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雨　白友涛

 

 

    据我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超过1.4亿。其中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约有2000万,而信仰伊斯兰教的流动穆斯林约有200万。他们大部分是居住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中的青壮年男性,接受过基础教育并有一技之长。他们远离熟悉的家乡进入陌生而复杂的城市后,必然会面临着如何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问题。本文就是在此背景下对我国不同地区流动穆斯林的社会适应状况进行比较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于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研究越来越多并逐渐深入和全面,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并出现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界对少数民族、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研究，大多是对某一城市该群体社会适应状况的描述、适应困难原因分析与相应对策的建议，而缺乏以实证为基础的比较研究，对他们进入城市后的宗教生活状况也缺乏实证研究和分析。因此，笔者通过对不同地区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状况的比较研究,试图从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其城市适应现状。

 

    (一)经济生活

    城市中流动穆斯林的就业结构和其进入城市前比较发生了明显变化。务农人数比例锐减,打工者和个体商贩的人数比例增加。流动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后,月收入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调查数据显示,流动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前,六成被调查者的月平均收入在500元以下,而在进入城市后,他们的收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提高, 月收入在500—1000元和1000—2000元的人数比例达到了70%。然而城市流动穆斯林职业的变化在提高他们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使其身份发生变化,很多人由原来的农民身份变成了“农民工”。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如何获得比原来高的收入,成为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前提。绝大多数流动穆斯林选择在城市打工并以此作为获得生存机会和城市生活的前提,并且打工者中相当比例的人从事的都是与餐饮行业有关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流动穆斯林较低的文化水平、因宗教信仰而形成的民族习惯、户籍制度下流动人口狭窄的就业范围、未经过正规的职业训练情况下餐饮业相对较低的就业成本等等成为影响他们经济生活适应的重要方面。

    (二)社会日常生活

    流动穆斯林的社会生活包括日常饮食、子女就学、社会交往等方面。在日常生活上,流动穆斯林脱离了原来乡村的“熟人社会”而进入到陌生的城市社会,从而被吸纳到城市生活体系中。因此,城市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影响他们原有的起居时间、饮食习惯、家庭事务安排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再加上我国城乡社会间的种种制度差异和壁垒,都会导致流动穆斯林在城市日常生活适应上出现吃饭难、上学难、报户口难等诸多问题。另外,流动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后,他们的社会交往通常局限在与自己有较高同质性的群体当中,与城市中的其他群体很少接触,即使是和本地穆斯林的交往也很少。地缘和宗教成为他们选择朋友时的重要因素,使得他们的人际网络具有典型的“强关系”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流动穆斯林内部的团结程度就比较高,有约80%的被调查者都认为他们群体内部成员间的关系亲密友好。流动穆斯林内部的团结性及与其他群体的表面友好实质有隔阂的状态,就意味着当他们在城市中遇到突发事件时,“强关系”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渡过难关方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三)宗教文化生活

    流动穆斯林城市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少数民族文化活动有关的宗教生活。城市工作和生活对时间和空间的要求使流动穆斯林原来在农村相对较为固定的宗教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每天都去清真寺的人数比例明显降低,做礼拜的次数也减少了,大部分人由原来的“每天五礼”和“每周若干次”变为了参加“每周的聚礼”和“每年的会礼”；封斋的天数也呈减少的趋势；没有条件完成天课的人数比例也在增加。虽然流动穆斯林在宗教活动方面投入的时间相对减少,但宗教对流动穆斯林的影响依然很大,例如有约1/3的流动穆斯林在闲暇时选择去清真寺做宗教功课,而一些流动穆斯林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就是参加由本地穆斯林组织的除聚礼、会礼之外的宗教活动。

    (四)心理适应

    流动穆斯林参与社区活动的程度很低,只有约1/10的人参加过社区活动。在没有参加过社区活动的人中,只有极少数的流动穆斯林接受过邀请,大部分人是从来没有被邀请过,并且他们在主观上也没有主动参与社区活动的意识。再加上他们在城市中生活所面临的经济、宗教以及人际交往、心理调适上的压力和困难,导致他们对居住社区的心理归属感不强,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不高。然而,社会适应的最高层级是心理适应,它能使流动人口愿意定居城市。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经济生活适应为前提和基础,以城市社会生活适应为推动力的,而城市归属感的形成是他们实现心理适应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城市中大部分流动穆斯林对各自城市的认同度并不高,长期定居的愿望并不强烈或者并不清晰。这里自然有温度、湿度等自然气候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社会原因。经济收入相对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经济生活适应的完成,城市物价的上涨和流动人口社会福利与保障待遇的缺失常常会抵消其收入的增加部分,经济上的贫困是他们实现定居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他们的城市生活常会碰到种种不便,与当地居民语言文化的差异、民族风俗习惯日益模糊、对日常宗教活动的疏远等许多方面都使他们的城市适应过程缺乏有力的推动；而社会交往范围的狭窄和交往对象的高同质性,又加剧了他们边缘化的程度。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使他们始终飘浮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或不同城市之间的夹缝中,难以对城市产生心理归属,实现完全的社会适应。

