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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西班牙——“基督禅”视角下对佛教本土化的思考
发布时间: 2016/9/22日    【字体:
作者:王玖玖
关键词:  佛教 西班牙 基督禅 本土化  
 
   当人们谈及西班牙宗教信仰状况的时候,“佛教”似乎通常不是被考虑在内的因素,因为这是一个天主教徒超过70%、无宗教信仰人数约占20%的国度[1],而在信徒仅占10%左右的其他宗教中,佛教也只是排在伊斯兰教、福音派和东正教之后的第四大少数宗教[2],可谓“少数中的少数”。然而,在西班牙所有的“非亚伯拉罕宗教”中,佛教却是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一个,尽管自1977年正式传入,佛教在西班牙的历史仅有短短40年。40年中,佛教在西班牙从无到有、由弱及强,如今西班牙佛教徒数量达8万人之多,各类佛教团体和组织有三百余个[3],这在拉丁—基督文化居绝对主导地位的欧洲国家并不常见[4]。鉴于此,本文希望将“佛教在西班牙”视为一个“外来少数宗教立足并融入当地主体社会”的文化现象,在细致考察佛教与西班牙的历史渊源、梳理佛教在西班牙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以“基督禅”为切入点对佛教在西班牙的本土化进程进行考察,最后对佛教未来所面临的挑战做一分析。
 
  一、历史与现状
 
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纪诞生不久便开始了其世界范围的传播进程。然而在公元1000年以前,其传播范围主要局限在亚洲,而在公元第二个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佛教主要呈现出以某些东亚、南亚和中亚国家为基地纵深发展的特点,横向传播的进程一度停滞。直至“全球化”进程急速推进的二十世纪,佛教才开始跨出亚洲、走向西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宗教。正是这一时期,作为西方国家一员的西班牙也开始了正式接纳佛教的进程。佛朗哥独裁统治结束后不久的1977年,第一个禅宗道场在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建成;同年,藏传佛教直贡噶举派第二世活佛阿贡仁波切访问西班牙,首个噶举中心在巴塞罗那建成;也是这一年,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堪布土登喜到访西班牙伊比萨岛,格鲁派也随之在西班牙立足。上述事件标志着1977年是佛教正式传入西班牙之年。然而,这并非“西班牙”与“佛教”的最初接触,二者的历史渊源在之前的数个世纪中延绵不绝,其首次有效的相遇可上溯至十六世纪。[5]
 
十六世纪,随着西班牙帝国的殖民网络布及亚洲,传教士也随之出现在亚洲各地。出于传教的需要,传教士们努力了解并企图融入当地社会,而研究本土宗教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功课,“西班牙”与“佛教”便在十六世纪的亚洲首先相遇了。我们以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教士为例。十六世纪在日传教的多为耶稣会士,其中以佛朗西斯科·哈维尔(Francisco Javier)和科斯梅·德·托雷斯(Cosme de Torres)最为著名,而在中国,则以奥古斯丁修会会士迭戈·德·潘托哈(Diego de Pantoja)和多明我会会士多明戈·费尔南德斯·纳瓦雷特(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的影响最大。传教士通常会通过阅读、实地考察、与当地僧侣辩论等方式获取有关佛教的知识,这其中包括对佛教禅宗、净土宗等不同派别的介绍,对佛教某些重要概念轮回、戒律等的介绍,对高级僧侣和普通信徒宗教实践活动的描述等,并通过书信的方式反馈到欧洲。然而,出于传教的本能,传教士对其他宗教自然是排斥的,再加上语言的障碍、知识体系和价值判断的不同,对佛教的误读也时常存在。如佛朗西斯科·哈维尔在1549年11月5日寄回西班牙的信中写到:“这个国家(日本)充满了偶像崇拜,到处都是基督耶稣的敌人。”[6]但另一方面,他又与当地某些高僧保持着良好的私交,对日本文化也表现出极大的尊敬。显然,佛朗西斯科·哈维尔对佛教的印象大多来源于个人体验,有很大的主观性。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同一时期的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之中,但无论如何,传教士是整个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本土社会了解佛教的最重要途径,而且与中世纪欧洲旅行家笔下的佛教相比,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传教士所提供的佛教知识都有显著的进步。
 
