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探讨路德宗教改革思想与现代性的开启之关系。简要地分析了现代性的词源学和历史背景和现代性的含义之后，笔者从宗教改革与权力结构、经院新学及思想运动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证了路德通过宗教改革而成为现代性的真正开启者。接着集中分析了路德对理性的双重理解，他所说的“悖论”及其所强调的“内在的我”和“外在的我”之分，及其对于现代性的影响。然后，还分析了路德关于“自由”、“精神”、“偶像”等思想对于现代性的意义。本文的结论是：路德是现代性的真正开启者，他对现代性的许多核心概念如理性、悖论、自由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四运动以来汉语学界的现代性讨论中面临的许多危机，可以通过参考路德而获得有意义的反思。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了追求“现代化”的进程，历经戊戌变法、洋务运动、五四运动、1949年及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出现了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现象。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物质发展获得重大成就之后，学界开始反思“现代化”所追求的“现代性”之本质的问题，并进而将“现代性”与“西方性”和“非西方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笔者认为，中国语境里的“现代性”从欧洲被引进以至于今天产生危机，主要因为没有充分关注到如下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未注意到启蒙运动在德国和英国的有神论背景下的理性与法国大革命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无神论理性之间的差异，二是未注意到在强调感性的文艺复兴运动与强调理性的启蒙运动之间在16世纪曾发生的宗教改革，而这里起重要作用的是马丁.路德（1483年11月10日－1546年2月18日）对现代性的影响和价值。因此，探讨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就很必要。
一、路德通过宗教改革而成为现代性的真正开启者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来源于公元后五世纪的拉丁语形容词 “modernus”和副词“modo”，本表示 “现在、目前”（just now，presently）。这本是一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性的概念，但实际拥有多样性内涵，还可表示人们对自己制造的环境的主观性或存在性经验及其对人类文化、机构和政治的持续性影响。
福柯（MichelFoucault ）说，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现代性”的发展有一个质疑或拒绝的传统；它强调个人主义、自由、和形式平等；相信社会、科学和技术的必然进步，相信理性化和职业化，相信从封建主义（农耕制）到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的运动，相信民族-国家、代表制民主和公共教育的发展，等等。
本文把“现代性”当作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和标准性的趋向犹太-基督教天国及人类努力追求的理想。它与哲学、神学、美学的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与贯穿启蒙运动的政治和知识性思潮相关；而且与随后发展起来的存在主义、现代艺术、社会科学的正式确立、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世俗主义和后工业时代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篇幅所限，笔者撇开其他内涵，主要从哲学（philosophical）和神学（theological）视角探讨“现代性”概念，认为路德通过宗教改革而成为现代性的真正开启者，根据如下：
第一，从权力结构上，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撼动，而且解构了中世纪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标志着新时代的诞生。
这是以前无人能及的。路德是16世纪划时代的宗教改革思想家、德意志伟大的爱国者、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奠基人和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虽然路德之前就有文艺复兴运动，而且有英格兰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20年—1384年）和捷克的胡斯（Jan Hus；1371年捷克胡西内茨 - 1415年7月6日德国康士坦茲）等宗教改革先驱，提出了人的尊严和价值等富有现代性意义的概念，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撼动罗马天主教会在欧洲一统天下的霸权地位，真正地不仅撼动而且解构了罗马天主教一统欧洲之权的人是路德。自路德开始，教会分成了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德国和许多欧洲国家脱离了罗马天主教的统治而获得独立，欧洲由此进入了多元的现代。
第二，路德带领的宗教改革领袖们，通过与德国导师梅兰希顿和人文主义王子伊拉斯谟等代表人物之间的密切关系，以维滕贝格大学为中心，促进了经院新学的诞生，从神学上开启了现代性。
路德本人是在埃尔福特大学接受的旧派经院神学的训练，他的老师都是当时重要的经院神哲学家。所以，他不仅是中世纪经院旧学的神哲学学生，而且他把维滕贝格大学造就成了当时整个欧洲的新学中心，在传统神学的研究中，提出了强调人的权利、价值、理性、感性和能力等以人为中心的路径（humancentralist approach）。
