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档案
季芳桐，汉族，南京理工大学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儒学、回儒思想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主要兼职：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回族学会理事、江苏儒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曾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泰州学派研究”和“明清之际回儒对话及现代意义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南穆斯林群体信仰现状研究”和“刘智《天方性理》整理、翻译及研究”等；先后出版《泰州学派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伊儒会通研究》等8部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1300多年了，在这段历史里，穆斯林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互动会通，形成了本土化的伊斯兰文化，其中明清时期伊斯兰学者的思想文化运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于近日就“明清伊斯兰学者的著述与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对明清回儒研究学者季芳桐教授进行了专门请教与访谈。
一、回儒研究缘起
问：您早年做儒家泰州学派思想研究，后逐渐从儒家研究转入伊斯兰教方面研究，既关注当下城市流动穆斯林信仰状况问题，又涉及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史研究。在您身上，我们看到了回儒会通的学术志趣，那么，当初研究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的缘起是什么？
季芳桐：我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古代史专业。基于语言学、哲学、历史学学术背景，过去一直从事儒家的、佛教的思想研究。进入伊斯兰教研究领域时间不长，大致在2005年前后。那时，我在研究明末思想家李贽时发现他有一些佛教思想内容，但在生活习俗上又遵循回族的生活习惯。想探讨下其是否有回教思想，结果并不理想，因为在李贽的著作中找不到这方面的信息。然后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明末清初时期王岱舆、刘智等回族学者的思想著作时，发现了许多以前不了解的内容，从而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我的第一篇回儒比较方面的论文，发表于2005年《西北民族研究》杂志上，由此开启了我的伊斯兰研究学术道路。2006年作为一名非回族学者，参加了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作了“论王岱舆关于儒家悖论之思想”的论文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并发表于同年的《回族研究》上。如此算来，在这条道路上探索了十余载，也取得了一些收获和成绩。今天，我虽已过耳顺之年，然必将穷余生之力，为伊斯兰教学术发展做贡献。
二、回儒会通的实质与特点
问：您主要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伊斯兰教思想教学研究工作，其中以回儒会通研究见长，您怎样理解“伊斯兰教中国化”呢？
季芳桐：2016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中国化就伊斯兰教而言，包含历史上的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适应、结合，也包含当下与政府的大政方针相适应。当然，宗教是人的宗教，离开人很难探讨宗教。就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而言也是这样，实质也是从人，即从穆斯林开始的，先由外蕃人转为中国人，语言从外蕃语言转为汉语。同时，习俗、思想观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大多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相结合。可见，从历史角度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大致已经完成，属于完成时。当下的“中国化”主要是与政府大政方针相适应的问题，这个问题尚在进行中，属于进行时。
说起伊斯兰教中国化，自然不能不提起思想的中国化，也不能不提起明清之际的回族学者在江南地区汉文译著活动，正是这些活动之成果使得中国的伊斯兰教思想文化体系得以完成，并且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当然，这也是中国的伊斯兰教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
问：明末清初是伊斯兰教思想中国化的兴盛时期，该阶段形成了怎样的学术格局？
季芳桐：历史学家白寿彝曾说，“自明末清初以来，伊斯兰教大师，代有名世者。然求其著书立说，能特立于著述之林者，以吾人今日所知，则仅王岱舆、马文炳（马注）、刘智、马复初、马致本（马联元）五人而已”。论籍贯，王岱舆、刘智为金陵人，成为金陵学派的代表。马文炳（马注）、马复初（马德新）、马致本（马联元）为云南人，成为云南学派的代表。当然，与这些思想家同时代的，还有一大批学者，比如江南的张中、金天柱、伍遵契等等；云南的马安礼、马开科等人。由于这一批人的努力，才有学术的兴盛。
问：从语言词汇表达上说，今天我们常用“回”“儒”词汇分别代指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有回儒互通之说。那么您觉得回族先贤何以用“回”来代表伊斯兰教？
季芳桐：我以为回族先贤用“回”指代伊斯兰教，因为其最能够反映伊斯兰教核心的思想，又符合中国的语境。
