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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神话母题研究引向生活世界——评张多《神话观的民俗实践——稻作哈尼人神话世界的民
发布时间: 2022/12/1日    【字体:
作者:杨利慧
关键词:  神话母题 生活世界 《神话观的民俗实践——稻作哈尼人神话世界的民族志》  
 
 
“母题”(motif)一词在艺术学、考古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中都有广泛应用,在国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领域更是核心概念之一。美国著名民俗学家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曾在盛赞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编纂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时指出:“母题已成为民俗学中一个独具特色的概念。按照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Dorson)的观点,具备运用斯蒂·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的能力,成了民俗学家必不可少的技能,而且也是使他区别于其他文化领域学者的决定性特征。”在阿莫斯看来,能否把握母题这一概念并运用其索引来开展研究工作,成为国际民俗学者的一项基本技能和身份标识。
 
不过,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母题”的界定和理解并不相同。例如,在其最初索引的编制者汤普森看来,母题“是构成传统叙事文学的元素”(the elements which make up traditional narrative literature),它“包括叙事结构中的任何元素”(to include any of the elements of narrative structure),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在传统中持续的元素,它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汤氏的界定为国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领域的相关探讨提供了基础。在此之后,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丹·本-阿莫斯以及中国民俗学者刘魁立、金荣华、陈建宪、吕微、户晓辉等,也都对这一概念做过集中阐述。近年来,我也曾在与张成福共同编制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中,吸纳并适当修正前辈学人的观点,将“母题”界定为“指在不同的叙事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易于日常生活形态的叙事元素,是构成叙事的基本单位。”神话中出现的母题一般有三类:1、一个形象或特征,如神话中的创始者、天梯、三足乌等;2、一个场景或其特性,如天上起初有10个太阳、原始之水、天地相连等;3、一个事件(行动)或其特性,如造人、射日、分离相连的天地等。这些叙事元素反复出现在神话中,并经由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了各种类型的神话文本和千姿百态的异文(version或variant)。
 
那么,学者们为什么要划分母题?或者说,划分母题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呢?这不能不提到20世纪上半期十分活跃的历史-地理学派。这派学者认为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广泛、详尽地研究故事情节,以确定这些故事的最初发祥地及其流传的地理途径。为了便于比较众多的故事异文,并从中探求故事的原型和发祥地,该派学者把世界各地、各民族中流传的类似或雷同的故事情节划分为“类型”(type),后来觉得类型的划分还不够精细,于是又进一步划分出母题。类型和母题的划分以及相关索引的编纂,原本的主要目的都是为民间文学的系统分类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便于世界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用汤普森的话说就是:“世界民间文学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单个母题中的相似之处比完形故事中的更为常见。因此,假如我们要将全世界的传统叙事资料加以系统整理以使之井然有序(举个例子说,就像科学家们处理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学现象那样),那么就必须通过对单个母题加以分类的方法,而正是这些细节组成了那些丰满的民间叙事,也正是这些简单的元素能够为全部传统文学的系统分类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刘魁立在谈到世界各国的类型索引和母题索引时也认为:“对于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深层的研究,不能不对故事的母题进行分析。就比较研究而言,母题比情节具有更广泛的国际性。”
 
毋庸说,在历史-地理学派及其划分类型和母题的做法中,体现出鲜明的“以文本为中心”的观念,即将民间文学的文本视作自足的、抽象的、与语境相剥离的事象,学者们由此比较文本的异同,追溯其可能的源头和流变的过程。这一文本中心观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盛行的“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研究范式。
 
但是,自19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民俗学的研究范式逐渐出现了转向:与具体语境相脱离的、抽象的、静态的文本分析逐渐为流动性的语境研究(contextual studies)方法所取代。在中国民俗学界,1990年代中期以后,语境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民俗学的主导性研究方法,学者们纷纷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强调民俗表演的情境,以此对社区中特定的民俗事象和事件进行语境的描述和分析。在这一新范式的冲击下,许多经典的探讨民间文学形式特性的概念以及研究方法,包括类型和母题的比较研究、形态学与结构主义等,逐渐被冷落,而民间文学文本自身及其艺术审美特性也不免受到忽视。这一局限和不足引起了一些敏锐的民俗学者的关注并引发了持续的反思和大讨论。
 
