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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建构
发布时间: 2023/3/23日    【字体:
作者:杜谆
关键词:  伏羲;中华民族;始祖形象;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  
 


 

 

诸多丰功伟绩赋予伏羲以中华民族始祖形象,并积淀出生殖与生存的基本内涵。伏羲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具有明显的时空色彩。时间上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演进过程,历代文人、王朝、民众的知识生产和信仰活动,塑造了自在的伏羲始祖形象;近代中国面临的外来侵略,激发了国人对伏羲始祖形象的自觉。空间上有一个从地方到全国的扩布格局,地方的伏羲始祖形象是构成全国伏羲始祖形象的多元板块,全国的伏羲始祖形象是包含地方伏羲始祖形象的一体拼图。伏羲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


提及中华民族的始祖形象,炎黄,尤其是黄帝的影响最为深广。自从司马迁把黄帝定为中国历史第一人以来,黄帝的始祖形象经过后世的持续塑造,逐步巩固和完善。不过,黄帝历史第一人地位的获得,是一个人为建构而非自然生成的过程,即使是司马迁本人,也清楚地知道黄帝并不是传说中最早的帝王,但他依然很有眼光和勇气地选择了黄帝,正如顾颉刚所说:“黄帝以前,他已在传说中知道有神农氏(《五帝本纪》),伏羲(《自序》),无怀氏和泰帝(《封禅书》),但他毅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的一切付之不闻不问。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甚难;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他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与有勇气了。”在司马迁舍弃的上古帝王中,被后人尊为三皇之一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位列三皇之首的伏羲,基于自身功绩的内涵积淀,经由时间演进和空间扩布,同样具备了中华民族的始祖形象。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并不是捏造或虚假的,而是想象和创造的,它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或听说他们大多数的同胞,“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同时,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即使是最大的民族,也存在一定的边界。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纵然涵盖了十几亿的成员,但还是有自身的边界。而让十几亿成员联结在一起的正是各种意象,这其中,包括伏羲在内的诸多始祖形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意象。

 

一、生殖与生存:伏羲始祖形象的内涵积淀

 

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还是从现实文化生活来说,伏羲始祖形象的塑造都离不开各种丰功伟绩。就伏羲功绩的内涵而言,基本指向生殖和生存。生殖事关生命的繁殖,是生存的前提;生存事关生命的存续,是生殖的保障。

 

(一)伏羲始祖形象的生殖内涵

 

伏羲始祖形象的生殖内涵源于与生命繁殖相关的功绩,这些功绩塑造了伏羲的人根始祖形象,主要包括神话传说中的繁衍人类、礼仪制度方面的创制嫁娶以及作为高禖之神的赐予子嗣。

 

繁衍人类。对伏羲人根始祖形象体现得最为直接的,莫过于繁衍人类的各种神话传说。据学界研究,伏羲繁衍人类的神话传说至迟于战国中晚期已经出现,如饶宗颐等人认为,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中的就是雹戏,亦即伏羲。楚帛书中的伏羲资料,讲述了伏羲于混沌之时结婚生子、四子创世的故事。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中,伏羲、女娲兄妹二人繁衍人类的神话传说已经定型,讲述了洪水后世间只剩下伏羲、女娲二人,两人遵天(神)意结婚生子而繁衍人类的故事。这一情节类型与当今仍在讲述的洪水后兄妹婚神话基本一致,流传至今的洪水后兄妹婚神话中,虽然保护神有石狮、乌龟、老虎、石牛、葫芦等之分,神占方式有合烟、合云、合磨、穿针引线、隔河搭柳等之别,但故事的核心主题都在讲述伏羲女娲繁衍人类,塑造了他们的人类始祖形象。

 

就繁衍人类来说,与黄帝等始祖相比,伏羲的人根始祖形象有两点不同:一是没有形成体系化的血缘世系网络;二是没有限定为后世帝王、诸侯的祖先。由此,伏羲的人根始祖形象就具备了两个长处:一是避免了以血缘世系为联结意象的先天缺陷,使得伏羲的人根始祖形象更具想象的张力,更为合理并易于接受,进而实现最大化的相互认同;二是延展了后世祖先的涵盖范围,使得伏羲的人根始祖形象更具想象的空间,囊括草根与精英,进而实现最广泛的相互认同。

 

