)的坐骑，后来也是释迦牟尼的象征。佛教标志的出现意义重大。在阿伽托克勒斯的一类钱币上，正面的图案是六个拱形或半圆形的小山丘，其上端有星，用来表示佛教初期覆钵状的佛塔(Stupa)，反面是长方形网格状围栏，其中有一棵树，这显然是佛教中的菩提树。在米南德的钱币上，表示八正道的法轮赫然出现。(81)菩提树、法轮、佛塔都具有特定含义，分别象征佛陀的成道、传道和涅槃。(82)印度语、吠陀神和佛教的象征物此时出现在印度—希腊国王的钱币上，说明这些希腊人已经自认为不是匆匆过客，而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面对人数远胜于自己、文明程度与自己相当的印度民族，他们要在这块用长矛打下的土地上生存，就必须努力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他们不仅在语言和钱币的类型上考虑到了印度人的需要和习惯，而且在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上逐渐向印度人接近和认同。在这些印度—希腊人国王的影响下，后来统治印度的斯基泰人、帕提亚人甚至月氏—贵霜人都延续了这一传统。双语币甚至成了当时及以后直到贵霜时期流行的钱币式样，那些偶尔出现的单一希腊语钱币反而成了例外。(83)这些钱币主要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希腊人控制地区流行。值得注意的是，希腊语与当地语言出现于同一钱币，当地人的神祇进入希腊人的钱币，是所有希腊化王国的唯一现象。
双语币的出现也反映了希腊人对印度宗教观念的接受，他们有意识地把印度的神与自己民族的神相混同，从而使不论希腊人还是印度人都能从钱币上找到自己心灵上的安慰。其实这种认同是从亚历山大开始的。他当年进入印度后，就领略到了大象的厉害。大象作为印度的特产和象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在他发行的纪念性大徽章和钱币中，出现了他骑马追赶乘象的印度国王波罗斯(Poros)的场面和单独的印度大象形象。(84)那时可能还没有把大象与印度的宗教观念联系起来。一个多世纪之后德米特里一世进入印度西北部之时，佛教在此地已深入人心，大象作为释迦牟尼和佛教的象征(佛陀的化身、坐骑和保护神)一定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可以推定，此时希腊人中出现的大象崇拜现象，除了他们自认为是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正在恢复和进行着与亚历山大同样的征服事业，会有模仿亚历山大头戴象皮盔型钱币的冲动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动机。这就是表示对佛教的亲近和接受，从而唤起印度佛教徒的好感。从现在所能得到的钱币资料看，德米特里之后大象的形象不断出现，但常常与印度的封牛(humped bull，或译“瘤牛”)或公牛形象在同一币上的正反面同时出现，通称为“大象/公牛型”。如在阿伽托克勒斯和潘塔勒翁的继任者阿波罗多托斯(Apollodotus)一世的钱币上，就有三种类型采用了这样的图案。(85)把大象和公牛置于一起，应该还是与印度的传统宗教有关。
大象是早期印度钱币上的一般形象，特别流行于厄兰(Eran，位于中部印度)和塔克西拉地区。它除了与佛陀有关外，也是印度诸神之王因陀罗的坐骑。因陀罗如同希腊的宙斯一样，以雷电掌控权力，所以在欧克拉提德三世或一世的钱币上就出现了王座上的宙斯身旁有一大象前半身的图案，(86)在安提亚尔吉达斯(Antialcidas)的钱币上，宙斯站立于一大象之前，(87)这是希腊主神与印度主神的结合和认同。封牛是印度的特产，《汉书·西域传》“罽宾国”中就有记载。(88)它可能与犍陀罗首府布色羯逻伐底(Puskalavati)有关，或是犍陀罗地区的保护神。(89)公牛是吠陀神系中毁灭和再生之神湿婆的坐骑，名为“南迪”(Nandi)，而犍陀罗地区是阿波罗多托斯王国的重要省份，由此可见，他采用这种“大象/公牛型”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表明自己对这些地区的占领，二是表明对这些地方的保护神的尊敬。他向钱币使用者传递的信息就是，自己的统治也会受到这两位印度神的眷顾。
