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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陆路丝绸之路及其贸易
发布时间: 2022/10/27日    【字体:
作者:杨富学
关键词:  明代 陆路丝绸之路  
 
 
有明一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速,深为学界所瞩目,而与之并驾齐驱的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却常被忽略。其实,明代西北地区的丝路贸易并不比海路逊色。作为明朝西域政策的一部分,陈诚等多次出使西域,与西域诸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东西方交往频繁,商业贸易隆盛,明政府与西域各地方政权间的“贡赐”关系稳固发展,往来次数繁多,贡赐规模巨大,丰富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是我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各国相联系的重要桥梁。自其开辟以来的数千年间,东西方关系的发展有赖于此,尤其汉唐时代,丝路的繁荣达到了极盛时期。宋元时代,海陆交通迅猛发展,明初的郑和七下西洋,为我国的海路交通开辟了新的时代。然而,明代的陆路交通与海路相比却显得失色不少。近百年来中外学者都把明代中西关系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海路,陆路交通常被忽略。事实上,明代的陆路交通并不比以前逊色多少,甚至在许多方面比汉唐时代又有了新的发展。
 
明代陆路丝绸之路的路线
 
明代的丝绸之路路线,正史缺乏记载,故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路线,就不能不抛开正史,去寻找新的出路。结果,明代的三位著名旅行家的游记便成为我们研究明代丝绸之路的最重要的依据。
 
其一是永乐年间明朝使臣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其二是波斯使者盖耶速丁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其三是意大利人利玛窦编著的《鄂本笃访契丹记》。下面我们对三本游记及其行程路线分别加以阐述。
 
陈诚,江西省吉水县高坑人,生于1365年,卒于1458年。一生曾四次远使西域,3次到达撒马儿罕及哈烈一带。[1] 《西域行程记》即作于永乐十二年他出使哈烈的途中,这是他的旅行日记。书中详细记载了他自肃州出发一直到哈烈的具体行程以及沿途的气候、地理、风俗民情,“是明代初期关于中亚形势最重要的资料”。[2]  原书已失传,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吴兔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书俱作3卷。直到民国二十二年,北平图书馆才从天津李氏藏书中收得《独寤园丛抄》4种,1册,内有一种即为《西域行程记》,此即为传世之抄本。[3]  此本虽不为原本,然我们可借此览见原本之概貌。此书于1936年被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影印出版。
 
《西域行程记》的重新发现,对我们研究明代的中西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此则陈诚奉使西行之程途,悉可按图以求了。从行程记看,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十三日,陈诚一行自肃州卫(甘肃省酒泉)北门外发轫西行,渡过北大河,“北岸祭西域应祀之神,以求道途人马平安。”沿着古丝绸之路出玉门关至哈密,然后越火焰山、流沙河,经鲁陈、火州抵吐鲁番。这一段大致与唐代的中、北道相合。但是,出了吐鲁番后,陈诚并未沿着中道,也未沿北道继续前行,而是在崖儿城将使团分为南北两路,陈诚当时就随南道前进,他的日记也仅记载了这部分人的行程路线。使团中分出的北路因史籍缺载,无法叙述其行程。大概这批人从崖儿城向西北沿着汉唐时代的丝路北道继续前进,直到今伊宁以西、阿力马力山口以东的地方,南北两路才得重逢。
 
陈诚使团出了崖儿城,折而向南,到达了托克逊,沿阿拉沟继续西行,绕过窟丹纳兀儿,穿越博脱秃上,进入了孔葛思河谷。这条道路既不是汉唐时代的北道,也不是中道,陈诚是在古之北路与中路之间穿行的,历代的旅行家均未走过此路。四月十七日,陈诚使团在孔葛思河畔的忒勒哈喇遇到了马哈木使臣,陈诚一行在马哈木王驻地盘桓了13天,然后越过阿力马力山口,渡过衣烈河折向西南,翻过险峻的爽塔石(今三塔什山脉),绕过亦息可儿东面,向西南行走,再过塔尔塔什大坂,于六月十一日访忽歹达牙帐的所在地喀喇乌只。在此处停留3天后,便取道北行,越过伊塞克湖与松湖之间东西走向的山脉,溯喀修喀儿河西上,越其分水岭到达塔拉斯河谷,沿河谷西行,于六月二十六日到达养夷城。这之后又穿越了养夷、塞蓝、达失干、迭里迷、撒马儿罕、迈母纳、马刺绰等地,于闰九月十四日抵达西使的终点哈烈城,即告此次出使顺利完成。这次出使在中国与波斯的关系史上很有影响,被称为明代早期中亚地区最重要的事件。
 
