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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宗教对官权的危害性
发布时间: 2009/3/31日    【字体:
作者:张义南
关键词:  宗教 政治  
 
 
                                        张义南

 
    一、欧、亚、非交汇之地民间宗教的衰落
 
    在人类历史上,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大量的民间宗教(注:为行文方便,本文所说的民间宗教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民间信仰在内,对应的是建制宗教)。中东地区的民间宗教也称之为迦南宗教,《旧约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与迦南民间宗教的冲突。以色列的先知以利亚忠心事奉耶和华上帝,靠着上帝所赐的权柄,在迦密山顶与巴力(民间宗教供奉的神明)的祭司争战,先知以利亚靠上帝所行的神迹,胜过巴力的祭司所行的法术。然而,以色列的国王亚哈痴迷美貌淫荡的皇后耶洗别,民间宗教拜巴力的仪式充斥着庙妓的淫乱放荡,诱惑许多以色列人也参加这种仪式。以色列国王亚哈和皇后耶洗别大力扶持迦南的民间宗教,遭到先知的斥责,引起上帝的震怒,结果使其国破家亡。
 
    迦南的民间宗教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信奉行行色色的神明偶像,专司各种社会功能,什么土地神、雷神、雨神、风神、财神、火神、海神等等。在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地,巴比伦帝国、埃及法老王国、亚述帝国、玛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轮番登场,兴衰更替。他们的官权高举发源地的民间宗教神明,这些强大的帝国政权都迫害以色列人。以为自己信的神能胜过以色列所信的至高上帝。而以色列的众先知一再鼓励国王、祭司和百姓,专心信靠耶和华上帝,就可以抵挡外来强大帝国的侵略。先知以赛亚反复告诫国王和百姓,耶和华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天使和人类,是至高全能的造物主,是无形无像的、掌管万有的真神。民间宗教所拜的神明是背叛上帝的天使。
 
    以色列黄金时代的先知性国王大卫写到:“上帝主持天庭的聚会,在诸神的会议中行判断。”(诗82:1 现代中文译本)
 
   “上主至大,应该大受颂赞;祂应该比万神更受敬畏,列国的神都不过是偶像,但上主创造了诸天。”(诗96:4—5 现代中文译本)
 
    民间宗教的区域性很强,各国的民间宗教具有相似的招数。比如占卜、观兆、法术、邪术、交鬼、过阴、占星术及巫术等等。
 
    欧洲的民间宗教兴盛之时,公众道德水平很低。挪威、英国曾是海盗之国,他们信奉民间宗教的某种法术,罗马帝国的民间宗教,放纵公开的淫乱,嗜好残酷的角斗,社会堕落腐败、暴虐戾气。
 
    犹太基督教追求圣洁的生活,公义公平的社会,主张宽容、博爱、怜悯和睦和秩序。基督教会在罗马民间日益发展,遭到官方300年的残酷打压,经历10次大规模的逼迫;然而,基督徒对罗马帝国的官权没有报复行动,仍然持守宽容、饶恕、顺服的信念,连皇帝的母亲也成为基督徒。国王君士坦丁靠基督徒所信的上帝打了胜仗,他认识到基督教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力量;于是,颁布了《米兰敇令》。罗马帝国逐步抛弃民间宗教的偶像,基督教信仰主导了官方和民间。俄罗斯的转变也与罗马帝国相似,当国王弗拉基米尔一世接受基督教东正教派的信仰,就把俄罗斯民间宗教的偶像抛到河里,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国教地位持续900年。
 
    二、中国民间宗教对抗官权,迷惑皇帝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断产生各类民间宗教,各种神秘的通灵术;然而,中华文化的源头蒙普遍启示的光照,古圣先贤相信世界上存在至高的上帝;与撒冷王麦基督洗德的观念相通。尧、舜、禹、汤、文、武一脉相承地相信上帝,孔子排斥民间宗教,“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以“仁、礼、天”为核心,他崇尚西周王室所信仰的上帝和礼制,仁爱、秩序与“昊天”紧密相连。孔子一生都在寻求祭祀上帝的礼仪,称之为“上天大道”。大道既隐,退而求其次,追求小康。儒家的“仁礼天”指导官权的运作,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历代官权都倡导儒家思想。历史证据昭昭,勿庸赘述。
 