后来号称“德国导师”的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 1497年2月16日－1560年4月19日）也到了维滕贝格大学，他们领导一批宗教改革学者把这个大学建设成了欧洲的经院新学的代表阵地。与路德有密切关系而对路德产生重大影响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 1466年10月27日－1536年7月12日）是文艺复兴或“人文主义王子”。他编的《新约》希腊语的原文《圣经》对路德产生重大影响，他才读出Volgata（武加大）拉丁语译本中的错误和问题，并据此来批评罗马天主教违反圣经的错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路德作学问的方法，应该是受文艺复兴的或者讲新学的或人文主义的经典阅读很重大的影响。路德的好朋友梅兰希顿的舅祖父，就是其外婆的哥哥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1455年－1522年），是德国的人文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和犹太研究专家，遭到教会批判的时候，路德曾为其研究犹太教的价值进行了辩护。所以，路德与罗伊西林、梅兰希顿、伊拉斯谟都关系密切。在路德去世之后，梅兰希顿变成了路德的重要继承人，但是，后来有些保守的路德跟随者认为，梅兰希顿不是一个真路德派，而是一个本质上的人文主义者。因为路德在活着的时候，路德整个的思想，特别是关于圣餐这件事情引起论争的时候，梅兰希顿表现出了一种希望求和的态度，后来有人就批评他和路德的神学思想之间是有差异的，因为路德更多的是传统的神学，而梅兰希顿却是新派的人文主义，所以，被称为“菲利普派”。虽然后来梅兰希顿与罗伊希林，路德和伊拉斯谟的关系都因为神学立场(Erasmus: The Freedom of Will; Luther: The Bondage of Will, On the Freedom of Christians) 的不同而闹僵了。所谓人文主义，其本质是强调与上帝对应或对立的主体之人及其感性、理性、意志和权利等等。这些概念为后来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反思的主题，特别是“理性”及“理性主义”成了现代性的核心内容。
第三，从思想运动上，路德通过提倡一系列的观念和理论而领导宗教改革运动开启了现代性。
在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和哲学学派中，路德是新学的代表人物，开启了“现代性”。在文艺复兴及其后兴起的人文主义语境里面，路德又是传统神学的继承者，他看重“理性”但对其有限性有着明确的意识，而且对悖论、二分法等的论述，都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性。路德所启动的宗教改革，上承文艺复兴，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下启启蒙运动，强调自由平等和理性。宗教改革过的欧洲，经历了一些宗教战争之后，最终达成了理性的“宗教宽容”，并实践性地推行了“教随国定”的政策。欧洲不仅获得了宗教、政治和社会上的相对稳定，而且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兴起的探险和贸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福音差传，以“信仰上帝权威、注重人性（特别是理性）尊严、强调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欧洲现代性价值观念逐渐被推广到了美洲和世界各地。直到二战及其导致的冷战格局结束之后的二十一世纪，以欧美为代表的价值观念和世界秩序，虽然遇到了日益严峻的多极挑战，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现代性”这个概念所受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影响虽然明显，但由于路德思想的被忽略，越趋当代（也称“后现代”），基督教的影响越有示弱之势。现代性表现虽然多种多样，但其本质却是要以人取代神而成为绝对者。在欧美近三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既有与文艺复兴相关的对感性与情感的强调，又有与宗教改革特别是清教徒精神相关的虔诚，更有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和帝国主义的霸权精神，而这一切背后在精神层面起引导作用的则是经过启蒙运动以来流行起来的“博爱、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几大通俗易懂的核心价值观念，其中起到特别作用的就是“人性”、“神性”和“自由”。这三大概念与16世纪的宗教改革都有密切的联系。而在此要说明的是，“人性”这个概念则可从 “理性、感性、实用性”三个方面来界定的。
因此，今天欧美现代性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在理性、感性和实用性方面都呈现出了人性无限论的倾向，这与忽略和遗忘16世纪宗教改革的贡献有密切的关系。
二、路德关于“理性”的双重理解至今仍是汉语自由主义学者所严重忽略的重大损失。
“理性”（λόγος ，logos，ratio， reason / rationality）的多种含义中，本文特别强调两点。一则“理性”是“真理、道、Logos的体现”。二则“理性”是人类可以利用理智进行思考的能力，然后逐渐产生了思辩、实践、工具理性等区分。经过康德而发展到今天的海德格尔等哲学家，这个概念被广泛而深刻地研究和探讨着。讲到现代性，我们需要想到路德关于“理性”这个概念的双重理解。说到理性，路德对理性的如下悖论性理解比较重要，这是我在翻译《路德书信》时发现的重要论述之一。