陈诚东返后不久,波斯方面的沙哈鲁王也向中国派出了庞大的使团。这个使团是由沙哈鲁王首先发起的,他的首席代表是沙的·火者,当这个使团行到撒马儿罕时,其长子兀鲁伯·曲烈干、次子阿不勒法特·亦不刺金、三子米尔咱·贝孙忽儿、四子苏玉尔格特迷失、五子穆罕默德·术克也派出了各自的代表,组成了数百人的庞大队伍,其中一位比较著名的人物盖耶速丁是当时有名的画师,他作为沙哈鲁第三个儿子见孙忽儿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出使,他奉贝孙忽儿之命,用日记形式记下了出使的全过程。不久,沙哈鲁的宫廷史学家哈菲兹阿不鲁把它润色后收进了他的《历史精华》一书中,随后阿伯特拉柴克又从他那里转录,稍加节略收进他的《沙哈鲁史》。法人郭特梅尔根据阿伯特拉柴克的本子译为法文,英人亨利·玉尔再据法文译成英文,张星烺再从英文译成中文,发表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1934年,拉合尔的麦特列据《历史精华》将盖耶速丁的著作译为英文,1981年何高济据此英译本将之译为中文出版,此本要比前面的本子稍全面一些。我们在此即根据这两个版本来探求沙哈鲁使团的行经路线。
 
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沙哈鲁所派使节沙的·火者一行离开了首都哈烈城,经八里黑抵达撒马儿罕,稍事逗留,待第二年二月继续前进,经达失干、塞蓝,绕过亦息渴尔,沿着衣烈河的支流特克斯河进入了裕勒都司平原的西北部,跨过了天山,终于于1420年7月11日抵达吐鲁番,在喀喇和卓受到了中国官员的欢迎。接着他们开始向柯模里(哈密)进发,于8月2日抵柯模里城,然后经柯模里,横穿大沙漠,在玉门接受了中国官员的稽查后,继续东进,经肃州、甘州、胡思纳巴德,[4]  渡黄河,于12月3日到达真定府,14日到达终点北京城。沙哈鲁使团队伍庞大,历时年余,跋涉一万多里,并有人专门将沿途所过地方的见闻、民俗、地理加以记述,为中西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为中西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多种意义上说,它与陈诚的西使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陈诚、盖耶速丁之后,中西关系仍在继续发展着,虽然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在历史推进了将近两百年后,丝绸之路上又出现了中西陆路交通史上值得一书的事情:即葡萄牙人鄂本笃不远万里,从印度的德里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了中国。
 
与陈诚、盖耶速丁使团的出使相比,鄂本笃的出使规模及性质与前二者大不相同。从规模上说,前二者都有数百人之多,队伍十分庞大,而后者只有其本人和一个仆人亦撒克,其余的均为路上相遇的同路人;从性质上说,前二者均具有商业性质,此外还肩负着加强中波两国相联系的政治使命,而后者则仅仅是为了传教。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轻视鄂本笃之行记的价值,最起码的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行记中看出在明代的中亚和新疆还有一条不同于以上二者的另一条道路,并且还可以从他的行记中看出这条道路在当时繁荣昌盛的大致概况。鄂本笃在出使中国的途中及时地记了日记,不幸的是,他到肃州后就生了一场大病,未能实现其到北京传教的宿愿,就于1607年病逝于肃州了。他的日记大部分散失,仅留下很小一部分。后来,意大利人利玛窦根据这些残留的日记和鄂本笃的仆人亦撒克的口述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5]  其后由法兰西人金尼阁存录于《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张星烺据亨利·玉尔英译本译为中文收入《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依据张星烺先生的译文,我们可以按图索求鄂本笃的出使路线。
 
