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有三大基础：东正教、沙皇专制、国民性。”

 

——谢尔盖•乌瓦罗夫伯爵（19世纪俄教育大臣）

 

“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

 

——卡尔•马克思

 

 

8月17日，俄罗斯法官玛丽娜•希罗拉（Marina Syrova）判决Pussy Riot乐队在救世主大教堂的表演带有宗教仇恨，流氓罪罪名成立，判处两年监禁。

 

判决当日，全世界60多个城市都有支持Pussy Riot的活动，这成为普京时代最具争议性的案件之一。

 

判决当日，俄罗斯法院门口聚集了500多个民众：有支持Pussy Riot的；也有反对Pussy Riot的。为理解俄罗斯社会对Pussy Riot案件的不同态度，需要理解俄罗斯历史上宗教的地位、在判决中政治和宗教的纠结等。

 

一、宗教背景

 

要理解宗教因素在俄罗斯社会为何有着如此奇怪而重大的作用，先回顾一段俄罗斯的历史。

 

1931年12月5日，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一个妇女看着救世主大教堂在爆炸中坍塌，不禁流泪。这一段情景源于苏联诗人卡尔内•楚可夫斯基（Korney Chukovsky）对于炸毁救世主大教堂的描述：

 

“这是晴朗而严寒的一天，灰色烟雾笼罩着蓝天。10号电车告诉我，今日不去卡梅尼大桥，改行至扎莫斯科沃列茨基，因为要炸毁救世主大教堂。大炮响了三次，五分钟以后，灰烟升起，融在蓝天中的阳光里……又有新的爆炸，和新的烟雾，主塔已面目全非。一个妇女见此不禁流泪。”

 

救世主大教堂历史以来一直是俄罗斯东正教最神圣的教堂。1931年，救世主大教堂曾因斯大林反宗教活动而被摧毁。20世纪80年代，重建救世主大教堂的呼声日益高涨。20世纪90年代，救世主大教堂开始重建，整座教堂的重建工作于2000年8月19日竣工，成为俄罗斯经过几十年无神论以后东正教信仰重新复兴的象征。

 

虽然俄罗斯宪法规定其为政教分离的国家，但是每逢宗教节日俄罗斯领导人们都会去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和活动。

 

2011年12月5日，当东正教教廷正在纪念救世主大教堂被毁80周年时，莫斯科迎来了第一次反普京抗议活动。

 

Pussy Riot案件的三名被告人纳迪娅（Nadezhda Tolokonnikova），玛丽亚（Maria Alyokhina）和叶卡捷琳娜（Ekaterina Samutsevich）就在抗议人群中。2011年8月，她们刚组建了“Pussy Riot”乐队。数月后，2012年2月，她们因在救世主大教堂表演《圣母玛利亚，把普京赶走》而入狱，并闻名全世界。

 

“你无法用具体的量化单位来测量这种侮辱的程度，”东正教牧师吉洪（Tihon Shevkunov）8月17日媒体问及评价判决时回答道，“但是你可以问任何信徒……他们宁愿在家中遭到这种羞辱还是在教堂。每个教徒都会回答，他们宁愿于家中受辱，也不愿使教堂蒙羞。”

 

二、法院观点：本案处罚因宗教仇恨，排除政治因素

 

Pussy Riot被起诉的罪名为流氓罪。俄罗斯刑法典213条的条款中流氓罪的构成原因中既包括宗教仇恨，也包括政治因素等。歌名《圣母玛利亚，把普京赶走》也引起了很大的关于政治因素的关注。

 

然而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官和检察官都极力将宗教因素从政治影响中剥离。他们甚至还暗示对在救世主大教堂中的受害人而言，并没有提及政治人物。

 

法官在宣读判决书时称，从受害人的证词可以推断出事实上受害人们并没有听清楚歌词，因此“在教堂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也没有政治人物的姓被提到。”

 

这段表述让人质疑法官是否严守法庭应实事求是的义务。甚至有了这样的笑话：“按照俄罗斯法院的判决，普京不应认定为政治人物。”

 

无论如何，法院的说法反复强调：Pussy Riot是由于宗教因素被判罚，而非政治因素。

 

对法院的观点，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们并不同意。纳迪娅（Nadia Tolokonnikova）的辩护律师马克•费金（Mark Feygin）向笔者表明，他不同意法院的说法，认为Pussy Riot被如此严厉判决就是因为政治因素，这不是刑事犯罪案件，最多属于俄罗斯行政违法行为，他们一定会上诉。玛丽亚（Maria Alyokhina）的辩护律师尼卡莱•保罗扎夫（Nikolay Polozov）也强调政治因素对本案的影响，这从Pussy Riot的一些支持者案件判决时在法院门口抗议被警察拘留可以看出，他明确将向莫斯科法院上诉，如果二审不利将会继续申诉到欧洲人权法院。

 

既然是由于宗教因素被判罚，那么宗教界的反应又是如何？

 

三、东正教教廷观点：请求法院怜悯

 

判决日当晚，俄罗斯东正教教廷发布官方声明请求法院怜悯Pussy Riot：“我们没有质疑判决的合法性，我们只求政府在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对她们尽量宽容，我们希望她们不要再有亵渎神灵的行为。”

 

东正教牧师吉洪告诉媒体：“我认识的东正教徒们都原谅她们了，对她们不存在怒意，但她们需要的不是我们的原谅，而是被赦免。”

 

受害人的律师列夫•利阿林（Lev Lialin），是九名受害人中三名受害人的共同代理人。他也告诉笔者：“老实说，我原以为判决会轻一些。我觉得没必要把被告人送进监狱。我们要求对她们定罪，反对她们无罪，但她们可以被判做义工，这样她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教堂、理解苦难，更明智些……她们肯定会通过辩护律师上诉。我们有三个选择：保持沉默；支持检察官或我们自己也上诉。我们现在还未决定，会视她们上诉状而定。不排除我们也许会请求法院减轻处罚。”

 

既然法院否认存在政治因素，强调判决因宗教仇恨，而宗教界（包括东正教教廷官方声明、部分受害人等）现在又已表示宽容，那么上诉结果会不会因此而改变？也许答案只能在二审中寻找。

 

（注：作者Larisa Smirnova（苏梦夏）是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人，是厦门大学外籍教师，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双硕士。本文由张雄飞律师翻译为中文。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转自FT中文网，2012年08月20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106?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