那么,如何既承接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所得以安身立命的经典学术传统,又吸纳新取向的合理主张以开展当下的学术研究?直面并探寻这些问题的解答之方是当下民俗学建设的重要任务。几年前,我曾针对这一问题尝试性地提出了一种“综合研究法”(synthetic approach),主张在研究中兼顾文本与语境、长时段的历史与具体表演时刻、集体传承与个人创造以及大范围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与某一特定区域的民族志研究,但是显然,该方法的提出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尤其是如何把语境的视角与文本中那些相对稳定的内核的探究相结合,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和实践。
 
在这样的学术发展脉络中来看张多的这部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改进完成的著作,便可清晰地看出:作者广泛吸纳了晚近国际国内民俗学界的相关理论成果,在对既有文本分析范式予以反思的基础上,对语境研究范式做出了新的探索,特别是在神话母题研究方面,迈出了具有突破性的一步。
 
在我看来,本书的首要贡献在于将神话母题研究引向了生活世界。如前所述,母题概念的提出是文本中心观的产物,长期以来,国际民俗学和神话学界的相关探究成果几乎都是将母题作为去语境化的、静态的、抽象的叙事元素,与神话所生存的社区及其日常生活相剥离,较注重其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却忽视其对于特定地域和族群的意义和功能。与此取向不同,本书作者力图在云南哀牢山腹地元阳县全福庄哈尼人的日常生活中去理解母题的本质及其实践机制。他在当地哈尼人的口头传统演述、苦扎扎节、丧礼以及服饰等多种语境中,详细考察文化实践与神话母题之间表里交融、相辅相依的关系,例如神话母题承载着哈尼人的宇宙观、人观和价值观,形塑了哈尼人的整个社会文化制度,指导着哈尼人与哀牢山诸多民族的相处之道;苦扎扎节上的杀牛分肉、骑磨秋和荡秋千是对补天补地、天人沟通等神话母题的象征性模拟;死亡母题与其丧礼仪式相互依存,彰显着仪式的功能与合法性……最终,作者创造性地提出母题是在民俗实践过程中动态生成的、“一种描述叙事和观念存在方式的机制”,神话母题是“神话观被实践的最典型方式”(见本书“结论”)等结论。这一成果突破了母题研究长期囿于文本形式分析的局限,进而将其引向了丰富广袤的民间生活世界,生动地揭示了母题在本土文化语境中的生机和重要性,有力推动了母题的文本分析与语境研究的结合,不仅为神话学开辟了一方新的探索天地,也昭示了母题这一经典概念在当代以及未来的更多拓展潜力。
 
本书的另一大显著成绩还在于推进了神话的民族志研究,并为其提供了又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在世界神话学史上,古代典籍神话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学者们多运用古代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对神话以及其中的神祇进行溯源性的考据。为纠正这一偏颇,我一直倡导运用田野作业方法对当代社会中流播的神话进行描述和阐释,几年前与学生合作出版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一书,更力图运用民族志式田野作业(ethnographic fieldwork)的方法,比较深入地考察神话在当代特定社区中的存在形态、具体情境中的发生过程以及那些传承神话传统的人们对神话的理解。民族志式田野作业方法更注重事象、情境以及主体之间的互动,与聚焦于特定民俗事象的历史、结构、一般实践过程及其生存现状的“以事象为中心”的田野作业相比,显然实践难度更大,成果的撰写也更繁杂,因此,可称作民族志研究的神话学成果并不多。张多此书则立志要“借助民族志方法去探索神话观念如何在生活现场被实践”,他对自己要撰写出的神话民族志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神话民族志的追求,是在将神话作为本土经验来对待的同时,也注意对神话背后基础性全局观念的阐释”(见本书“导论”),“并不是简单地去田野中验证索引里的神话母题,而是在田野现场观察哈尼人如何实践他们的神话观、如何运用特定的描述手段构筑他们的神话世界,进而与学术概念对话”(“结论”)。为达到上述目标,作者多次深入哀牢山哈尼人村寨进行生活和调查,从中日渐深入地理解神话对于当地社区和哈尼人的意义。为此,他曾在调查丧礼时被人误解、呵斥而满腹委屈;曾被毒虫、虱蚤叮咬了80多处伤口并留下了永远的疤痕;更在调查过程中遭遇死亡等突发事件,感受到身心和伦理的双重冲击(参见本书“附录”)。这样的努力和付出显然也换来丰厚的学术回报:本书对哈尼人的神话世界的描绘翔实而鲜活,特别是对“哈尼哈巴”演述情境、苦扎扎节、全福庄的葬礼的描述,不仅展现出神话、情境以及主体之间的互动,也为作者最终结论的获得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书中提出了诸多富于启发性的理论观点。例如,认为神话作为文类的本质是“人类全局性观念的表述(存在)方式”,而界定神话的关键在于“神话观”(见“导论”),进而倡导神话研究应“以观念实践为中心”(“结论”);主张神话母题是在叙述活动中动态生成的一种表达机制(见“结论”),神话主义对神话资源的挪用与重述是运用了神话母题的表述机制(第八章)……如此等等。这些见解对学界重新理解神话、神话观、母题以及神话主义的本质和特点均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书末附录中出现的《中国哈尼族神话母题索引》也值得读者关注。从神话文本中辨识和划分母题十分繁难,索引的编制更加不易。该索引是国内首个特定少数民族的神话母题索引,不仅体现出作者对哈尼族神话的热爱和用心,也与本书正文内容构成了彼此呼应的关系,如果没有先做这一索引,作者在调查中对各类语境中呈现出的神话母题的辨识无疑会比较困难(不过,反过来说,文中也许也会少一些先入为主认定母题的不足吧)。
 