创制嫁娶。按照古典进化论的观点,嫁娶之礼的创制反映了人类婚姻制度从群婚制向偶婚制的转变,是人类生殖繁衍方式的一大进步。根据文献记载,伏羲创制嫁娶的功绩主要有三项,即“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万民之俪,俪皮荐之以严其礼,示合姓之难,拼人情之不渎”。从创制嫁娶的目的来看,不论是正姓氏还是通媒妁抑或是以俪皮为礼,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殖繁衍。正姓氏出于同姓不婚,人们认为同姓通婚容易出现生殖困难,因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通媒妁使得男女的结合从无媒而交转向无媒不交,“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进而确保生殖繁衍符合婚姻礼制的要求;以俪皮为礼就是用成对的鹿皮下聘礼,选用鹿皮是为了警告人不能像鹿那样没有生殖伦理,进而实现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婚姻目的。

 

创制嫁娶的伏羲由于发明了更利于生殖的婚姻之礼,被后人作为始祖加以祭祀,“伏羲氏始以俪皮为礼,使男女各为配偶……革以往獉狉之俗,立万古纲常之大,使人得以有祖孙父子统绪之传,守夫夫妇妇人道之正,而不至沦于禽兽之归……念人道之由来,思纪纲之所由正,于上古群圣之中独于伏羲而祖之,而祀之,固其宜也”。人须由男女结合而来,如何结合则事关繁衍能否顺利,尤其是生殖技术相对有限之时。换言之,仅以嫁娶之礼作为相互认同的联结意象,人们也不能否认伏羲的始祖形象。

 

赐予子嗣。赐子是高禖神的职责,属于生育信仰的范畴,凡是具备赐子功能的神灵即是高禖神。伏羲被认为是较早的高禖神,其赐子功能是创制嫁娶的必然,“但不知初为媒者,其人是谁?按《世本》及谯周《古史》,伏犠制以俪皮嫁娶之礼,既用之配天,其尊贵先媒,当是伏犠也。媒字从女,今从示旁,为之示,是神明告示之义,故云变媒言禖,神之也”。

 

出于求子目的而祭祀伏羲等高禖神,原本是帝王于仲春二月举行的皇家活动,后来逐渐影响到民间的生育信仰,并衍生出相应的民俗活动。如淮阳太昊陵庙会期间,民众通过请泥泥狗、摸子孙窑、拴娃娃、担经挑、献旗杆、抢旗杆等民俗活动,祈求伏羲赐予子嗣。就生殖繁衍活动来说,既是一种自然生理行为,也是一种社会心理行为,人们的生殖繁衍活动一旦不能如愿,往往寄望于具有赐子功能的高禖神。不同的人向同一个神祈求,表面上来看是认同于神灵,深层次来说则是认同于文化。作为高禖神的伏羲,无疑属于生育信仰的对象,但更是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联结意象。


(二)伏羲始祖形象的生存内涵

 

伏羲始祖形象的生存内涵源于与生命存续相关的功绩,这些功绩塑造了伏羲的人文始祖形象,主要包括画八卦、作甲历、造书契、结网罟、养牲栖、兴礼乐、设官职等。此类功绩大都以八卦为思想渊源,使人的生存由自然状态过渡到人文状态。

 

画八卦。伏羲功绩中,最能塑造其人文始祖形象的就是画八卦。伏羲所画八卦是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与发现,是形而上的道,“古者庖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画八卦就是把自然规律提升为人文知识,既总结出来天地万物的规律,又为人世间的活动提供了准则,正因为画八卦而开天立极、初始人文,伏羲被尊为人文始祖。

 

以八卦之道为方法论,伏羲发明了诸多形而下的器,如较为直接的作甲历,伏羲“矢正爻以配气,置重爻以抵日,以作甲历”。作为一种规律性解释,历法虽只关乎天文,但其关注的无非是阴阳消长,这正符合八卦之道,故作甲历不过是八卦原理的一个实际应用,“是故八卦者,八风之象也。三画者,二十四气之象也。包四时者莫易乎岁,成岁功者莫加乎历,历也者,历往而知来者也”。

 

八卦虽至高至深,但总要以有形之符呈示,于是伏羲因画八卦而有了造书契之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按照《易纬乾凿度》的说法,八卦的八个符号分别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个古文字。以道、器来观,八卦是书契的创造之理,六书是八卦之理的体现,“六书,八卦之变也。卦以六位而成,书以六文而显”。正是在八卦之理的指导下,书契得以逐步演进,如伏羲之龙书、炎帝之穗书、黄帝之云书,等等。

