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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对中梵关系认知的转变
发布时间: 2014/8/22日    【字体:
作者:林瑞琪
内容提示:「建交」只应是中国对世界开放的一个结果而已,改善关系才是整个过程的主调;即使在短时期之内不能达致中梵建交,也应由高层直接参与,制订改善关系的路线图。
关键词:  政教关系 梵蒂冈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罗马教廷的枢机院举行选举会议,波兰格拉戈总主教华迪奇枢机当选为新任教宗,取号若望保禄二世;与此同期,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筹办第十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号称「十一大三中全会」,随着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实质执政,并宣布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历史旅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天主教会在过往三十年的发展,均有深重的影响;而历史的巧合,亦将这两者紧紧地连在一起。 

      八十年代的敌视态度  

      在最初,中国政府完全不了解她在梵蒂冈的对手所扮演的角色。贯穿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官方充满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敌视态度,我们试从中国政府认可的爱国会所出版的《中国天主教》杂志内的文章可以得知。 

      《中国天主教》创刊于一九八零年,是中国政府认可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合办的爱国爱教的综合性刊物」。(《中国天主教》第一期,页1)初期为不定期刊物,从一九八三年起每年大约出版三期;到一九八七年开始,固定为每年出版四期;到一九九一年改为每年五期;一九九四年改为每年出版六期,至今不变。 

      以下我们引几篇颇有代表性的文章,可以反映出北京政府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态度。涂世华在「发扬宗徒传统精神,独立自主地办好中国教会」一文(原刊于《中国天主教》总第一期,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日,页20)中写道:

      梵蒂冈教皇为了给自己的神权统治制造根据,就杜撰了伯多禄是建立罗马教会的首任罗马主教,他是宗徒之长,因而以后的罗马主教就是伯多禄的继位人,是教会最高统治者教皇。为此梵蒂冈就一口咬定,伯多禄是首先到罗马传教并在那里建立教会的宗徒。其实,伯多禄是否在罗马传过教,至今还没有找到站得住脚的圣经和历史根据。而保禄宗徒在他第一次被捕时,却在罗马传过二年教。宗徒大事录二十八章30节说:「保禄在自己赁的房子里住了整整两年,凡来见他的他都接待,他宣讲天主的国,传扬主耶稣的事迹,都非常自由,没有人禁止。」保禄被释放后,前往西班牙传教,后又回到意大利。当时他以当地教会领导人的身份给希伯来人写信说;「意大利的众兄弟问候你们,愿恩宠与你们众人同在!」这里根本未提到伯多禄,可见伯多禄不在罗马。此外,根据圣保禄一贯传教原则,凡其他宗徒传过教的地方,他是不去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在没有认识基督的地方传布福音,引以为荣,免得我在别人的基础上进行建筑。」这正好说明,在保禄之前,没有其他宗徒在罗马传过教。由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圣保禄是第一个在罗马传教的宗徒,而不是伯多禄。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以后的罗马主教是伯多禄的继承人,更谈不上具有什么首席权了。既然如此,我国教会继承宗徒们的传统精神,实行独立自办方针,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涂世华,1980,页20)

      涂世华这篇言论充满教会史方面的谬误,已到了不值得反驳的地步;但危险之处,在于其不单攻击教宗本人,更攻击宗座首席权本身,与当时光喊口号的文章不同,因此特别值得注意。 

      另一篇文章则是由号称「温州主教」的方志刚所撰,题为「发扬宗徒传教传统,坚持独立自主道路」。(原刊于《中国天主教》总第三期,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页20。)

      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我们在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下,沿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胜利前进的时候,罗马教廷出于它一贯敌视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反动立场,竟又玩弄了一个非法委任邓以明为广东省大主教的新阴谋,企图以此打开缺口,捣乱我们中国天主教会的复兴工作,破坏我们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正义事业,以实现它重新控制利用中国天主教会的目的。对此,我们广大的爱国爱教的神长教友感到极大的气愤,纷纷发表声明,一致谴责和抗议罗马教廷这一非法任命。……通过这次中国天主教两个全国性机构的常务委员和主教团联席会议,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帝国主义任意摆布和控制中国天主教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罗马教廷和一切外国反动势力妄想破坏和干扰中国天主教会的独立自主,都是绝对不能得逞的。它的一切阴谋活动必将遭到中国天主教会的坚决抵制和反击而以彻底失败告终。(方志刚,1981,页20)

      第三篇的原题目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神圣权利不容侵犯」,子题为「评若望‧保禄二世在马尼拉对华人教友的讲话」,牛西蒙着。(刊于《中国天主教》总第三期,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页36。)

      听了若望‧保禄二世在马尼拉对华人教友的讲话,我们有这么一种感觉:他讲话的目的是反对我们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 

