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艾玛·格林（Emma Green）对话前白宫职员迈克尔·威尔（Michael Wear），共同探讨民主党对基督教信仰的无知和敌意。文章摘译自《大西洋月刊》。

 

在当今的民主党内部，迈克尔·威尔这样的人不多见。威尔，奥巴马政府2012年信仰拓展活动的前主管，从神学角度看，是一个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他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婚姻——他认为这主要是出于神学立场——不过，其他的社会议题，如贫困和移民，对他的信仰同样很重要。

 

在为奥巴马效力期间，威尔感到自己的很多观点不受待见，这一点他在新书《重拾希望》（Reclaiming Hope）中有所提及。他在奥巴马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提供了信仰拓展方面的帮助，不过，让他吃惊的是，许多州一级的官员不打算寻求这类接触：“有时候——在政界待久了，我逐渐意识到——一个人对宗教观念的反应，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个人的情结，”他写道。

 

数年过后，围绕着《平价医保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中（使用联邦资金）资助堕胎和避孕需求，两党发生恶斗，威尔对此深表失望。他认为奥巴马政府在这两场斗争中敌视宗教保守派实无必要，而且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路易·吉利奥（Louie Giglio），一位福音派牧师，因为在同性恋问题上坚持教义，结果被迫退出2012年总统就职的赐福仪式。威尔闻讯，几乎要辞职。

 

他写道，民主党同僚并不理解自己的工作。他起草过一份关于信仰拓展的情况说明书，用来阐发奥巴马对贫困的理解，标题为“经济公平与最卑微的弟兄”（Economic Fairness and the Least of These），此处提到了耶稣在《圣经》中的著名教诲。一位白宫同事再三要求删去那句“最卑微的弟兄”，还评论道，“这是打印错误吗？对我来说，这毫无意义。these是谁？是什么？”

 

 

译注：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见《马太福音》（25.40）

 

最近，我与迈克尔·威尔探讨了民主党是如何与宗教人士打交道（或不打交道）的——以及这对民主党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考虑到文章的篇幅和清晰度，作者对谈话做了编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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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格林：许多人注意到，81％的福音派选民在这次大选中支持唐纳德·川普。你怎么看这件事？

 

迈克尔·威尔：这表明民主党很不称职，不止如此，民主党的无知还体现在，它甚至不愿作出姿态给这些选民们一个支持自己的理由。我们需要在福音传统中，对种族歧视、贬低女性或伊斯兰恐惧症这类问题进行坦率对话。

 

在这81％的福音派选民中，有不少人正在适应美国的文化变迁——这一变迁其实大有问题。自由派一直在试图使美国人尤其是福音派选民相信，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福音派选民在2016年大选中说得很明白，“是的，你们说得对！我们不指望选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基督徒。我们也不指望能选出一个家庭生活无瑕的总统。我们所期望的是，不过是选出一个能关照我们的人，就像这个国家其他团体所指望的那样。”

 

当下，美国基督徒围绕着耶利米书（29章）——主题是耶利米写信给巴比伦的犹太难民——有大量讨论。耶利米所传递的讯息是，上帝要求那些流亡者为那城（他们被掳到的那城）求平安和繁荣，并在那里生养众多。在这里，我所关心的是，许多基督徒（尤其是福音派）——在美国当代的文化变迁中——感到自己成了寄居巴比伦的流亡者。

 

格林：你认为，许多自由派——尤其是民主党——为什么不愿意与那些秉持特定神学见解的人接触？

 

威尔：他们认为——某种程度上是错的，某种程度也有道理——这会限制他们的政策议程。举例说：当你试图废除《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译注：该修正案禁止使用联邦基金资助堕胎）时，你很难给福音派选民一个理由。但是，我想说的是，接触福音派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反对堕胎。这只是意味着，你不一定非要强烈地支持堕胎，或是不要强烈地敌视那些反堕胎主张。

 

其次，民主党内部对宗教问题很无知。这也和国家的人口结构有关：在民主党内，越来越多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占据要津。而且，这些人生长的环境，宗教观念相对淡薄，而且即便不关心宗教也不影响他们的仕途。这一点非常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路易斯安那州的詹姆斯·卡维尔。卡维尔本人并不是那种宗教观念特别强的人，但是他赢得了宗教人士的支持——在80年代的南方州，如果不用宗教人士运作民主党的竞选活动，你是没有希望获胜的。

 

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主党在2016年的大选中，不去“拉拢”福音派选民。尽管希拉里的口号是“团结让我们更强大”，而当下我们政治的基础是制造敌人、让选民感到恐慌。较之于取悦福音派选民，让国人害怕福音派选民或者与福音派选民为敌要容易得多。