 

八卦之符不仅是书契之号,还是观象制器的基础,据传伏羲曾依离卦而结网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作为当时的先进生产工具,网罟的发明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意味着渔猎社会的开始。由于网罟的使用,佃渔经济有了生产剩余,食用不完的动物得以饲养,伏羲又有了养牲栖、充庖厨的功绩,“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为了管理好庖厨大事,伏羲还设立了九庖之官。所养牲栖除了食用,还可以用于交通如服牛乘马,亦可以用于祭祀如登荐百神。

 

遵循本乎道、入乎器的原则,伏羲兴起了礼乐。兴礼乐要有乐器,据文献记载,伏羲至少制作了琴、瑟、埙、箫四种乐器。这些乐器的材质、形制、声音、奏法等,都被赋予了丰厚的人文意蕴,承担着礼乐教化的非艺术功能。制作乐器之外,伏羲还创作了《驾辩》《立基》等乐歌,亦皆有深厚的人文意蕴,如《立基》之乐,“言伏羲之代,五运成立,甲历始基,画八卦以定阴阳,造琴瑟以谐律吕,继徳之乐,故曰立基也”。

 

据《太平御览》《事物纪原》《广博物志》等类书辑录,伏羲还始创了帝号、物名、官职、都城、房屋、弧矢、干戈、钱币、裘冠、繐帛、桴筏、杵臼、木梳、医药,等等。这些功绩层累于伏羲之一身,塑造了伏羲的人文始祖形象,正如《重建伏羲庙记》所言:“卦象设则神明通,书契作则文字著,婚姻正则人伦叙,百官纪则班位修,乐音陈则度数明。神设其教,皇建其极,物章其彩,民跻其行,而人文于是乎著矣。故曰人文之始也。”

 

身具人文始祖形象的伏羲,其诸多发明创造不仅成就了伏羲的文化英雄人格,而且建立了社会成员相互认同的联结意象。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是生活在一定的人文世界里,而每个人文世界的形成都离不开相应的发明创造,把各种发明创造集成于社会成员的祖先身上,无论这些祖先是神话人物还是传说人物抑或是历史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够集各种发明创造于一身,不仅说明了社会成员对其始祖形象的认可,更表明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认同。伏羲的始祖形象虽然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客观实在,但其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形象,则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和实体具有相似性,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演进过程。

 

二、自在与自觉:伏羲始祖形象的时间演进

 

费孝通曾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与中华民族形成出现的历史过程相仿,伏羲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也存在类似的时间演进。

 

(一)自在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

 

如果楚帛书中神话故事的主人翁确为伏羲,那么伏羲最初就是以始祖形象出现的。但同时期的《管子》《庄子》《荀子》等书,只是把伏羲视作远古人物,并未提及伏羲的始祖地位。伏羲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是知识生产和信仰活动相结合的产物,知识生产主要是历代文人赋予伏羲各种功绩并确立其始祖地位,信仰活动则是官方和民间的祭祀实践。

 

魏晋之前,文人们关于伏羲的记述不过只言片语。即使是最好谈论伏羲的《庄子》,也未谈及伏羲的功绩,伏羲只是借以立说的帝王。不论是出自庄周之手的内篇,还是出自后学之手的外篇,伏羲仅仅是众多远古帝王之一。而在《易传》中,伏羲的帝王之先地位开始确立,“庖犠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因《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加之儒家思想渐成独尊之势,到了两汉之际,伏羲在帝王世系中的始祖形象已经定型。一方面,谶纬神学围绕伏羲的出生、长相、符命、功绩等,不断地对其神化和系统化;另一方面,太昊与伏羲在五德终始说下合体为太昊伏羲氏,各自的事迹彼此相互移植并融合。

 