    与儒家相对的民间宗教,二者屡屡发生冲突。反抗官权的农民暴动,往往利用民间宗教。陈胜、吴广经民间占卜者指点,将“陈胜王”布帛塞入鱼腹,煽动造反,赢得民心。
 
    秦始皇听信民间方士的蛊惑,觅求仙人不死之药,劳民伤财;在巡游舟车劳顿中染病身亡。汉高祖刘邦,先举行祭祀黄帝、蚩尤的民间宗教仪式,后参加推翻秦朝的起义。
 
    东汉黄巾农民暴动以民间宗教为旗帜。农民领袖张角传“太平道”,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用符咒传教,号召天下人跟随。张角继承方士张道陵“五斗米道”的法术,以巫术治病。由民间宗教力量变为反官权的政治力量。
 
    清朝的白莲教、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帮会,大都以民间宗教的形态出现。这些民间宗教推翻王权,无非想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他们不是要建立自由公正的社会,而是更加无法无天。官权的儒家法系虽然异化腐败,官绅一体的社会,至少还能使民众生存,还有道德和秩序,而信奉民间宗教的农民暴动则烧杀掠抢,危害国家社会的生产力更甚。
 
    最典型的是义和团运动,义和团集各种民间宗教之大成,混合巫术、法术、邪术、气功、谣传、咒语,这种民间宗教的层次,比儒教、佛教、喇嘛教低劣,他们不但损害官权,也危害民权,义和团的政治立场摇摆混乱,他们遭到官权镇压就反官权,被官权利用时就媚官骗官。刚毅、毓贤、慈禧轻信义和团的法术,结果身败名裂,导致大清王朝加速灭亡。
 
 
    三、晚清、民国民间宗教的落伍
 
    在鸦片战争销烟炮火的年月,大清王朝的军队为打败英军,采用中国民间宗教的招数,两江总督裕谦与英军开战之前,率文武官员在关帝庙跪拜焚香,并向关帝偶像宣誓,结果还是阵地失守,投水自杀。驻防广州的杨芳将军,听信巫师的谏言,认为英国的炮火猛烈是施行了魔法;于是,用巫术对阵,将马桶、狗血、粪便挂起来,战果是臭了广州,英军仍长驱直入。奕经将军在杭州庙里抽了一支虎行签,算定在壬寅年寅月寅时可战胜英军,他调遣三万六千清军,按此时辰攻打英军占领的宁波,遭到英军流弹轰击,清军死伤枕籍,惨不忍睹,奕经大败而逃。
 
    基督教福音在晚清传播,遇到民间宗教的抵制,发生了许多教案。这些教案对大清帝国的政权损害很大,洋务派大臣都自觉维护传教权,借助基督教宣教士发展科技和教育。民间宗教不但抵挡基督福音,也反对西方科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在朝的汉族重臣,处理教案不偏袒民间宗教,保护欧美的在华权益;他们的权力和影响日益提高。那些朝中顽固的清议派唱高调,不办实事,最后与义和团汇为同流。大清王朝想借民间宗教张扬国威,结果适得其反。
 
    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原是基督徒,他的政治活动得到小部分教会的支持;但是,大多数的欧、美宣教士不赞同推翻清朝;于是,孙中山寻求民间宗教的帮助,他违背基督教义而参加“三合会”。孙中山策动10次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人员“三合会”占多数,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后,孙中山不答应“三合会”提出建“五祖庙”的诉求,他又恢复了基督教信仰,基督徒不能拜偶像。孙中山与北洋军阀斗争,实力不足,就联俄联共。因此,国民党早期的意识形态来自四个方面:基督教、儒家思想、民间宗教和社会主义。国民党上层人士与基督教会、民间帮会、俄共中共有广泛联系。国民党内部的几次分裂,皆因信仰不同。国民党昌盛之日,正是领袖持守基督教信仰虔诚之时。
 