鄂本笃于1602年(万历三十年)10月31日从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出发,于12月8日到达陪都腊和儿,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得力的仆人亦撒克。在他来之前,腊和儿已聚集了大批欲往喀什噶尔的商人,鄂本笃顺便与他们同行。1603年1月6日,他们离开腊和儿踏上旅途,经阿塔克(阿托克)、配夏哇(白沙瓦),沿着喀布尔河谷进入可不里城(喀布尔),恰遇喀什噶尔王之妹自麦加(实为麦地那)还国,道经可不里,于是鄂本笃即与之同行,经八鲁弯、塔里寒东进,越过帕米尔高原经撒里库尔(塔什库尔干)、鸦儿看(今莎车)、阿克苏、库车、察里斯(焉耆)到达吐鲁番。他从印度至此一段大体与玄奘东返路线相同,此后,他又沿着陈诚使团、沙哈鲁使团走过的路线经哈密嘉峪关,于1605年底到达肃州,第三年他就病死在这里。
 
明代丝路上频繁的商业往来
 
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明与西域的政治、经济往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随着祖国内地与西域地区经济的发展,西域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频繁,尤其在永乐年间,明成祖“锐意通四夷”,[6]  使明朝与域外各地的联系空前加强。当时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主要采取“朝贡”与“回赐”的形式。西域各地不断地派出庞大的使团向明政府朝贡,明政府也以回赐的方式赐给西域诸国各地内地所产物品,这种规模是相当大的。西域诸国的贡使人数常达几百人之多。如沙哈鲁使团的贡使就有500多人,这还只是不完全的统计数字。[7]  明朝的使臣西使其规模也是很大的,去时还带有大量的物品。
 
据载,陈诚每次出使都携带大批白金、磁器、文锦、纱罗、绢布赠送西域沿途各地王廷,而这些地区的使臣在随同陈诚朝贡时,也常带大量的玛瑙、马匹和当地土特产品。永乐十七年,哈密向明朝进贡,派出的使者及商人有290人,贡马3500百多匹及貂皮、硇砂等物,明政府回赐的钞达3.2万锭,文绮百匹,绢1500匹。[8]  当时的明政府是欢迎外国前来朝贡的并且屡派使臣,“招来四夷”,[9]  而西域诸国也是乐于朝贡的。当时就明政府而言,除了希望获得西域诸国朝贡来的马匹及当地的土特产品外,更重要的是想利用这种手段来羁縻诸国,使“远方万国无不臣服”。[10]  与之不同,西域诸国则侧重于它的经济利益。他们朝贡的经济目的有二:一是向明政府进贡的物品都有一定的价格,可以得到相应的回赐,此外明政府还要另外给赏,哈密、吐鲁番、火州的头目还经常指名“乞讨”所需物品,结果“其获利百倍”;[11]  二是利用朝贡的机会携带各种土特产品到内地贸易,明政府“听其量带方物来京贸易”, [12]  朝贡所得回赐物也可以随便出售,[13]  允许贡使在进京以后,于会同馆开市五日,“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交易”。[14]  有时还允许西域商人沿途在河西的甘州、肃州、临洮及北京买卖、定居,使西域商人遍及西域、河西及北京一带。比较典型的是甘肃的肃州,当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居支那人,另一部分则为回教徒所居,这些回教徒“皆来自西域喀什噶尔等地,专业营商,多有在此娶妻生子者,家室缠绵,因贸于此,不复西还,遂籍入土人之列”。[15]  西域的朝贡使臣中有许多完全是为了贸易而来的,正如礼科给事中黄骥所言,“西域使客多是商贾,假进贡之名,籍有司之力以营其私”。[16]  可见,当明的朝贡具有明显的官方贸易的性质。
 
除了以朝贡为形式的官方贸易外,明代的市场贸易和私商贸易也相当频繁。当时新疆北部的瓦剌人就经常在明朝境内“市其私马”,[17]  有时瓦剌使臣进贡的东西太多,明政府只选一部分,其余的东西令其自己出售。[18]  哈密与明政府的市场贸易数量则更大。永乐元年,哈密一次就与明“市易马四千七百四十匹”。[19]  明宣宗时,“亦力把里使臣打刺罕马黑麻等,以马来鬻。有司定价:中马每匹钞三千贯,下马每匹二千五百贯,下下马每匹二千贯,骒驹一千贯”。[20]  可见,明政府对当时的市场贸易也是很重视的。
 