魏晋之时,伏羲传记开始出现,如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王嘉《拾遗记》等。这些传记不仅奠定了伏羲在古史系统中的始祖地位,而且深刻影响了后人对伏羲的认知,如唐司马贞《三皇本纪》关于伏羲的记述,基本上都来自《帝王世纪》。唐以后,文人们关于伏羲的记述虽大同小异,但一直延续并逐步完善,如宋元之时司马光《稽古录》、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苏辙《古史》、郑樵《通志》、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郝经《续后汉书》、胡一桂《史纂古今通要》、金履祥《资治通鉴纲目》等,明清之时李贽《史纲评要》、吴乘权《纲鉴易知录》、徐文靖《竹书统笺》、马骕《绎史》等。借由历代文人的记述,伏羲的始祖形象不仅一脉相承,而且日益丰富和完美。

 

随着伏羲在知识理论中始祖地位的确立,其始祖形象在祭祀实践上也得以呈现。至迟于唐天宝六年(747年),伏羲已作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在京师享祀,“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轩辕,以风后力牧配”。宋金之时,于伏羲陵寝所在之地祭祀。元代三皇祀中伏羲的始祖形象由上古圣王变成了医药之祖,不仅完善了伏羲的始祖形象,而且因王朝权力的强制推行,伏羲的医药始祖形象在全国郡县广为传播。明代开始,伏羲祭祀分为京城之祀(庙祀)和陵寝之祀(陵祀)。在伏羲祭祀的制度化过程中,明太祖以身作则、功不可没,不仅为庙祀和陵祀亲制祝文,还亲自前往历代帝王庙祭祀。在吸取元代教训和总结明代经验的基础上,清王朝继承并完善了明王朝的伏羲祭祀制度,“以‘华夷一家’为指导思想,以‘继道统而新治统’为论证逻辑,以道统服从和服务于治统为操作策略,建构了超越‘华夷之别’的正统说话语体系”。为凸显对伏羲始祖形象的认同与重视,清王朝共遣官致祭太昊陵多达44次,比明王朝多出35次。

 

在王朝统治者祭祀伏羲的示范效应下,有着现实需求的民间社会,也开始在伏羲的发迹之地修庙祭祀。根据目前的资料,至迟于五代唐长兴四年(933年),山东邹县染山已建有伏羲庙。民间的伏羲祭祀不同于官方,其没有正统性的诉求,不是把伏羲作为帝王而是作为神灵加以祭祀。民间的祭祀实践甚至偏离了文人的知识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是出于求子、求药、求福等现实需求。虽然文人记述中也提到了伏羲的生殖之功,但他们更为强调的是伏羲的人文始祖形象。在文人看来,民间的伏羲祭祀当然符合圣王之制祭祀的礼法,他们在撰写碑刻铭文时亦刻意提升民间祭祀的层次,力争上升到报本反始的高度,但对所谓的伏羲女娲兄妹婚之类,文人们却大为恼火、严加指责:“世传伏羲女娲氏以兄弟为配,成化育人民之功。夫圣人为人伦之至,若兄弟配偶,何以为万世法?而嫁娶之礼,使男女有别,亦自伏羲始,以是揆之,必无是理,岂敢以俚俗之语,诬圣人于千古之下哉!”这或许说明,相对于文人比较重视的人文始祖形象,普通民众更看重伏羲的人根始祖形象。

 

(二)自觉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

 

1840年以来,在与列强的对抗中,自觉的中华民族开始出现,与此同时,伏羲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也从自在阶段转入自觉阶段。为宣扬伏羲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一些有识之士或以伏羲后裔自居,或以伏羲为唤醒民族意识之工具,著书立说、各抒己见。为详加说明,仅举两例,一是割据台湾时期的洪繻,一是全面侵华时期的闻一多。

 

乙未(1895年)之役后,台湾落入异族之手,丘逢甲不禁感叹伏羲后裔沦为奴隶:“噫戏乎嗟哉,羲轩子孙奴隶矣。”曾与丘逢甲共倡抗战的洪一枝,据《汉书·终军传》所载弃繻生之典,改名繻,字弃生。抗战失利后潜心诗文,与当局不妥协、不合作,以弃地遗民终其一生。

 

