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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的思考
发布时间: 2022/10/27日    【字体:
作者:季芳桐  丁钰梅
关键词:  中国伊斯兰教 经学思想体系  
 
 
近来教界、学界乃至政府都在关注建设中国特色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的问题。作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者,我们抛砖引玉,谈谈自己的看法或观点。
 
 
若要建设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有几个重点需要清楚:其一,必须是中国的;其二,必须是具有经学思想体系的。这看似多余,实质很关键。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发源于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人首先信仰了这种宗教,成为穆斯林,然后向其他地区扩展。这是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这进程并不意味着只有阿拉伯人才能信仰伊斯兰教,才可以解释伊斯兰教,也不意味着阿拉伯天然就具有宗教的崇高地位,只是显示伊斯兰教传播的前后次第。作为世界一部分,中国大致在七世纪后,传入了伊斯兰教,有了穆斯林。换言之,七世纪起伊斯兰教就在中国了。当然,伊斯兰教在中国和中国的伊斯兰教是有区别的。前者指伊斯兰教的传入,后者指具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大致到了明清之际(十七世纪中叶),即伊斯兰教传入一千年以后,产生了中国的伊斯兰教——既具有伊斯兰教特点,也包含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是否存在着自己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即建立在《古兰经》、圣训,以及伊斯兰教重要典籍基础上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包括教义学、教法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大致在明清之际就创立了这种经学体系,具体而论就是刘智的经学思想体系。如人们所熟知,刘智有两部重要著作《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前一部是关于伊斯兰教教义方面的著作,后一部则是关于伊斯兰教教法方面的著作,而两部著作的内在精神是一以贯之①。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的建立或形成。当然,严谨地说,雏形可以追溯至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
 
或有问,以前怎么没有这种说法?是的,以前确实没人如此明确地提出过。不过,随着研究深入,现在提出也未尝不可。实际上,我们以前对于明清之际的译经活动,或者说撰译活动理解得不够深。提起翻译活动,往往以为,那只是将一部阿文或波斯文的著作翻译成一部汉语著作的活动,简单说是一本对应一本的翻译活动。其实,这是活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依据多部经典而撰译成一部著作。这种以翻译为基础或前提,以融汇贯通多部著作撰写成一部书的活动,既有继承性,更有创新性。王岱舆、刘智撰译的著作皆具有这种特点,因此很难找到王岱舆的著作《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刘智的著作《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等源自哪一部著作。尽管它们没有对应的原本,仍然是纯粹的伊斯兰教的著作,是有教义或教法根据的著作,这是无可置疑的。这种融汇多种著作思想而形成一本著作的撰译活动,是这场翻译活动最出彩的,也是最值得后代效仿、学习的地方,其功效有似阿拉伯史上的翻译运动。虽然这次活动的规模,持续时间远不及阿拉伯史上的翻译运动,可是,毕竟产生了一种汇通不同文化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从翻译到创新,乃至产生一种新的理论体系角度看,这两场翻译活动的贡献,具有高度相似性。大家若清楚了明清之际翻译活动全貌,便大致明白了王岱舆、刘智在这个方面的贡献或成就。这是其一。其二,以前,我们对于王岱舆,尤其刘智理论体系并不熟悉。虽然刘智的两部著作从刊刻到现在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然真正能够理解或读懂的人是寥寥无几,能够贯通两部著作的则更是可遇不可求。究其原因:一是语言问题,现在人很难读懂言简意赅的古文著作《天方性理》《天方典礼》,自然无从把握书中之意义;二是文化背景问题,由于缺乏伊斯兰教哲学素养,以及传统的儒道佛的文化素养,常常读起来不知所云;再就是方向问题,我们从亚洲诸国留学归来的部分学者,总把眼光向外看,唯阿拉伯马首是瞻,犯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之毛病。
 
回回前辈比当代人高明,他们非常重视刘智著作。这里仅举一例: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武装起义队伍转战各地,除去粮草武器外,随身携带的书籍,仅三部:《古兰经》《天方性理》《天方典礼》②。若不重视这些典籍,在激烈战争中,岂能随行不离身!?
 
