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章对国内藏传佛教觉囊派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分别从觉囊派历史、思想、艺术、寺院、人物、文献翻译整理等方面进行梳理，总体上展现了近年来我国藏传佛教觉囊派研究的基本轮廓，指出了相关研究的不足，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展望。
一、引言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史上一支思想比较独特且具有一定影响的教派，该派思想源于十二世纪初域摩·弥觉多杰提出的“他空见”思想，并以“六支瑜伽”的具体修证为特色。觉囊派的名称源于公元十三世纪晚期更邦钦波·突结尊追（1243-1313）在后藏拉孜地方（今日喀则地区拉孜县）觉摩囊河谷内创建的觉囊寺，公元十四世纪，多布巴·喜饶坚赞（1292-1361）从显密理论上对“他空”思想作了全面系统论证，并将它作为觉囊派的核心教法确定下来加以传播，由此使觉囊派正式以一支独立教派的面貌在藏区发展开来。公元十七世纪初，觉囊派多罗那他（1575-1635）主持时期，该派在藏巴地方政权的支持下实现了再次复兴，教法影响远传至川青等藏区。之后，由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政治上的得势，对觉囊派进行打击，使得觉囊派在卫藏地区最终消失，不过该派在川青藏区仍得以保存流传，并在当地至今保持着一定的影响。自1989年，青海社会科学院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下开展对川青藏传佛教寺院全面调查，正式明确了川青一代藏传佛教觉囊派寺院现有分布和传承状态以来，对于藏传佛教觉囊派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由此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有力的提动了藏传佛教觉囊派各方面的认识认知。对此，西方学者对觉囊派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迈克尔·希伊著的《觉囊研究综述》[1]中有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本文，我们以国内的研究成果为对象，对近些年来藏传佛教觉囊派的相关研究分别从觉囊派历史、思想、艺术、寺院、人物、文献翻译整理等方面进行梳理，以此展现当前藏传佛教觉囊派的研究现状，以期对觉囊派研究的推展有所裨益。
二、国内藏传佛教觉囊派研究现状
（一）关于藏传佛教觉囊派历史的研究
觉囊派作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派别之一，明确其传承，梳理其发展轨迹，对于认识藏传佛教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这方面，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阿旺·云登桑布的《觉囊派总义》（《藏文文选》第十五期,民族出版社,1990年）、阿旺洛珠扎巴的《觉囊派教法史》( 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陈兴华的《藏传佛教觉囊派简介》（《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蒲文成的《觉囊派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云公保太的《觉囊派在果洛地区传布述略》（《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卓格·永丹嘉措的《时轮深道：佛教觉囊派显密传承概述》（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1996年）、蒲文成的《青海佛教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索南才让的《觉囊派教法史略》（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 年 ）、西尼崔臣的《略述藏传佛教觉囊派》（《西藏研究》，2011年第6期 ）、札细·米玛次仁的《觉囊派的历史文化》（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年）、陈庆英的《元代西藏的藏传佛教觉囊派》（《西藏民族大学》，2015年第4期）、旺多的《藏传佛教觉囊派发展史述评》（《西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等。这其中，觉囊派学者阿旺洛珠扎巴（1920-1975）所著的《觉囊派教法史》最为重要。该著作对觉囊派教法在印度的兴起，在卫藏、多康多麦地区的传播发展进行了明确，由此确立了作为藏传佛教重要派别之一的觉囊派的纯正行规。