洪繻以中华文明之悠久为荣,视伏羲为中国历史的开端,“中国之可稽,自太昊伏羲氏始,始有书契、有甲历、有教养;而西方开化之始,后于伏羲氏二千有余年,而其事尚难稽”。在洪繻看来,伏羲之时正是至治之世,与陶渊明一样,洪繻以羲皇人自比,“闭门聊作羲皇侣,长与陶潜伴菊篱”。不仅如此,他还希望儿子也像他一样,以羲皇后裔自居,“吾儿闭门读典坟,吾与汝作羲皇人。世风不染欧非美,时事遑知魏晋秦”。洪繻常在诗文中表达对伏羲的追忆与认同,既有“安得桃源游、冥然随黄羲”的无聊自叙,也有“羲皇不可期、梦梦望西帝”的秋日杂咏。对于自己的诗作,洪繻有“高希万载羲皇上、旷游八极鸿濛先”的期许。与很多传统人士一样,洪繻有重道轻器的倾向,虽然认为伏羲等圣人制度完备,但也对西方器物的盛行深感焦虑,“中国圣人制度备,颠扑不破传利器。流泽久长可百年,何乃世人竞为异。西洋伎巧遍天下,中华物产失其利”。

 

作为人在台湾的清王朝臣民,洪繻在中国的民族观念上并没有华夷之别,一些原本用以描述华夏的词语,在洪繻的话语里表示的却是中华的意义,如光绪帝驾崩后,洪繻闻讯哀痛不已,哀叹中国气运日衰,并作《海外悼昇遐篇》致意,诗文开篇写道:“海上有客悲填膺,忽闻汉家天子崩。从此神州日萧瑟,鼎湖无望真龙兴。”从后面诗句可知,洪繻所谓的汉家并不只是刘家、汉廷,而是包括所有的王朝。这说明在洪繻的观念里,清朝也是汉家,汉家等于中华。在以伏羲后裔自居的洪繻看来,伏羲是所有中国人亦即整个中华民族的始祖。

 

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闻一多于此时作了《伏羲考》,以此唤醒民族共同体意识、团结一致对外。正如朱自清所言,闻一多的伏羲研究事关死活存亡,“闻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话,是将这神话跟人们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话不是空想,不是娱乐,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现。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与自然斗争的记录,非同小可”。在闻一多看来,民族同源在于文化同源和种族同源。通过论证中华民族在文化和种族上同源于伏羲,闻一多认为伏羲是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始祖。

 

按照图腾说,文化源于神话,神话是图腾遗迹,图腾相同则文化同源。闻一多把中华民族的图腾定为龙,龙的形象表明,龙图腾的形成是蛇族兼并马、狗、鱼、鸟、鹿、鼠等族的结果,此为民族发生意义上的文化同源;后因他族压迫,龙族扩散至各方,由此扩大了龙图腾的影响,此为民族发展意义上的文化同源。结合石刻、绢画的人首龙(蛇)身像,根据文献记载,闻一多认为人首龙(蛇)身神是伏羲、女娲或他们的化身,亦即伏羲是文化同源上的中华民族始祖。

 

通过分析49个洪水故事,闻一多发现葫芦生人是故事的核心。借助训诂,闻一多认为伏羲、女娲是一对葫芦精,“伏羲与女娲,名虽有二,义实只一。二人本皆葫芦的化身,所不同者,仅性别而已”,故人种来自葫芦即是源自伏羲。对于西南地区流传的其他传说始祖如槃瓠,闻一多认为其与伏羲同出一源,二者字异而声义同,槃瓠种也就是伏羲种,亦即伏羲是种族同源上的中华民族始祖。

 

洪繻、闻一多的案例表明,当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觉醒时,伏羲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也从时间上完成了从自在到自觉的演进。二人从不同地理方位关注伏羲,已经涉及另一重要问题,即伏羲始祖形象的空间扩布。

 

三、多元与一体:伏羲始祖形象的空间扩布

 

伏羲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不仅在时间上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演进过程,而且在空间上也有一个从地方到全国的扩布格局。地方的始祖形象是构成全国始祖形象的多元板块,全国的始祖形象是包含地方始祖形象的一体拼图。

 

(一)伏羲始祖形象的多元板块

 

伏羲发迹之地事关其始祖形象的地域分布,凡是有伏羲事迹的地方,其始祖形象也相对清晰。但伏羲究竟发迹于何地,一直存在争议。虽然学界关于伏羲发迹地的讨论大都落入“为伏羲找故乡”的窠臼,但也反映了伏羲事迹在东、南、西、北、中各地的广泛分布,勾勒出伏羲始祖形象的多元板块。

 