      大家知道,我们独立了的中国天主教会是不承认教皇的首席地位的。(牛西蒙,1981,页36)

      牛西蒙说得很明白不过了。但他的文章中另一段却透露出玄机,中方并非不重视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关系,但策略上却是要教宗屈服。

      若望‧保禄二世访菲回到罗马后就马上命他驻台湾的代办保禄吉廖拜访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副外长钱复,向他转达了梵蒂冈的这一保証,即梵蒂冈要台湾国民党放心,它将继续同台湾保持关系(法新社台北三月五日电)。这充分说明若望‧保禄二世还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他的讲话是虚伪的、骗人的。罗马教廷如果真诚要跟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会对话,首先它应承认过去的错误,即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会执行的错误政策,以实际行动来証实它的诚意。(牛西蒙,1981,页38)

      八十年代末期态度的软化  

      虽然三篇文章以非常强硬的态度否定教宗的首席权,但在中国教会自发支持首席权的人却为数不少。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大陆上的公开教会五十多位主教聚集在北京开会,一些神父及修女亦有列席会议。该次主教会议共达成了三项决定,主要是按马骥主教的声明为蓝本。决定如下: 

      一. 尽快执行中央一八八文件,将教会不动产归还教会。 
      二. 除了四位以外,其余一致拥护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首席地位和权利。 
      三. 凡结婚的主教神父们当离开堂区。(林瑞琪1994,页223-224) 

      似乎中国政府认可的公开教会,已取得政府的谅解,改变了对教宗首席权的看法。如果没有政府的「祝福」,不可能有大量的公开主教敢于公开要求承认宗座首席权。 

      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本身也开始对宗座首席权的问题转调。这两个机构将上述这些人士的言论重新整理,出版成一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文辑》(以下简称《独文一》,以有别于稍后出版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文辑第二集》),《独文一》于一九九零年三月出版,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合编。《独文一》虽然在一九九零年三月出版,但以编整的仔细程度而言,却应是从一九八九年着手进行的。《独文一》所收录的十五篇文章,全部在《中国天主教》刊物曾登载过,亦包括上述的三篇。尽管该书的「前言」声称,「近年来,各地神长教友来信,要求我『两会』编印一些有关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宣传材料以供阅读学习。为此,我将《中国天主教》刊物曾登载过的有关此类文章辑印成册,取名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文文辑》(原文如此)。」(《独文一》,1990,「前言」) 

      有趣的是,这三篇文章中有关攻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都在《独文一》中很技巧地删削了。牛西蒙所着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神圣权利不容侵犯」,更改题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意愿」;而原有的子题「评若望‧保禄二世在马尼拉对华人教友的讲话」则干脆取消。(林瑞琪,1992,页57) 

      到了一九九二年,一些在国内修院任教的神父回港对我们说,许多神学院已开始同意他们讲授教宗的首席权,不过不是放在教会法或教会学方面的申述,而是放在教会史方面,作为历史演变的一部份去处理,但这毕竟是一大进步。 

      东欧事变的影响  

      政府所支持的「两会」所作的大量工作,想不到在一九九零年中突然打回原形,这全系于一九九零年四月四日中共元老陈云的一封信。这封写给当时的中共总书记jzm的短函内容如下: 

zm同志: 
      最近看到几份有关宗教渗透日益严重,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的材料,深感不安。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历来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现在是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的时候了。在这方面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  
      这几份材料可能你们已经看到,现送去请再看看。
      陈云 一九九零年四月四日

    「陈云信件」后来收录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出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所合编的《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中,题为「关于高度重视宗教渗透问题的信」,并有「页下注」,说明「这是陈云同志写给jzm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九零年四月二十四日,jzm同志将此信批转给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阅看,并指出:『陈云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确实需要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和警觉,千万不能麻痺大意,要及早采取有力措施,否则会酿成严重后果。』」(页177)从信件的定题,可见「反渗透」是当时政府对宗教界的主调,能否修补外交关系已成为次要。结果,「两会」要在短时期之内重新出版《《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文辑第二集》(简称《独文二》)。书中刻意地强调「反渗透」这个主题,由此来看,「陈云信件」与《独文二》两者的关系就昭然若揭了。 

      政府支持的两会在对教宗的态度上摇摆不定,反映出政府本身政策上章法大乱。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之后,中国外交界进入冰河时期,北京政府为了开拓外交空间,急忙为「中梵建交」改善条件,于是在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言论上做了大量修补工作:到了一九九零年,「东欧变天」已成大势所趋,中共政府又担心天主教影响力会波及中国,于是急急把大门关上。才有了《独文二》为《独文一》「修正」。 

