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5年1月20日，英国召开了第一次议会，这标志着英国议会的产生。13世纪时，势力强大的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限制王权，迫使国王成立了议会，参加者还有贵族、教士、骑士和市民的代表。议会有决定征税、颁布法律等权利。那么，英国议会是怎样工作的呢？通过美籍华人作家林达夫妇的这篇文章，可以对英国议会的规则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美国专为报道国会的电视频道，C-SPAN，周末经常会播放英国下议院的辩论，看英国首相布莱尔舌战众人。虽然听不懂他们辩论的具体内容，旁观他们的唇枪舌箭却饶有意味。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辩论规则。
英国下议院的议事规则
现在英国议会下议院的议事厅，是二战中让德国人空袭炸了以后重建的，已经是下议院的第三个议事厅了。它和大多数国家议会大厅不同，不是以主席台为中心放射型的布置，而是承袭传统，布置成一个狭长的长方形。当中一条空地，两边是一排排长椅，后排逐级升高。象一个缩小挤扁了的室内篮球场。
端头的高靠背椅是议长的席位。两侧议员们的长椅没有扶手，男女议员们坐得相当紧凑，要舒服地翘个二郎腿都不行。长椅前连个放文件的小台子都没有，坐那儿肯定远不如一般的电影院里舒服。下议院的直译是“平民院”，故而长椅是绿色的，象征着“草根性”，“代表民众”。相反，上议院里的椅子不仅宽敞豪华，而且是红色的，象征的是对皇室的“忠诚”，因为上议院的直译是“贵族院”。
英国下议院议事厅
议长右侧的长椅上，第一排坐的就是首相和他的内阁成员，后面是支持他们的执政党议员们。对面第一排，坐着主要的反对党成员，如“影子首相”、“影子内阁”，后面就是反对党的议员们。完全是两军对垒的阵势。
在第一排椅子前面，地毯上各有一条鲜明的红线，任何人不可越过。谁要是说着说着激动起来过了线，就会遭到议长的训斥。两条红线间的距离，是两边的人都拔出剑来的话，还刚好够不着，可见英国议会历史的久远，当年议员们一激动，弄不好会打起来的。
议员们质询首相的时候，想发言的就站起来，由议长从中挑一个，点到的，就站在原地发言。提出问题之后，首相就站起来回答。可见，议长的权力很大。议长是议员们选出来的。一旦当选，议长就必须取消自己的党派身份，公正地主持会议。这很要紧，否则，议长所不待见的议员岂不是永无说话的机会了。
上届议长是位女士，她退休后，选出了一位先生。别看议长“风光”，历史上，这可是个危险的职位。因为下议院议出意见，得由议长去禀告国王。若是惹得国王龙颜大怒，一怒之下，没准就先斩了议长出气。英国历史上，总共有五、六个议长，就是这样丢了脑袋的。当然，现在的国王是没有这个权力的了。
最有意思的是议员们和首相的问答。名义上，问和答都是对着议长说话，而不是问答者之间的对话，直接你来我往的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这样，他们发言里的第二人称就只能是议长，提到对手，只能使用第三人称，更不允许直呼其名，而必须称之为“我尊敬的朋友”，或是“某某选区的我尊敬的朋友”。这样一来，话说得再激烈，听起来也成了这样的味儿：
“议长先生，事实是怎样怎样的，而不是如我尊敬的朋友说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某某选区的我尊敬的朋友是撒谎者！”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道理很简单，就是要避免直接的争论，避免话语的纠缠。面对议长说话，发言者就注重于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听者就集中精力理解对方的本意，辩论就是对事不对人的。
19世纪的英国下议院
下议院质询首相的时候，节奏非常快，议员们的问题在变换，首相就得当场作答。议员们会当场对回答发出呼应，满意的就叫：Yayh！不满意的就叫：Nayh！议事厅楼上的座位向公众开放。看过他们辩论，你不得不承认，英国首相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当得了的，光是这一关，就不容易过。
英美模式的成功，一半归功于人们对程序、对规则的尊重
英国议会的整套议事规则，后来成了各国议会规则的样板。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事，也有类似的规则。从1860年代起，美国民间制定、并延续到现在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专为开会提供了发言、辩论、提议、附议和表决的规则。它也是以英国议会规则为基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美政治的特点，就是议事决策讲程序讲规则。这一点对于民主政治非常重要，因为，说到底，民主政治其实就是一种程序性的东西，就是一套议事决策的程序规范。
通常人们认为，在欧美民主史上，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大陆模式是一种激进革命的历史，他们满怀理想地追求自由、平等，追求社会公正等目标；而英美模式是保守的缓进改良的历史。
可是，如果考察两百多年来欧美各国的政治变迁，考察自由、平等、民主、社会公正等价值的实现程度和前后对比，就会发现，英美模式导致的变化程度，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是天翻地覆的变迁。
之所以给人保守缓进的印象，无非是因为反复小，血流得少。这正是英美模式成功的地方。而这种成功，至少有一半得归功于人们对程序、对规则的尊重。
美国制宪会议成功的三个条件