类似认同在米南德的钱币上也有反映。除了单独的大象之外，还有象头/木棒、公牛头/三角架这样的正反面类型。木棒是赫拉克勒斯的标志，三角架是德尔斐阿波罗神的标志，传递的信息显然是对因陀罗与赫拉克勒斯、湿婆和阿波罗的认同。他的八正道法轮钱币的反面是一个棕榈枝，也表明佛教教义与希腊文化中胜利、和平理念的结合。(90)米南德之后，至少有5位国王的双语币出现了希腊语的“正义的”(DIKAIOY，属格)及其相应的佉卢文“Dharmikasa”，即“达摩的追随者”。唯一例外的是在米南德的王后与其子共同发行的钱币上，希腊铭文并无“DIKAIOY”的字样，但在佉卢文铭文中出现了“Dharmikasa”的字符。(91)这是希腊人国王自称“Dharmikasa”的开始。“达摩”(the Dharma)主要指佛法，阿育王就有“法王”(Dharmaraja，King of the Dharma)之称。希腊人就这样将自己的神灵、文化精神与佛教、湿婆和因陀罗崇拜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
论及印度—希腊人的印度化，不能不再次提到Yavanas的著名国王米南德。他是唯一在佛教经典中留下记载的希腊人国王。按照巴利文和汉文经典，米南德最后服膺了那先比丘所宣讲的佛教教义，大彻大悟，皈依了佛教。或许他并没有像巴利文和汉文经典所说的那样脱离家庭，退出王位，出家为僧，(92)而是做了在家的居士。因为据普鲁塔克，他最后的归宿是死于军营，他治下的城市都愿意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以至于为获取他的骨灰争论不休，结果只好平分，带回各城纪念供奉。(93)他既有阿育王式的“法王”之美称，也有释迦牟尼涅槃后之哀荣，可见其德善并举，颇得人心。根据现有资料看，他堪称Yavanas印度化的标志。
从他的钱币看，他主要崇拜的希腊神是雅典娜·阿尔基德摩斯(Athena Alcidemos)，即人民的捍卫者或救世主，这是马其顿首都培拉(Pella)的城市保护神，形象是一身戎装，一臂持盾牌和一手发雷电。(94)米南德采用这样的雅典娜形象显然是要将自己与马其顿王朝，特别是要与亚历山大相联系，表明自己是亚历山大在印度的真正传人。但他的双语币却显示了他对印度语言和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倾心接受。据斯里兰卡公元6世纪的文献《大史》(Mahavamsa)，在米南德统治时期(约前130年)，Yona人的一位长老、大护法者(Mahadharmarakkita，Great Protector of the Dharma)曾带领三万佛教徒(bhikkhus，比丘)，从Yona人的城市Alasanda(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来到斯里兰卡，参加由该国国王建造的大佛塔的奠基仪式。(95)三万比丘之数可能有所夸张，不足为凭。他们是否都是Yona人，也不得而知。但此时佛教在米南德王国大倡，影响远播可见一斑。此时，可能也掀起一股对释迦牟尼遗物的崇拜之风。据发现于今巴基斯坦的“巴焦尔圣物盒铭文”(the Bajaur casket inscription of the reign of Menander)，在米南德大王(Maharaja Minadra)统治时期的(某年)Kārrtika月的第14天，佛陀释迦牟尼的肉身遗物(The corporeal relic，舍利子)被赋予生命，并予以安放。(96)大约与此同时或以后，一位担任郡守或州长或民事长官(Meridarch)的希腊人提奥多罗斯(Theodorus)，也在斯瓦特的一座佛塔中安放了一个装有释迦牟尼遗物的瓶子，(97)此人与该塔的建立应该有关，建塔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保存佛陀的遗物。据一部印度古代经典Stupavadana(关于纪念性佛塔)的预言，米南德将会在华氏城建立一座佛塔，(98)这一预言反映了一个模糊但不失真实的历史事实。当然，米南德在华氏城的停留时间不长，当时可能还没有皈依佛教，建造佛塔于此的说法似乎缺乏有力证据。不过，将米南德与建佛塔联系起来，本身就反映了他和佛教的密切关系得到了这位经典编撰者的注意。
米南德之后，希腊人与巽加王朝的关系有所缓和，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大约在希腊人国王安提亚尔吉达斯(Antialcidas，约前115-前95年)在位之时，他派驻巽加王朝的使者赫里奥多罗斯(Heliodorus)在中印度的毗底沙(Vidisha)立了一个石柱，称为“贝斯纳加尔石柱”(Besnagar Pillar)。该石柱有两处铭文，用婆罗米文写成。其一：“这个万神之神Vasadera(Krishna，克利须那神或Vishnu，毗湿奴)的金翅鸟(Garuda(99))石柱，是由虔信者、狄翁(Dion)之子、塔克西拉人赫里奥多罗斯(Heliodorus)所立。