与其他欧洲国家在亚洲争夺殖民地的情况不同,十九、二十世纪的西班牙似乎在亚洲销声匿迹了。当佛教在其他欧洲国家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和普通实践领域的时候,“佛教”甚至“亚洲”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被西班牙所忽视的。对佛教的有限介绍也仅限于将其视为“宗教异端”或“外来事物”而有所提及。马塞利诺·梅内德斯·佩拉约(Marcelino Menéndez Pelayo)是十九至二十世纪研究西班牙非天主教信仰最有名的本土学者,但其观点深受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影响,并无创新。他在《西班牙异端的历史》一书中,同样将佛教视为外来的“异端”、一种“虚无主义”[7]。胡安·巴莱拉(Juan Valera)是同一时期的著名作家,他是那个时代极少数对佛教持赞赏态度的人之一,这或许与他作为外交官员长期生活在海外,尤其是美国的经历有关。但巴莱特对佛教的赞许受到同一时期的西班牙梵学大师,同时也是极端狂热的天主教徒——佛朗西斯科·加尔西亚·阿尤索(Francisco García Ayuso)的激烈批判,前者被后者称之为“与佛教为伍”[8]。阿尤索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表达了对佛教“涅槃”、“轮回”等思想的批判,而这篇博士论文后出版成书,成为第一部由西班牙人完成的佛教学术著作[9]。概括来讲,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西班牙学界开始陆续出现关于佛教的研究成果,至二十世纪相关的学者和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比如1979年阿方索·贝尔杜(Alfonso Verdú)出版的《早期佛教哲学》、1980年西班牙人杰奎因·佩雷斯·雷默(Joaquin Peréz Remón)出版的《早期佛教中的“自我”与“非我”》、1995年阿马德奥·索莱·莱里斯(Amadeo Solé Leris)出版的《思考佛教》、2000年雷蒙·潘尼卡(Raimón Panikkar)出版的《佛陀的沉默:无神论宗教简介》等,但学术水平要低于同一时期的英国、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
 
  1977年,西班牙第一个禅宗道场在塞维利亚建立、巴塞罗那噶举中心建成、格鲁派活佛访问伊比萨岛,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西班牙。1980年,西班牙通过了允许自由表达和实践宗教信仰的法律,佛教随后在西班牙蓬勃发展起来:1986年,出生于格兰纳达一个佛教家庭的奥瑟·伊它·托雷斯(Osel Hita Torres)被“认证”为耶喜喇嘛“转世”,成为第一个出自欧洲的著名“活佛”;1991年西班牙佛教联合会成立,安东尼奥·明戈斯·雷格拉(Antonnio Mínguez Reguera)任第一任主席;2007年9月在西班牙佛教联合会的努力下,佛教被认定为在西班牙“根深蒂固”的一个宗教。2012年,西班牙司法部下属的“多元与共存基金会”成立,佛教成为西班牙多元宗教中的一员等。目前,西班牙现存的不同佛教派别包括汉传佛教禅宗、藏传佛教噶举派、格鲁派、南传上座部派等,其中以汉传佛教禅宗和藏传佛教(噶举派和格鲁派)的信徒最多、机构和活动最多、影响最大。
 
二、 “基督禅”:宗教对话与文化融合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短短40年的时间内就得以在天主教信仰占绝对优势的西班牙立足并蓬勃发展,除了佛朗哥独裁统治结束后的宗教自由政策为其提供了宽松的成长环境外,佛教与基督教在教义等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区别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因素。首先,佛教尤其禅宗并不强迫信徒放弃原先的宗教信仰,也不对信徒过度约束,而是给其很大的自由空间,这是基督教等其他严苛的“一神论”宗教无法做到的;其次,佛教教义中充满了和平、仁慈和忍辱的精神理念,其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宗教名义的“圣战”,这与基督教会史上的某些暴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第三,与基督教不确定且遥远的上帝信仰相比,佛教更像一种十分理性的生活方式,它为信徒的得救提供了一个更易于实践的方式,而不必需信仰天堂或更高的上帝。
 
然而,宗教作为多元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和承载媒介,在其传播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不断演变,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即“本土化”的过程。佛教在西班牙亦不例外。佛教在西班牙本土化的重要表现即“基督禅”的出现与传播。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就已经有人提及基督教与禅宗的关系,但明确提出“基督禅”这一概念的是北爱尔兰耶稣会会士庄士顿(William Johnston),1971年,他发表了《基督禅:冥想之道》[10]一书。“基督禅”一经提出便传入同一时期的西班牙,萨拉曼卡主教大学的哲学史教授、神学家、天主教神父卡洛斯·卡斯特罗·库韦利斯(Carlos Castro Cubells,1921-1998)是最早接受并倡导“基督禅”的代表人物[11]。“基督禅”自出现至今已超过40年,如今在西班牙已经完成从知识精英阶层的学术研究向普通信徒宗教实践层面的转移。Cristianismo Zen网站[12]成为当今西班牙最重要的“基督禅”交流和践行平台,它从理论、具体实践和“基督禅”实践者个人经验等多层面展示了“基督禅”在西班牙的发展概貌。
 