      九十年代以后中梵建交条件的微调  

      中国政府在处理与罗马教廷,特别是与教宗的关系时,经常保持「两手准备」。一方面,中方表示愿意改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也预设一些不易达成的建交条件。然而,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后,这些条件有微妙的变化。我们试看香港亲北京的报章如何阐释中梵建交的条件。 

      让我们先回顾八十年代中国政府高层对中梵建交的看法。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在谈及中梵建交的条件时提到,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一、梵蒂冈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二,梵蒂冈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包括不干涉中国的宗教事务。(《文汇报》,1988-11-30)

      这可以说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标准说法。并且延至九十年代中期。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外交部重申一直以来的这两项要求:

      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今天说,只要梵蒂冈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包括不干涉中国的宗教事务,其他的问题都可通过正常的途径求得解决。(《大公报》,1994-11-11)

      但到了二零零零年七月九日,朱镕基总理访问意大利时,提出看似相同但实质上有很显著分别的两项条件:

      一是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是不能以宗教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文汇报》,2000-7-10)

      二零零一年十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纪念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的研讨会,郑重就来华传教士的缺失向中国人道歉;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回应教宗的讲话时表示,中方将「认真研究」教宗的道歉。(《明报》,2001-10-26)在谈到中梵建交的前景时,孙玉玺即表示:中方一直强调的两个原则没有任何改变: 

      第一,梵蒂冈必须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梵蒂冈不能利用宗教来干涉中国的内政,包括不以宗教事务为名干涉中国的内政事务。(《明报》,2001-10-26,B15)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日(罗马时间,在中国时间则为四月三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逝世;四月十九日,教廷的枢机院选出新任教宗,取号本笃十六世。新教宗继续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中国修好的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于同年六月十七日表示,「中国政府在发展同梵蒂冈的关系的问题上始终抱有诚意,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文汇报》,2005-6-24,A12)孔泉也提到建交的两个条件,他的版本是:

      梵蒂冈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够从事「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活动。孔泉同时强调,梵蒂冈不要以宗教事务为名来干涉中国内政。(《文汇报》,2005-6-24,A12)

      这种微调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但对普世教会来说却非常重要。可以说,自二零零零年前任总理朱镕基先生将第二项条件微调为「不能以宗教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言下之意是将「宗教事务」与「中国内政」分开。教廷参与宗教事务是可以磋商的,但不能以「宗教事务」为踏脚石去「干预」中国内政。这为梵蒂冈而言,就变得容易接受得多了。 

      笔者在二零零六年三月接受电台记者访问时表示,曾分析两者的分别。要求教廷不得干涉中国内政,没有问题;要求教廷不得介入宗教事务,则对一个连吃一餐饭也要做两次祈祷的团体来说,不参与宗教事务,还有甚么可以参与。不过,如果中方的要求是「不能以宗教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则对梵蒂冈来说是完全没有困难,因为教廷本身也切实要求宗教事务必须纯正,不得以此另作他用。可以说,朱镕基总理为二十一世纪中梵关系条件开辟了新的空间,然后才有日后的演变。 

      叶小文的从中作梗  

      然而,无论中央政府作出任何调整,政府内仍有一股势力坚决要否定中梵建交的可能性。这股势力潜藏在国家宗教事务局内。纵观整个二十一世纪,只有一次的言论将中梵建交条件打回原形,这是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于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在香港出席宗教团体的庆典时,回答新闻界有关中梵前景的问题时,他称的两项条件为:

      只要梵蒂冈拿出诚意,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干涉中国宗教事务,相信中梵关系可以取得突破。(《明报》,2005-9-16,A30)

      叶小文不谈「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却谈「不干涉中国宗教事务」,这是暗地里否定了中央政府多年来的努力,为了宗教事务局本身的利益而断送中国外交界的空间。二零零八年三月,当有杂志记者问及他对二零零七年教宗所发表对华牧函的评价时,叶小文说,「牧函虽然表示要撤销过去对中国教会的一些指令。取消给地下主教的所有特权,和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看上去教廷的态度有一定的积极性,但是总体上是消极的,某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正如一位长期关注中国天主教的教会观察家在谈到牧函时表示,『牧函的发表,表明教宗走上了和北京对抗的道路』。牧函在中国教会内部制造新的分裂和混乱,挑动中国天主教徒绝对地和教皇站在一起,逼迫他们再次在党和教之间做选择。更危险的是,牧函公开否定爱国会、否定主教团、否定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上任教皇表示,教廷和中国天主教徒之间『具有宗教性质的纽带,不能损害中华民族的团结,哪怕损害只是微乎其微;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削弱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比较之下,新教皇后退了。」 