东方板块。位于东方板块的伏羲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如蒙文通把太古民族分为海岱的泰族、江汉的炎族与河洛的黄族,伏羲是泰族的代表,“中国古代之文化,创始于泰族,导源于东方”。吕思勉认为古代帝王的踪迹多在东方,“伏羲之都邑,亦不能外”。王献唐根据伏羲事迹分布状况,描绘了伏羲族裔自东而西的迁徙路线,即由鲁而豫,由豫而陕,由陕而甘,由陕、甘南下,至川为巴。结合地名、氏族、乐歌、母族、庙祀、族裔、官司等,王献唐论证了伏羲的发源祖地位于山东泗水一带,即是古代中国文明的肇始之处。东方板块的伏羲,不仅被雕刻在墓地、祠堂的画像石上,而且被供奉于庙宇中,尤其是济宁、枣庄一带,至今盛行伏羲信仰。

 

南方板块。伏羲始祖形象在南方板块的塑造得益于学者对伏羲神话传说的调研,如芮逸夫等人采用湘、黔边境的民族志资料,认为洪水故事可能起源于中国西南而后传播四方,继而提出伏羲南方说。正是在看到芮逸夫的文章后,闻一多结合西南地区的洪水故事,撰写出了《伏羲考》。徐旭生参考了芮逸夫等人的观点,把上古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以伏羲、女娲、三苗等部族代表的苗蛮集团,分布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迤北到河南西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时至今日,南方民族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壮、苗、瑶、彝、羌、水、侗、毛南、布依、仫佬、仡佬等族流传的兄妹婚始祖神话,伏羲仍是常见的主人公。

 

西方板块。自芮逸夫提出伏羲南方说,质疑之声从未间断,如杨利慧认为:“由考订伏羲、女娲神话与南方少数民族中盛传的兄妹始祖神话的同源,进而认为伏羲、女娲神话发生于南方的推断,是站不住脚的。”杨利慧推测,伏羲可能发源于西部的渭河流域一带。西方板块的伏羲始祖形象,虽然在甘肃、新疆、青海、宁夏、陕西、山西等地多有分布,但核心区域则是甘肃天水。天水古称成纪,世传伏羲生于成纪,天水顺理成章地成了羲皇故里。

 

北方板块。除各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是伏羲始祖形象在北方板块主要的存在方式,并集中于北京、河北两地。作为政治权力的中心,北京的伏羲始祖形象与王朝统治息息相关,主要有先帝之祖、先师之祖、先医之祖,分别在历代帝王庙、传心殿、景惠殿享祀,历史上属于王朝祭祀系统的组成部分。河北的伏羲始祖形象倾向于人根之祖,主要分布在新乐、赵县、涉县等地,基本上属于民间祭祀系统的范畴。近年来,河北新乐以羲皇圣里的名分,大力宣扬伏羲长于新乐一说,力争成为北方板块伏羲始祖形象的核心区域。

 

中原板块。伏羲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开创者,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伏羲的始祖形象必然存在一个中原板块,如王孝廉认为,伏羲是中原风姓族的祖神,其神话传说并非源于西南苗瑶诸族。中原板块的伏羲始祖形象,主要集中在河南及周边省份邻近区域,尤其以河南为主,河南现有的18个省辖市,各地都有呈现伏羲始祖形象的载体,诸如神话传说、民间信仰、画像石砖等,特别是有着羲皇故都之称的淮阳,更是中原板块伏羲始祖形象的核心区域。

 

(二)伏羲始祖形象的一体拼图

 

从地理疆域上来看,伏羲始祖形象在东、南、西、北、中五大板块的扩布,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伏羲始祖形象在整个中国的一体拼图。虽然伏羲始祖形象的一体拼图由多元板块构成,但并非是五大板块的简单拼凑,而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整个空间格局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形成了有层级的多样性,并在多元与一体的互动中呈现出强化一体的现实诉求。

 