“基督禅”实则应为“基督徒的禅”,即基督徒借助佛教的“禅法”服务于自身灵修,其中“静默”、“祈祷”和“打坐”是基础。它并非新的禅修方式,亦不要求信徒放弃其基督徒的宗教身份,而在于帮助信徒获取更多的修行方式,增强信徒对上帝的领悟[13]。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基督禅”的诞生是佛教与基督教在精神和伦理层面的相遇,是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与西班牙基督教进行宗教对话,进而融入西班牙主流社会的结果。
 
“基督禅”的出现首先建立在佛教禅宗和基督教在宗教理论和实践方面具有相通性的基础之上。禅宗强调信徒通过“打坐”来实现精神觉醒和自我发现,所谓“禅坐者要心空以见道”,这同基督教传统的修行方式“沉思冥想”不谋而合。此外,由基督禅者看来,基督教与禅宗在对万物的起源与存在,即对“本体论”的阐释方面具有相通性。禅宗,一方面强调万法皆空,“本来无一物”,但另一方面也认为“心”是人的自我本质,万法皆由心起,亦由心灭,讲究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这种以无为本、以心为中心的思想,将无限的“空”收纳入有限的“心”,麻天祥先生认为这是一种非本体的本体论;而就基督教而言,自其问世便信奉有一个世界“本体”,即上帝。上帝是“神”、是“道”,是创造一切的本源。但这个独一无二、不可言说的本体却是抽象的存在,需借助有限而有形的“耶稣”实现对万物的终极关怀,上帝的无限性就寓于耶稣的有限性之中,基督教的本体论是上帝创世的本体论。[14]
 
然而,禅宗思想与天主教灵修方式在西班牙的深度融合并非源于双方哲学思想的交锋,而是肇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天主教会对异教态度的转变。1962年“梵二会议”后,《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发表。该宣言主张不同宗教间的对话并承认佛教的某些思想[15]。在天主教会倡导普遍性宗教对话的背景下,以天主教为国教的西班牙才开始了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与融合的进程,“基督禅”由此应运而生。西班牙的“基督禅”倡导的是信徒通过禅的修行方式实现自我觉醒、发现真理、通往自由。在西班牙,践行“基督禅”的信徒首先要尊重“禅”本身,但又同时又要将“禅”完全本土化到西班牙文化和宗教之中。但西班牙的“基督禅”并非是日本禅宗和基督教的叠加,不是基督教和禅宗表面上进行的简单调和,而是双方遭遇之后深度融合的结果。比如,西班牙神秘学家圣十字若望的故事可以成为日本禅宗的公案来源,而源自日本的公案也同样帮助西班牙人更深刻地领悟《福音书》[16]。这表明佛教与基督教相遇后,双方在改变对方的同时,也会不自觉地接受对方并将其内化。
 
但需要指出的是“基督禅”并非佛教对基督教的征服,亦或相反。换言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基督禅”归结为隶属于佛教或者基督教。事实上,“基督禅”的实践者起初多为基督徒,而近来出现了践行者同时具有两个宗教身份的现象[17],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佛教在西班牙的“胜利”。但在宗教对话的框架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从基督教与佛教“彼此接纳、而非征服”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现象似乎更为恰当。毕竟在天主教为主流文化的西班牙,过分强调东方禅的优越性,反而不利于禅宗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应当指出,“基督禅”在西班牙的出现首先是天主教阵营主动吸纳禅宗思想的结果,尔后,佛教利用这一契机开始了漫长的根植于西班牙主体社会,即“本土化”的过程。
 