第一，从伊斯兰教义方面看，真主创造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人生在世要通过信仰、做善事以及功修再回归于真主。因此，用“回”表达最确切。因为，包括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最根本的问题。
第二，从中国语言表达看，以“回教”称伊斯兰教，简明扼要，符合中国宗教的命名特点。中国传统宗教都是用一个词（即一个字）来表达，比如：“儒教”“佛教”“道教”皆如此，因此用“回教”来表达中国的伊斯兰教，完全能够反映出中国的宗教特质。倘若用更加复杂的词汇或音译的称呼，反而没有中国味道。
第三，先贤们用“回”又能够将中国的族群特征概括出来。例如将宗教称回教，将信众称回民，普通人自称为回族。这种以“回”一词，可兼顾方方面面，也可以将宗教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连为一体，真是既简洁又传神。
总之，先贤考虑问题非常周全，古人的智慧超过我们，值得继承和发扬。日本学界很聪明，他们以“伊斯兰教／回教”这种方式表达。比如井筒俊彦就如此。我们现在是否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因为这样既照应了与世界各国的一致性，又考虑到中国的传统，以及与港澳台地区称呼的特点。
问：明末清初回族思想家们著书立说，以儒诠经，回儒会通，取得了丰硕成果。您认为江南地区像王岱舆、刘智的学说大致有哪些特点呢？
季芳桐：特点一：回族先贤用中国化的汉语体系构建回教体系，重视意译而非音译。王岱舆是第一位有著作的回族思想家，他在《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著述中构建了以“真一”（即真主）“数一”“体一”为核心的回族宗教理论体系。之后刘智则更为精细，例如以“三乘功修”（礼乘、道乘、真乘）代表“体一”，以“念、礼、斋、课、朝”代表五功。今天人们常用“伊玛尼”代指信仰，“哲玛提”代指回族的基层社会组织，用“苏菲”指神秘功修等。这类音译的词汇在先贤那里几乎找不见，不是他们不知，而是他们不用，其中原委值得大家深思。今天很多人以音译、以文章中多出现几个外文字符为时尚，为有学问。其实，这是种误解，学问高低不在形式，而在实质。当然，我不排斥音译，只是告诉人们不应脱离先贤建构的汉语表达体系的伊斯兰教，而这项工作是由王岱舆开其端，经刘智而成体系。补充一点，民国时期的大阿訇达浦生在《伊斯兰六书》中，将刘智的心性理论做了梳理，并对照《古兰经》、圣训等伊斯兰教经典，发现刘智的思想内容，完全符合上述经典。换言之，刘智所有重要的汉语概念、范畴在伊斯兰教经典中都能够找到文本依据。
特点二：王岱舆等思想家明确提出了忠于真主，忠于朝廷的二元忠诚观。王岱舆《正教真诠》中探讨了“大忠”“大孝”的内涵，明确指出，所谓“大忠”就是既忠于真主，又忠于朝廷君主；“大孝”就是既孝敬真主，又孝敬君亲。
若是只忠于真主，不忠于朝廷；或者只孝敬真主，不孝敬君亲，则不为大忠，也不为大孝。这种二元忠孝观，为回儒会通的可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因为儒家极为重视政治伦理），也为回民的宗教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性乃至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特点三：王岱舆、刘智等先贤以平等、开放的心态不断与传统文化互动、互通、会通。目前学界对明清之际的先贤 “以儒诠经”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王岱舆先贤担心回族文化思想传承中断，所以要用汉语诠释经典，便于文化传承；一种认为当时社会存在着对伊斯兰教误解误读，统治者施压伊斯兰教，为了消除误解而出现了“以儒诠经”的著述。这大致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还应该从作者本人的阐述中寻找答案。王岱舆著《正教真诠》初衷之一，即认为真主创造万物、创造人类，也创造诸教。儒、道、佛、回诸教，既然都源于真主，彼此就是兄弟，故应该开诚布公地交流，批评所短，而取所长。当然，王岱舆认为回教是“正教” ，自己的诠释是“真见”。可见，我们在讨论回儒对话缘起时，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景，不能脱离作者的论述去寻答案。
或许有人担心回儒会通是否会改变伊斯兰教本来的教义或宗旨。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在回儒会通过程中，回族先贤比较了回儒两教的特点，认为回教可以从两个方面弥补儒家的不足。其一，来源方面，即人从哪里来的问题。其二，归属方面，人到哪里去的问题。儒家在今世问题上，将仁义礼智信这一套体系讲得精细、清楚。至于人之来源与人的最终归属上，儒家理论则不甚清晰，而回教恰恰能弥补儒家的不足。例如儒家有关人性善恶或无善无恶的争论，王岱舆认为儒家对人性善恶争论不息，症结在于人性的源头不清。伊斯兰教的关于人性来源的观点很清楚，即人、乃至人性皆由“真一”所造，因此人性本善的，恶是后天气质造成。可见，伊斯兰教的人性理论完全可以弥补儒家的理论方面上的不足。
特点四：回族先贤与儒家思想交流互通之重要纽带是“心性”。儒家进入宋代以后，研究重点聚焦于修养论，重点就是人的心性。宋明时期诸位大家（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彼此理论虽有种种差异，但既然是理学或称其为宋明理学，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重视心性问题研究，以至心性问题探讨的深度成为评价理学家贡献的重要标准。明清之际的回族先贤也非常重视心性问题的探讨，因为穆斯林回归真主也离不开明心见性等功修。故而王岱舆、刘智等都有这方面的系统论述，尤其刘智，其《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并以为遵循功修“三乘说”（修身、清心、见性）是回归真主的必要路径或条件。由于回儒这方面的巧合、雷同，因此心性研究与会通，就成为回儒交流、会通的根本途径。