一方面，路德极力地批判了理性；他不仅批评注重理性的亚里士多德是“披着人皮”的“牲畜”，而且把理性称为“魔鬼的最大妓女”和“信仰的最大敌人”。因此，路德主张直截了当地去谴责异端而不是靠着理性与之争辩。跟着理性走，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敬虔派的科伦布什（Samuel Collenbusch，1724 – 1803）针对“理性”等问题曾给康德写信，质问“魔鬼的信仰与康德先生的信仰在什么地方区别开来？”所以，路德讲，理性是魔鬼撒旦最大的娼妇，在路德之后的时代也仍然被一些神学家所记得。另一方面，路德不仅本人使用理性，而且他尊重理性并视理性为上帝所赐来祝福人的东西，更称理性为“一件上帝的伟大礼物”。
这两种似乎互相矛盾的说法与信仰密切相连。我们来理解路德对理性的态度时，需要考虑他所区分的在“信仰之前”与“信仰之后”的语境问题。路德说：“理性不是在皈信之前于信仰的事情中运行和服务，而是在皈信之后……在它被圣灵照亮之后，理性会服务于信仰。但是，没有信仰的话，理性就会以其所有的力量与身体的所有肢体一起外在和内在地亵渎上帝。”人如果有了对上帝的信仰，理性就是上帝给的最大的祝福之一。如果没有这个对上帝的信仰，那么，这个理性就会变成一个魔鬼的娼妇。
路德的这个双重理解，对于我们反思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兴起的现代性及其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路德之后，现代性发展的结果比较复杂。比如，启蒙运动在英国、德国、法国以及俄罗斯的发展是不同的。特别是从黑格尔左派、法国大百科全书派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无神论中，现代性的人文主义被作为一种无神论的思想而传到中国，“科学”被“科学主义”所取代，“赛先生”（science）变成了“赛教主”（scientism），“理性”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同样，伊拉斯谟、梅兰希顿和路德等人强调的有神论人文主义，则变成了无神论的人文主义。
路德及宗教改革对“理性”的理解在欧美西方和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的现代性理解中被严重地忽略了。笔者在此要提出的观察是，路德对理性的观点被许多的现代人遗忘或误解了，这导致了今天把人性无限放大的局面，因此，笔者主张要重新反思路德等宗教改革家的贡献，帮助我们来观察、分析今天的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迷失。
比如，罗马天主教的一些神学家就多方面地批评路德而认为他否定了理性， 新无神论的代表人物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曾经批评路德反对理性和逻辑。其实, 路德对理性的论述体现出了悖论特点，其中不仅涉及理性的内涵，而且涉及理性被使用的语境，他并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理性，虽然他所用的词语是激烈的。
相较于路德所强调的“信仰之内的理性”与“信仰之外的理性”的区分，笔者认为，当今欧美社会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忽略了路德的这个区分，而以“理性”取代了上帝。当教会被逐渐地排挤到边缘地位时，教会与以媒体和民间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公共领域、与以理性为最高标准的学界和以实用为最高利益的政府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就产生了冲突。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性，探讨宗教改革在上述语境中对现代性发生的影响，就很必要。遗憾的是，至今关注到这个损失的汉语学者仍然是凤毛麟角。
路德对理性发生作用的这两种语境的区分，是现在西方社会所忽略的根本性问题。当上帝作为最高的权威被排斥的时候，本是上帝赐给人的伟大礼物之一的“理性”，现在却变成了偶像而要取代上帝，不仅在社会中畅行无阻，而且要进入教会把上帝赶走，自己去坐到那张本来属于上帝的宝座之上。结果就是，人性失去了界限，有限的人试图要变成绝对者。笔者认为，这是教会在今天的欧美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而且这种影响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也在逐渐地影响中国。
总括而言，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会主要遇到了排斥上帝的无限人性论特别是理性主义的挑战，路德及其宗教改革中对人性和理性的分析，可以帮助今人看清楚理性的有限性。
三、路德的“悖论”及其 “内在的我”和“外在的我”深刻影响了现代性
路德的“悖论”及其所强调的“内在的我”和“外在的我”之分对现代性的所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悖论对于路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比如，他称基督徒“同时是罪人，同时是义人”（simul justus et peccator），而他所说的“义”（righteousness）又可分为悖论性的“forensicjustification ”（法庭式称义）和“effective justification”（效果性称/成义）。基督徒现在的处境是“既济……未济”(already … but not yet…)。他的这个悖论对后来的德国辩证法的发展，最起码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和三位一体的关系等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和梳理。当然，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怎么影响了启蒙运动，如何塑造了现代性及现代化的社会。今天我们来研究现代化、现代性、后现代和人文主义的时候，不仅需要反思路德的“理性”概念，而且也要研究他的“悖论”概念。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于2017年与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和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做了两个小时的对话录音。