他是来自伟大的国王安提亚尔吉达斯宫廷的使者，前来晋见Kasino之子、救世主Bhagabhadra的使者。时在其在位第14年。”(100)其二：“节制、克己、正直，只要奉行这三条不朽的格言就可通向天堂。”(101)可见，希腊人已经对印度的神祇和文字非常熟悉，而且对印度的神顶礼膜拜，这里既无希腊语，也无须将印度神与希腊神认同，大概在赫里奥多罗斯眼里，印度的神就是自己的神，尽管他对自己的希腊人身份仍然念念不忘。当然，塔恩估计这个石柱是他的印度书吏以他的名义而立的，也不无道理。但他能允诺此事，实际上就是对另外一种文化的默认。塔恩还采纳其他学者的观点，认为这三条格言是对《摩诃婆罗多》中两段话的概括。(102)但此说值得商榷。因为塔恩之后，考古学者在阿伊·哈努姆遗址发现的来自希腊本土德尔斐神庙的格言内容就与此相似，都是劝人适度、自制、正直，都给人指出了恪守这些格言的美好前景，或“死而无憾”，或“通向天堂”。(103)或许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把这些格言带到了印度，从而使希腊的人生道德理念与印度宗教伦理精神合二为一。
希腊人在不可避免地被印度化的同时，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力图使它们与印度的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印度化的过程也是希腊化的过程。犍陀罗艺术就是希印两个民族、两种文化长期共存，相互影响的结果。(104)首先，希腊人对印度神的认同，尤其对佛教的皈依，奠定了犍陀罗佛教艺术产生的基础。只有这种认同，才能促使印度—希腊人的艺术家(他们或许已经对印度的各种宗教观念和人物比较熟悉，或许已经像米南德那样皈依了佛教)在表现他们心目中的佛陀或其他佛教人物时，用可以认同的希腊神人来表现仍然处于象征意义阶段的印度的对应神。其次，希腊神人同形同性的观念对于佛教崇拜对象的人形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既然佛陀如此伟大，为什么不能用人形来表达呢？何况佛陀本身就是现实中的人，并非像希腊神那样虚无缥缈。因此，犍陀罗佛教艺术诞生的前提是对佛教的信仰、对佛教人物和希腊神的认同。所以后来才会有类似太阳神阿波罗的佛陀，以及类似于赫拉克勒斯的护法金刚(Vajrapani)。
希腊人对印度神和宗教观念的认同从钱币上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阿伽托克勒斯和潘塔勒翁为代表，是对印度神或宗教崇拜对象的认可。但有的宗教人物或观念仍以隐喻的形式出现。如用狮子、菩提树、佛塔表示佛陀或佛教。(105)第二阶段以米南德为代表，除了继续使用单一隐喻性符号表示对印度神和宗教观念的接受外，他的钱币上开始出现希印对应的隐喻符号，如象头/木棒型(表示佛陀与赫拉克勒斯)、公牛头/三脚架(表示湿婆与阿波罗)、法轮/棕榈枝(表示佛法与胜利、和平)，(106)这就表明，这时的希腊人不仅接受了印度的神和宗教观念，而且有意识地把他们与希腊的神和宗教观念相等同。虽然佛陀的形象还没有出现，但佛法已经与希腊表示胜利、和平的标志物等同对应，这说明佛教已经深入印度—希腊人心中。他们既然能够在钱币上显示印度其他神的形象，那么佛陀形象的出现也就会为时不远。虽然在钱币上有铭文“BODDA”和图像能够明确认定的佛陀形象出现在贵霜迦腻色伽时期(说法颇多，大致在公元78年到144年之间)，但并不能排除此前佛陀形象的出现。在属于印度—斯基泰人时期的盥洗石盘(toilet tray)上似乎已经出现了佛陀的坐像和涅槃时的情景。(107)有学者注意到，印度—斯基泰人国王毛伊斯(Maues，约前85-前60年)的钱币上已有佛陀的坐像(一人直身端坐，呈单跏趺坐状，疑为佛陀)。(108)在阿富汗贾拉拉巴德(Jalalabad)西部比马兰(Bimaran)村一座佛塔中发现的圣物盒(relic casket)上也有佛陀的立像，造型精致逼真，身穿僧衣(僧伽梨，sanghati)，右手施无畏印，有头光、头髻。这说明此前已有较为成熟的佛陀形象出现。与此同时出土的还有斯基泰国王阿泽斯的钱币。尽管它们属于阿泽斯二世(Azes Ⅱ，约前35/30-前12/公元10年)还是后人发行(约公元60年)，学术界尚有争论，(109)但可证明最迟到公元1世纪中期时佛陀的完整形象已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把从毛伊斯钱币到比马兰圣物盒的这一段时间视为佛陀形象的形成期，视为犍陀罗艺术的开端。当然，佛陀形象的出现只是犍陀罗艺术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一般认为，他的原型是希腊的阿波罗神。