通过各种形式的商品贸易。双方都得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其中的茶马贸易是他们之间贸易的大宗。就明朝来说,永乐皇帝为了解除蒙古对北方的威胁,“车驾频岁北征,令马,遣官多隣綵币,磁器、市之失刺思及撒马儿罕诸国。”鼓励西域诸国前来贡马。[21]  正如上面所谈,明政府的“招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据笔者统计,明成祖在位的22年间,几年每年都有西域使者入明贡马。对明朝来说,出于巩固国防的需要,对西来的马匹特别重视,想“用茶易马,固蕃人心。”同时,有了马匹就可以满足抵御外侮、“以强中国”的需要。[22]  朱元璋命制金牌四十一面,令官员捧入洮州、河州、西宁等少数民族地区,每年用茶五十余万斤,易马一万三千八百多匹。[23]  这些马匹大多配“给守边将士”。[24]  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西域的贡物中马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次才是驼、玉石、硇砂、貂鼠皮等物。而西域的贡使,对内地的茶也特别感兴趣。据英国学者罗莎堡(研究,西域少数民族希求茶叶的主要原因是,“饮茶比马乳酒之类的饮料更容易消化,比饮水更安全,且能提神醒脑,抗冻耐寒”。[25]《 明史》上说牧民“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26]  所以茶叶几乎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
 
明朝初年,明政府禁止私茶出境。后来,此令渐被取消。如吐鲁蕃使者“进贡”,“至临青州收买违禁食茶、丝缎五十余柜”,明政府“命所司斟酌给带”。[27]  哈密“使臣阿都火者入贡,私货茶于民家”。[28]  到了明武宗时,“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回西域。[29]  除私茶外,明代还有官茶、贡茶。朱元璋每年用茶五十万斤,易马一万三千八百多匹。明政府还设有茶马司,掌管茶马贸易。此外,明朝的药材、绸缎、布匹、磁器、银器都是西域各国所需要的,其“服食器用,悉仰给于中国”。[30]  “缎匹、铁、茶”等物,都是“彼之难得,日用之不可缺者”。[31] “若彩缎不去,则彼无华衣;铁锅不去,则彼无美食;大黄不去,则人畜受暑热之灾;麝香不去,则床榻盘虺蛇之害”。[32]  西域诸国对明朝的手工艺品的珍视可从一个例子看得出来。据说,撒马儿罕的兀鲁伯王专门建造一座特别的房子来储存明朝的瓷器,哈烈的沙哈鲁王也建了一座中国式的房屋作储存中国的商品之用;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博物馆里,珍藏的宋瓷及明瓷有8千多件。
 
[33]  西域诸国对中原地区的丝绸历来就特别感兴趣。“很明显,对内亚诸国来说,丝绸是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中国礼品”。[34]  永乐年间,哈密向明“进贡”,明政府回赐的物品除3.2万锭银两外,尚有“文绮百匹,绢干五百匹”。[35]  正统十二年,瓦剌“来贡”,明政府一次就回赐“彩缎表里、布帛共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匹”。[36]  西域诸国每次到内地的商人带回的货物都有大量的丝织品,可见西域与内在有明一代的商业往来之繁盛。为了更直接地说明明代内地与西域商业往来的盛状,笔者根据《明实录》、《明史》、《明会要》、《国榷》等有关资料,对西域诸国的朝贡年代,次数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统计数字中不包括国别不详者),简列下表:
 
可以看出,西域各族人民通过进贡和贸易,将西域的牲畜、皮张、玉石及其他特产运往内地,又将内地的绸缎、茶叶、铁器、药材以及其他生活用品输入西地。两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对于促进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良好的作用。
 
明代的丝绸之路是汉唐丝路的继续和发展
 
明代以前的丝绸之路,尤以汉唐为盛,蒙元次之,明代的丝绸之路是在汉唐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明代的丝绸之路路线与前相较有所变更;二是丝路上的贸易往来比以前更加频繁。
 