  此外,“基督禅”的出现也在佛教徒中催生了类似天主教会“跟上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向。如今西班牙的佛教组织十分活跃,他们不仅着眼于西班牙的社会建设,积极利用网络传媒,面对消费主义、环保、社会性别歧视等尖锐而复杂的社会问题,甚至还打破国家界限致力于国际性慈善事业[18]。佛教徒在西班牙不再被视为亟待拯救的异教徒,佛教也不再被视为游离于主体社会之外的出世性宗教,而成为了“佛教自觉”的入世性宗教。佛教徒日益深度认同西班牙的主流社会价值,这无疑进一步加速了佛教与佛教徒本土化的进程。总之,“基督禅”一方面已经超越了“禅”所诞生于其中的东方文化,另一方面“基督禅”也在西班牙基督教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自身。“基督禅”既是禅宗与基督教融合的产物,也是佛教在西班牙本土化实践的重要途径,这是不同宗教通过对话方式共存共荣的典型案例,也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
 
三、佛教未来面临的挑战
 
如果说十六世纪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将基督教带到中国,并通过“适应”策略使其扎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完成了“西学东渐”的话,佛教在今天的西班牙要完成现代版的“东学西渐”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今,佛教要面临来自西班牙社会方方面面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有本质性的、策略性的,也有制度性的、伦理性的。总结起来,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西班牙佛教徒的身份认同危机问题。从宗教的一般传播进程来看,“本土化”似乎是外来宗教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唯一路径。然而,“本土化”既可以再造源文化,也可以导致源文化被消解[19]。尽管在“基督禅”产生的过程中,佛教自身也经历了“佛教自觉”,但从根本而言,佛教在“基督禅”诞生的过程中是被动适应的。加之“欧洲化”、“全球化”的影响,西班牙佛教徒的身份认同面临严重危机,其信仰上出现了“混杂”、“混血”,甚至“去佛化”现象。一些“佛教徒”不仅认为成为佛教徒不是必需的,甚至认为拥有一个宗教性身份也是累赘。而“去佛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没了佛的“佛教”还能称之为佛教吗[20]?因此,如何避免在本地化进程中不被同化是当今西班牙佛教徒的当务之急。
 
其次是西班牙佛教组织的碎片化和地理分布不均匀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讲,西班牙佛教组织因派别、谱系、宗教领袖和教义的差异而呈现出极其碎片化的趋势。“碎片化”的特点常见于佛教发展史,这类似于基督新教众多派别互不隶属、各自为营的状况。这同西班牙具有极其严密组织体系的天主教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1]。而面对这一挑战,西班牙佛教联合会业已做出打造统一平台,整合众多小团体、组织的努力[22]。佛教在西班牙的地理分布特点也是极不均匀的,佛教团体和佛教徒主要分布在沿地中海西岸自加泰罗尼亚向南到安达卢西亚一带,此外马德里、巴利阿里群岛和加纳利群岛也有佛教徒和佛教组织的存在,而广大的内部地区和北部地区,佛教团体和佛教徒少之又少。长远来看,这种极不均匀的分布状况会影响到今后佛教在西班牙的传播。
 
  此外,西班牙佛教领袖地位低下及其后续影响问题。通常而言,若由西班牙人担任的佛教领袖,他们的地位会明显低于亚裔佛教领袖,甚至其地位也会受到质疑,现有的佛教政策也是对亚裔佛教领袖给予更高的尊重度和认可度。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西班牙,同时也存在于亚洲以外的所有佛教团体之中,而这无疑不利于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因为对当地佛教领袖的不认可无疑会加剧当地人将佛教视为外来宗教,而从心理上拒绝排斥,故而不利于佛教融入当地社会。[23]
 
四、结 语
 
尽管面临上述种种挑战,但在当今西班牙这个包容开放的多元文化社会中,佛教的发展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如何找到自身定位,在同天主教的宗教对话中深化佛教和佛教徒对西班牙主体社会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如何在“本土化”和保持佛教自身纯洁性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是西班牙佛教团体未来应该思考的问题。“基督禅”作为佛教在西班牙本土化的重要体现,其诞生一方面体现了佛教的强大生命力和适应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主化以来西班牙主体社会对外来文明的包容精神。文明因包容而交流互鉴,而交流互鉴反过来又促使文明迸发新的活力与生机,而这是我们应该从西班牙佛教发展历程中感悟到的。
 