 

    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的情况和面对的问题除了上述共性之外,还会因为我国地区差异而有较大不同。本文选择了东部地区的南京和西部地区的西安进行比较研究。这两个城市有着数量相近的外来少数民族人口。据统计,西安市在2001年已有近2.1万人,而南京市到2005年也有了2万左右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占了绝大多数。在这两个城市中,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情况的差异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经济生活

    西安市和南京市流动穆斯林经济生活适应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职业转化途径、收入增加幅度等方面。

    通过对南京和西安的流动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前后从事各种主要职业的人口比例及其变化情况逐项细分,笔者发现原本务农的穆斯林在进入不同的城市后,他们的职业转化并不相同(表一)。在西安的流动穆斯林,他们的职业转化途径相对多元化,打工并不是大部分人的唯一选择,约有1/3的务农人口在进入西安后开始做小生意,有一些人还成了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老板。除此之外,还有超过10%的人选择了其他的就业方式；相比之下,南京的流动穆斯林的职业选择就显得单一得多,原本务农人口中有超过八成的人转变成了打工者,只有极少数人成为个体户或私人老板。通过对两市目前选择打工的流动穆斯林在其进城之前的职业分析,也能得出与上述情况相呼应的结果。

    在收入方面,通过对两市流动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前后不同收入层级的人数比例变动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两个城市的流动穆斯林中,原本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变动情况基本相同,但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人数比例的变动则出现差异。可以说,西安市流动穆斯林中,较高收入的人数增长情况要优于南京市。

 

    表一　务农人口的职业转化情况

 

    (二)社会生活

    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后,对城市日常生活的适应情况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社会适应状况。通过比较笔者发现,两市的流动穆斯林在户口、语言、饮食、子女就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在我国城乡二元社会中,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生活适应影响最广泛、最复杂因素之一就是户籍归属。南京市的流动穆斯林中绝大多数都有暂住证,有本地户口和“双无”(既无户口也无暂住证)的人数比例较少。但在西安这一情况就相对复杂,从调查数据来看,有约一成的人拥有户口,但也有约一半的人属于“双无”人员。

    流动穆斯林大多来自较为偏僻落后的农村地区,进入城市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语言关。西安市地处西部,因此大部分来自西部的流动穆斯林都能够较为容易地听懂并学会当地方言,但对南京市的流动穆斯林而言,地域和文化的较大差异使他们学会当地方言比较困难。

    饮食问题是影响城市流动穆斯林生活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两个城市流动穆斯林对清真饮食的评价来看,南京市的流动穆斯林显得更突出。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认为南京市的清真食品销售点少,使其生活不便,而且“假清真”的问题也相对严重。

    子女教育问题是流动穆斯林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两城市的流动穆斯林面对这一问题都有各自的做法。西安市的流动穆斯林选择让子女在城市上学和在老家上学的人数比例相当,且两者相加占了被调查者的绝大多数,南京市流动穆斯林的子女大部分都在老家上学。此外,除了共同面对的经济原因外,南京的流动穆斯林认为缺少回民学校,以及学校没有清真食堂是造成子女在城市上学困难的重要因素；对于西安的流动穆斯林来说,回民学校教学质量不高带给他们的困难较多。

    在社会交往上,交往对象的高同质性在南京地区流动穆斯林群体中也更突出。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地域来源,对他们结交朋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南京市绝大多数被调查者结交的朋友都是同乡的穆斯林。相比之下,西安流动穆斯林社会交往对象的范围则要广一些,很多流动穆斯林的朋友范围拓展到宗教信仰圈外,还有一些人超出了地缘关系的范围,结交到了来自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朋友。而社会交往对象的同质性程度不同也使两市流动穆斯林的人际关系存在差异。西安市的流动穆斯林与本地居民的接触相对多一些,而流动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也相对微妙一些,例如会有一部分人认为他们之间存在教派分歧,但这对于南京的流动穆斯林而言微乎其微。此外,在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上,南京市的参与程度相对更低,而西安市的一些流动穆斯林也表现出了对社区活动的主观拒斥。