虽然伏羲的始祖形象遍布全国,但并非是在各地均等分布,其中,黄河流域以其相对更为丰富的伏羲事迹,成为伏羲始祖形象一体拼图的核心。无论是从伏羲文化的丰富程度来看,还是从继承和发展伏羲文化的参与主体来看,黄河流域在伏羲始祖形象的一体拼图中都首屈一指。一方面,黄河流域尤其是甘肃、河南、山东等省,保有众多与伏羲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庙宇或庙宇遗址,有些还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天水伏羲庙、淮阳太昊陵、邹城羲皇庙遗址等。另一方面,黄河流域不仅盛传各种伏羲神话传说,而且盛行祭祀伏羲的信仰活动,太昊伏羲祭典还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国字头的有形、无形文化遗产,奠定了黄河流域在伏羲始祖形象一体拼图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在黄河流域伏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地方政府、普通民众和文化精英等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其中,达成了塑造伏羲始祖形象的言行共谋,如天水伏羲庙和淮阳太昊陵,每年不仅有政府部门出面组织的官祭,更有地方文化精英和普通民众组织的民祭。而邹城羲皇庙遗址在各方力量的努力下,不仅以伏羲文化产业园的名义重建了羲皇庙,而且恢复了伏羲祭典和庙会。

 

伏羲始祖形象的一体拼图基于伏羲始祖形象的多元板块,但一体拼图的构成并不意味着对多元板块的舍弃,一体并不否定多元,更不排斥多样。相反,正是在多元的基础上形成了有层级的多样性。无论伏羲始祖形象的呈现形式还是呈现内容,在一体拼图和多元板块中都具有多样性。以伏羲始祖形象的呈现形式为例,大致以长江流域为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主要是伏羲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形式,长江流域及其以北既有民间文学形式,也有以伏羲庙宇为中心的宗教信仰形式,还有画像石砖、壁画绢画等传世文物形式。就伏羲始祖形象的呈现内容而言,不同板块有不同的侧重点,如虽同属黄河流域,甘肃天水重在伏羲的人文始祖形象,山东邹城重在伏羲的人根始祖形象,而河南淮阳则是人文始祖形象与人根始祖形象并重。即使是伏羲的人文始祖形象,其呈现内容也具有多样性,如历代帝王庙重在君之祖,传心殿重在师之祖,而景惠殿、三皇庙、先医庙等则重在医之祖。

 

伏羲始祖形象的多元板块是构成伏羲始祖形象一体拼图的基础,但对多元板块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一体拼图的轻视,多元不是对一体的稀释与弱化。一体是多元之上的一体,多元是一体之下的多元,从多元与一体的互动经验来看,强化一体是伏羲始祖形象空间扩布的现实诉求。以往各地为了突出伏羲始祖形象的独特性,势必强调当地伏羲事迹的地域性。同样是洪水后兄妹婚神话,各地的故事主题和情节基本一致,区别在于如何与地方风物相结合,如就避水工具而言,南方地区常见瓜、舟、箱、鼓等,北方地区则有狮、龟、牛、虎等,这本是民间故事流传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同地域之间不应因避水工具的差异而相互质疑。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刻意强调伏羲事迹的古老与特色,以正宗、正统的伏羲始祖形象自居,动辄以当地标准裁判甚至否定别地的伏羲事迹。诸如此类对多元的强调,实际上是对一体的切割,造成思想认识的混乱和话语表述的抵牾,不利于伏羲始祖形象的建构。多元板块的已有地域性实践表明,一体拼图中的伏羲始祖形象亟须强化。更准确地说,只有强化一体,中华民族意义上的伏羲始祖形象才能真正建构完成。

 

 

 

作为中国上古传说的重要人物,伏羲被历史文献和现实生活赋予了诸多功绩,具备了中华民族的始祖形象。其中,繁衍人类、创制嫁娶、赐予子嗣等功绩具有生殖内涵,塑造了伏羲的人根始祖形象;画八卦、作甲历、造书契、结网罟、养牲栖、兴礼乐及其他各种发明创造具有生存内涵,塑造了伏羲的人文始祖形象。伏羲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具有明显的时空属性。时间上,伏羲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演进过程。历代文人、王朝和民众的知识生产与信仰活动,表明自在的伏羲始祖形象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近代以来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国人或以伏羲后裔自居,或以伏羲作为唤醒民族意识的工具,伏羲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呈现出自觉的状态。空间上,伏羲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有一个从地方到全国的扩布格局。地方的伏羲始祖形象是构成全国伏羲始祖形象的多元板块,大致可以分为东、南、西、北、中五大板块;全国的伏羲始祖形象是包含地方伏羲始祖形象的一体拼图,整个空间格局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形成了有层级的多样性,并在多元与一体的互动中呈现出强化一体的现实诉求。

 

原文刊载于《民族艺术》2022年第6

民族艺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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