(110)从阿波罗到佛陀，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应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111)但无论如何，这么一个由象征符号到具体人物的教主形象此时已经出现了。围绕他生前身后的故事成为犍陀罗艺术的主要题材，希腊的建筑风格、服饰特征，以及神话人物形象都在佛教艺术中得到反映。从现在的考古资料和学术界公认的观点看，犍陀罗艺术的繁荣和传播是在贵霜迦腻色伽时期(公元2世纪)，但它的源头却无疑是在印度—希腊人统治时期。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现也提供了间接证据，如希腊爱奥尼亚式、多利亚式和科林斯式柱头、各种希腊神人的石头雕像。特别是他们创造了一种在希腊本土罕见的泥塑艺术，即先用铅杆或木棒组成骨架，然后在上面涂上泥或者灰泥，塑成神像。(112)这些艺术形式后来都成为犍陀罗佛教艺术，尤其是印度—阿富汗艺术流派的特征，(113)进而影响到中亚和中国的佛教雕塑艺术。结合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的线币图像所具有的强烈现实主义风格，可以说，在希腊人统治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曾经存在着一个独具特色的艺术流派。随着他们进入印度，这种艺术流派及其风格也就随之而来，通过与印度佛教文化和宗教传统的融合，从而孕育了传播于南亚、东南亚、中亚和东亚并且影响至今的犍陀罗艺术。
公元以后，随着印度—希腊人王国的消失，作为希腊人的Yavanas也逐渐融入了印度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但这并不等于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长期共存和交融成果的消失。除了犍陀罗艺术之外，印度的天文学、医学、文学、文字、戏剧、钱币、城市规划等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些Yavana或Yona人带来的和在印度创造的希腊化文化的影响。(114)这种外来文化已经融入了印度文化之中，成为印度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希腊化与印度化的成分兼而有之，只是在不同的领域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后来进入印度的斯基泰人、帕提亚人、贵霜人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这一混合文化的影响，并在模仿的同时增加了新的多元文化的因素(如钱币上的图像)。因此，单纯讨论这些Yavana的历史是希腊化王国的历史还是印度古代史的一部分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就文明的属性而言，印度—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所创造的文明当然可以属于希腊化文明的范畴，但就地区史、国别史而言，他们活动的地区毕竟在印度西北部，将他们的历史归入今日印度(或巴基斯坦、阿富汗)古代史也在情理之中。纳拉因的“希腊人来了，希腊人看见了，但印度人胜利了”的结论有其合理之处。从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似乎也是所有希腊化王国，所有在东方之地上曾经作为统治民族的希腊人的共同宿命之所在。但这样的结局并不能否认希腊化王国在东方大地上的长期存在，不能否认一度盛行于这些王国的以希腊文化为主同时融合其他当地文化因素的希腊化文化或文明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塔恩把包括印度—希腊人在内的巴克特里亚王国视为第五个希腊化王国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就希印文明的交流融合而言，印度—希腊人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印度人的胜利，而是二者在文化上、乃至民族上的成功融合。
历史研究2011年06期
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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