 

格林：我以前写文章谈到，反对堕胎的民主党人几乎凤毛麟角。一部分选民，既反对堕胎也自认为是民主党人，但是从政党角度看，民主党基本不可能成为反对堕胎政策的政党。为什么你认为民主党正在朝那一方向转变？你认为民主党应该做出何种改变？

 

威尔：女性团体给民主党募集了大量竞选经费，这一点让人印象深刻。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给民主党2012年大选的募捐创下历史纪录，而2016年再创新高。

 

其次，民主党偏离原先的立场让一些选民感到不安。不少反对堕胎的民主党选民以前说过，“我虽是民主党人，但我并非同意民主党的所有政策——我要成为约束或反对堕胎的党内力量。”但是，这批人很多离开了民主党。

 

第三，我认为民主党觉得他们的拓展行动得不偿失。例如：2009年5月，奥巴马总统在造访圣母玛利亚大学时，做了减少女性堕胎数量的主题演讲。结果仍遭到反堕胎团体的抗议。现在可以说，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我不是指奥巴马的演讲很伟大，也不是说反堕胎团体本应承认那一点。我的意思是奥巴马及其白宫团队可能期待双方很容易找到共同点的。

 

格林：有人指出，多数民主党领袖并不愿从道德角度为堕胎问题辩护。如蒂姆·凯恩——据说此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个人角度而言，他对堕胎感到不安——只不过在官方的堕胎政策上随大流而已。

 

为什么你认为现在的民主党乐于从道德角度为堕胎辩护？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威尔：希拉里在第三轮总统辩论中，对堕胎问题的回答令人吃惊。她一改以往对堕胎政策的保留态度。她甚至从道德上为堕胎做了正面辩护，这是女性团体施压的结果。

 

以往，民主党欢迎那些反对堕胎政策的人入党。现在民主党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这实在是愚蠢之举。对双方而言，这场辩论没有讨论堕胎率，也没有讨论它的正当性。这是一场具有象征性的辩论。它的象征意义体现在：支持堕胎的人关心女性的自主权以及她们对身体的支配权。而另一方，不仅关心有关堕胎的制度，更关心对生命是否有一种文化上的肯定。

 

在这种对立的情形下，很难达成妥协。

 

格林：如果你同世俗的民主党人交谈，他们会怀疑是否有必要同保守的福音派选民接触，或者是否有必要在堕胎、同性恋婚姻等问题上作出妥协，你怎么看？

 

威尔：首先，我认为，在一个多元社会，政治家有责任向全体选民阐明问题。

 

其次，美国依然是一个宗教影响深远的国家。有报道指出，民主党高层无意与白人天主教徒拓展关系。而且，他们更没有兴趣关注白人福音派教徒。这等于放弃了相当数量的选民：公然蔑视宗教信仰——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那是他们的生活动力——无助于你的胜选。

 

当下，民主党已经分裂为三部分：无教派者、白人基督徒（主要是文化基督徒），有宗教信仰的有色人种。

 

格林：以及宗教少数群体（译注：诸如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徒以及美洲原住民）。

 

威尔：呃，对。不过他们人数太少——我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

 

贝拉克·奥巴马是民主党转型时代的理想人选。他能娴熟地运用宗教术语，多数白人、世俗自由派很难在这一方面反对他。而且，他能有效缓和党内的宗教紧张，那些不够精明的政治家则做不到。

 

格林：你曾经为民主党效力，但你在社会议题上持有保守观点，而且在神学方面，你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民主党内，你这类人并不多见。你当时感到孤独吗？

 

威尔：其实说起来，在政治圈内、圈外一样孤独。

 

不论在白宫期间还是离职后，我发现，我们这类人无法左右当下的政治决策，而且还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力量，不过，我相信我们对当下的政治部落主义都不满意。我认为，我们事实上处在一个全面的政治孤立时期。在大选前一年，我曾在全国巡回演讲谈论这些问题，在提问环节，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个）提问人几乎要哭出来。我从事政治这么多年，还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对此，我的结论是：政治给我们国家造成了深刻的精神伤害。我们让政治过度地卷入了我们的情感生活，这是不应该的。

 

当然了，从职业上说，如果当时我在所有问题上都紧跟党的路线，可能会轻松得多。从政治上讲，我的确很孤立。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感到孤立。但是，从个人角度讲，我并不孤独，因为我在教会中找到了归属，它是一个强大的纽带。

 

转自保守主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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