    (三)宗教文化生活

    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后,城市生活对流动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影响在南京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以做礼拜的情况为例,南京的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后保持“每天五礼”的人数比例大幅度降低,很多人做礼拜的频率变为每周的聚礼,甚至是每年的会礼。但这种变化在西安的流动穆斯林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其他如封斋、天课等方面,两个城市也出现类似的变化趋势。

    此外,从对城市清真寺管理的评价来看,西安的结果要好于南京。南京约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清真寺的管理一般,还有待加强,而西安有约一半的人认为清真寺管理得很好。

    (四)心理归属感

    两市流动穆斯林对所在城市的心理归属感的差异,笔者主要从自我评价、社区归属感、定居意愿三个方面来比较。

    首先,对流动结果的自我评价。南京市的流动穆斯林对其进入城市的结果的自我评价有着较为一致的倾向性,大部分人认为自己的经济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而西安市流动穆斯林的自我评价则有了更大的差异性,如子女得到发展机会、个人工作满意等都被纳入进来,而且还有一些人对自己进城后的情况并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其次,在社区归属感方面。通过对两市流动穆斯林在社区的居住时间、对所在社区的基本信息(社区名称)的知晓度、与社区居民的互动状况、参与社区活动情况进行综合考量之后,笔者认为西安市的流动穆斯林对社区的归属感相对来说比南京的要稍强一些。

    最后,虽然两市大部分流动穆斯林定居城市的意向并不明确,要看其在城市的情况再定,但明确表示愿意留在西安的人数比例仍然高于南京,而不确定的人数比例也相对少一些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西安市和南京市的流动穆斯林在社会适应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2)总体而言,西安市流动穆斯林的社会适应情况要相对优于南京的流动穆斯林；(3)西安市的流动穆斯林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上的困难比较少,而且他们开始表现出对社会适应的较高层次的要求,如社会交往、社区参与、文化沟通等要求；(4)社会适应初级层面中的一些问题,如饮食、宗教活动等对南京流动穆斯林的影响程度依然较大,而他们对较高层面的交往以及文化、心理等面临的问题虽然要求很多,但并不迫切。

 

    西安市和南京市的流动穆斯林在社会适应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西部和东部地区流动穆斯林的社会适应问题。窦开龙对甘肃流动人口的都市适应进行的实证调查、王琛与周大鸣对深圳少数民族社会交往的研究以及其他相关对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状况的调查资料都分别与西安、南京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为何他们在社会适应上会出现较大的地区差异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流动穆斯林社会构成不同

    从人口特征来看,南京市流动穆斯林的年龄要更低一些,绝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45岁以上的人口极少,而西安市的流动穆斯林中30岁以上的则相对多些,大约占了4成；南京流动穆斯林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大部分是小学文化程度,而西安市的绝大部分接受过中学及以上的教育；从婚姻情况来看,南京市大部分流动穆斯林属于未婚,西安市流动穆斯林中大部分是已婚人士,而且他们的配偶通常不是本地人,他们来西安的时间也相对长一些,约1/3的人都是居住了5年以上的。这些人口特征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流动方式、居住方式、流动目的上产生较大差异。从调查结果来看,西安市流动穆斯林的流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家庭决定的影响,但南京市流动穆斯林更多是和同乡好友一起来到城市。因此,西安市的流动穆斯林更多的是以家庭化居住方式为主。家庭化的流动行为会使他们进城目的相对多元化,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工作、子女教育与发展等多种期望,而并非像南京流动穆斯林那样具有普遍单一的经济目的。因此,由人口特征不同而引起的流动穆斯林在流动和居住方式以及进城目的上的诸多不同,会使得他们在对城市生活和流动结果的评价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二)城市穆斯林社区社会生态不同

    马强教授在对广州哲玛提的研究中提出,城市穆斯林社区在一定程度上与“哲玛提”有某种概念上的重合,“哲玛提与社区的区别并不在于构成要素,而是社区内的行为规范和社区意识……哲玛提是一种特制的社区——宗教社区”。他认为这种社区实质“强调的并不是地域,而是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具有同一文化的同质人口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这一理解出发,他将城市哲玛提划分为空间性和非空间性两种类型,以西安回坊、西宁东关、兰州小西湖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的穆斯林社区被认为是传统社区,不仅社区要素完备,而且寺坊的特征明显,具有较好的文化继承性和历史稳定性,而将广州、深圳、上海的穆斯林社区归为非空间性的流动社区。