    北洋政府的军阀几乎全是民间宗教的信奉者,袁世凯相信风水、算命、看相,他在复辟帝制之前,问计于龙虎山“正一教”的道士,请术士张振龙相面。风水先生贾兴连给袁世凯讲“堪舆”,这些民间宗教人士,都鼓动袁世凯做皇帝。徐世昌总统相信江湖测字术,为了在段祺瑞的定国军和吴佩孚的讨逆军之间作选择,他请和尚了然为他测字。
 
    赌选总统曹锟相信扶乩术数,他娶了四房太太。 国务总理段祺瑞认为自己是菩萨转世,敌手们是天龙八步的阿修罗。直系军阀吴佩孚打仗运用奇门遁甲,六丁六甲。奉系军阀张宗昌供奉偶像“五道神”。张作霖在身边养着算命占卜先生,打仗娶媳妇都要咨询。参谋长杨宇霆迷信六丁六甲“四巫神”。
 
    直系将领冯玉祥信仰耶稣基督,他邀请欧、美宣教士作随军牧师,据史学家陈志让研究,在中国各路军阀的部队里,以冯军的道德水平最高。迷信民间宗教的各路军阀队伍,风行吃喝嫖赌。而冯玉祥的军队唱诗读经,纪律严明,蒸蒸日上,可称基督化的文明之师。可惜,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脾气急燥的冯玉祥恼恨英国,竟放弃了信仰;他在政治上左右摇摆。蒋介石放弃佛教而归信基督,他战胜各路军阀,异军突起,统一中国。

    国、共两军淮海大战,前线的国军官兵崇拜民间宗教的偶像关公、岳飞,烧香占卜。国民党上层人士大多崇尚儒教、道教、佛教,基督徒仅占少数,国军最终败退台湾。

    民间宗教并未使北洋军阀政权、国民党政权长治久安,权力的神圣性、合法性、威慑性、稳固性、有序传承性,民间宗教非但不能提供这些资源,反而,削蚀了权力基础。
 
    四、当代民间宗教具备抵制基督教的能力吗
 
    红色官权限制、利用、改造基督教,促使基督教逐渐消亡的政策失效。以强力手段打压家庭教会引起巨大反弹,激发反作用力,推动了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复兴。一些学者对比台湾,认为台湾在宗教自由的大环境中,基督教并不复兴。原因是台湾民间宗教昌盛,抑制了基督教的发展;所以,大陆的官权应扶持民间宗教,让民间宗教登上大雅之堂,封冠加冕,美其名曰:“中华教”、“大道教”。这样既可抵制基督教的发展,又破解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西化战略,防止和平演变;因为欧美文化以基督教为核心。

    然而,中国的现实令这些学者尴尬,大陆民间宗教已演变成大陆红色官权的头号敌人,某些气功组织演变为民间宗教和政治团体,他们企图推翻官权,排斥欧、美各种文化,将马列主义定为“洋教”。马列政治文化的确起源于德国、英国和法国,制度化于前苏联;更深的源头要追朔到俄罗斯东正教文化,拜占庭王国的制度外形,犹太人世俗化、人本化的理想主义。马克思出身于犹太基督教家庭,恩格斯出身于基督徒家庭,列宁、斯大林从小受基督教东正教派的熏陶,这种政治文化一度风行于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中国民间宗教哪有这么大的能量来抵挡它的冲击?

    如果让红色官权扶持民间宗教,那些魑魅魍魉、古灵精怪岂不泛滥?岂不要平反以往几十年镇压的“会道门”?巫婆神汉走进官场议事,出谋划策。在监狱、劳教所关押的民间宗教教主和自封的皇帝至少有几十名,应该如何处置?