美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来自分散的十三个州的代表，既代表着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利益，又互相之间不熟悉，互不信任，互相提防，他们关起门来几十天，居然成功地制定了人类历史上最出色最智慧的第一个成文宪法。后人们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称之为“费城的奇迹”，是“上帝亲自干预的革命”。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
费城制宪会议为什么会成功呢？
会议一开头，第一件事，他们制定开会的程序和规则。发言、提案、附议、修正动议、表决等等，大家公认一套规则。遵守规则的后面，是这些革命者的绅士风度和荣誉感。对那时的绅士来说，违反规则耍赖是最丢人的。有规则而且守规则，是制宪会议成功的第一个条件。
然后，他们选出了主持会议的主席，大家都服膺的前大陆军队总司令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是一个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严以律己，特别讲究细微末节，服从规则到了刻板的地步。整个制宪会议期间，几十天里，华盛顿天天在主席座位上，凭他的威望、尊严和公正，保证会议一天天地按照规则进行。这是制宪会议成功的第二个条件。
在制宪会议上，华盛顿自始至终没有发表过一点点意见，因为他知道，由于他的身份和威望，只要他开口，代表们就会把他的话看得很重，反对的意见无形中就会受到压制。还有一个原因是出自他谦虚的本性，他知道自己不过智慧平平，所持的观点很可能一点不比别人高明，别人也许有更好的构想。以后在第一任总统任内，他也经常这样，沉默地听别人的意见，表现得“不自信”。反过来，我们如今回头看历史，近代史上几乎所有“人祸”，无一不是出自有权势的人过分自信。
只有一次华盛顿发了火。会议一开始大家约定，为了防止外界的猜测和谣言，这是一次秘密的代表会议，谁也不能向外界泄漏会议的争论。所有人的笔记必须妥加保管，不可丢失。可是，有一个代表不小心将笔记失落在走廊里，让人拣到交给了华盛顿。华盛顿在下一次会议时，非常严厉地责备了这种疏忽，然后把笔记放在桌子上，让失主自己取走。
正是这种在规则面前谨慎谦虚的态度，使制宪期间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利益都能和所有代表见面，从而为妥协创造了条件。制宪会议的成功是妥协的成功，是程序和规则使妥协成为可能。
还有一个人对达成妥协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84岁的本杰明·福兰克林。福兰克林不仅是老资格的革命家，而且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作家和思想家，还是费城人都很熟悉的成功的商人。在制宪会议争论得不可开交，眼看着就要散伙的时候，福兰克林提议，请一位牧师来，带领大家祈祷，祈求上帝帮助大家，驱散大家心里“唯我正确”的邪念。
在“自我”之外有所敬畏，对“自我”能够反省，代表们不再“唯我正确”，这是制宪会议成功的第三个条件。
纵观英美三百年的历史，他们稳定的进步，国家的强大，人道、人性和人权的张扬，以及民众的福祉，其要点说穿了并不复杂，就是在议会厅里通过民主程序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于街头的流血。
而议会厅的成功，关键是规则。这对我们也一样。什么时候，大家靠公平规则来议事决策，而不是靠实力和谋略来获取成功的时候，事情就好办了。
那么，政治如此复杂，怎样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政治的基本框架，并用这些智识完成从“看见”到“看透”的认知升级呢？
答案是，先要掌握政治学的底层逻辑——“政治学思维”。
作为一个全面、专业且实用的，能够精准洞悉政治逻辑与结构的工具，“政治学思维”是理解政治、剖析复杂社会现实的一把精准的手术刀，他不单能够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定位现实、理解自身；更重要的是，“政治学思维”也能为我们带来强大的思考能力，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它都是帮助人们清醒立足当下的一把“利器”。
然而市面上，关于“政治学思维”的书籍甚少，即便有，也过于浅显，且时常缺少关于“政治哲学”、“国际政治”、“比较政治”……等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分支。
何为“政治学思维”，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平常看不到的“政治内幕”是如何运作的？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富有洞察力的探究政治学的路径。
将政治逻辑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工具”
关心政治的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如果仅仅是认识“政治学”显然不够，“政治学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打破生活中的认知偏见，以及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国际大势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政治学思维”中的“国家思维”、“因果思维”等，即使将政治抽离，也同样适用于各种场景。
编：先知书店
首席时代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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