1993年，许得存（索南才让）将该书翻译为汉文，极大的促进了国内觉囊派的学术研究热度；“被认为是第一部较为完善的介绍觉囊派历史、教义、活动及现状著作”[2]的《觉囊派教法通论》，在参考《觉囊派教法史》、《觉囊派教法史补遗》等觉囊派教内学者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实地调研，详细地叙述了觉囊派在朵麦藏区（今川青边区）一带的传播发展、中壤塘三大寺的形成过程与当地的政教关系，以及觉囊派高僧的具体弘法事业；《觉囊派在果洛地区传布述略》论及了觉囊派在青海果洛地区的传播发展，并论证了觉囊赞塘寺在康干、贡麻仓部落影响的具体体现；《青海佛教史》以地方史的视角对觉囊派在青海的传播进行了阐述；《觉囊派教法史略》阐述了觉囊派的印度传承以及在藏区不同时期发展的同时，首次从教派的发展空间、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三方面谈及了觉囊派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从辉煌走向衰落的原因；《元代西藏的藏传佛教觉囊派》以断代史的视角梳理了元代觉囊派发展的路径和特点，阐述了进入元代后，衮邦·托杰尊追和觉囊寺的兴建；笃布巴·喜饶坚赞在建寺修塔、讲经传法，完善教理、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弟子，结交各方势力，确立觉囊派地位等方面的贡献，以及笃布巴主要弟子和觉囊寺法座在元代的传承。从上可以看到，对于觉囊派历史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主要是以觉囊派内部教法史的论述为依据，从整体通史、断代史、地方史等角度进行的审视，主要探讨了藏传佛教觉囊派的历史发展概况，体现了当前觉囊派历史研究的广度。但对觉囊派相关的政教关系历史、觉囊民俗文化发展历史研究至今则涉足较少。
（二）关于觉囊派思想的研究
对觉囊派思想的探讨，是觉囊派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立足自身的认知，对觉囊派的思想进行了多层次的阐释，成为觉囊派研究的主要内容。这方面，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佘万治的《他空见─藏传佛教觉囊派的佛性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藏传佛教觉囊派哲学思想初探》（《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许得存先后发表的《试论多布巴的<了义山法海论>》（《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觉囊派思想浅析》（《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2期）、《觉囊派他空思想浅论》（《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西藏密教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西藏佛教诸派宗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黄心川的《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宗教哲学思想的交流》（《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班班多杰先后发表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三联书店，1994年)、《藏传佛教史上的“他空见”与“自空见”——藏传佛教的思想特点及理论渊源 》（《哲学研究》 ，1995年第5期）、《藏传佛教哲学境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藏传佛教觉朗派的独特教义“他空见”考》(《哲学研究》，2001年第9期)，刘立千的《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民族出版社，1997年），仁增‧吉美林巴的《涌莲藏真─藏传佛教前译派传承源流》（洛珠加措、肖于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乔根锁的《藏传佛教觉囊派的哲学思想》（《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黄英杰的《藏传佛教“他空见”研究－－以国燃巴<辨别正见>为中心》（玄奘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达宝次仁的《觉囊派“他空见”在藏传佛教史上的地位》（《西藏研究》，2004年第3期），多识的《独具特色的时轮大法》（《爱心中爆发的智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万全勇的《自空他亦空——宗喀巴对“他空”见的批判》（《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谈锡永的《密续部总建立广论导读》（全佛出版社，2008年），何杰峰的《觉囊派的判教思想体系及其价值》（《闽南佛学》，2011年第8 辑），万玛羊桑的《觉囊派“中观他空见”的思想渊源研究》（西藏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等。