    根据此种类型分类并结合实地调研,我们不难发现,西安流动穆斯林相对集中且较为稳定地居住在市中心回坊、城东回民新村、道北以及西郊新西北清真寺周围。每个聚居区内都有至少一座较大的清真寺。通过访谈,我们还发现,有些流动穆斯林宁愿每天打工或做生意的路途远一些,也会选择住在清真寺附近。此外,调查数据也反映出绝大多数西安市流动穆斯林的居住地距离清真寺都很近、大部分人购买清真食品比较方便,而且对当地清真寺的管理也比较满意。因此,笔者认为西安市流动穆斯林聚居区依旧属于传统型社区。相比之下,南京市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虽然马强教授认为南京七家湾社区“仍然可以看作社区要素完备的地域社区”,但是,通过对其近年来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考察就能发现,南京七家湾社区在经过大规模拆迁改造后,已不是原来传统回族社区的“核心地段”。该社区中的宗教文化传承遇到很大困难,社区地域概念日渐模糊,社区认同也发生了变化,整个社区结构由封闭走向开放。从七家湾这一南京市典型传统回族社区的变化以及实地调查的所见所闻,结合统计数据,笔者认为南京流动穆斯林的居住是较为分散的,并没有像西安那样的具有传统社区意义的聚居区。而这种相对分散与原有城市“哲玛提”发生变化有着很大关系。

    通过两个城市的穆斯林社区或者说都市“哲玛提”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社区作为个人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场所,应该成为为流动穆斯林提供饮食、居住、宗教活动、日常交往等基本生活需要的地方。然而南京原有回族社区的变化使得流动穆斯林在这里面临的最直接、最迫切的适应问题通常与日常生活有关,而西安的流动穆斯林在功能相对完好的回族社区里较为顺利地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后,就开始对城市生活提出更多、更高一层的适应要求。

    (三)两地城市文化与区域文化的不同

    南京与西安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历史名城,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同属于我国八大古都,而且在较长历史时期内都是穆斯林主要的聚居地和伊斯兰文化的繁荣地,但两者的差异却十分明显。从城市空间属性来看,南京市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属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较少；西安市位于陕西关中平原南部,属于我国西北内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并长年世居于此。对于很多从甘、宁、青、新等西部省区的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流动穆斯林而言,与自己居住地的空间属性差异越大,其社会适应的成本也就越高,适应过程就越复杂,适应时出现的问题也就越多。在城市文化方面,每个城市都有其自身的文化,西安市以汉唐文化特点为主并受到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文化的影响,而南京作为“天下文枢”, 具有江南文仕之风的特点并容易受到“吴”文化以及海派文化的影响。笔者在这两个城市都有较长时间的亲身体验,在西安市的几乎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穆斯林传统或伊斯兰文化对城市的影响,即使是汉民也会经常到市中心回坊的“回族风情街”吃小吃,且由于回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坊内的大小数十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这里便成为了西安市区的特色景点之一。然而在南京,城市中的这种民族文化氛围会显得淡了很多,只有在穆斯林的盛大节日,如开斋节和古尔邦节时在清真寺周围才能够感受到穆斯林文化的氛围,然而这也是极为短暂的。调查反映出西安的流动穆斯林更容易去接受并逐渐适应城市生活,而对南京流动穆斯林来说则显得比较困难。此外,两市及所在区域的城市化水平高低也对他们的城市适应产生一定影响。由于西安的城市化水平要相对低于南京,因此流动穆斯林在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里的社会适应难度就会相对小一些,他们适应城市生活都相对容易。

    综上所述,不同的城市社会中的流动穆斯林由于群体自身不同的人口特征、穆斯林社区的变化以及城市文化特点的差异使得他们在社会适应中的经济生活适应、城市日常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上除了具有一些共性问题之外,还有着各自特殊的难题。南京市的流动穆斯林面对的更直接和更紧迫的问题主要是城市生活问题,而西安市的流动穆斯林在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又提出了文化和心理适应上的种种要求。因此,不同城市的管理者要针对他们在社会适应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前者要更多地关注城市传统回族社区变化后流动穆斯林的基本生活问题,而后者则要考虑如何增强外来穆斯林对本城市的认同和归属,并要考虑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如何对待原有传统回族社区,寻找合适的改造途径。

 

参考文献：

[1]张继焦.城市的适应：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

[2]陈晓毅.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社会意义——以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员工为例[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5).

[3]李伟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存与适应——以武汉市的调研为例[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5).

[4]龚坚.外来穆斯林的城市适应状况——来自厦门市外来少数民族城市适应的调查报告[J].青海民族研究,2007,(3).

[5]窦开龙.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都市困境适应的人类学分析——来自甘肃的实证调查[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6](美)帕克,等著.城市社会学[M].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7]王琛,周大鸣.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以深圳市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4,(2).

[8]马强.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9]白友涛.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本文转载自：《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第35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