他研究莱维纳斯和密尔（穆勒）等人，他认为密尔（也译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1873年）的《论自由》这本书表面上继承而实际上却彻底颠覆了路德的悖论思想，被今天的西方社会所继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批判的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因为这个被批判的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消极的问题，如他们继承了路德的内在和外在之人、上帝的左手和右手、上帝的国度和世界的国度之类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二分”外表框架，（基督徒要否接受属世君王的管辖），但是，现代性却把路德的“信仰上帝”这个实质的本质内容抽空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关于路德的两个国度，我们翻译由山东省基督教两会所出版的这套书里面有一本就是《论两个国度》。路德的概念大家比较熟悉，如：上帝的左手和右手、上帝的国度和世界的国度，它们继承却不同于奥古斯丁的“罗马之城”和“上帝之城”。路德所说的世界的国度和上帝的国度不是善恶之分，是上帝管理人的两种方式，一个是管人的身体和外在、物质的东西，一个是管人的灵魂和信仰、精神的东西。这两只手管辖的领域不同，管辖的方式不同，一个是用温柔的福音，一个是用刀剑的暴力。所以，使用的工具不一样，管辖的对象不一样，使用的方式不一样，而且这两个不能混淆。这套东西，后来给西方的宗教宽容（虽然路德之后西方有宗教战争）提供了理论基础。所谓宗教宽容就是尊重路德的两只手理论；对于宗教宽容的实现，路德的理论产生过重大的积极影响。在当代中国，基督教会则主要遇到了如何处理政教关系的挑战，路德的上帝之左右手和两个国度理论则既可以帮助统治者，又可以帮助教会。
但是，这套东西，经过密尔等人的发展，后来在西方的今天，被体现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分。表面上保留了路德的形式，但是它的内部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从上帝已死，到现在的人不愿意再相信上帝，也就是说，在私人领域里面，已经没有上帝了。如果在私人领域没有上帝的话，那就徒有一个二分，所以，在私人领域就会产生一种相对主义或颓废的虚无主义。欧洲现在遇到一个消极挑战，就是意义的缺乏、对信仰的丢失。所以，在内在里面，人就会孤独，家庭、婚姻就会破碎，单亲儿童就会大量出现，等等。人的孤独、绝望，是当代不同于路德时代的重要差异之一。但是，现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中，个人隐私权已经被当作至高无上的东西，是任何他人或政府都不可去侵犯的。在路德的时代，虽然任何人（包括世界的君王）都不能去侵犯人的隐私权，但人的隐私权里面却有上帝存在，但可今天的现代性里上帝却不在了。所以，虽不能说今天的现代性危机归咎于路德，因为除去现代性的积极贡献之外，路德及其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对现代性中的理性、人权和隐私权等都有着恰当的处理；但是，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却实在是现代性的开启者，如今当人们抛弃上帝这个绝对者的时候，人及其权利和主观能动性、理性与感性都出现了无限被夸大的倾向。
四、路德关于“自由、精神、偶像”的思想对于现代性的意义
第一，因为忽略路德关于“自由”的观点，强调现代性的自由主义学者就无法正确地诠释“自由”的合理性与有限性。
因为路德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他的神学思想特别继承了奥古斯丁的教会传统，与新学人文主义现代性有很好的综合。特别是关于“意志”的自由与被捆绑的问题，路德继承和发展了奥古斯丁的思想，不仅拒绝贝拉基（卑/伯拉纠，Pelagius，约360年－约420年）关于人的意志在得救的事情上有自由的异端思想，且与人文主义王子伊拉斯谟（Erasmus）发生了冲突。路德坚持，在得救的问题上，人的意志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人只有犯罪的自由，而没有行出绝对之善的自由。人的意志所拥有的自由，只能在形而下的人与人或人与世界的关系上，行出相对之善。因此，“在上帝面前”（coramDeo）与“在世界/人类面前”（coram mundo/hominibus）两个不同语境中，人的“意志”所拥有的“自由”和“能力”是不同的。路德关于“自由”的合理性和有限性的观点，使得“自由”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内涵之一。但是，自从约翰 . 密尔（JohnMill）在《论自由》（On Liberty）里抛弃神学视野而完全从人文主义视角来诠释“自由”开始，现代的自由主义学者们就出现了把“自由”无限夸大的倾向，不仅强调个人自由在世界和他人面前的合理性，而且忽略了自由在上帝和永恒真理面前的有限性。今天，汉语学界在哲学、社会学或政治学上发生的自由主义与中国国学提倡者之间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未能正确地理解“自由”的合理性和有限性。遗憾的是，宗教学和神学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如此的讨论之中。为了反思现代性目前遇到的危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路德关于“自由”的思想，从宗教学和神学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因为忽略路德关于人乃“灵（spirit）、魂（soul）、肉（flesh）”或“身、心、灵”的统一体之观点，汉语学界的现代性讨论中对“精神”这个概念产生了严重的误解。
汉语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对“精神”这个概念有着严重的误解。如杜维明在“学以成人”的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上发表了以“精神人文主义”为主题的发言，完全混淆了“精神”（soul）与“灵性”（spirit），并主张“精神人文主义”也可是无神论的。