这其中，《西藏佛教发展史略》阐释了觉囊派“他空”认识骨子里和印度教的湿婆派是一脉相承的关系[3]；《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宗教哲学思想的交流》表达了“他空”与印度吠檀多外道如出一辙的认识，并认为印度吠檀多哲学对觉囊派“他空见”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他空见─藏传佛教觉囊派的佛性论》阐述了觉囊派的“他空见”即“唯识见”，“他空见”修法即是“转识成智”唯识观修的认识；《试论多布巴的<了义山法海论>》对觉囊派的多布巴大师重要著作《了义山法海论》中的“他空”思想进行了阐释；《觉囊派他空思想浅论》肯定了宇摩·弥觉多杰的密教“他空见”和觉囊派后来的显教“他空见”的相同意义，认为它们的主要差别是在证达“他空”的目的和方法上；《西藏密教史》对觉囊派“他空见”指导下的“六支瑜伽”修行进行了描述[4]；《藏传佛教史上的“他空见”与“自空见”——藏传佛教的思想特点及理论渊源 》对藏传佛教宁玛派、觉囊派、萨迦派、噶举教对“他空见”的认识进行了论说，并对“他空中观”在印度佛教中的渊源及涉及的相关经典进行了阐释；《藏传佛教觉朗派的独特教义“他空见”考》对觉囊派根本经典《山法了义海论》中论证“他空见”的印度佛教经论的藏文译文采用汉藏译文校勘研究的方法，从佛教真常唯心系经典、唯识系论典、般若系经典以及多布巴对“他空见”的定义等角度探讨了对“他空见”的认识，认为“他空见”就是印顺法师所说的“被梵化了的如来藏学说”，它是小乘大众部的“心性本净说”发展而来的大乘如来藏系统的佛学思想，只是受到了印度神学外道的影响；《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中将觉囊派“他空见”与汉传佛教天台、华严与禅宗相提并论，认为觉囊派所说如来藏光明觉性，重在证悟自心本性，并非求证外道之神我[5]；《简论觉囊派的佛教思想》认为“他空见”的基本含义体现在“遍计执”假有、“依他起”性空和“圆成实性”实有三个方面，它具有表现“我有”性、泛神性和见行“统一性”等特征；《藏传佛教“他空见”研究－－以国燃巴<辨别正见>为中心》以觉囊派多布巴的“他空”思想为研究主轴，在分析过“他空见”研究史和觉囊派在印度和西藏思想背景脉络的基础上，依据萨迦派国燃巴的《辨别正见》中对多布巴“他空见”的探究与批判，阐释了“他空见”的理论架构、祖师传承与经论依据；《觉囊派“他空见”在藏传佛教史上的地位》论及了觉囊派“他空见”的历史地位；《涌莲藏真─藏传佛教前译派传承源流》指出了宁玛派对“中观见”与“三转法轮”的看法与觉囊派相关认识的相似性[6]；《密续部总建立广论導讀》对觉囊派被格鲁派在教理上批判的原因进行了阐释[7]；《独具特色的时轮大法》介绍了觉囊派密宗“时轮法”的内涵和修证方法；《自空他亦空——宗喀巴对“他空”见的批判》以藏传佛教因明“因”、“宗”、“喻”的形式探讨分析了宗喀巴大师对觉囊派“他空见”的批判；《觉囊派的判教思想体系及其价值》阐述了觉囊派以“他空见”为指导，在经典、宗义、密宗方面的判教思想上的构建，并从“保证了教派的独立”、“激化了与藏传佛教其他派别的矛盾”、“丰富了藏传佛教思想内涵”三方面论及了觉囊派判教的意义。从上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学者对于觉囊派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对觉囊派核心教义“他空”思想的认识展开的，并兼及了对“他空”渊源、影响、密宗实践以及哲学内涵的探讨，这体现了当前国内觉囊派思想研究的主要意趣。但对觉囊派与藏传佛教其它教派在思想互动、交涉的系统考释至今仍不多见，对具体时期、具体人物的佛学思想特征以及不同思想间的区别联系的研究则少见有重要成果刊出。
（三）关于藏传佛教觉囊派艺术的研究
近些年来，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政府和觉囊派第47世传承阿旺更嘎•建阳乐住的共同努力下，觉囊派艺术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认知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国内学者对觉囊派艺术的研究热忱，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这方面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庄春辉先后发表的《中壤塘觉囊密乘时轮立体大坛城地标建筑的文化内涵以及建造的文化意义》（《西藏艺术研究》，2007年4期）、《觉囊“梵音古乐”的千年传奇》（《中国文化报》，2010 年1月5日第 005 版）、《阿坝州觉囊“梵乐”的衍生特质及其保护利用路径》（《西藏艺术研究》，2010年第1期）、《阿坝州觉囊梵音的活态传承特质及其保护利用路径》（《藏学学刊(第6辑)》，2010年）、《洁净精微觉囊唐卡艺术展》（《流行色》，2012年06期）、《阿坝州藏传佛教觉囊画派艺术的传承特质及其保护利用》（《阿坝科技》，2012年第1期）、《传承千年的藏传佛教觉囊画派艺术》（《中国西藏》， 2013年05期 ），阿旺更嘎•健阳乐住的《觉囊唐卡艺术与修行》（《中国民族博览》，2015年03期）、杨嘉铭的《藏族面具与寺庙“羌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黄雷的《壤塘——藏传佛教觉囊文化中心》（《中国民族报》，2010 年8月10日第 007 版）、杨曦帆的《修行梵音——藏传佛教觉囊派藏哇寺寺院器乐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 期）、袁静芳的《走近藏哇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2 年第 4 期）、卢婷的《藏传佛教觉囊派中壤塘确尔基寺岁末驱魔法会音乐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于莉的《平措林寺塞玛神殿壁画艺术形式探微》（西藏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罗文华的《古韵恪律、集萃华章——觉囊派艺术风格》（中国西藏(中文版)》， 2013年第1期）、闫雪的《西藏甘丹彭措林寺大经堂壁画题记识读与研究》（《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王静雅的《彭措林寺俄门拉康壁画艺术探析》（西藏民族学院硕士，2015年）等。