按我们一般的说法,丝绸之路在今新疆、中亚境内,主要分为南北中三道,其南道大致是由河西出敦煌向西南经塔里木盆地南缘,过莎车,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中道大致由敦煌向西北经哈密、吐鲁番,沿着塔里木盆地北缘从喀什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北道则由敦煌向西北经哈密、吐鲁番、吉木萨尔、乌鲁木齐沿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入伊宁,向西进入七河流域。此外,唐代还有碎叶道、热海道等,但从当时或历史上来说,它们均不如以上三道显得更为重要。明代的丝绸之路是在汉唐以来的丝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许多地方与汉唐时代的丝路大体相合,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最明显的一点是汉唐直到元代一直很繁荣的丝路南道中衰了,而在原来的中道和北道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结果又形成了新疆境内新的南中北三道。
 
从上面已经叙述过的史实来看,明代的三位旅行家大致是这样旅行的:
 
盖耶速丁走了汉唐时代的北道,鄂本笃从印度至帕米尔段是沿着汉唐时代丝路的南道行走的,过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就转入了中道;而陈诚正好是在二者之间穿行,与以前比起来这是一条新道。当这条新道兴起的时候,汉唐时代的南道中衰了,即使没有完全断绝,也无论如何不能再与汉唐时代相比了,这有两条证据可寻。其一是明代的史籍,包括诸旅行家的游记均未提到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道路。鄂本笃出使中国时曾到过于阗,这里距敦煌已经不远了,按11世纪阿拉伯人马卫集当时的旅行情况计算,从这里到敦煌仅需55天时间。[37]  可是他没有继续东行,而是又绕回了叶尔羌,然后再由叶尔羌绕北道东行,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此时的南道大概不利于游人的往来。其二是《明实录》中凡记载明朝使臣出使西域时,一般按所至先后依次叙述,当涉及于阗时,我们总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于阗每次总被放在哈实哈儿的后边,可见明朝使臣总是先到哈实哈儿,后到于阗,此亦证明于阗以东的道路此时是不大畅通的。
 
从历史上看,于阗长期是丝路南道上的一座重要城镇。元初,这里发生过一场动乱。佐口透在其题为《元代的塔里木之南边地带》的论文中,[38]谓和田在加伊孜叛乱中受害颇重,但不日恢复,成为元朝在塔里木南边地带的经济活动中枢,所以此时丝路南道比较兴隆。但到了元末明初,中原王朝“势力达不到该地,渐渐地便陷于政治上的无秩序状态。”《拉失德史》亦记载了明初这里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于阗是战乱的中心,战争中于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39]  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特殊地位。明朝就把经略西域的重心放到了哈密一带,在那里驻军设官,作为“西域之襟喉,以通诸蕃之消息”的孔道,[40]  凡军人往来,军需品的输入均经哈密,使肃州到哈密段的商旅设施空前改善。在这种情况下,明代的旅行家、使者舍南道而走哈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说汉唐丝路南道的中衰是当时历史条件带来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陈诚西使路线的“开辟”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它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根据《西域行程记》的记载:陈诚使团越过吐鲁番后,于二月二十四日“由崖儿城南顺水出山峡向西南行,以马哈木王见居山南,遂分西、北两路。”对于这个简单的记载,王继光分析说:“明政府使团在崖儿城南分西北二路的原因是当时别失八里马哈木王已西迁到亦力把里驻牧,因使团要相见转达朝廷旨意,故分出陈诚、李暹一行。”[41]  这种分析有一定的见地,但是,他说当时马哈木王是牧于亦力把里则是欠妥的。
 
我们知道,别失八里政权迁入亦力把里是在1418年,《明史》载:“[永乐]十六年,[别失八里]王为从弟歪思所弑,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国号曰亦力把里。”[42]  而马哈木王在位的年代是1407~1415年,陈诚出使西域是1414年,距歪思汗西迁尚差6年,由此亦可推想当时马哈木王驻牧地并不在亦力把里。
 