    台湾的民间宗教的确发达,近来曝光的陈水扁贪腐洗钱案,内幕越揭越深。民间宗教使用奇门遁甲、金蝉脱壳计、迷魂大法、七星八卦阵等巫术为陈水扁脱罪。巫师预言陈水扁“关关难过,关关过”。而基督教牧师进行属灵争战,靠上帝攻破这些法术,迫使陈水扁认罪悔改。民间宗教只求功利而不求公义道德,严重腐蚀了台湾官权。

    台湾的基督徒、天主教徒约占台岛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五,但是,台湾教会整体文化素质高于大陆,属灵资源和教产远远多于大陆的基督教会。台湾宣教士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就帮助家庭教会培训人才,教导神学。台湾教会传道人费财费力复兴大陆的教会,如果加上他们在大陆和东南亚、北美华人社区直接或间接牧养的教会,信徒所占的人口比例会翻番。

    台湾的民间宗教挡住基督教的发展了吗?恰恰相反,台湾原住民信奉原始的民间宗教,基督福音在这些群体中容易传开;而且,台湾的民间宗教注重神迹,灵恩教会的神迹见证使台湾原住民认识到,基督徒所信的上帝胜过他们所信的神衹。台湾基督教发展最快的,往往是神迹奇事伴随的教派,像灵粮堂教会系统。

    在中华元朝,皇帝忽必烈欢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忽必烈挑战天主教神甫,若他们行的神迹胜过民间宗教的巫师,他也会信天主教;然而,天主教注重教义和仪式,缺少圣灵的能力,在元朝、明朝末期和清朝初期,尽管有自由传教的机会,天主教却没有较大的发展。

    中国民间宗教对注重理性的基督教有拦阻,却无法阻挡有圣灵恩赐的教会;而且,他们会放弃民间宗教,归信耶稣基督,加入宣教的行列;以亲身体验,见证耶和华上帝的独一全能。

    大陆云南省的民间宗教很发达,傈僳族、景颇族原来信民间宗教巫术,基督教宣教士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经过对比,放弃偶像图腾崇拜,转而信仰耶稣。据统计,傈僳族的基督徒占该民族人口的42%。景颇族茶山人信主的比例占33%。大花苗族信主的比例占51%。佤族基督徒比例是25%。这些少数民族基督徒的比例高于汉族。

    非洲的民间宗教以前十分兴盛,现在,基督教在非洲最复兴。乌干达、尼日利亚等国基督教会呈现爆炸性增长。赞比亚总统宣布,赞比亚是基督教国家。由此可见,世界各地的民间宗教不能阻挡基督教的发展。美国印第安人的民间宗教,挡住基督教在美国五次大觉醒运动了吗?用中国民间宗教抑制基督教的设想,就像用民间乐器唢呐竹笙对抗交响乐,用八抬花桥对付现代轿车。在当代世界科技一体的进程中,岂不幼稚可笑吗?

    笔者想特别指出,非洲基督教的大复兴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努力的结果,恰恰与欧洲基督教衰退相对应。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最近谈到基督教在英国的危机,基督徒在英国谈信仰竟被视为怪癖,伴随着英国基督教的衰退,失去了一个个海外殖民地。有美国学者已为后基督教时代的欧洲写下“墓志铭”,这样的国家还有能力和平演变中国吗?中国基督教在逼迫中成长,官权压制教会却结出复兴的硕果;中国经济实力日益上升。
欧洲人越来越对东方的喇嘛教和民间宗教感兴趣,而中国人越来越对基督教感兴趣。世界东、西方正进行历史性的巨大转型。中国温州、香港、台湾教会已差派宣教士赴欧洲宣教。

    笔者调查研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杜勒斯是谁,更不要提对中国和平演变。中国成为强大的基督教国家,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有何益处?欧、美企业家在中国的贸易中获利甚丰,相当满足。欧、美资产阶级怎么能希望推翻这样的政权?

    时移代异,苍桑巨变。“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五十年代的无神论冷战思维,在世界东、西方文化大转型的今天,是彻底更新和转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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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台湾大复兴的契机!》 周瑜家牧师
2.《台湾基督教会教势年度报告》  国度复兴报
3.《中华教或华人教—作为被建构的民间信仰?》陈进国著
4.《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陈志让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
5.《军阀与迷信》刘秉荣著   华文出版社  1993年4月版
6.《中国的少数民族》扬天民著  新加坡   教会资料
7.《剑桥中国晚清史》 费正清编  加州柏克莱大学 历史教授 韦克曼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8.《史记》 司马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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