这其中，《壤塘——藏传佛教觉囊文化中心》从整体的视角探讨了对觉囊派建筑文化、绘画文化以及吟唱文化；《走近藏哇寺》从“历史悠久古老”、 “修法严谨真诚”、“领悟生命真谛的智慧”三个方面阐释了觉囊派“梵音法乐”的艺术特点和表演意境；《藏传佛教觉囊派中壤塘确尔基寺岁末驱魔法会音乐研究 》对中壤塘确尔基寺岁末驱魔法会音乐的形态特征、文化内涵以及价值进行了阐释；《修行梵音——藏传佛教觉囊派藏哇寺寺院器乐音乐研究》通过对觉囊派藏哇寺的实地调研，梳理了藏哇寺寺院诵经、宗教仪式乐舞“羌姆”、寺院器乐三类音乐的演奏程式和器乐用途，并对觉囊派的梵音和修行进行了人文解读；《阿坝州觉囊梵音的活态传承特质及其保护利用路径》在明确觉囊梵音的内容，梳理觉囊派梵音具体类别以及艺术价值特征的同时，也对觉囊梵音的保护谈及了自己的看法；《阿坝州藏传佛教觉囊画派艺术的传承特质及其保护利用》从历史渊源、基本内容、主要特质、重要价值以及整体性保护五方面对藏传佛教觉囊画派艺术的传承特质与保护利用进行了阐述；《觉囊唐卡艺术与修行》从唐卡艺术与佛教信仰、心性的本质与禅、绘画与修行、唐卡形象与度量经的意义、觉囊画派的传承、身语意的艺术六个方面探讨了觉囊派唐卡艺术与修行实践的关系；《西藏甘丹彭措林寺大经堂壁画题记识读与研究》、《平措林寺塞玛神殿壁画艺术形式探微》、《彭措林寺俄门拉康壁画艺术探析》以个案的视角对卫藏地区觉囊派寺院彭措林寺的壁画艺术进行了各自理解的识别探讨；《藏族面具与寺庙“羌姆”》指出了觉囊派神舞的源头,认为护法使者中的真熊头面具是觉囊派“羌姆”面具中的一大特点。从上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在觉囊派教内和教外的共同努力下，对觉囊派音乐、壁画的艺术特征从整体和个案的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审视，并兼及了对相关觉囊艺术保护利用的探讨，体现了觉囊派艺术研究的深度。但对觉囊艺术与藏传佛教相关艺术流派之间的传承脉络、觉囊派艺术的时代特征，以及觉囊艺术与所在社区互动关系的研究则少有提及，说明这方面仍有很大研究空间。
（四）关于觉囊派文献整理翻译、寺院、人物等方面的研究
除了觉囊派历史、思想、艺术方面的研究外，国内相关学者立足自己的专业背景，还集中对觉囊派文献的翻译整理、觉囊派寺院以及觉囊派相关人物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在觉囊派文献的翻译整理方面，国内学者对多罗那他大师教义、历史方面著作的翻译整理最勤，多布巴以及近现以来的觉囊派学者的相关觉囊派著述也多有涉及，而其它人物的著述则关注较少。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许得存翻译了阿旺洛珠扎巴的《觉囊派教法史》、多罗那他的《他空中观思想要论》和《金刚乘密法概论》(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建木译翻译了多罗那他大师的《印度佛教史》（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郭元兴翻译了多罗那他大师的《七系付法传》(《大藏经补编》十一册，台湾华宇出版公司，1986年)、多尔吉喇嘛翻译了第四十六代觉囊法王云登桑布的《觉囊教法总义》（内部 ）、释寂凡翻译了多罗那他大师的《觉囊道次第》（ 民族出版社，2006年）、佘万治翻译了多罗那他大师的《后藏志》（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2年）、班班多杰对觉囊派名著《山法了义海论》中所引的经典进行了翻译评注[8]。此外，2003年以来，健阳乐住仁波切主持汇集和整理的《觉囊文集》至今已正式出版100余册，该文集内容丰富、校核严谨、体例完备，备受教内外关注和肯定。
在藏传佛教觉囊派的人物研究方面，主要着力于觉囊派及其相关人物生平的勾勒和介绍上，其中以多罗那他生平及其与哲布尊丹巴名号的关系问题进行考释研究的学者最多，而在专题人物的研究方面以李晨升对工珠·云丹嘉措的研究最为用力，其它人物则多以概况性描述为主，而学术性的考释较少。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成崇德的《论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的形成》（《西藏研究》，1986年第2期）、佘万治、阿旺的《大善法王曲尔基二世活佛杰瓦僧格》（《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杨贵明、马吉祥的《藏传佛教高僧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金成修的《16、17世纪格鲁派在喀尔喀蒙古传教新探——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前身问题为中心》（《蒙古学信息》，1999年第2期），许得存的《多罗那他评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清扬、李镔的《觉囊济世乐住人间——记觉囊派传人阿旺衮嘎·健阳乐住活佛》（《人民政协报》，2003年03月01日第B04版），李晨升的《 工珠与伏藏》（《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工珠·云丹嘉措与19世纪康区的政治、宗教和社会——以藏文传记的记述为中心》（《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利美运动中的工珠和钦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 6 期），金雷的《多罗那他生平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等。
