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的《俄罗斯史》（第八版），是一部经典的通史著作。自1962年问世以来，屡经修订，一直是西方了解俄罗斯史的主要读本。它汇集了史学界的最新成果，对于争议性话题，能够呈现出对立观点，由读者自行取舍。
该书从基辅罗斯公国开始，一直讲述到当今的俄罗斯联邦，对我们理解俄罗斯的演化颇有助益。实际上，无论是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还是当下的俄乌冲突，我们都能从中找到有价值的历史线索。
笔者打算效仿梁赞诺夫斯基的体例，将俄罗斯史分为六部分，即：基辅罗斯、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苏联以及俄罗斯联邦。
本文讲述的便是基辅罗斯的历史。
公元882年，奥列格占领第聂伯河上的这座城市——基辅，标志着基辅罗斯公国的建立；1240年，蒙古人完全摧毁基辅，标志着基辅罗斯的覆亡。（pp.28-29）鼎盛时期的基辅罗斯曾占有今天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立陶宛等国的部分地区，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东欧大国。
一、基辅罗斯的宗教
在弗拉基米尔治下，基辅罗斯在988年左右皈依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东翼。从此，基辅的文学、艺术、法律、礼仪和习俗打上了拜占庭的烙印。（pp.34-35）
梁赞诺夫斯基告诉我们，“基督教是从拜占庭而不是从罗马传到俄罗斯的。虽然这一区别在当时并没有后来所具有的那种意义，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分裂也要等到1054年才发生，但罗斯人对拜占庭的忠诚决定了或者说有助于决定这个国家随后的很大一部分历史。”（p.35）
确实，转向君士坦丁堡是弗拉基米尔当时所能做出的最有价值、最有利的精神、文化和政治选择。（p.35）不过，事后看，“它意味着俄罗斯置身于罗马天主教之外，这不仅使俄罗斯丧失了罗马天主教本来可以提供的一些文明成果，而且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导致了俄罗斯相对孤立于欧洲其他地区及其拉丁文明。它显然也刺激了俄罗斯对西方的怀疑以及俄罗斯人与波兰人之间悲剧性的敌意。”（p.35）
梁赞诺夫斯基还指出，“基辅的基督教在一些重要方面甚至都无力模仿拜占庭，更不用说超过它了。这样一来，神学和哲学就没有在基辅罗斯找到生长的土壤，也没有产生重大成果。”（p.51）
二、基辅罗斯的政治
学界普遍认为，“基辅公国远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它在某种意义上只是由若干地区组成的一个联邦或联盟，它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内被格外能干的统治者有效地统一在一起。”（p.39）此时的基辅罗斯和中世纪的其他欧洲国家相仿，“正在向自然经济、地方主义和封建主义演化。”（同上）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导致基辅罗斯瓦解的主因是：基辅王室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地运转。一种解释认为，基辅的政治体制除了混乱还是混乱，除此之外就是暴力的规则，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广泛共识。另一种解释认为，家族成员联合统治和兄弟间依次继承的习俗是存在的。（p.40）“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两种继承规则的并行，显然容易招致内乱。历史学家波戈金统计，在智者雅罗斯拉夫去世后的170年中（基辅罗斯）有80年在打内战。（同上）
可见，这种政治制度并不算健全。不过，基辅罗斯和中世纪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多样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非人为设计的”混合政体：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雏形在这里清晰可辨。
梁赞诺夫斯基指出，基辅罗斯的主要政治机构是大公办公厅、“杜马”（duma）即贵族委员会，以及“卫彻”（veche）即市政会议，它们分别对应着基辅公国的专制或君主政治、贵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p.48）
大公的任务包括统率军队、执法和行政管理。……在司法和行政方面，大公居于关键地位。然而，他不得不与选举出来的以及他自己任命的官员们共事，而且一般而言也要与地方的官员们进行协调。（pp.48-49）
贵族杜马是从基辅大公与其身边的高级扈从们之间的协商和合作中发展而来的。受基督教的影响，高级神职人员在杜马中也有一席之地。把贵族杜马比作议会或者认为它是对王权的一种明确的法律限制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但在它与议会的前身却有可比之处。它的习惯性身份是基辅大公的忠诚的和经常的顾问与合作者。（p.49）
最后，基辅公国的民主成分在“卫彻”或市政会议中得到了某种表达，它类似于西方的诸蛮族王国中自由人的集会。各家的家长都有权参加这个会议。它们通常在集市上举行，就诸如战争与和平、紧急立法、与某个王公的冲突或王公之间的冲突等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卫彻制度源自史前时代，其历史早于王权，与王权的关系也从来没有完全协调过。在基辅罗斯时期，基辅市的卫彻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在罗斯境内到处都有卫彻在运作。（p.49）这也验证了阿克顿的观点，“自由是古老的，专制主义则是现代的。”（《自由与权力》，p.275）
此外，基辅罗斯的城镇制度也值得注意，“在王公们的权威出现之前，基辅罗斯的城镇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可以说它们代表了一种更为基层的政治组织。随着王室争执的增加和王室权力的衰落，城镇在基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特别是在决定哪一位公爵统治某个特定的城镇和地区的问题上。”（p.40）
三、基辅罗斯的重要性
基辅罗斯的政治制度，对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基辅罗斯瓦解后，前罗斯地区分化成众多的政治实体。这些实体选择性地继承了基辅罗斯的政治传统，并沿着不同的方向演化。
梁赞诺夫斯基指出，王公、杜马和卫彻（或市政会议），这三种政治形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在曾经属于基辅公国的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演变轨迹。（p.49）
例如，西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强化了基辅罗斯政治中的“民主要素”，卫彻或市政会议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育；基辅罗斯的西南地区则强化了“贵族政治”传统，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地区和今天的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东北部的莫斯科公国则大大强化了基辅罗斯政治中的“君主专制”要素。
基辅罗斯的历史告诉我们，传统并不是单一的、铁板一块的。它必然蕴含着多样的、甚至是异质性元素，一旦内外环境有变，这些异质元素完全有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演化。
对于这些不同的演化路径，笔者将在下文讲述。（未完待续，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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