具体而论，刘智心性思想观点与朱熹的就有许多的相似、相近处：首先，从思维方式上，二者相通。朱熹以“理一分殊”，派生物理与性理，使万物包括人类都得其理。刘智认为真宰创造万物包括人类，使其皆获性理。除去最高层次范畴，即“天理”（理学）与“真宰”（伊斯兰教）有差别外，其余基本一致。其次，在对“性”问题的探讨上，两者兼具二元色彩。①朱熹的性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在刘智那里，性有六种从外而里次序是坚定②、长性③、活性④、气性⑤、人性（本性）⑥、继性⑦。这里坚定（性）、长性、活性、气性实际属于或接近于气质之性；而本性、继性则属于或接近于天地之性。再者，关于“心”的思想方面，二者有相近之处。朱熹认为“人心”或为善或为恶。刘智认为心有七品，由外而内次序是心包（对应顺德）、心表（对应性德）、心里（对应惠德）、心灵（藏明识）、心仁（藏笃真）、心妙（藏发隐）、心初（藏真现）。心包、心表、心里，虽有三德，但受血气影响，德行会发生变化，这与朱熹的人心相近。刘智的心灵、心仁、心妙具有体认本性的功能，这与朱熹的“知觉之心”的观点相近。最后，二者在“心”与“性”关系上，观点相近。朱熹认为心性相通不可分，只有通过道德实践，才能认识自性，认识主宰之“天”；刘智也认为心性的功修不可分离，即所谓：“身不修，不可以明心。心不明，不可以见性。性不见，不可以合天”⑧。总之，若是没有心性的会通，回儒之间的会通不是根本会通，只有这个根本范畴方面能够会通，回儒之间的交流、会通才是根本的会通，或者才进入真正的会通。
总之，我们概括先贤们的思想特点有四：首先，他们先构建了汉语的体系；其次，提出了二元忠诚观；再者，他们在与诸教交往中，能够以平等开放的心态进行交流；最后，他们找到了回儒沟通的渠道与纽带。
三、当代回儒研究存在的局限
问：明清之际回儒文明对话，标志着伊斯兰教中国化走向成熟，王岱舆、刘智等回族先贤是集大成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那么您觉得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存在着哪些问题呢？
季芳桐：研究的局限，主要有二。
第一个局限：回族先贤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没有充分阐述出来。像王岱舆、刘智等思想家，其理论在教内多有称道者，然教外人却非常陌生。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思想理论成就或贡献还没有被系统阐述出来，今天主流社会纵然想礼遇也不知如何表达。⑨在中国哲学史上，学术界一般认为继王阳明之后，有顾炎武、刘宗周、黄宗羲、王船山等四大家。在我看来，此类见解有失偏颇。自王阳明之后，当是刘智。今天教外人员对回族思想家的理论不甚了解，关键在于我们对先贤思想挖掘不够，阐述得不充分。因此，我们研究者要拓宽研究视野，尽快将王岱舆、刘智等思想家的述评载入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
第二个局限：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在世界伊斯兰教研究地位的不充分。目前中国很多伊斯兰教学者热衷于将世界其他流派的伊斯兰思想翻译成汉文。相比之下，我们的回教与其他国度的伊斯兰教相比有些什么特点、个性，以及回族思想家的理论对于整个伊斯兰教理论的贡献，则鲜见这方面成果。所以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出现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无论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还是在世界伊斯兰教思想史上，都找不见他们的踪影，见不到他们的影响。
今天中国走向世界，世界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井筒俊彦、威廉·柴提克、村田幸子等外国学者都有中国伊斯兰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却略显不足。今后，我们一定要不断地研究、不断地探索，将回族先贤的思想理论从教内传至教外（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领域），从中国伊斯兰学界传至整个世界伊斯兰学界。
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季芳桐教授招收、培养了大量本科、硕士、博士生，既有回族学生，又有汉族学生，还有来自伊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穆斯林留学生。一方面，季老师悉心指导穆斯林学生从事伊斯兰教研究，例如宁夏籍学生王根明对王静斋爱国爱教思想研究、宁夏籍学生金贵对回族文化认同问题研究、宁夏籍学生马晓琴对伊斯兰教的人道思想研究、山东籍学生马佳对云南学派思想研究、甘肃籍学生丁钰梅对马启西思想研究等等，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季老师还指导和鼓励他的汉族学生关注、学习和研究伊斯兰教。比如，季芳桐指导学生对民族社会的实践调研，学生完成的作品“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机构养老现状探析——基于京宁汉穆斯林机构养老的调查”“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民族社区治理调查——以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为例”等，并分别荣获第十三届、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和特等奖。凡此种种，他为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原文发表于：《中国穆斯林》2017年第3期
伊儒会通
参考文献
①季芳桐：《伊儒会通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8页。
②坚定指坚固其身体不使涣散之性。
③长性指人的身体由小到大的发育之性。
④活性是附在人身上使人能够具备知觉、运动的性，即食色之性。
⑤气性是禀后气质之性也就是人的爱恶之性。
⑥人性指“人于先天而各得其所分与之性”。
⑦继性指“继真宰之本然而有者”，继真宰之后而有的性。
⑧刘智：《天方典礼》卷一《原教》。
⑨季芳桐、聂鑫：《中国思想史不可或缺的一章：刘智及其心性理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