 
为什么说王岱舆、刘智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的诞生?缘由如下:
 
首先,王岱舆的著作《正教真诠》被誉为首部汉文伊斯兰教著作。之前,流行于中国的伊斯兰教经学著作,或阿文或波斯文,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千多年,自王岱舆著作《正教真诠》始才有汉文著作。其实将外文翻译成汉语或以汉语撰写著作不是一件复杂的事,为何这么久才有汉文的著作?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穆斯林信众以为:汉语属于“哈他”(错误),以汉语翻译伊斯兰教著作,非但无功反而受惩罚。以致以讹传讹,束缚了大家手脚。为此,王岱舆首先批评了这种谬论:在阿拉伯地区,有七十多种宗教而语言只有一种——阿语,为何后来只有伊斯兰教传播开来,其他宗教归于消亡?显然与语言文字无关,而与宗教教义相关。王岱舆认为文字恰似建设材料,可以用来建设清真寺,可以用来建设寺观,关键在于使用者的目的,与材料本身无关;且真主降经是为了方便教化,由于穆圣乃至最初的信众都是阿拉伯人,故使用阿语;若在中国教化信众,当然应使用汉语。因此,学者应该重视阐扬正教教义,不应执著何种文字。王岱舆这种鲜明而正确的观点,为汉语翻译活动奠定了基础。道理阐述清楚了,活动就易于展开。王岱舆不仅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带头撰写了首部汉文著作《正教真诠》,成为这场翻译活动的先导式人物。回顾历史,就清楚了现在看似简单的翻译活动,其历程也很曲折复杂,每一点进步都包含了先贤的努力。
 
其次,王岱舆、刘智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范畴、概念,为构建中国经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如人熟知,概念、范畴是构建思想体系的基石,若无基石,整个经学体系的大厦便无法建设。王岱舆、刘智的著译活动中,借用大量的汉语词汇,创造了一整套汉语的伊斯兰教概念、范畴系统。诸如:“真宰”“真主”“真一”“数一”“体一”“象世”“理世”“四元”“三子”“活类”“真忠”“大孝”“前定”“大化”“教乘”“道乘”“真乘”等等。值得称赞的是王岱舆对于“真忠”这类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诠释,由于汉语里本来就有“忠”的概念,其含义是指,下对上的效忠,尤其是民众对于朝廷皇帝的效忠。王岱舆在原有概念里,增加对于真主忠诚的内涵。经过这样的创造性诠释,这个概念不仅包含对朝廷、君主的忠诚,也包含了对于真主的忠心;而且忠心真主是首要的,忠于君主则是次之。“大孝”概念的诠释也是如此:既孝敬父母双亲,又孝敬真主,而孝敬真主是首要的。王岱舆这种翻译方法,不仅方便了大家理解,而且大大丰富了汉语的内涵。这种利用汉语原有的词汇而赋予新意的汉语概念,在其著作中比比皆是;使用频率高了,也就渐渐习惯于这种赋予新义的概念或范畴。
 
再者,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王岱舆、刘智等构建了一套汉语的精致的经学体系框架。王岱舆的主要以“真一”“数一”“体一”构建理论框架,刘智更进一步将其框架完善。刘智以“大化流行”表述之。所谓“大化流行”有两方面意义:其一,真一创造世界、万物以及人类;其二,人类(主要指信众)以遵守教法、坚持五功以及各种修持而复归真主。前一方面(其一)是一个半圆的弧,后一方面(其二)也是一个半圆的弧,两者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圆形。实际上,王岱舆的“真一”是主体,“数一”是用,由此派生万物、人类;而“体一”喻人类复归“真一”的过程和目标。换言之,这三个核心范畴实质也是要表达:真宰创造万物人类,以及人类复归真主之教义。显然,他们两人的思路是一致的,只是从框架结构达:真宰创造万物人类,以及人类复归真主之教义。显然,他们两人的思路是一致的,只是从框架结构看,刘智的更加系统、具体、完备。应该清楚这个框架所表述之内容,是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是伊斯兰教中最为内核的内容,也是伊斯兰教所以为伊斯兰教的根本。
 
最后,刘智的教义理论与教法理论是连为一体的。《天方性理》的核心范畴是“心性”,而“心性”也是《天方典礼》的核心或根本。在伊斯兰教教法体系中,作为伊斯兰教,无论信仰(认主、信主),还是功修(天道五功、人道五典、礼仪规范)等,都得有一个内在精神(心性)。否则,这一切规范都会演变成外在的、无生命力的教条③。刘智理论体系中由于具有了这种内在精神,不仅使得教义与教法得以贯通,而且也为实践神学提供了根本保障。需要指出的是,在《天方典礼》里,刘智也吸收了儒家的一些伦理规范,诸如仁义礼智信规范(实际上,《古兰经》、圣训里也有类似或近似的思想,只是没有这么固定而普及的概念。概念“不固定”,就会引起歧义;“不普及”,回族清楚,汉族不清楚,彼此交往会有障碍)等,从而为中国穆斯林日常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指导,为回族与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建立了共识的基础。
 