      事实上,两任教宗对中国的尊重并无异致;叶小文的说法,只是中共传统上统战伎俩中的拉拢一个以打压另一个的手法而已。不过,将教宗本笃十六世对中国表达的善意,解释为「走上了和北京对抗的道路」,实在令人不寒而栗。(林瑞琪,2008,页3-5)叶小文转过来赞赏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当然不是坏事;但我们不禁要问,假如叶氏有意称谢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甚么不在他生前说出来。 

      二零零八年乐团访梵  

      中国爱乐交响乐团及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合共一百五十位成员,于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晚上,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礼堂作历史性演出,为教宗本笃十六世表演莫扎特的《安魂曲》及中国民乐《茉莉花》,教宗全程专注欣赏,并于表演后与演奏家及歌唱家握手及致贺。随后教宗向在场的嘉宾致辞,他称赞这场音乐会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中国艺术家的表演,「让我们接触到中国社会活泼轻快的一面。」教宗并祝愿中国今年八月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顺利成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的两个乐团到梵蒂冈表演,与北京政府关系十分良好的凤凰卫星电视,特别制作了一连五集有关梵蒂冈的电视记录片特辑,会让中国的领导人有机会看到教宗活生生的一面。中国领导人万万想不到的是,教廷核心的领导人,一个八十一岁的老人家,竟然仍要每天赶早在五时起床,开始极辛劳的一天。 

       这些辛劳,本来都与他无干,他应该安享晚年,但却意外地于七十八高龄,当选为全球十一亿天主教徒的领袖,将整个十一亿人的担子,及二千年的承传,都背到自己开始有点伛偻的身上。 

       过往中国政府一直以阴谋论去理解梵蒂冈,现在得重新认识他的谈判对手了。即使中央政府不认同梵蒂冈及教宗的看法或作风,但起码他们得承认,这位八十一高龄的老人家,并非为了一己之私而坚决与中国对着干。 

      结论  

      中国一直不乏与教宗同样有承担的领导人。现有高层之外,过往的多位领导人如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朱镕基,都为了中国的未来而劳心劳力。为何偏偏双方领导层没有机会面对面商谈。 

      回顾了中国政府三十年来对教宗个人及中梵关系的不同诠释,也探索了其中的演变,我们可以理解到,中央政府从意识形态挂帅走向理性务实的同时,也有其政治挂帅压倒一切的一面。但在三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央政府在很多事情上虽然满有善意,但事件到了政治中层就出现利益矛盾的问题,而导致百病丛生,四川省汶川大地震中「豆腐渣学校」所造成的大量伤亡如是;「毒奶粉」事件所引发的健康危机如是。 

      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尤其是其对待天主教会的政策,与这些「豆腐渣工程」及「毒奶粉」如出一辙,是中层干部伙同地方利益份子从中作梗,瞒上欺下,为一己的利益而损害国家的正常发展。 

      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可以说是「重要而不紧急」。但正因为其不紧急,所以中央政府一直未有将问题列作优先处理的项目,而目前中国政府又面对内外种种挑战,包括国内的食品及工农业生产安全问题,国际上有美国的金融海啸所引发的全球危机。可以预见中国政府势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将中梵建交问题提上日程。 

      不过,「建交」只应是中国对世界开放的一个结果而已,改善关系才是整个过程的主调;即使在短时期之内不能达致中梵建交,也应由高层直接参与,制订改善关系的路线图。否则继续任从中层政府干部从中操控,将重覆三十多年来的困局,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断送中国扩大参与世界舞台的空间。 


参考书目:  
涂世华着,1980,「发扬宗徒传统精神,独立自主地办好中国教会」,刊于《中国天主教》总第一期,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日,页20。
方志刚着,1981,「发扬宗徒传教传统,坚持独立自主道路」,刊于《中国天主教》总第三期,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页20。
牛西蒙着,1981,「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神圣权利不容侵犯」,刊于《中国天主教》总第三期,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页36。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暨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编,1990,《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文辑》,北京,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联合出版。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资料室暨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资料室编,1990,《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文辑第二集》,北京,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联合出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1995,《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林瑞琪,1994,《谁主沉浮--中国天主教当代历史反省》,香港,圣神研究中心。
林瑞琪,2002,「从『洁本』看一九九零年中梵关系的契机及变卦」,收录《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天主教辅仁大学历史系,2002年12月出版。
林瑞琪,2008,「中国堪受赞赏,但须贯彻始终」(编者的话),《鼎》季刊2008年夏季号,第28卷总第149期。香港,圣神研究中心出版。
《文汇报》,1988年11月30日。
《大公报》,1994年11月11日
《文汇报》,2000年7月10日。
《明报》,2001年10月26日,B15页。
《文汇报》,2005年6月24日,A12页。

本文原载:《鼎》2008年冬季号,第28卷,总第1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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