在藏传佛教觉囊派的寺院研究方面，主要着力于觉囊派寺院发展、寺院分布、寺院组织、寺院教育等方面的阐释，而相关寺院的历史价值、社会作用则较少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蒲文成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许得存的《川青两省藏区觉囊派寺院调查》（《世界宗教研究》，1991 年第3期）、佘万治、阿旺的《壤塘曲尔基寺简述》（《中国藏学》，1991年第3期）、冉光荣的《中国藏传佛教寺院》(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庄春辉、李瑞琼的《中壤塘寺庵巡礼》（《草地》，1996年第04期）、刘德贵的《觉囊道场垂鉴后世——阿坝州“中壤塘寺”述略》（《西藏艺术研究》，1998年第1期）、德吉卓玛的《当代藏区尼众道场的经营与变迁——以个案调查为例》（《世界宗教文化》， 2010年第3期）等。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甘青藏传佛教寺院》对甘青地区的觉囊派寺院进行了具体介绍；《川青两省藏区觉囊派寺院调查》在阐述了川青两省藏区觉囊派寺院现状的同时，还对当地觉囊派寺院的组织制度、学经制度、经济来源以及宗教活动进行了探究；《觉囊道场垂鉴后世——阿坝州“中壤塘寺”述略》以个案视角对中壤塘寺的历史传承、寺院布局、人员组成等进行了阐释描述；《当代藏区尼众道场的经营与变迁——以个案调查为例》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当代觉囊派的新兴尼寺。
三、结语
通过上述对觉囊派研究现状的阐述，可以看出，近些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努力,我国对藏传佛教觉囊派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内容涉及了觉囊派历史、思想、艺术、人物、寺院、文献翻译整理等多种领域，令人欣慰。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与现阶段我国藏传佛教相关著述达数百种,文章数以千计相比,当前觉囊派研究的相关专著则只有三部，相关研究论文不足百篇，这显然和觉囊派作为藏传佛教五大教派之一的地位是不相衬的。未来一段时间，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交叉学科开拓觉囊派的研究视野，从微观角度探讨觉囊派具体人物、具体时期的佛学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发展轨迹，通过对觉囊派教内、教外互动研究来探讨觉囊派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应为觉囊派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原文载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二十一辑
人类学之滇
注释：
[1] 沈卫荣主编，《他空见与如来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8页。
[2] 吴均：《钩深致远的一本书——评<觉囊派通论>》．青海社会科学，1994( 4) ．
[3]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4] 许得存：《西藏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8年版，第493－519页.
[5] 刘立千：《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15页.
[6] 仁增‧吉美林巴：《涌莲藏真─藏传佛教前译派传 承源流》（洛珠加措、肖于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7] 谈锡永：《密续部总建立广论导读》，香港：全佛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8] 班班多杰：《藏汉佛教经论译文异同之比较研究——以觉囊派根本经典〈山法了义海论〉为个案 》，《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至今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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