刘智的经学思想体系形成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获得了中国西部穆斯林的积极回应,哲赫林耶教主马元章说:介廉(刘智)开花,我要结果。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说:介廉种子,关川开花,我要结果。这两位或教派或门宦之“老人家”说出了广大穆斯林的心声,也道出了他们对于刘智理论的高度认可。若是大家理解了上述刘智的经学体系,就可以理解马元章、马元超在刘智墓前题写的“道学先觉”之内涵;就可以明白马联元的“已无圣人,若有圣人,必是刘智”之含义;就可以理解西道堂确定的“根据清真教教义,并祖述清真教正统,以发扬金陵介廉氏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清真教义”的宗旨。
 
有人认为刘智是神秘主义者,其著作《天方性理》具有苏菲神秘主义色彩。我们不认同此类观点,因为苏菲神秘主义最大特点是:个体的、内在的、遁世的、苦行的。《天方典礼》表达出的思想特点是:内外兼重的、集体的、且无遁世之苦行。有的学者不以为然,以为某某的观点是以《天方性理》为例证,这里反驳为何以《天方典礼》为依据。其实,《天方性理》《天方典礼》都是刘智的著作,而思想体系又是一以贯之的,若是将《天方性理》视为神秘主义,《天方典礼》视为非神秘主义,刘智岂不是一位矛盾的思想家?所以,对于刘智评价或归类,需要看整个思想体系,要将两部著作或全部著作放在一起理解,否则会闹笑话。不可否认,刘智确实受到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三乘功修”里,带神秘主义的痕迹,然将其归为神秘主义者是不严谨的,因为其著作中也有儒家的色彩,是否将其归类为儒家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对于融汇四教的思想家刘智而言,其著作中存在着某种宗教或某种流派的痕迹并不奇怪,只要顺此深入研究下去,大致会得出合理的结论,而不会认同上述归类。
 
 
基于此基础或前提,中国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的建设该如何进行?是沿着刘智的经学理论体系继续下去,还是另起炉灶,重新构建?若能重构当然好,起码可以显示雄心壮志。不过也应清楚,构建一个思想体系,尤其一个中国的伊斯兰教经学体系,不是一般学者能够胜任,需要如刘智一样的宗教哲学大家才行。遗憾的是,目前别说中国,即在世界范围内也没出现一位,有的只是一大批专门化的学者和众多精细化的论文。如人熟知,在宗教、哲学等领域内,成就思想体系者一定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团体,中外历史概莫能外:无论是伊本·阿拉比,还是朱熹、王阳明,皆独自创立了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所以人们称之为朱熹理学、阳明心学、伊本·阿拉比思辨神学等。若是没有这类人物出现,构建思想体系就是空谈。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思想体系所以需要重构,或受到了新理论的挑战,或已无法解释或无法面对现实的困境,或是既有理论挑战又有现实困境。宋代朱熹的理学体系,在明代时期遇到的挑战属于两者兼有:一方面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兴起,另一方面朱熹的理学规范过于教条,已无法挽救人心的颓废。于是,阳明学应运而兴,风靡天下。现在,刘智的经学体系既未受到新理论的挑战(一般学者甚至都不理解,何来挑战),也没有遭遇现实困境,为何要重构经学体系?在这方面,达浦生先生的做法值得效仿。
 