马哈木王驻牧地既不在别失八里,又不在亦力把里,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正确的回答是:他的驻牧地正好在别失八里与亦力把里之间的巩乃斯河深处,他驻牧于这个地区的原因是当时受到了河中地区跛子帖木儿的压迫,不得已而为之。
 
14世纪下半叶,帖木儿帝国崛起,向外四处扩张,曾7次远征东部察合台地区。特别是1389年,不仅远袭也儿的失河畔察合台后王黑的儿火者的王帐,帖木儿本人还在额敏河畔设立了他的斡尔朵,以此为根据地进攻蒙兀儿斯坦,迫使黑的儿火者屈服。为了逃避帖木儿的压迫,黑的儿火者将他的牙帐迁到蒙兀儿斯坦与畏兀儿斯坦之间的巩乃斯河深处。直到1937年,黑的儿大者把女儿嫁给贴木儿后,才结成和议。[43]  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马哈木王之时,仍未有什么改变,王帐的具体地点陈诚的《西域行程记》中有所反映。
 
按陈诚行记所载,他于永乐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到孔葛思,安营住1日,“十七日,晴,早起,向西行,约行五十余里,地名忒勒哈剌,近夷人帐房处安营,马哈木王遣入来接,住一日。十九日,晴,明起,顺河西下,行五十里,近马哈木王帐房五、七里设站舍处安营,住十二日。”文中的孔葛思即今坎苏;忒勒哈刺,今名阿勒马勒,西距新源县城60里左右,正好与上文所载相同,故当时的马哈木王帐房就在今新源县治附近。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陈诚出发时很可能并不十分清楚马哈木的具体住址,直到崖儿城才听说“马哈木王见居山南”,于是分两路去找,终于在巩乃斯河畔找到了马哈木王。陈诚的行记第一次告诉我们,在阿力麻里与吐鲁番之间还有一条不同于北道的道路。可以说,这是陈诚一行首先“开通”的。虽然这条道路很可能早就存在着,但它并不为人知晓,此时开始进入史册,这不能不说是陈诚一行对我国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的一个重大贡献。此外,宋元以来,汉唐时代十分繁荣的丝路北、中道敦煌至哈密段的交通早已寥落,直到明代,这条古老的丝道才又重新活跃起来,明朝进西域者有赖此道,西域朝贡者亦赖于此道,所谓“诸番入贡者众,皆取道哈密”[44]之载就反映了明代这段丝路繁荣的影像。这是明代对丝绸之路的又一重大贡献。
 
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内地与西域的商业往来一直不曾间断。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更,这种联系时强时弱,但从整体上说,这种联系是在日益加强着。到了明朝,由于明政府鼓励新疆各地方政权“朝贡”,因而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据当时的记载:“西域入贡者尤盛”,[45]  岁岁不绝,西域商人“往来道路,贡无虚月”。[46]  在明朝以前,西域与内地的贸易多是通过商人进行的,官方贸易不占主要地位;到了明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明政府强调官方贸易,使明代的这种商业往来大多控制在政府手中。官方贸易的承受量自然要比私人贸易大得多。正统十二年,瓦剌遣使朝贡,使团人数达二千一百四十九人。[47]  瓦剌对明朝最大的一次进贡发生于景泰三年(1452),也先与阿剌遣使3095人,进贡马驼四万零二百余匹。明朝“通赏各色织金彩素纻丝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二匹,本色并各色阔绢九万一百二十七匹,衣服三千八十八袭,靴袜毡帽等件全”。为运送这批贡使从北京到怀来,令沿途“五府各卫并顺天府,共办车三千五百辆,装送虏使赏赐行李”。[48]  这是空前的,即使清代,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明政府这一次“回赐”的“彩缎表里、布帛共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匹”。[49]  这样庞大的使团,如此巨大的贸易数额,如果没有政府的出面,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从历代的丝织品贸易来看,汉唐时代是比较兴盛的,但到了宋元,这种贸易数额反而大为减少;直到明代,内地与西域的丝绸贸易才有了新的起色。永乐年间,哈密向明朝的一次朝贡,除了得到明政府回赐的3 2万锭银子之外,还有“文绮百匹、绢千五百匹”。[50]  上面举到的瓦剌一就得到明朝“彩缎表里、布帛共一万三千多匹”的事实,更能说明当时贸易数额之巨大。
 
