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博大精深，玄妙无穷。千古以来，多少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市井布衣乐此不疲，演绎出多少传奇佳话、美文诗赋、乃至兵书算法、治国方略、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围棋形式简单，只有黑白两种棋子，规则也很简单，但它的玄妙却是任何棋类所不能比超的。近代有围棋泰斗认为，围棋盘象征着宇宙，由三百六十个天体组成，而围棋盘纵十九乘横十九，共三百六十一个棋点，多余的中心一点天元即为太极，代表宇宙的中心。三百六十的目数在旧历中为一年的日数，将此一分为四，四隅就是春夏秋冬，白子和黑子为昼和夜，如此这般便把天地象征化了。

佛教与围棋的渊源较为深远，从佛教接纳围棋，走进寺院之后，下棋就成为僧侣们的生活内容之一。

佛教接纳围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东汉至三国时期，佛教对围棋的基本态度是反对和排斥。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历代皇帝和社会名流的提倡，围棋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已由此前的“游戏”转为文人士大夫追求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品位。同时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僧侣队伍的日益壮大，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日渐融合，佛教界对围棋的基本态度也开始变得宽容起来。

高僧鸠摩罗什，既是佛经翻译家，又是围棋高手，对围棋的本质和功能有其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他的围棋活动也对追随他的广大僧众产生了正面影响，鸠摩罗什的更大的贡献是在他翻译的《维摩诘经》中，第一次肯定了围棋对佛门僧人的修行有益无害，从而为围棋走进寺院开启了理论之门，此经的《方便品》一章中说：“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受诸异道，不毁正信。

“虽明世典，常乐佛法。”大致意思是：出家人到社会上那些下围棋的地方去，同样可以弘法度人，这一论述对佛教与围棋结缘起到了关键作用。

支遁，字道林，东晋高僧，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支道林在金陵，一东一西，与他遥相呼应，对佛教与围棋的影响也很大。梁武帝萧衍尊崇佛教，优待僧侣，大修寺庙，对围棋之爱同样发狂，亲自撰写了《围棋赋》和《棋品》一书，还两次下旨组织开展全国性的“品棋”，为棋手们考定“棋品”（今之段位）。梁武帝在围棋界是实至名归的围棋皇帝。这位集围棋、佛教两爱于一身的皇帝，对佛门弟子影响根深蒂固，“南朝四百八十寺，寺寺皆闻下子声”，当是围棋走进寺院后的宏大场景。

隋唐之后，历宋、元、明、清直至现在。佛教彻底接纳了围棋，围棋与佛教水乳交融，许多僧人以会下围棋为荣，此后历代高僧，出了许多围棋高手，僧人们把围棋作为社交手段，广交社会名流，借以弘法布道。

禅宗文化作为佛教文化的主流，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围棋文化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平常心”是一种宁静、安详、平和的心态，佛门把它作为修行的不二法门，棋手把它作为发挥棋艺的最高境界。围棋棋理和佛教教义之间，有着许多相通和共同之处，“诗因缘解堪呈佛，棋与禅通可悟人”。

棋局小世界，世界大棋局，佛教与围棋之间的关系表明文化体系中存在着民主的精神、平等的理念，精神和理念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着民族的精神大厦。（图/米广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