总的说来,本书目标明确,问题意识清晰,视野开阔,观点多有创新,资料也比较丰赡翔实。2017年,作为该著前身的博士学位论文《哈尼人的神话世界——以母题的生活实践为中心的民族志》在匿名评审时被三位专家全部评为优秀。随后答辩时,也被以刘铁梁教授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给予了“优”的成绩,认为该文“对于进一步推进民俗学界有关语境研究范式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的调查深入细致,理论与民族志描写相得益彰,可以看到作者顽强的学术追求、严谨的治学态度”,“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底,该文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当然,本书也难免有不足之处。我觉得其中对于神话母题在民俗实践中“动态生成”的过程还需要进行更充分的论证。再者,书中使用的专业术语较多,但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还有待厘清,特别是对一些学术史上的重要理论及其核心概念,也需要更多的理解消化和融会贯通。此外,书中提出了大大小小很多论点,有些缺乏论证,这也影响了论著的精深度。
 
在最后,我想稍微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本书作者,希望对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有些助益。张多是云南人,对少数民族神话一直情有独钟(参见附录二《我与哈尼》),硕士阶段便师从秦臻先生,撰写了有关哈尼族鱼创世神话的学位论文,该文后被评为云南省优秀硕士论文,也为他的博士论文写作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2014年,张多以优异成绩从云南大学文学院考入北师大,进入我门下攻读民间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方向依然是神话学。在北京就读的三年间,他非常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同学们都开玩笑地称他为“张百度”,意思是没有他不知道的人和事儿。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张多对民俗学事业的热忱,他不仅热心参与并组织各类学术活动,还常常拿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民间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俗学会做事,任劳任怨。张多也很热心助人,许多在读的学生都曾在学业上得到他的帮助。2016年夏至2017年初冬,张多得到北师大文学院的专项资助,曾前往美国民俗学教育与科研的重镇——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系访问交流,师从苏独玉(Sue Tuohy)博士,学术视野因此更加开阔。强烈的事业心加上勤奋好学,使他在北师大学习期间,先后获得了中国民俗学会“生命树”奖、三次获得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奖、两次获得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7年毕业时,他被评为北师大优秀毕业研究生。
 
2019年夏秋,张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顺利出站,前往云南大学工作。云南有着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这里的很多民族都有着多姿多彩的活形态神话,加之云南大学拥有李子贤等老一辈神话学者多年耕耘奠定的深厚神话学传统,无疑使这里成为探究民族民间文化魅力的肥田沃土。张多回到母校后如鱼得水,充分发挥优长,迅速协助学院成立了云南大学神话研究所,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系列学术讲座。作为他的博士导师,看到张多茁壮成长,自然打心里感到欣慰。在此,我由衷祝贺张多的这第一部专著顺利出版,也期望他更加勤奋精进,持之以恒,不骄不躁,为中国民俗学和神话学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书名:《神话观的民俗实践——稻作哈尼人神话世界的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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