“精神”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表示形而上的彼世来生吗？如果“精神”只处理“天、人、群、己”这套关系里的“人、群、己”而缺少“天”的话，汉语里的“精神”一词就与英文世界所用的“spirit”（灵性）这个词之间有很大差异。根据路德的人论，人是灵（spirit）、魂（soul）、肉（flesh）或称为“身、心、灵”的统一体。 杜等人所说的“精神”可能只相当于英文的“soul”（魂），与知识／智慧、情感／情绪（喜怒哀乐）、意志／欲望、伦理道德等相关，虽然与形而上的永恒、神秘、有神论的“灵”也有联系，但毕竟不同。而路德所说的“灵”则属于形而上的永恒、神秘的有神论。因此，杜等人所说的“精神人文主义”这个概念遇到的挑战是：如此的儒家会不会成为一个制造偶像的极大助手呢？
第三，路德关于偶像的论述可帮助现代性避免过分高抬人性及其能力。
路德在《教义问答》里提出，“偶像就是假神”。他把上帝等同于绝对真理，而一个不是神的人或者东西自称为神时，就会出现假神，而这种类型的假神就是偶像。神有许多特点，但其中两个特点即“全善”和“全能”是不能缺乏的，也就是说，一个不是全善和全能者自称为全善和全能，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欺骗一场，就是假神和偶像。路德的这套东西对于批判、反思、利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又对后来的启蒙运动兴起与发展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路德研究的芬兰学派现在谈到路德时，还从对康德主义及新康德主义的批判来入手， 强调了现代性中存在着过分高抬人的权利、理性和能力的极端倾向，会使主体之人及其能力被误解为绝对真理或上帝，理性会走向理性主义，科学会变成科学主义，自由会成为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造成把人及其能力视为偶像的弊端。这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在神学和哲学上所遇到的消极挑战，我们可参考路德宗教改革思想来对之进行反思。
五、结 论
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中，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具有重大意义。自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被基督教一统天下地取代之后，欧洲进入了长时间的神权主导时代。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对人的感性和欲望的重视，唤醒了人权的意识，但欧洲并未因此真正地进入现代。18世纪以来的欧洲启蒙运动，通过对人的理性和主观能力的强调，结合全球探险、世界贸易、科学技术及工业革命的兴起，才真正地使欧洲和世界进入了现代性之中，使得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等价值观念成为世界的主流。
但是，人们对现代性的优劣长短也有许多争论，因为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祝福（特别使物质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消极的挑战（特别是环境危机和人的价值观念混乱所导致的意义缺乏之虚无主义）。以至于现在许多地区的传统文明都呈现出复兴之势，试图担当修正、弥补和批判现代性之消极面的角色，比如中国传统国学的复兴，就有如此的特色。但是，曾经被现代性批判和淘汰掉的传统文明如儒家等身上的缺点在没有被克服掉的情况下，没有经过现代性的洗礼而更新，是无法简单地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流坐庄之模式来挑战或取代现代性的。
所以，为了正确地认识现代性的优劣长短之特性，我们必须重新重视路德宗教改革在现代性开启中的地位和意义，因为这是处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的重要运动，是现代性的真正开启者。但遗憾的是，汉语学界甚少关注宗教改革在此的重大贡献。
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思想是现代性的真正开启者，他对现代性的许多核心概念如理性、悖论、自由、人乃灵魂肉统一体的价值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五四运动以来现代性给中国带来了重要的贡献。欧洲语境里现代性所批判的神权时代对人及其权利的忽略，是正确的。五四以来汉语语境里现代性所批判的儒家礼教之弊端，也是真实和应该的。
现代性今天因其带来的危机而遭到质疑和批判，不是因为欧洲历史上的神权对人权的忽略是正确的，也不是因为儒家礼教的缺点不应该被否定；而是因为现代性过分抬高人及其主观能动性，忘记了人的有限性而把人权、人性和人的能力当成了至高无上。这种偏颇与忽略路德宗教改革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密切相关。借鉴路德关于现代性的论述，我们可能会找到解决上述危机的参考方案，忽略人的价值、人性和能力，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需要被尊重，这是现代性的根本价值之一。但人不是无限的，其背后存在着上帝或真理之类的绝对者，对此维度的忽略，是现代性遇到危机的根本原因。而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对这两个方面本都有很好的论述，他开启了现代性，但并不意味着他会赞同视人及其价值和能力无限的极端。
本文来源：《宗教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202页-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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