  【注 释】
  [1]Francisco Diéz de Velasco, “Buddhism in Spain,” in Oliver Abenayake and AsangaTilakaratne, eds, 2600 Years of Sambuddhatva:Global Journey of Awakening, Homagama: Sri Lanka Buddhist and Pali University, 2011, pp. 483-492.
  [2]据西班牙司法部下属的多元与共存基金会 (Fundacíon Pluralismo y Convivencia)官方资料显示,除国教天主教和上述4个少数宗教外,西班牙还有耶和华见证人、犹太教、巴哈教派、山达基教、印度教、摩门教、锡克教等7个少数宗教,见http://www.pluralismoyconvivencia.es/materiales_didacticos/calendario/。
  [3]弗朗西斯科·迪亚斯·德·贝拉斯科在2011年认为西班牙佛教徒数量为5万人,2013年将这一数据更正为8万。本文采用最新数据,即8万人一说。详见Francisco Diéz de Velasco, “Buddhism in Spain,” pp. 483-492; Francisco Diéz de Velasco, El budismoenEspa a: Historia, visibilización e implantación, Madrid: Akal, 2013, p299.
  [4]西班牙佛教团体联合会,官方网址为: http://www.federacionbudista.es。
  [5]有观点认为,有可能早在8-11世纪的科尔多瓦哈里发政权以及随后的穆斯林西班牙王国时期,关于佛教的知识就在当时的精英知识阶层中广泛传播。见 Francisco Diéz de Velasco, “Buddhism in Spain”, pp. 483-492。
  [6]Kerstin-Katja Sindemann, “Japanese Buddhism in the 16th Century: Letters of the Jesuit Missionaries”,Bulletinof Portuguese Japanese Studies, (2) 2001, pp.111-133.
  [7]Francisco Diéz de Velasco, El budismoen Espa a: Historia, visibilización e implantación,p.31.
  [8]“与佛教为伍”,即将佛教视为一种无神论哲学或者深奥的观点,而对之倾注大量的同情。
  [9]Francisco Diéz de Velasco, “Buddhism in Spain” ,pp. 483-492.
  [10] William Johnston, Christian Zen: A Way of Medit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11]见Francisco Diéz de Velasco, “Buddhism in Spain,” pp. 483-492。此外,其学生洛拉·波韦达·彼罗拉(Lola Poveda Piérola)在回忆卡洛斯·卡斯特罗·库韦利斯时写道:“他是我的引路人,他对圣经中‘冥想’、对神秘主义与东方世界、对宗教历史等的理解总是领先于时代。他将礼拜仪式理解为神秘主义,他对禅的热爱……都是我们每次见面交谈的内容,直至他去世。”这表明卡洛斯的哲学和宗教学著作深受佛教,尤其是禅的影响,见Lola Poveda Piérola, Conciencia Energía y Pensar Místico: El Hoy de Teresa de Jesús y Juan de la Cruz, Bilbao: Desclée de Brouwer, 2011, p.19。此外,他对佛教尤其是对禅的钟爱,从其学生的论文中也可见一斑,如《对佛教禅的哲学思考》(Consideraciones filosóficas sobre : Budismo Zen)、《坐禅的心理过程》(Procesos psicológicos en la meditación Zen)、《佛教禅宗与精神分析》(Budismo zen y psicoanálisis)、《西方、冥想与疗法》(Occidente, meditación y terapia)等。
  [12]http://cristianismozen.blogspot.com.
  [13]李四龙著:《基督禅与佛教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6-83页。
  [14]相关论述参见麻天祥著:《禅与基督教本体论的对话——道、言与空、心》,《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第117-124页。
  [15]“又如在佛教内,根据各宗派的不同方式,承认现世变化无常,呈现彻底缺陷,教人以虔敬信赖之道,去追求圆满解脱境界,或以本身努力,或藉上界之助,可以达到彻悟大光明之境”,见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2号,河北信德社,2005年,第470页。
  [16]见http://cristianismozen.blogspot.com网站。
  [17]在Cristianismo Zen网站中有“作为基督教僧侣的同时也是禅宗僧侣”的版面,其中一个名叫威里吉斯·雅戈尔的本笃会僧侣(同时也是禅宗僧侣)讲述了其个人经历。
  [18] Francisco Diéz de Velasco, El budismoen Espa a: Historia, visibilización e implantación, pp.115-122.
  [19]钟鸣旦著:《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台北:光启出版社,1993年,第43-44页。
  [20][21] Francisco Diéz de Velasco, El budismoen Espa a: Historia, visibilización e implantación, p300, p297.
  [22]Francisco Diéz de Velasco, “Buddhism in Spain,” pp. 483-492.
  [23]Francisco Diéz de Velasco, El budismoen Espa a: Historia, visibilización e implantación, pp.298-299.
 
转自中国佛教协会
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yj/2016-06-27/106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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