达浦生先生是一位经学造诣很深的大阿訇,曾任中国伊协副主任,其思想集中在他的著作《伊斯兰六书》中。《伊斯兰六书》本是教科书,作为教程应有几个特点:其一,是内容一定要权威、准确。教科书主要是面对经学院的学生,所教授的内容不准确、不权威,往往以讹传讹贻害众生。其二,涉及内容一定要全面。教科书要求作者在撰写过程中,不论教义、教法都得涉及,要尽可能让学生把握多的经学知识。其三,应有新内容,因为要回应所处社会的现实问题。而达浦生的这部著作恰恰具有上述特点,所以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著作。之前,中国的经堂教育也有一套系统的教材体系,诸如十三本经等,然缺少一个能够简明而系统地介绍伊斯兰教经学的,包含教义、教法内容的教科书。换言之,需要重建一个教材系统。达浦生完全可以自创体例,进行撰写,但是他却英挥了依据刘智的理论构建教材体系。翻阅该书可以发现《伊斯兰六书》的思想直接源于刘智的思想理论④,并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重申和细化。具体而论,《伊斯兰六书》的基本思路,结构框架,都是源自刘智著作⑤。而在阐述重要观点,尤其阐述教法内容时,是直接沿用刘智《天方典礼》中的观点,并以《古兰经》、圣训为凭借,展开阐述。如此一来,既为刘智理论找到了《古兰经》、圣训的依据,又为其观点增加了权威性、可靠性。试想一个教法规则或观点具有《古兰经》、圣训之依据,其权威性、正确性则毋庸置疑。或有人问曰:为何要依据《天方典礼》,合乎《古兰经》、圣训不就可以了吗?其实,这里存在一个礼俗的问题,即伊斯兰教本土化问题。汉族一直以来依据儒家的礼俗而生活,凡是不合者就视之为异端,甚至诉诸官府评判,可见社会对于礼俗(习俗)是非常重视的。《天方典礼》在撰译过程中,对源于阿拉伯地区的教法、教规等都做了系统探讨与损益,凡列入其中者,都是可信、可行的。所以,以《天方典礼》作为立论之依据也很重要。
 
1953年5月9日-11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达浦生阿訇在成立会议上致开幕词。
 
达浦生是民国时期的四大阿訇之一。何谓“大阿訇”?学界尚无明确标准和界定。信众所以称呼,总是因为:其人社会贡献或社会影响大,学术造诣或经学水平高。达浦生两者皆备,可谓名副其实。以大阿訇的智力、能力,达浦生为何不自创体系而要借助刘智经学理论?达浦生没回答,作为研究者,我的理解是:达浦生是大阿訇,以他的智慧和学术积累当然知道伊斯兰教界的学术状况,了解伊斯兰思想发展史。伊斯兰思想史若细分可分为三个方面或三条线索:教法思想史,以四大教法学派为代表;思辨神学(或经院哲学)史,其源头追溯于穆罕默德时期,而高峰期在于翻译运动以及以后的时期,以伊本·西那、伊本·阿拉比为代表;神秘(苏菲)主义史,以朱奈德等苏菲人物为代表⑥。这三大流派在发展过程中,彼此或有靠拢,或有借鉴,然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这三大流派潮流,刘智皆有吸收,真可谓以前的一切伊斯兰教思想史都汇合到刘智这里来。同时,刘智又具有儒道佛的思想背景,故能够以极大的创造性,圆通汇合彼此,化四教以构成其经学的思想体系,成为伊斯兰教思想史的高峰。自此之后思想史上再无这样的大师出现,无论伊斯兰思想史还是中国思想史,概莫能外。缘此,为何不继承刘智理论,不站在这样的巨人肩上?可见,达浦生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其选择的(由王岱舆、刘智开辟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其选择应该能够启示大家:这是建设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必由之路,现在能够做的是局部的完善和细化。
 
我国在开展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建设前不妨阅读下《天方典礼》,免得做重复劳动,免得出来的成果远不及《天方典礼》。至于伊协在经学思想体系建设中的导向问题,我们觉得可以参考佛教的经验。有一首禅诗日:“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此大意是,某位僧人整天寻找春天,寻遍了干山万水,还是没见春天。失望之余回到寺庙,拿着梅花闻香时,忽然发现春天就在自己的院内,当下春意已盎然。这是一首悟道诗,所谓悟道是指:明白了向外寻求,根本行不通,因为“春”就在自己家里,就在自己的庭院里。换言之,向外寻找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只有转身向内才能找到建设经学体系的路径和方法。希望我国伊斯兰教界同仁们能参考禅宗这段觉悟之理。
 
《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2期
伊儒会通
 
 
①详见季芳桐:《〈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内在关联——兼论刘智思想的核心概念》,《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②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五,岳麓书社,2012年版,44-45页。
 
③同①。
 
④季芳桐:《达浦生与刘智》《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4期。
 
⑤同上。
 
⑥井筒俊彦:イステム思想史 《讀と書》 ,庆应义塾出版社,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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