汉唐时期,西域已出现了棉布,但并未成为商品,元朝时期才稍有零星的棉布贸易,明朝时候,这种贸易日益增多,哈密的“贡使”买回的商品中就有梭布、漂白布和其它布匹。
 
西域与内地的茶马贸易,汉唐时期都比较少,直到宋代,内地的茶叶才开始大批地输入西域,然元代有所中断,到明代才又重新恢复并有所发展。随着明朝的灭亡,这种贸易也日益减少了,到乾隆年间,这种茶马贸易最终销声匿迹。
 
在明代,西域输入内地的牲畜品种中,除马之外,尚有牛、驴、骡、羊、骆驼等等。明永乐年间,哈密使臣到内地贡马的时候,同时还有“驼三百三十六头”。[51]  柳城,哈密“共贡羊两千只”。[52]  这样的贸易数额在以前也是少有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历史与秩序
 
注释:
 
[1]  拙作:《关于陈诚及其西行的几个问题》,《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页21~25。
 
[2]  莫里斯·罗萨比:《明代到亚洲腹地的两位使者》,中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2期。
 
[3]  向达:《〈西域行程记〉跋》,《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2卷3期,页113。
 
[4]  张星烺先生疑为兰州,是也。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297页。
 
[5]《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444页。
 
[6]《明史》卷304《侯显传》。
 
[7]《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293页。
 
[8]《明太宗实录》卷216。
 
[9]  [明]马文升:《兴复哈密记》。
 
[10]《明史》卷333《于阗传》。
 
[11]《明仁宗实录》卷5上。
 
[12]《明武宗实录》卷43。
 
[13]《明武宗实录》卷43。
 
[14]《明会典》卷112《礼部七十·给赐三》。
 
[15]《鄂本笃访契丹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435~436页。
 
[16]《明仁宗实录》卷5上。
 
[17]《国榷》卷23。
 
[18]《明太宗实录》卷25。《国榷》卷26。
 
[19]《明史·西域列传》
 
[20]《明宣宗实录》卷43。
 
[21]《明世宗实录》卷3。
 
[22]《明史》卷80《茶法》。
 
[23]《明史》卷80《茶法》。
 
[24]《明太宗实录》卷25。
 
[25]  [美]莫利斯·罗萨比:《中国与内亚》,伦敦,1975年,第79页。
 
[26]《明史》卷80《茶法》。
 
[27]《明武宗实录》卷74。
 
[28]《明孝宗实录》卷25。
 
[29]《明史》卷80《茶法》。
 
[30] 李承勋:《议处哈密事宜疏》,《皇明经济文录》卷40。
 
[31]  卢问之奏:《吴中奏议》卷12
 
[32]  陈九畴奏:《关中奏议》卷12。。
 
[33]  波普:《十四世纪的青白瓷: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博物馆的一批中国瓷器》(华盛顿,1995年)页18。
 
[34]《中国与内亚》,页76。
 
[35]《明太宗实录》卷114。
 
[36]《明英宗实录》卷158。
 
[37]《马卫集论中国》,中译文载《中亚历史民族译丛》第一集,(1985年)。
 
[38]  载《北亚细亚学报》第二辑(昭和十八年十二月)。
 
[39]  米尔帕·马黑麻·海达尔:《拉失德史》第52章,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40]  马文升:《兴复哈密记》。
 
[41]  王继光:《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城番国志〉研究》,《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1990年,第214~241页。
 
[42]《明史》卷332《别失八里传》。
 
[43]《拉失德史》汉文本,第页224~225页。
 
[44]  许进:《平番始末》卷上。
 
[45]  马文升:《兴复哈密记》。   
 
[46]《明仁宗实录》卷五上。
 
[47]《明英宗实录》卷158。
 
[48]《明英宗实录》卷225,第4891页。
 
[49]《明英宗实录》卷158。
 
[50]《明太宗实录》卷114。
 
[51]《明太宗实录》卷126。
 
[52]《明史》卷329《柳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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